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傘後一年，論斷成敗或許尚早，卻是檢討經驗的時機。一場歷時79天的大型社會運動，值得端詳反思的地方不勝枚舉，近日各界亦陸續開展不同方向的檢討，從運動策略、溝通機制、應否退場、和平還是勇武抗爭，到佔領者與市民關係、警民關係、公民社會的後續發展等等。藉此時機，端傳媒邀請了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序言書室創辦人李達寧、《信報》前總編輯練乙錚、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及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共同就着特定議題聚焦討論，希望透過文字交鋒，令彼此論點得以充分辯證，深化檢討。
陳健民在其文章《革命的誘惑》中指出，佔中三子與雙學，繼而與「勇武派」有許多根本的分歧。似乎勇武派最大的問題是面對升級至革命的誘惑。而陳健民則認為「與專制的政權的鬥爭，必須因時制宜、有勇有謀」，「負責任的革命家應該有清楚的論述，才能引發深度的辯論，而非流於一種革命誘惑下的情緒」。觀乎以上所論，我敢說佔中三子所面對的，是「領袖的誘惑」。
似乎在社運中有兩種身份，一是領袖，一是群眾。這是一種權力關係。最基本的分野是，領袖有能力主導群眾的行動；而群眾則聽命於領袖。但正如所有領袖與跟隨者的關係，這種權力安排有一種生成的過程。即是說為什麼群眾要「聽你支笛」（聽從你的指示）？從陳健民所論可知，他自認為佔領運動的領袖，但這種身份從何而來？是因為世襲嗎？是因為貢獻出資源嗎？是因為選舉嗎？通通都不是，而是因為三子過去兩年倡議佔領中環。他們是作為佔領行動的發起人，而成為領袖的。他們之所以是領袖，皆因佔領的群眾認同他們的行動。這也是社會運動中的常態。社運領袖多沒有經過體制化的授權，只由他們發起的行動有人響應就成為了領袖。
這可說是社運領袖權力的關鍵。你要做群眾認為是對的事，你才可以主導群眾，不然群眾就會離開，或另起爐灶，跟隨他們認可的領袖。陳健民以至三子的可笑之處是，他們自命為領袖，卻不服從這種邏輯，以為可以「爭取社會對佔領行動的同情」，而少關注留守者的意向。如果你不顧及留守者，那註定群眾會覺得被出賣，要引來怨恨，以至離開運動。這在雨傘運動期間，反映為「勇武派」更多聚集在旺角，遠離三子的主場金鐘。這在許多人眼中，就變成要瓦解運動。
佔中三子沒徹底佔中的決心
但我同情地理解，三子不是要瓦解佔領，而是如陳健民所言，他們對整個「佔領」有很不同的想法。（或沒有想法？）戴耀廷早說過，發起佔中是為了增加與中央談判的籌碼，令中央讓步，從而不佔中而得民主。佔中三子沒有徹底佔中的決心，沒有想過真的要癱瘓中環或中止政府以至社會運作。陳健民在文章中指出「圍堵行政機關將會為群眾帶來極高的風險」，或引來鎮壓或帶來民主的兩種可能性。而「這些問題顯然未經過深入討論，但勇武派卻指摘三子和學生領袖軟弱，卻沒提出勇武抗爭如何爭取更廣泛的支持和避免上述可能的悲劇結果。」但這在筆者與很多參與者來說，這種講法不啻是一個悖論。如果從一開始就認為圍堵行政機關風險很高，那佔中的風險就不高？而如果沒有有效的行動威脅日常政府以至城市運作，與一般的遊行何異？為何稱佔領？如何作為籌碼令政府讓步？ 如果佔中三子自許「負責任的革命家應該有清楚的論述，才能引發深度的辯論，而非流於一種革命誘惑下的情緒」，則許多問題懸而未決下，卻又發動佔中，實不能說是稱職。
有佔中三子不稱職，我們才能見到學聯學民的作用。三子想像的佔中沒有發生，而沒有雙學，不會有9．28以後79日那種形式的佔領。與三子不同，雙學想的如何維繫在場的群眾，如何持續佔領。他們十分了解自己作為領袖與群眾的關係。走一步不對的棋，群眾不了解、不接受，運動隨時潰散，或被別的組織冒起，搶奪領袖光環。社運領袖不是傳統世襲、不是計較資本參與比率、不是憲制民選。你沒有辦法取悅群眾，就沒有主導群眾的能力，也當不成領袖。這一方面很民主，但更直接而言也很民粹。
這種民粹邏輯註定某種形式的領導不可能出現，正好是陳健民所想像那種「有責任感的領袖」。所謂「有責任感的領袖」一定是隨時可以主導群眾的領袖，可以為了群眾安全，而拒絕群眾升級情緒的領袖。但革命的情緒內在於群眾，直接拒絕等於自絕於群眾。想抗拒升級革命，又保持群眾，就要有技巧地拖延。想搶奪領袖光環者，則不妨借之攻擊領導層，從而提升自己對群眾的號召力。
這樣說將下去，就變成如何操弄民粹的權謀之述，但那不是筆者的用心。我反而要重提陳健民文章最後的結論，「負責任的革命家應該有清楚的論述，才能引發深度的辯論，而非流於一種革命誘惑下的情緒。」不過有一點補充，一點修正。
論述重要 亦須輔以行動意志
論述不等於理性空談，而是實質地從理念到策略的討論。
一點補充是，我們應該抗拒領袖與群眾的二元。負責任的革命家，不應該是哪個領袖，而是所有意欲香港民主的同道。個人認為民粹邏輯並沒有根本的問題，因為領袖的行動原本就應受限於群眾，問題的開始乃在操弄。在民粹之中，所有人都是群眾，所有人都可以是領袖。我們應該先把自己看成是思考論述的領袖，然後是共同行動的群眾。這才是對抗操弄的根本方法。沒有任何一個派系是我們一定要支持的，與其鼓勵對派系領袖忠誠，不如鼓勵對運動忠誠。我們隨時準備質疑所有領袖的決定和論述。哪種領袖最可疑？一定是反對溝通論述的領袖。真心論述的參與者都希望多討論溝通，以達成基於了解的共識。與許多勇武派所想的不同，論述非常重要。論述不等於理性空談，而是實質地從理念到策略的討論。如果勇武派諸君認為「以武制暴」是義所當為，自然可以講出一套暴力理性革命的論述。提醒一點，論述必然要輔以行動的意志，否則群眾早晚應為那是空中樓閣而離棄。
論述須能處理情緒
如果一種論述洋洋灑灑，頭頭是道，卻沒有處理情緒的能力，那也一定會自絕於群眾。
要修正的是，革命的誘惑並不是一種與深度辯論對立的情緒。確切而言，情緒不可對抗，只可以處理。而如果一種論述洋洋灑灑，頭頭是道，卻沒有處理情緒的能力，那也一定會自絕於群眾。事實上，一方面勇武派有激昂的革命情緒，而佔中三子也不乏愛與和平的溫情。問題是，我們是否在肯定一些情緒的同時，否定了另一些。引發深度辯論的論述，也必然引發深度的情緒。
最後提一點關於革命與否的問題。個人認為其實不是問題。能否成為一場革命，看的是群眾的力量，而不是領袖的籌謀。古往今來，幾多革命根本沒有明確的領導而成就。如果了解民粹的邏輯就知道，最後將運動推向革命的主體不是領袖，而是有共識，進而集體行動的群眾。革命是歷史學家的事後孔明，而不是群眾運動中的設想。與其說現下的討論在關心革命，不如說是一種對暴力抗爭的未知。但抗爭的關鍵不在暴力與否，而在是否有效。暴力的問題，應該留給法學與主權論。
（李達寧，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學士、社會學系文學碩士，序言書室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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