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警方在其警隊歷史網址中有關1967年左派暴動的部分作了一些刪改。雖然這些動作不是秘密，但卻是低調進行，警方嘗試不動聲色、默默地幹，有如龍潛虎伏。不過，由於刪改的內容實在太突兀了，所反映和暴露出來的問題更引起各界關注，可見，警方此舉所起的作用，只是欲蓋彌彰，適得其反。
平情而論，1967年左派暴動的成因複雜，既有港英政府的高壓原因，也有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為主的駐港共產黨領導胡亂激化矛盾的原因，又有北京官員誤判形勢，胡亂發號司令而引起刺激作用的原因。這也就是我經常說的「三把火」的比喻：港英、港共、北京，這三把火不斷在燒，把鑊澆得通紅，而香港的傳統左派就是火上的一隻鑊，在鑊上任由煎熬的則是全港市民。
面對這些歷史，香港警方仍罔顧史實地篡改。警方的刪改包括：把當年左派與港英政府鬥爭的「鬥委會」、恐怖主義行動，以及有左派學校的人製造炸彈等事實刪去，然後輕描淡寫地、聊備一格地進行簡述。此外，當年在沙頭角禁區發生的開槍射殺事件，警方也刻意淡化，把向香港境內開槍射殺五名香港警察的「共產黨民兵」，修改為「內地槍手」，彷彿把官方背景的武裝力量變成電影中「收錢辦事的殺手」。（其他刪改詳情請參閱有關新聞）
為什麼警方要在這個時候作出上述刪改？
我想，既有大環境的宏觀因素，也有小環境的微觀因素。
所謂大環境，乃指近年來的北京治港政策和梁振英政府的手法均不斷左傾，從他們不理民情而大力推動片面的「國民教育」，到對《基本法》進行扭曲解釋，以至在政制上不斷脫離民情地一意孤行，可見官方正努力「為我所用」地利用歷史來為眼前的政治需要服務。警方作為港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政治上尋求一致，早已不是奇怪的事。
所謂小環境，乃指近年來有一些當年「六七暴動」的參與者感到「應該還他們一個公道」，不斷有所行動，希望北京和港府能為他們的遭遇平反。用今天的標準看，在這些人士中，確有一些是在爭取言論和公民自由時無辜被捕、被判入獄，至今仍背負刑事紀錄的；但也有一些曾參與暴力行動，並造成對民眾的傷害。不同人士的經歷，應該細緻分析。
面對上述人士的要求，北京和港府心知不能完全滿足他們的要求，因為當年北京和駐在香港的共產黨官員在背後操控其事，才導致左派頭腦發熱，演變為「六七暴動」，正是崩口人忌崩口碗。但如果對上述左派群眾的訴求置諸不理，又會形成內部不滿。所以，港府在回歸後嘗試找機會對傳統左派進行安撫，例如向當年的「鬥委會」主任楊光頒發大紫荊勳章，邀請當年的「YP仔」（Young Prisoner，即青少年犯）出席官方的統戰活動等，以作安撫慰解。如今，警方刪改「左派暴動」的歷史，客觀效果也有同一個目的。
不過，警方此舉暴露了很多問題。例如，這反映了大陸那一套胡亂扭曲歷史、一切要為政治服務的歪風已吹遍全港，如今更吹入警隊之中。把這些實例跟最近北京扭曲抗日戰爭的歷史（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放在一起，更可見在政權眼中，歷史是多麼脆弱的。
左傾思潮或會擴大
此外，警方淡化「六七暴動」的行動屬於警方自己的行動，但與近期北京和港府的一些動作放在一起考量，就會發覺他們早已有所默契的。例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認為「行政長官享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相信他在宣讀這番理論之前，也預期必然會引起社會的反彈，但他還是照本宣科，可見早有預備的了。此外，北京對李嘉誠的批判，也是近年少見的。在在反映，已有一種左傾的思潮主導着北京的施政方向，而這種方向又駕馭着梁振英政府，從而轉化到香港其他領域，包括警方在內。也許，這種左傾的趨勢還會持續一段頗長的時候，甚至還會擴大。
不過，即使官方和傳統左派不斷強調當年的「六七事件」只是「反英抗暴」，而且「先有港英政府的『暴』，才能左派群眾的『動』」，但市民總不是這樣看，而是認為北京和港共在背後的推動，才是造成傷亡慘重、神憎鬼厭的原因。
再看深一層，警方這樣做，其目的是追求政治正確，配合北京和港府的一貫正確，包括在歷史事件上的正當性、正義性、合理性和合法性。但實際的效果卻是，警方刻意淡化了「六七暴動」對全社會的傷害，掩蓋了整個事件的核心事實，只會令後代更加不能掌握歷史的真實，更不能從慘痛的歷史教訓中汲取經驗，最後只會埋下重蹈覆轍的禍根。
（劉銳紹，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曾任《文匯報》職駐北京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