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變動中國

羽戈:為什麼他們會變成自己反對的人

我們已經完全變成,二十歲的時候我們與之抗爭的東西。


犯人在監獄內面對牆壁站成一排。攝 : Ints Kalnins/REUTERS
犯人在監獄內面對牆壁站成一排。攝 : Ints Kalnins/REUTERS

完美的專制是會與敵手共舞的,只要對方下他的舞池;反抗者填寫着自己的新詞,用的卻是對方的曲譜。

墨西哥作家、詩人何塞·埃米利奧·帕切科(José Emilio Pacheco)《老友重聚》詩云:

我們已經完全變成,二十歲的時候我們與之抗爭的東西。

今夏,聽一位師兄在酒酣之餘念起這兩句詩,不由心生悲切。

師兄畢業已經二十五年。1989年冬,他們那一屆學子面臨擇業,他拒絕接受分配,回到北方的家鄉,而是孑然一身,去往陌生的南方,先幹法務,後成律師。這源於一個悲愴的約定:在荒煙蔓草的歌樂山巔,他與曾一道浴血街頭的十餘同門相約,此生不為官家驅使,不向強權低頭。這二十五年來,他幾度妥協,幾度絕望,甚至萌生自殺之念,不過還是做到了「不負初心 」。

遺憾的是,當年一起立誓的同學,據他所知,至少有三人背叛了青春的誓言。其中一位,畢業後不久便進入檢察院,去年他出庭,恰與此人遭遇,一個代表辯方,一個代表控方。昔日同舟共濟,今日同室操戈,令他大發感慨:在庭上,我們使用相同的話語,諸如法治、程式正義,所表達的意思卻恰恰相反。兩個人之間,彷彿隔了一堵牆,就像這二十五年之間,彷彿隔了一重人生。

我問:你有沒有問他,為什麼投身體制呢?

師兄搖頭,隨後輕輕念起了《老友重聚》。好在我讀過這首詩,知道他要表達什麼。 我也分享了一段經歷。我在大學,能夠進入憲政主義的門徑,除了兩位啟蒙老師,還得感謝一位同學引路。他自稱自由主義者,博覽群書,胸懷大志,當時便以建構憲政中國為己任,思想比我早熟多了。

擇業之時,他曾找我商量,要不要去當律師。我分析了一下,他口齒不清,脾氣太硬,恐怕並不適合律師業,於是直言相告,建議他考研,從事學術之路。他不置可否。數月之後,他忽然擺酒請客,席間宣布,已經考入川東一地縣政府,擔任秘書。

我故意逗他:「不降其志 」這四個字怎麼寫?他笑道:老子進入體制,目的是為了反對體制、解構體制。然後用「最堅固的堡壘都是從內部被攻破 」為自己的抉擇辯解。雖然道不同,我們並未不相與謀,依然保持聯絡,他偶爾會發來詩文,字句之間,寫滿悲憤,足見仕途之抑塞。

前年他隨單位到江南旅遊,忙裡偷閒,與我一見,那一口官腔與不由自主的矜持,深刻的眼袋與高高挺起的啤酒肚,暗示他已經徹底淪為一個體制中人。他給我帶來了一本自印的文集,回家後我翻了翻,大抵屬於青春寫作,與他曾信守的憲政主義全無關係,也許,他只能以懷舊的方式,完成對現實的救贖。

師兄笑道:所謂進入體制反體制,是這個國家最無恥的謊言之一,中國的體制就是一個大染缸,沒有人能在其中潔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他們被污染,是一個輕重的問題,而非有無的問題,像你那位同學,初入體制,志美行厲,不出十年,便被體制同化,稜角全無,這才是常態,同時可以解釋何謂體制化。

隨之他說起《蕭申克的救贖》。片中,有一句關於體制化的經典台詞:「剛入獄的時候,你痛恨周圍的高牆;慢慢地,你習慣了生活在其中;最終你會發現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這就叫體制化。」

我向師兄解釋:對那位老同學的變化,談不上生氣,只是有點失落,我沒有那麼狹隘,見體制而色變,這年頭,生存不易,在體制內討生活,憑手藝吃飯,並不丟人,但是,我無法接受他當年的說辭與如今的沉淪,尤其是這中間的反差。

師兄點頭道:老話不是說麼,叛徒比敵人更可恨……

與師兄擁抱作別,到家將近午夜。在醉意激盪之下,我打開電腦,找出帕切科的詩,僅僅兩句,卻幾乎要撐破胸腔:他們或者我們,為什麼會變成「二十歲的時候我們與之抗爭的東西」?

對我們而言,所反抗的物件,大抵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強大、最具韌性的制度。許多反抗者,不管是在周邊反抗,還是從內部反抗,結果可能並無二致,都是被體制腐化、吞噬,屍骨無存。

刀爾登曾談及傳統的反抗者:「……他們被迫在權力中反對權力,在體系中反對體系,皇權和儒學給反對者設下了議程,令他們的思考,都用着對方的工具,他們的活動,也無不在料中,就連他們的反對本身,都成為對方的養料,用來加固自己。完美的專制是會與敵手共舞的,只要對方下他的舞池;反抗者填寫着自己的新詞,用的卻是對方的曲譜。」這番話,同樣適用於今時。

我的老同學,屬於體制內部的反抗者,還有一位老朋友,曾在體制短暫棲息,後來轉入律師界,從周邊反抗。不過,他的思維與語言,完全襲自他所反抗的物件。譬如辯證法、二元論、階級論與敵我思維,構成了他思想的根基;他始終把從秦朝到清朝這一段歷史時期稱作「封建社會 」,並堅持使用「封建專制 」一詞,他認為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蔣介石下令張學良放棄東北,不許抵抗日軍侵略;他無法容忍異己的意見,喜歡揣測對方的動機,動輒斥批評者為五毛……

不妨說,他是以專制的方式,來反抗專制,專制的基因早已深入他的骨髓和靈魂,他的反抗,永不可能成功,因為即使他摧毀了專制政體,自己卻被專制病毒所腐蝕。由此而言,反抗者的最大困境,還不是終其一生,都沒有戰勝專制,而是戰勝了專制,自己卻變成專制者。

當然,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推給「抗爭的東西」,「我們」何嘗不該反思呢?面對權力的蠱惑,心志不堅,面對金錢的引誘,見利忘義,從而改變初衷,投身敵營……這裡單說比較隱蔽的一點:對反抗者來講,有一種病毒,比自私更可怕,那就是自負。

反抗者為什麼難以聽取相反的意見,為什麼不能容忍異己?狹隘之外,還有一種可能,即他們自以為正義在手,真理在握,「……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此即胡適所重點批判的「正義的火氣」。基於此,他們與所反抗的專制,能有多少差異呢?如顧準所言:「什麼是專制?專制就是認為自己絕不會錯的想法。 」劉瑜說道:「一切政治上的專制,它的知識論前提就是自認為掌握了絕對真理。 」

此刻再讀帕切科的詩,愈發悲切。

徹夜難眠,想起緬甸的一個傳說:惡龍要求村莊每年獻祭一個處女,村莊不甘屈從,每年都有少年英雄挺身而出,與惡龍搏鬥,可惜無一生還。有一年,英雄出發了,有人悄悄尾隨,他看見英雄闖入鋪滿金銀財寶的洞穴,用劍刺死了惡龍,然而,當英雄坐在龍身上,俯視一地閃爍的財物,竟慢慢長出鱗片、尾巴和觸角,最終變成了惡龍。

把這個故事發給師兄,淩晨收到他的回覆:我們都是「龍的傳人」,那條惡龍的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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