雨傘反思與前瞻 觀點 雨傘週年

李敏剛:意志的博弈

不少人覺得,非暴力公民抗命作為抗爭策略,已經證明無效。我卻以為不必這麼快就下這個結論。


德累斯頓火車站抗爭後一個月不到,東柏林50萬人和平示威,柏林圍牆倒下,東德政權遂告瓦解。圖為柏林圍牆遺址。
攝:Sean Gallup/Getty
德累斯頓火車站抗爭後一個月不到,東柏林50萬人和平示威,柏林圍牆倒下,東德政權遂告瓦解。圖為柏林圍牆遺址。 攝:Sean Gallup/Getty

去年的雨傘運動,二十萬人走上街頭,佔領金鐘、旺角、銅鑼灣的交通幹道79天。抗爭者只有捱警察打的份兒,卻守住了一個個的佔領區,甚至築起了街道上資源共享、守望相助的烏托邦。但佔領最終被清場,中央半步不讓,特首普選無期,雨傘運動可說無功而還。不少人因此覺得,非暴力公民抗命作為抗爭策略,已經證明無效。

我卻以為不必這麼快就下這個結論。把視野由雨傘運動拉開,回顧一些成功的非暴力抗命例子,檢視其成功的理路,也許也有助我們更立體地去檢討雨傘運動的成敗,甚至整個非暴力抗爭策略的意義。在這裏,1989年中歐共產陣營諸國民主化的非暴力抗爭經驗,便是值得細讀的歷史。

談到中歐諸國的民主化,我們說的多半是一個地緣政治牽動民主轉型的故事:蘇聯自戈爾巴喬夫上台以來推動自由化改革,放鬆對中東歐的衛星共產政權的控制;這些威權政府,一方面不再有蘇聯武裝支持的保證,一方因為計劃經濟崩盤,遂和民主派領袖談判,開放政權。於是共產政權在1989年如骨牌般快速倒台。抗爭在整個進程中彷彿無足輕重,於是往往被論者忽略。

但其實直至1980年代末,那些共產政權依然擁有龐大的國家機器。相比之下,當時大部分中歐國家的民主抗爭力量,仍是弱小得可憐。他們甚至連群眾基礎和組織都沒有,說穿了,不過是一班以地下刊物互通聲氣的異見知識分子。為什麼他們最終能逼使擁有絕對優勢的共產政權談判、妥協,甚至拉倒這些政權?細看匈牙利和東德的抗爭史,這些民主運動的成功,其實都建基於連番政治意志和計算上的動態博弈。其中,非暴力的公民抗爭有着無可取代的重要位置。即使沒有拿起武裝和軍警正面衝突,只是和平的遊行和集會、只有鬆散組織近乎自發的公民運動,往往卻可以發揮出人意表的政治效果。

匈牙利民主派與政權的博弈計算

在匈牙利,1956年人民自發的武裝革命最終以蘇聯軍隊大舉入城鎮壓收場。經過這次歷史教訓,不論當權者抑或反對派.均害怕再次出現暴力抗爭。所以,面對1980年代的經濟危機,匈共決定主動局部開放政權,放寬對公民自由的管制,希望挾着20年來經濟改革成就的威望,以開明專制的姿態凝聚社會共識,渡過危機。至於那些未成氣候的民主力量,匈共則以一手拉攏、一手分化打壓的策略。但這些打壓也引起了異見分子的警剔,他們遂決定背水一戰全面抗爭。至此才促成了匈牙利「民主反對派」成立,和政權作針鋒相對的公民動員。

當時擺在民主派眼前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得知道自己有多少抗爭的本錢:到底自己和匈共之間,誰有較多的民眾支持?在1989年3月至6月三次官方紀念日之中,民主反對派舉辦的遊行,參與人數都遠超官辦集會。可是,當時的民調也顯示,民主派的民意基礎其實仍比匈共薄弱,如果開放選舉,願意支持匈共的人還是佔多數,民主派的領袖在民眾之間也沒有知名度。民眾參與集會,與其說是支持民主派,倒不如說是向匈共表達進一步開放政權的強烈訴求。

但這樣的公民非暴力運動,已足以觸發有利民主化的博弈局面。民主派意識到自己的民意基礎仍然脆弱,這卻成為他們對共產政權作激進要求的理據:既然民主派和匈共都不能充分代表社會,那麼除非全面開放選舉,選出取得社會授權的政府,否則不能談進一步經濟改革。另一方面,匈共方面判斷民主派始終未成氣候,幾經計算,遂同意開放民主選舉,準備在選戰上勝過民主派,開啟了匈牙利和平演變之路。不難見到,即使政權有着資源上和武裝力量上的絕對優勢,暴力鎮壓也有成本,而他們也有爭取建構社會共識以強化管治正當性的盤算。抗爭力量面對的因此並非鐵板一塊,而是相當動態的博弈,為非暴力公民運動創造了足以影響事態的位置。

柏林圍牆倒下前的公民運動

大規模的公民非暴力抗爭也能強化公民對抗政權的意志,同時削弱當權者的管治意志,為政權開放打開有利的局面。

另一方面,大規模的公民非暴力抗爭也能強化公民對抗政權的意志,同時削弱當權者的管治意志,為政權開放打開有利的局面。這可說是東德的抗爭史給我們啟示。東德由於處於冷戰前線,蘇聯重兵布防,於是反抗運動一直沉寂。抗爭的轉捩點卻意外地出現在1989年10月,起因則竟然是一次不成功的逃亡。

這得補充一點歷史背景。因為反抗運動一直似乎無望,不滿東德政權壓迫的民眾大多選擇逃亡,其中一條逃亡路線,就是經由接壤的捷克斯洛伐克,再經當時向份屬中立國的奧地利開放邊境的匈牙利,由奧地利進入西德。之所以如此轉折,是因為當時捷匈兩國,都仍是共產政權,東德民眾是允許進出這些「友好國家」的,東德共產政權也默許這條逃亡路線的存在。

但在1989年10月,東德卻突然宣布關閉捷克斯洛伐克的邊境。這引起聚集在德累斯頓(Dresden)火車站等待過境的東德民眾鼓譟。這大批逃亡者不理會警方的驅散,堅持留在火車站要求出境,竟演變成連續多日過萬人參與的抗議,警方最終妥協,和抗議者談判了事。在短短數天之間,本來準備逃離的人忽然因為共同的抗爭轉化成最前線的反抗者,並取得政權讓步,這大大強化了東德民眾的抗爭信心。受到德累斯頓抗爭的鼓舞,萊比錫、東柏林都相繼爆發大規模和平示威,要求東德立即開放自由選舉以及開放對西德的邊境。

這些抗爭令一直對自己的管治權威相當自信的東德政權陣腳大亂。然而政權的一分猶豫與讓步,同時也是抗爭者踏前一步的契機;抗爭者每踏前一步,他們站出來抗爭的信心就更進一步,對政權威權的恐懼就少一分,同時也進一步削弱了政權的管治意志,或至少增加了鎮壓的難度。簡而言之,公民動員成為了公民充權的過程。此消彼長下,東德當局最終失去暴力鎮壓的勇氣。德累斯頓火車站抗爭後一個月不到,東柏林50萬人和平示威,柏林圍牆倒下,東德政權遂告瓦解。

什麼是公民運動?就是一個又一個公民,走進公共領域,爭取應得的公民與政治權利的抗爭。

這裏無意放大非暴力抗爭和政治意志的影響力。中歐的民主化進程無疑因當時蘇聯自由化而少了很多障礙。這裏希望點出的,是整個民主化過程中,公民抗爭其實也有重要的位置,並嘗試以匈牙利和東德的一段抗爭史,勾勒這些抗爭之所以有效的理路。什麼是公民運動?就是一個又一個公民,走進公共領域,爭取應得的公民與政治權利的抗爭。從匈牙利和東德的抗爭經驗可見,哈維爾所說的「無權力者的權力」,並非蹈空的道德立場,而是有付諸實踐的政治基礎。雨傘運動也許沒有匈牙利和東德的抗命那樣幸運,但對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我們也許不必這麼快就失去信心。

(李敏剛,中歐大學政治科學系博士候選人)

延伸閱讀及參考文獻:

Laszlo Bruszt and David Stark (1992), “Remaking the Political Field in Hungary: From the Politics of Confrontation to the Politics of Competition,” in Banac, I. (ed.) Eastern Europe in Revolu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55.

Albert O. Hirschman (1993), “Exit, Voice, and the Fate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An Essay in Conceptual History”, in World Politics, 45(2): 17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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