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曾瑞明:由分配到社群──一些更迫切的課題

不只貧富懸殊要再分配,談再分配也是一個身份建構和想像未來的問題。

刊登於 2015-09-16

2015年2月15日,u001b反水貨客人士在沙田的商場u001b內示威,期間示威者u001b包圍一名u001b中國遊客,指稱該遊客曾對示威者動粗。攝:Tyrone Siu/REUTERS
2015年2月15日,反水貨客人士在沙田的商場內示威,期間示威者包圍一名中國遊客,指稱該遊客曾對示威者動粗。

最近香港竟然也有左翼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論爭。「竟然」的意思是香港為何需要這樣的論爭?左翼自由主義在國內不受歡迎,因為它既講自由、很「右」、很自由派,和專制政權不合拍。但又要「左」,要政府再分配,和舉國資本主義不相符。國內的左派就愛用「馬克思主義」攻擊它,說它和全球化下的經濟霸權同一陣線。香港的「官方意識形態」是放任自由主義,即市場至上,以前更有「大市場、小政府」或者「積極不干預」的指引。在這點上,左翼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者似乎都有共同敵人,那他們爭論什麼?更多的精力花了在討論「道德證成的重要」、「什麼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是否等於計劃經濟」一系列並非與香港最相關的問題。香港的問題並不在干預不干預、再分配與否,或者革命不革命的問題。筆者就希望在這系列的四篇文章,闡述左翼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討論和思考的問題。

不只貧富懸殊才要再分配

如果馬克思主義不只探討再分配問題,更要追問生產模式為何造成貧富不均,那在這意義上,它是比左翼自由主義只要求再分配來得更根本的。但是,兩者都要注意分配的問題並不只有財富分配。佔領運動期間,藍絲VS.黃絲討論誰才是霸佔道路(香港未來之路VS.讓車輛行走的道路),到城市生活空間被侵佔或被「感覺」侵佔,由水貨客VS.居民(我來消費VS.你來擾民) 到新界東北發展(農業VS.城市建設),都將香港利益分配不均、發展模式有異的現象呈現。

這種爭奪並不一定牽涉所謂「族群衝突」,黃藍絲之爭就不能有種族的成分在內,說到底大家都是香港居民,都有土地的使用權,問題只是該如何使用而已。催淚彈施放後,出現執法「放緩」的狀態,出現前所未有出現一個道路權該如何被分配的問題。這問題的討論牽涉到生活方式的想像,更是對香港既有生活的質疑和否定。香港就只得大財團壟斷的生活空間?學校一定要有校長工友家長?街道一定要種觀賞性的植物而不能種糧食?在一場爭取爭普選的運動裏,其實看到更多對生活模式的想像。這種想像對準的是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跨國資本主義)的批判。自由主義卻只着眼於法理式的權利保障更整全的了解和切入。在「愛與和平」的框架下,主題仍是政治權利的爭取。這或是馬克思主義或左派所不滿的。

急凍香港甚或前戀殖,都是自我迷失的呈現。

在這角度看,反水貨客運動可看作是批判全球資本主義空間壟斷的一部分。但反水貨的,要求更卑微,就是保留原本屬於他們的東西。他們的社區,他們的生活空間。左派或馬克思主義或會提出一個更令人難受的問題︰你原來的東西真的是你的嗎?你真的在你的社區中生活嗎?這才是屬於左的問題,卻被自由主義式的問題如「應在政策探討而非漫罵」、「應向政府施壓而非歧視」搞混了。這種問題或建議當然無力,因為她的前提是要有一個「正常」的自由民主政府。

但是「左」也不見得能深得「群眾」歡心。本來,最真實的受辱或受苦經驗可以引發解放和抗爭的需要。但「離地」和「膠」卻成了難以擺脫的標籤,就令左翼的批判變得很愚蠢似的。全人類的解放,更大規模的解放,提出來,比不上「趕走」水貨客真實。然而,這種對真實是什麼的構成正是自我意識的彰顯。自我就是由「之前的香港」建成,但是之前的香港是否不可批判、之前的那個我是否如此完美無瑕?左翼面對的困難不只是論述離地與否的問題,更是一個心理學的問題︰未來的我如此不可即(這或許解釋為何東北發展議題談未來農業發展時未算有廣泛的關注),現在的我又如此低落,過去的我不就是「我」唯一可仰賴的?急凍香港甚或前戀殖,都是自我迷失的呈現。

「我」已不能現實的轉變,唯有不讓「我」改變來回應這種現實的轉變。這是一個身份的問題,工人階級也是一個身份,但它比不上國族身份來得有力。自由平等的道德人,也是抽象的、稀薄的。今天兩者面對附以中華文化傳統、香港文化符號去建構的本土論述時,會有失語的情況,正是如此。

土地的使用讓我們見證權力是一個零和遊戲,也讓我們看到自由主義那「香港有多元生活」的聲稱並非事實。由發展高鐵、發展新界東北到發展大嶼山,都以「發展」名義驅趕其他生活方式。另類生活方式由邊緣變得更邊緣。我們意識到當奴婢、不自主的苦楚。但卻不是每個香港人都意識到自己是奴隸,而更在意的是能否在當中主宰他人。馬克思主義者定要指出香港的生產模式是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的示現,並沒有所謂「香港的生產模式」。在這點上,人們會無所用力,那它就會變得和自由主義沒有兩樣,都只能把生產模式當作「給予」,而不能提出方案加以改變。不能改變的犬儒感,會令大部分人會投向主軸。

另一方面,主流論述是一個關於「香港」未來將會怎樣怎樣的故事。故此,拆除既有模式,或提出另類想像,就是對他們宰制力的挑戰。現在這種挑戰常以挑戰「社會穩定」被壓制,但是,當這種不問是非曲直的壓制才是「社會穩定」的負面因素時,政治鬥爭甚至生死相搏就會出現。自由主義的框架是否可以避免這個情況?「香港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沒有對「香港」這一特定地方有一種未來的生活想像,又是否有資源去參與未來最核心的討論︰「發展」。

不只貧富懸殊要再分配,談再分配也是一個身份建構和想像未來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和左翼自由主義者似乎要多花時間在此作理論和論述建構。(四之一)

(曾瑞明,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專研社會政治哲學和倫理學,著有《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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