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專制是會與敵手共舞的，只要對方下他的舞池；反抗者填寫着自己的新詞，用的卻是對方的曲譜。
墨西哥作家、詩人何塞·埃米利奧·帕切科（José Emilio Pacheco）《老友重聚》詩云：
我們已經完全變成，二十歲的時候我們與之抗爭的東西。
今夏，聽一位師兄在酒酣之餘念起這兩句詩，不由心生悲切。
師兄畢業已經二十五年。1989年冬，他們那一屆學子面臨擇業，他拒絕接受分配，回到北方的家鄉，而是孑然一身，去往陌生的南方，先幹法務，後成律師。這源於一個悲愴的約定：在荒煙蔓草的歌樂山巔，他與曾一道浴血街頭的十餘同門相約，此生不為官家驅使，不向強權低頭。這二十五年來，他幾度妥協，幾度絕望，甚至萌生自殺之念，不過還是做到了「不負初心 」。
遺憾的是，當年一起立誓的同學，據他所知，至少有三人背叛了青春的誓言。其中一位，畢業後不久便進入檢察院，去年他出庭，恰與此人遭遇，一個代表辯方，一個代表控方。昔日同舟共濟，今日同室操戈，令他大發感慨：在庭上，我們使用相同的話語，諸如法治、程式正義，所表達的意思卻恰恰相反。兩個人之間，彷彿隔了一堵牆，就像這二十五年之間，彷彿隔了一重人生。
我問：你有沒有問他，為什麼投身體制呢？
師兄搖頭，隨後輕輕念起了《老友重聚》。好在我讀過這首詩，知道他要表達什麼。 我也分享了一段經歷。我在大學，能夠進入憲政主義的門徑，除了兩位啟蒙老師，還得感謝一位同學引路。他自稱自由主義者，博覽群書，胸懷大志，當時便以建構憲政中國為己任，思想比我早熟多了。
擇業之時，他曾找我商量，要不要去當律師。我分析了一下，他口齒不清，脾氣太硬，恐怕並不適合律師業，於是直言相告，建議他考研，從事學術之路。他不置可否。數月之後，他忽然擺酒請客，席間宣布，已經考入川東一地縣政府，擔任秘書。
我故意逗他：「不降其志 」這四個字怎麼寫？他笑道：老子進入體制，目的是為了反對體制、解構體制。然後用「最堅固的堡壘都是從內部被攻破 」為自己的抉擇辯解。雖然道不同，我們並未不相與謀，依然保持聯絡，他偶爾會發來詩文，字句之間，寫滿悲憤，足見仕途之抑塞。
前年他隨單位到江南旅遊，忙裡偷閒，與我一見，那一口官腔與不由自主的矜持，深刻的眼袋與高高挺起的啤酒肚，暗示他已經徹底淪為一個體制中人。他給我帶來了一本自印的文集，回家後我翻了翻，大抵屬於青春寫作，與他曾信守的憲政主義全無關係，也許，他只能以懷舊的方式，完成對現實的救贖。
師兄笑道：所謂進入體制反體制，是這個國家最無恥的謊言之一，中國的體制就是一個大染缸，沒有人能在其中潔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他們被污染，是一個輕重的問題，而非有無的問題，像你那位同學，初入體制，志美行厲，不出十年，便被體制同化，稜角全無，這才是常態，同時可以解釋何謂體制化。
隨之他說起《蕭申克的救贖》。片中，有一句關於體制化的經典台詞：「剛入獄的時候，你痛恨周圍的高牆；慢慢地，你習慣了生活在其中；最終你會發現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這就叫體制化。」
我向師兄解釋：對那位老同學的變化，談不上生氣，只是有點失落，我沒有那麼狹隘，見體制而色變，這年頭，生存不易，在體制內討生活，憑手藝吃飯，並不丟人，但是，我無法接受他當年的說辭與如今的沉淪，尤其是這中間的反差。
師兄點頭道：老話不是說麼，叛徒比敵人更可恨……
與師兄擁抱作別，到家將近午夜。在醉意激盪之下，我打開電腦，找出帕切科的詩，僅僅兩句，卻幾乎要撐破胸腔：他們或者我們，為什麼會變成「二十歲的時候我們與之抗爭的東西」？
對我們而言，所反抗的物件，大抵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強大、最具韌性的制度。許多反抗者，不管是在周邊反抗，還是從內部反抗，結果可能並無二致，都是被體制腐化、吞噬，屍骨無存。
刀爾登曾談及傳統的反抗者：「……他們被迫在權力中反對權力，在體系中反對體系，皇權和儒學給反對者設下了議程，令他們的思考，都用着對方的工具，他們的活動，也無不在料中，就連他們的反對本身，都成為對方的養料，用來加固自己。完美的專制是會與敵手共舞的，只要對方下他的舞池；反抗者填寫着自己的新詞，用的卻是對方的曲譜。」這番話，同樣適用於今時。
我的老同學，屬於體制內部的反抗者，還有一位老朋友，曾在體制短暫棲息，後來轉入律師界，從周邊反抗。不過，他的思維與語言，完全襲自他所反抗的物件。譬如辯證法、二元論、階級論與敵我思維，構成了他思想的根基；他始終把從秦朝到清朝這一段歷史時期稱作「封建社會 」，並堅持使用「封建專制 」一詞，他認為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蔣介石下令張學良放棄東北，不許抵抗日軍侵略；他無法容忍異己的意見，喜歡揣測對方的動機，動輒斥批評者為五毛……
不妨說，他是以專制的方式，來反抗專制，專制的基因早已深入他的骨髓和靈魂，他的反抗，永不可能成功，因為即使他摧毀了專制政體，自己卻被專制病毒所腐蝕。由此而言，反抗者的最大困境，還不是終其一生，都沒有戰勝專制，而是戰勝了專制，自己卻變成專制者。
當然，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推給「抗爭的東西」，「我們」何嘗不該反思呢？面對權力的蠱惑，心志不堅，面對金錢的引誘，見利忘義，從而改變初衷，投身敵營……這裡單說比較隱蔽的一點：對反抗者來講，有一種病毒，比自私更可怕，那就是自負。
反抗者為什麼難以聽取相反的意見，為什麼不能容忍異己？狹隘之外，還有一種可能，即他們自以為正義在手，真理在握，「……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此即胡適所重點批判的「正義的火氣」。基於此，他們與所反抗的專制，能有多少差異呢？如顧準所言：「什麼是專制？專制就是認為自己絕不會錯的想法。 」劉瑜說道：「一切政治上的專制，它的知識論前提就是自認為掌握了絕對真理。 」
此刻再讀帕切科的詩，愈發悲切。
徹夜難眠，想起緬甸的一個傳說：惡龍要求村莊每年獻祭一個處女，村莊不甘屈從，每年都有少年英雄挺身而出，與惡龍搏鬥，可惜無一生還。有一年，英雄出發了，有人悄悄尾隨，他看見英雄闖入鋪滿金銀財寶的洞穴，用劍刺死了惡龍，然而，當英雄坐在龍身上，俯視一地閃爍的財物，竟慢慢長出鱗片、尾巴和觸角，最終變成了惡龍。
把這個故事發給師兄，淩晨收到他的回覆：我們都是「龍的傳人」，那條惡龍的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