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竟然也有左翼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争。“竟然”的意思是香港为何需要这样的论争？左翼自由主义在国内不受欢迎，因为它既讲自由、很“右”、很自由派，和专制政权不合拍。但又要“左”，要政府再分配，和举国资本主义不相符。国内的左派就爱用“马克思主义”攻击它，说它和全球化下的经济霸权同一阵线。香港的“官方意识形态”是放任自由主义，即市场至上，以前更有“大市场、小政府”或者“积极不干预”的指引。在这点上，左翼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似乎都有共同敌人，那他们争论什么？更多的精力花了在讨论“道德证成的重要”、“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是否等于计划经济”一系列并非与香港最相关的问题。香港的问题并不在干预不干预、再分配与否，或者革命不革命的问题。笔者就希望在这系列的四篇文章，阐述左翼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讨论和思考的问题。
不只贫富悬殊才要再分配
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只探讨再分配问题，更要追问生产模式为何造成贫富不均，那在这意义上，它是比左翼自由主义只要求再分配来得更根本的。但是，两者都要注意分配的问题并不只有财富分配。占领运动期间，蓝丝VS.黄丝讨论谁才是霸占道路（香港未来之路VS.让车辆行走的道路），到城市生活空间被侵占或被“感觉”侵占，由水货客VS.居民（我来消费VS.你来扰民） 到新界东北发展（农业VS.城市建设），都将香港利益分配不均、发展模式有异的现象呈现。
这种争夺并不一定牵涉所谓“族群冲突”，黄蓝丝之争就不能有种族的成分在内，说到底大家都是香港居民，都有土地的使用权，问题只是该如何使用而已。催泪弹施放后，出现执法“放缓”的状态，出现前所未有出现一个道路权该如何被分配的问题。这问题的讨论牵涉到生活方式的想像，更是对香港既有生活的质疑和否定。香港就只得大财团垄断的生活空间？学校一定要有校长工友家长？街道一定要种观赏性的植物而不能种粮食？在一场争取争普选的运动里，其实看到更多对生活模式的想像。这种想像对准的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的批判。自由主义却只着眼于法理式的权利保障更整全的了解和切入。在“爱与和平”的框架下，主题仍是政治权利的争取。这或是马克思主义或左派所不满的。
急冻香港甚或前恋殖，都是自我迷失的呈现。
在这角度看，反水货客运动可看作是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空间垄断的一部分。但反水货的，要求更卑微，就是保留原本属于他们的东西。他们的社区，他们的生活空间。左派或马克思主义或会提出一个更令人难受的问题︰你原来的东西真的是你的吗？你真的在你的社区中生活吗？这才是属于左的问题，却被自由主义式的问题如“应在政策探讨而非漫骂”、“应向政府施压而非歧视”搞混了。这种问题或建议当然无力，因为她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正常”的自由民主政府。
但是“左”也不见得能深得“群众”欢心。本来，最真实的受辱或受苦经验可以引发解放和抗争的需要。但“离地”和“胶”却成了难以摆脱的标签，就令左翼的批判变得很愚蠢似的。全人类的解放，更大规模的解放，提出来，比不上“赶走”水货客真实。然而，这种对真实是什么的构成正是自我意识的彰显。自我就是由“之前的香港”建成，但是之前的香港是否不可批判、之前的那个我是否如此完美无瑕？左翼面对的困难不只是论述离地与否的问题，更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未来的我如此不可即（这或许解释为何东北发展议题谈未来农业发展时未算有广泛的关注），现在的我又如此低落，过去的我不就是“我”唯一可仰赖的？急冻香港甚或前恋殖，都是自我迷失的呈现。
“我”已不能现实的转变，唯有不让“我”改变来回应这种现实的转变。这是一个身份的问题，工人阶级也是一个身份，但它比不上国族身份来得有力。自由平等的道德人，也是抽象的、稀薄的。今天两者面对附以中华文化传统、香港文化符号去建构的本土论述时，会有失语的情况，正是如此。
土地的使用让我们见证权力是一个零和游戏，也让我们看到自由主义那“香港有多元生活”的声称并非事实。由发展高铁、发展新界东北到发展大屿山，都以“发展”名义驱赶其他生活方式。另类生活方式由边缘变得更边缘。我们意识到当奴婢、不自主的苦楚。但却不是每个香港人都意识到自己是奴隶，而更在意的是能否在当中主宰他人。马克思主义者定要指出香港的生产模式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示现，并没有所谓“香港的生产模式”。在这点上，人们会无所用力，那它就会变得和自由主义没有两样，都只能把生产模式当作“给予”，而不能提出方案加以改变。不能改变的犬儒感，会令大部分人会投向主轴。
另一方面，主流论述是一个关于“香港”未来将会怎样怎样的故事。故此，拆除既有模式，或提出另类想像，就是对他们宰制力的挑战。现在这种挑战常以挑战“社会稳定”被压制，但是，当这种不问是非曲直的压制才是“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时，政治斗争甚至生死相搏就会出现。自由主义的框架是否可以避免这个情况？“香港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对“香港”这一特定地方有一种未来的生活想像，又是否有资源去参与未来最核心的讨论︰“发展”。
不只贫富悬殊要再分配，谈再分配也是一个身份建构和想像未来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左翼自由主义者似乎要多花时间在此作理论和论述建构。（四之一）
（曾瑞明，香港大学哲学博士，专研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著有《参与对等与全球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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