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的专制是会与敌手共舞的，只要对方下他的舞池；反抗者填写着自己的新词，用的却是对方的曲谱。
墨西哥作家、诗人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José Emilio Pacheco）《老友重聚》诗云：
我们已经完全变成，二十岁的时候我们与之抗争的东西。
今夏，听一位师兄在酒酣之余念起这两句诗，不由心生悲切。
师兄毕业已经二十五年。1989年冬，他们那一届学子面临择业，他拒绝接受分配，回到北方的家乡，而是孑然一身，去往陌生的南方，先干法务，后成律师。这源于一个悲怆的约定：在荒烟蔓草的歌乐山巅，他与曾一道浴血街头的十余同门相约，此生不为官家驱使，不向强权低头。这二十五年来，他几度妥协，几度绝望，甚至萌生自杀之念，不过还是做到了“不负初心”。
遗憾的是，当年一起立誓的同学，据他所知，至少有三人背叛了青春的誓言。其中一位，毕业后不久便进入检察院，去年他出庭，恰与此人遭遇，一个代表辩方，一个代表控方。昔日同舟共济，今日同室操戈，令他大发感慨：在庭上，我们使用相同的话语，诸如法治、程序正义，所表达的意思却恰恰相反。两个人之间，仿佛隔了一堵墙，就像这二十五年之间，仿佛隔了一重人生。
我问：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投身体制呢？
师兄摇头，随后轻轻念起了《老友重聚》。好在我读过这首诗，知道他要表达什么。
我也分享了一段经历。我在大学，能够进入宪政主义的门径，除了两位启蒙老师，还得感谢一位同学引路。他自称自由主义者，博览群书，胸怀大志，当时便以建构宪政中国为己任，思想比我早熟多了。
择业之时，他曾找我商量，要不要去当律师。我分析了一下，他口齿不清，脾气太硬，恐怕并不适合律师业，于是直言相告，建议他考研，从事学术之路。他不置可否。数月之后，他忽然摆酒请客，席间宣布，已经考入川东一地县政府，担任秘书。
我故意逗他：“不降其志”这四个字怎么写？他笑道：老子进入体制，目的是为了反对体制、解构体制。然后用“最坚固的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为自己的抉择辩解。虽然道不同，我们并未不相与谋，依然保持联络，他偶尔会发来诗文，字句之间，写满悲愤，足见仕途之抑塞。
前年他随单位到江南旅游，忙里偷闲，与我一见，那一口官腔与不由自主的矜持，深刻的眼袋与高高挺起的啤酒肚，暗示他已经彻底沦为一个体制中人。他给我带来了一本自印的文集，回家后我翻了翻，大抵属于青春写作，与他曾信守的宪政主义全无关系，也许，他只能以怀旧的方式，完成对现实的救赎。
师兄笑道：所谓进入体制反体制，是这个国家最无耻的谎言之一，中国的体制就是一个大染缸，没有人能在其中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他们被污染，是一个轻重的问题，而非有无的问题，像你那位同学，初入体制，志美行厉，不出十年，便被体制同化，棱角全无，这才是常态，同时可以解释何谓体制化。
随之他说起《肖申克的救赎》。片中，有一句关于体制化的经典台词：“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
我向师兄解释：对那位老同学的变化，谈不上生气，只是有点失落，我没有那么狭隘，见体制而色变，这年头，生存不易，在体制内讨生活，凭手艺吃饭，并不丢人，但是，我无法接受他当年的说辞与如今的沉沦，尤其是这中间的反差。
师兄点头道：老话不是说么，叛徒比敌人更可恨……
与师兄拥抱作别，到家将近午夜。在醉意激荡之下，我打开电脑，找出帕切科的诗，仅仅两句，却几乎要撑破胸腔：他们或者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二十岁的时候我们与之抗争的东西”？
对我们而言，所反抗的对象，大抵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最具韧性的制度。许多反抗者，不管是在外围反抗，还是从内部反抗，结果可能并无二致，都是被体制腐化、吞噬，尸骨无存。
刀尔登曾谈及传统的反抗者：“……他们被迫在权力中反对权力，在体系中反对体系，皇权和儒学给反对者设下了议程，令他们的思考，都用着对方的工具，他们的活动，也无不在料中，就连他们的反对本身，都成为对方的养料，用来加固自己。完美的专制是会与敌手共舞的，只要对方下他的舞池；反抗者填写着自己的新词，用的却是对方的曲谱。”这番话，同样适用于今时。
我的老同学，属于体制内部的反抗者，还有一位老朋友，曾在体制短暂栖息，后来转入律师界，从外围反抗。不过，他的思维与语言，完全袭自他所反抗的对象。譬如辩证法、二元论、阶级论与敌我思维，构成了他思想的根基；他始终把从秦朝到清朝这一段历史时期称作“封建社会”，并坚持使用“封建专制”一词，他认为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蒋介石下令张学良放弃东北，不许抵抗日军侵略；他无法容忍异己的意见，喜欢揣测对方的动机，动辄斥批评者为五毛……
不妨说，他是以专制的方式，来反抗专制，专制的基因早已深入他的骨髓和灵魂，他的反抗，永不可能成功，因为即使他摧毁了专制政体，自己却被专制病毒所腐蚀。由此而言，反抗者的最大困境，还不是终其一生，都没有战胜专制，而是战胜了专制，自己却变成专制者。
当然，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抗争的东西”，“我们”何尝不该反思呢？面对权力的蛊惑，心志不坚，面对金钱的引诱，见利忘义，从而改变初衷，投身敌营……这里单说比较隐蔽的一点：对反抗者来讲，有一种病毒，比自私更可怕，那就是自负。
反抗者为什么难以听取相反的意见，为什么不能容忍异己？狭隘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即他们自以为正义在手，真理在握，“……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此即胡适所重点批判的“正义的火气”。基于此，他们与所反抗的专制，能有多少差异呢？如顾准所言：“什么是专制？专制就是认为自己绝不会错的想法。”刘瑜说道：“一切政治上的专制，它的知识论前提就是自认为掌握了绝对真理。”
此刻再读帕切科的诗，愈发悲切。
彻夜难眠，想起缅甸的一个传说：恶龙要求村庄每年献祭一个处女，村庄不甘屈从，每年都有少年英雄挺身而出，与恶龙搏斗，可惜无一生还。有一年，英雄出发了，有人悄悄尾随，他看见英雄闯入铺满金银财宝的洞穴，用剑刺死了恶龙，然而，当英雄坐在龙身上，俯视一地闪烁的财物，竟慢慢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最终变成了恶龙。
把这个故事发给师兄，凌晨收到他的回复：我们都是“龙的传人”，那条恶龙的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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