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上次介紹了東京大學學者平野聰《「反日」中國的近代史》如何細述中華天朝如何不想擺脫朝貢體系、上下禮智的道德化政治的模式，直到在日清戰爭（甲午戰爭）輸給日本這個近代國民國家，才勉強接受西方萬國平等的國際法與國際關係。而不情不願被迫進入西方近代的世界觀，之後便要重新發明各種故事（歷史敘事）與「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中華文化或者有幾千年歷史，但認爲自己是中國民族，有資格有份參與政治（或被代表參與政治）的想法，只是100年内的事情。
從清到近代中國的國家構造的故事轉變，是借用了近代日本以國族與民族的框架去理解事物。梁啓超寫的「中國史敘論」就是用了日本東洋史的一套普通中國人的故事取代皇朝史、魯迅排擊禮治以文學創造「中國普通人」的故事、胡適發明當代白話文等等現代世界的認識框架，平野都認爲是以「日本這個他者的近代國族的夢」來當成自己的夢想。
而當年武功得來的東西，變成了「核心主權領土」，問題是如何把這些人變成中華民族一分子？書中介紹了一個小故事，說當年留日的官員，還拜請東洋史泰斗内籐湖南介紹京都西本願寺的主持，原來想與達賴喇嘛建立關係！因爲輸入了近代西方與日本的民族論述，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從排滿因應政治需要變成五族共和，然後漢族還能領導其他少數民族——這時候滿、蒙、回都變成從屬漢族，以至秦懀在官方立場也不能是民族漢奸了呢。
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代，以馬克思主義作爲思想指導，但其實還是依循這套中華民族的故事邏輯講述中華民族内的漢與少數民族的故事。可惜平野沒有講述這個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故事，如何加進了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成分，誠為可惜，但他借用了《沒有墓碑的草原：內蒙古的文革大屠殺實錄》（翻譯本，八旗文化，2014年）一書，講述了種種因要遷就這種中華民族故事的邏輯而進行的民族清洗問題。
費考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
改革開放之後，馬克思主義的故事不得不改變，成爲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謂初級階段補課的問題），但平野聰認爲這等於讓國族主義變成主調，強調由中共領導中華民族（以至世界）的中國夢。黨從貧苦勞動階級領導，變成擔當國族主義主體的精英，獨佔全新道德價值的精英集團，也就是福澤諭吉所說的德治與僞君子集團的獨裁，只不過道德價值與故事内容，變成中華民族主調。而1980年代費考通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則稱爲全新的國族故事定本，把56個民族都融匯到了中華民族之中。這個又單一又多元的民族國家，可謂最具中國特色，也就是符合中國邏輯（毫無邏輯可言）的文學故事發明吧。
平野聰在本書言道近代中國建立國族夢的過程，故事層層疊疊，怨念無從發洩，對日本的軍國主義集團主義的錯誤看法，是一種鏡像投射——譬如天朝内認爲日本對中國始終有所怨恨，無非是自己對日本的怨恨的一廂情願投射罷了，看看日本的論述便可知道日本從來沒有把中國放在視線内。中國夢的論述中如「興國強國之魂」的詞彙，對日本民衆來説感覺猶如返回日本戰前的民族論述，其實當代中國還擺脫不了百年前的——足足遲了一個世紀——列強弱肉強食的過期故事。更糟糕的是外表遵從國際關係，但還是放棄不了以自己為頂峰的天朝認知去看關係，這又是一種千年的咒語。
「故事」的潛在危險與惡性
誰說文化沒有解釋力？當紅動畫劇本家虛淵玄認爲，「所謂的『故事（物語）』，就是依靠想像力幫助『人們去區分正邪貴賤』的手段。人們在面對混沌的現實，要保持心境的寧靜與安息，就得依靠這些故事的系統……不過，雖然這些『故事』能穩定人的精神，確實無害與方便，但當國家的野心與民族的衝動，利用這些故事的系統的時候，往往會帶來慘絕人寰的後果。『猶太人都是劣等民族必須要肅清』或者『資本主義者都是惡魔，抱着他們自爆的話就能去天堂』之類的妄言，以故事的形態，得到大量狂熱粉絲的支持，這時候就會產生悲劇……於是乎『故事』往往是一種能致人死地的危險毒藥。這對所有故事創作人而言都是很麻煩的兩難。如果我們的創作有無限的可能性，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些『故事』的潛在危險與惡性，虛構的故事又如何能成立？能不能有一個否定故事的故事呢？」（《Typemoon Ace》Vol 10:236）不理解故事，我們的想像力還會繼續被綑綁在那千多年前的古人心靈中。這個專欄，透過介紹當代日本一些重要的書本與作品，為大家分析我們當代世界種種故事的起源與後果，為我們拓展文化想像力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