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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半邊天:中國女性如何參與政治?

在「大局為上」、「循序漸進」的改革思維下,中國女性參政之路艱難險阻,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若要成為真正的現代化國家,男女平等必不可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攝:Pierre Albouy /REUTERS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攝:Pierre Albouy /REUTERS

今年是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女性大會在京召開第20週年。9月27日,習近平在全球女性峰會發表講話,承諾向聯合國女性署捐款1000萬美元,並願意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女性在公共領域的發展情況。

習在講話中提及的有關女性發展的四條重要內容,與近年來頒布的《中國女性發展綱要》在目標與規劃的列舉上十分相似:在官方的敘述體系中,經濟社會領域的性別平等似乎總要優先於政治領域的性別平等。

9月22日發布的《中國性別平等與女性發展》白皮書中,女性與政治參與的話題同樣被淡化處理,官方在「女性與決策管理」這一明顯保守的話語框架下,對「女性參政」的近況敷衍了事。在時局動盪的今天,我們該怎樣觀察「女性參政」與中國政治的真實距離,這一問題越發顯得邊緣化。

中國政治的金字塔:女性的出席與缺席

2012年,孫春蘭晉升中央政治局委員,與劉延東二人成為新一屆政治局僅有的兩名女性委員。而在這一屆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名單中,女性候補委員共有23人,佔比約14%,其中有8位少數民族人士。她們在黨系中大多居於副手職位,或有人大、政協的工作經歷,亦或是地方宣傳部、統戰部、組織部等非主戰線(經濟部門等)部門的一把手,並身兼各類「學院」院長之稱。

類似曹淑敏(工業和信息化部電信研究院院長)、宋麗萍(深圳證卷交易所黨委副書記、總經理)、胡曉煉(中國進出口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這樣的技術型人才實在不多。而像黃莉新(南京市委書記)一般確有實權的女官,即便算上早年的孫春蘭(曾任福建省委書記)與吳儀(曾任對外經貿部黨組書記),在數量上依然是鳳毛麟角。縱覽高層女官的晉升之路,大多是按照「低級副職兼任高級閒(正)職,轉升高級副職」的政治路線(例如劉延東)。等待她們的最終之位,在不言而喻的默契中早已被精密地安排妥當: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司法部部長、衛生部部長、統戰部部長……

某種程度上,這或是中國女性參政的一角矛盾。當我們承認女性居於弱勢地位的現實並以傾斜性政策予以保護之時,我們必然奪去了她們與男性競爭,從而增長經歷、資源、與影響力等「官員素質」的機會。尤其是當女性的性別角色與少數民族的身份標誌同時體現在一位人物身上時,以「完成指標」為動力導向的中國政府便更有可能將其收編至麾下,以達成某些「綱要」、「計劃」所定下的民主化目標。這不僅在結果上強化了黨政話語中「人民的黨」、「人民的政府」的有關論述,也在過程上方便了那些「普通」的男性官員,為他們的晉升道路剔除了潛在對手,並為他們的政治歸宿預留了「更合適」的職位。

若將關注點從中國政治金字塔的頂端轉移至中低部,我們或能更加明朗地察覺到女性參政的困難。中國官員從政的總體情況,歷來均有年齡上的分界(比如市級後備幹部大多在40歲以下)。雖然習時代打破了「年齡分界」的傳統,但在現實中,由於體系內對官員的篩選以及提拔的慣性緩衝,中層以下官員仍有較清晰的年齡分界。

一名能力優秀的基層工作人員,按理說在30歲左右可以升至副處級。但若此人是一名女性幹部,那麼掌握着生殺大權的「領導」便不得不結合其生育期(中國平均懷孕年齡在29歲上下)做出考量。時常,女幹部們的仕途會因為生育因素的影響(比如產期)而落後於同等資歷的男性幹部。更為惡劣的是,類似職位分配、換崗培訓、考核標準等一些列既定政策,均在不同程度上展現出「男主外、女主內」 的傳統思想,以至於大多數女幹部集結的科教文衛系統被性別化、女幹部掛職鍛鍊的機會被複雜化(例如女幹部下鄉交流須與丈夫事先談妥、並安顧好家中的孩子)。

至於考核評價的「玻璃天花板」,更是女性官員難以逾越的屏障。比起她們的男同事們,女性幹部除去展示自己在工作上的貢獻(但大多數女幹部身處的科教文衛系統本就難以在短期內做出大的收益),還需花更多心思去推翻部分領導的歧視性心理,去證明自己並不缺乏決斷力,也不會因為家庭因素而在工作上分心。

若我們暫且撇開任用選拔制度的利弊,放眼鄉村範圍內的基層選舉,女性參政的現實更令人心憂。根據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者Jude Howell教授的統計,過去30年中鄉村女性參選的比例呈下降趨勢。與文革時期「全線動員」的政治熱潮截然相反,如今的基層女性不僅參政活力漸失,而且女性總體地位在鄉村範圍內有退步的現象。

2014年,福建農林大學的一批學者曾在福州市倉山區的5個鄉鎮(建新鎮、倉山鎮、蓋山鎮、城門鎮、螺洲鎮)對女性領導幹部的成長規律進行調研。調查顯示,98.7%的受訪者認為女性幹部普遍遭受性別歧視,大約7成女性幹部表示自己曾因性別身份遭受質疑,僅有8.5%的受訪者支持家中女性參與政治領導工作,女性受訪者自身亦有7成人數將「家庭」優先置於「工作」之前。

黨、政、人大、政協:女性的利益在何處?

國際範圍內,「人大女性代表佔比」、「政協女性委員佔比」這兩個數值是國內外公民社會理解「中國女性參政」這一話題最為常見的指標。但至今為止,人們在關注這兩個數字波動情況之時,往往忽視了中國黨、政、人大、政協這四個體系內「女性參與」的具體表現方式,以至多數人無法察覺到,各體系內女性佔比的上升並不意味着女性參政的情況獲得了改善。

在黨的體系內,中華全國女性聯合會原為專門的黨內女性組織,後因統戰需要,變為黨群組織,但由於婦聯在人事安排方面仍由黨委領導,在實際操作上與黨內組織並沒有大的區別。除去每年一次向中央書記處匯報工作並接受專職書記指示,婦聯在黨內的任務便是履行中央批示的調研報告。可見,從黨系角度來說,婦聯的制度化參與渠道非常有限。

在政府體系內,負責推動「性別平等」的機構是於1990年成立的國務院女性兒童工作協調委員會(後更名為「國務院女性兒童工作委員會」,簡稱「婦兒工委」)。雖沒有明文規定,但從每年婦兒工委錄用的工作人員名單可以推定,其人員編制是納入婦聯體系的。婦聯成為實際上管理這個機構的最高參與者。此處需要注意的是1990年這一時間單位。不難推斷,婦兒工委最初的建立是為迎接世界女性大會在北京的召開,在本質上屬於中央的政治動作。基於以上判斷,婦兒工委在實際運作中出現結構功能緊張是可以預見的。

作為國務院領導下的跨部門非常設機構,婦兒工委的組織形式偏於鬆散,最常見的工作方式不過開開會、揮揮手,並無多少權威性作用,對於政策的影響力十分薄弱。人力資源方面,婦兒工委委員會的責任人員是由各部委的幹部兼職,而負責日常工作的辦公室人員只有8名專職員工。以8人之力協調14億人的社會性別平等工作,多少有些滑稽。

人大體系內,隸屬於司法委員會的女性兒童青少年室是與女性相關的組織,但它並非委員會級別,在實際操作上難以匯集分散在各組團(省、自治區、直轄市)之下的女性代表的意願。翻閱中共人大的議事規則可知,婦聯無權以組織名義在人大提出議案。也就是說,女性自身的聲音若想在人大獲得關注,只有通過全國人大女代表和女常委,但考慮到國家決策的各種其他因素,這樣的概率恐怕就很小了。

檢閱近年來全國人大女性代表的相關數據,有兩件窘事頗為諷刺。第九屆的人大選舉辦法規定,下一屆女代表的比例應比第九屆有所提高。諷刺的是,第十屆人大的女代表佔比卻成為近年來數值最低的一屆。而在第十屆全國人大,國家又提出從下一屆人大開始女性代表佔比不低於22%的要求。但現實再一次以滑稽諷劇收尾,第十一屆人大只有21.3%的女代表。終於,第十二屆人大達到了所謂「規定」,女性佔比被提至23.4%。但比起1933年中央蘇區、1939年陝甘寧邊區對女代表、女議員佔比須達25%的規定,中央在今天的雄心似有萎縮之狀。

政協體系內,第九屆以前曾有專門的女性組織。如今,婦聯作為女性界別的代表參與至每一屆政協的議會。雖然婦聯在女性內容上的提案確實起到了領頭作用,但這些提案在總提案中的比例大約在0.5%上下,總體影響力較小。令人意外的是,除婦聯外的政協女委員們很少關注女性權益。縱觀第九屆政協以來的女性內容提案數,除去婦聯牽頭的提案,大多數女性相關的文件、意見均被男性議員主導。

綜上可知,雖然女幹部、女領導在各體系內的佔比以十分微小的增幅逐年提升,但她們中有多少人是抱着「女性」的身份認同參與政治,這並不可知。在黨政體系缺乏以性別角度為視點的制度改革之時,中國女性若要參政,必然面臨着被國家機器吞沒的危險。

女性解放在中國的邏輯悖論

自80年代西方學術界關注中國女性參政這一話題開始,大多相關文章均以樂觀向上的基調為底線,通過單一地數據排列將中國女性與中國政治敘事緊密結合在一起。近年來雖然多有文章開始質疑社會各界對女性參政所抱有的「社會主義天然自信」,但對於「女性地位今不如昨」的政治論述似乎仍是雷區,少有人涉及。

誠然,中國女權運動較之國外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從一開始,中國女權運動家們的聲音便被籠罩在民族主義旗幟下。女人的主要對立目標並非男人,而是從最初的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到國共兩黨割據分裂時期的黨派勢力,再到新中國成立後的資產階級勢力。女性運動成為了社會革命的注腳,以女性自身為解放目標似乎總有違背「大局」之嫌疑。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女權的發展道路呈現出與西方女權運動全然不同的途徑,「解放」與「授權」被分離為獨立的話語體系,女性在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的那一刻,(在法權上)從對男人的依附中被解放出來,但並沒有被交予「女人」這樣獨立的身份性格,而是重新被收編至國家這個更大的「家族」中去。

中國女性的法理權益是國家主動給予的,這在經濟基礎尚未發展完全的時代背景下,不得不說是一種「立法超前」的統治模式。這使得大多數未經啓蒙的家庭單位,仍在現實中以「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為生活的主要協調方式。雖然在非政治領域的公共環境內,性別平等離我們越來越近,但缺乏政治基礎的公共參與,不僅有隨時遭受反彈的現實可能性,更有對女性「人格」以及「權利」的最基本的否決。

1900年,「女權」二字正式出現在中國歷史的文本中。清廷的敗落、民族的復興、共和的成立,中國女權運動在這些浪潮中尋找着自己的定位。1949年,中國女性在共產主義理想的保護下走出家門,但仍不能在男性霸權的政治領域中多做聲張。倘若未來的中國可以施行真正的民主發展,那麼女性參政是否又會成為民主化的依附?在「大局為上」、「循序漸進」的改革思維下,中國女性參政之路艱難險阻,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若要成為真正的現代化國家,男女平等必不可少。

從天朝到共和,從「女性解放」到「革命同志」,女性雖然「能」頂半邊天,但我們須先認識到,當「能」字從語境中被剔除後,我們所面對的不過是一個人人都愛聽的謊言。

(王笑哲,倫敦政經學院在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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