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巢：中國權利NGO生死劫（中）

路線之爭——政治反對抑或去政治化？

帶着郭玉閃走上NGO之路的那個人叫許志永，他比郭玉閃更早咀嚼失去自由的滋味。

兩人相識於2003年，當時許志永已因「三博士上書」聲名鵲起，與滕彪、俞江、張星水一同創立了法律公益NGO「陽光憲政」，也就是後來的「公盟」。而郭玉閃因在學校內推動學生參選人大代表、組織思想性學生聚會和社團，再加上活潑善辯情商高，被視為北大學生中的活躍人物。

由於在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事情上有所交集，許志永頗認可這個快要畢業的年輕人，邀請郭玉閃加入「陽光憲政」。

人大代表論壇、陳光誠案、結石寶寶案、鄧玉嬌案、探訪黑監獄……從2004年到2009年，許志永與郭玉閃的合作參與和援助了一系列經典案例。據一路與郭玉閃密切合作的李英強回憶，許郭二人的合作逐漸形成了許志永主要對外代表公盟張羅聯絡、郭玉閃主要對內協調機構具體工作的格局。

這段時期也是中國的「維權律師」和「維權事件」出現、成型、快速發展的時期，公盟作為一個民間機構，在其中發揮了相當顯著甚至關鍵的作用。維權律師李方平説，當時維權律師群體人很少，法律NGO更是新奇事物，公盟是一個平台，有整合各方面資源的作用，因此不少維權律師漸漸聚集在公盟平台討論案件。

2005年《亞洲週刊》將維權律師群體評選為年度風雲人物，十四名在列律師中，張星水、滕彪、許志永均為公盟創始人，浦志強為公盟理事，陳光誠為公盟支援對象，公盟在維權律師群體中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然而隨着合作的深入，許志永與郭玉閃在做事上的不同風格逐漸顯現。李方平自2006年開始任公盟理事，他説，兩人的分歧在「鄧玉嬌案」中體現得最為明顯。

2009年5月發生的鄧玉嬌案，鄧玉嬌家屬通過網友「超級低俗屠夫」吳淦聯繫到公盟，要求律師援助，在郭玉閃的推薦下，律師夏霖趕往巴東代理此案。「後來可能夏霖覺得公盟敏感，公開否認自己是公盟的律師，公盟也無法從夏霖這邊獲得案件的信息或溝通案件。」李方平回憶，當時與夏霖保持溝通的是郭玉閃，「他們一方認為這件事應該公開化，另一方認為公盟的高調介入會使案件過度敏感化。」

端倪早有顯現，但郭玉閃與許志永正式分道揚鑣是在09年8月的「公盟税案」。郭玉閃認為許志永將責任推給了出納莊璐有欠擔當，因此宣布退出公盟。孰是孰非眾説紛紜，如今更難以考究，但時過境遷之後，不少資深維權律師和維權者更傾向於將兩人的各走各路解釋為高調低調的路線差異。

09年税案之前，許志永是區人大代表，在主流媒體中不時能以「關懷公共事務的民間知識人士」的形象出現，雖然參與公共事件時高調打出公盟的旗號、擴大影響力，但政治立場的表達是相對温和的，許志永始終儘量維持着對自己話語表達的謹慎控制。

許志永的改變發生在他因税案被拘押之後。「税案以後當局就不太給他空間了，成立NGO、租辦公室都受到阻撓，不讓他有所作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再加上形勢的發展，他就更傾向於政治反對的表達，也有更多的抗爭。」李方平説。

2010年3月「公盟」更名為「公民」，6月，許志永、王功權等7人發起《公民承諾》倡議書，強調公民意識和公民自律。 到2012年5月29日，許志永在《中國人權雙週刊》發表《中國新公民運動》，正式提出了「新公民運動」的概念，他明確定義：「新公民運動是一場政治運動，中國必然要完成政治文明轉型，建立民主法治健全的自由中國。」在形式上，他認為「新公民運動包含公民權利運動、公民不合作運動和民主運動……公民權利運動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進入民主政治運動。公民不合作運動貫穿整個權利運動和民主運動。」

在論述上，許志永將已有的反拆遷等維權運動和反教育户籍歧視等平權運動都納入到新公民運動的範疇，許多維權人士受推動使用藍底白字「公民」標誌，從而新公民運動有了較高的可見度和認可度。在實踐上，許志永和其團隊在新公民運動的旗幟下推動了户籍教育平權、官員財產公示和公民同城飯醉等運動，使之在規模、行動統一度和對抗性上都有較大提升。至此，許志永和「公民」完全站在了NGO和社會運動的光譜中最靠近政治反對和民主運動的一端。

然而，這個位置註定是危險的。

2013年，公盟參與組織了數次在北京市教委門前的非京籍考生家長聚集，要求教育平權。7月16日，許志永因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在北京被刑事拘留，8月22日，被正式批捕。2014年1月22日，許志永案在北京開庭，在庭上許志永的律師不被允許詢問控方證人，辯方證人則不被法庭允許傳喚。許志永和他的兩名律師以沉默抗議，但庭審仍被強行推進。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處許志永有期徒刑四年。

據許志永的辯護律師張慶方説，許志永聞聽判決之後高喊：「荒謬的判決阻擋不了人類進步的潮流，共產專制的陰霾必將散去，自由、公義、愛的陽光必將普照中華！」

相比於許志永和公盟，郭玉閃和他在2007年創立的機構「傳知行」則被認為更加「低調」和「去政治化」，但無論是郭玉閃本人還是傳知行的工作人員都多次強調傳知行並不是「去政治化」，相反並不迴避政治，而是認為要「超越政治話語」、「討論真正的問題」。

作為「討論真正的問題」的一種實踐，傳知行強調專業化與國際化，其核心工作是做公共政策與制度研究，涉及領域主要包括税收制度、教育平權、出租車管制、新農村合作醫療、能源、水資源、社會轉型、三峽工程等。至於研究質量，第二任所長黃凱平坦言：「我們的專業水平目前不一定比得上學院裏一流的研究者，但是我們是一種獨立的視角，不迴避問題，體制內的人不可能像我們這樣討論制度性問題。」

從2007年到2013年，傳知行共撰寫28種研究報告並舉辦相關研討會。他們還協助高校社團開辦自由主義傾向的講座，邀請許多不受體制歡迎的公共學者和從業者做講座，將講座內容整理集結為上下兩輯。傳知行將研究報告和講座文集印刷成冊，放在辦公室裏供往來拜訪辦事者免費取閲。

但誰也難以料到的是，這些印刷品如今卻成了郭玉閃「非法經營」的「罪證」。

多名前傳知行工作人員都認為，如果僅以機構在研究和講座方面的工作內容，並不會被當局視為必須剿滅的眼中釘。「關鍵是老郭在機構的事情之外又摻合了很多事，這是他們對傳知行最咬牙切齒的地方。」傳知行前工作人員任星輝説：「尤其是如果事情需要又沒有合適的人，老郭就會把傳知行的人用上去。」

這種「摻合事」以2012年的「救援陳光誠」最為典型。在協助了千里驅車、拍攝視頻、送入美使館後，傳知行工作人員緊急處理了辦公室裏的各種文件資料，郭玉閃被訊問50小時、軟禁近1個月，之後又避往老家莆田，機構各項工作停滯了約3個月。

「陳光誠的事情是沒辦法，」潘海霞説：「他們一家人過得那麼苦，又那麼信任你，情況又緊急。玉閃説過這對他來説就是幾年自由的事，對陳光誠是生死的事。」

黃凱平認為，這些事情，對於郭玉閃來説是「忍不住的關懷」，這也是中國傳統讀書人的家國情懷。總以儒家自居的郭玉閃則經常説：「我們儒家就是心軟。」

救援陳光誠雖然沒有直接導致郭玉閃入獄，但他的活動空間大為縮減，傳知行的許多活動受到干擾，郭玉閃本人每遇敏感時間點和重大會議就被禁足在家，每每有想推進的事總需要跟國保談判博弈。

潘海霞在《與夫書》中寫道：「這兩年你被壓制得這麼緊，以至於心性都受到影響；看着一個接一個『軸』的人受苦，你卻無能為力，道德焦慮一直折磨着你；你早就累了。」

如果有人在陳光誠事件後那兩年見到郭玉閃，會記得他比之前要臉色灰暗憔悴許多，一雙大眼微凸，眼白總是黃黃又點紅，但大黑眼珠仍不時炯炯有昔日之光，一副南蠻神態。

模式探索——兄弟平台還是專業機構？

許志永經常被他的朋友和旁人評價是一個「有政治理想/野心」的人，如果説許志永在公盟寄託了對自身政治前途的規劃，那麼對於郭玉閃，傳知行或許只是源於他對「兄弟平台」的念念不能忘。

李英強記得，早在2001年夏天，他大學畢業去北京找郭玉閃玩兒，當時郭玉閃剛考上北大的研究生，「住在北大西門外，一個小四合院隔出好多房間，一個房間放着好多牀，他就住在那裏。」李英強説，「玉閃當時就説，想在北京弄一個平台，把兄弟們都找到一起來。」

北大西門往外走一點有一個小院子，本來是個酒吧，郭玉閃在好多年後還不時説起曾想把它盤下來。「他説我們在這裏，開個酒吧、住在裏面、經營它，以它為根據地，然後我們來做點事情，但問題是做什麼呢？其實對於做什麼沒什麼具體的想法。」李英強説，「但就是想通過一個實體，我們能夠活下來，然後以獨立的方式存在、自由地生活，各地的理想青年來，就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做事。」

如果真的盤下了那個酒吧，郭玉閃是不是會生活得快樂很多，或者至少不會像現在處身班房呢？或許也不是，「玉閃是個天生的組織者，」李英強説，「雖然他總是以為自己該做個學者，或者專心低調做點什麼事。」

6年之後，「兄弟平台」沒有變成酒吧，變成了傳知行：一群兄弟（除了短暫參與的曾金燕，確實到成立7年後才有了第一個女助理研究員）誰想要在這個平台上研究點什麼，就研究點什麼，李英強想要研究税收，就研究税收；何正軍想要拍紀錄片，就拍紀錄片；楊子立對農村醫療感興趣，就研究農村醫療……郭玉閃的主要任務是負責給各個人想做的事找錢。

「首先在網上找資料，知道了一些基金會的方向，覺得對方可能會對我們的一些研究方向感興趣，他就給它們寫郵件，獲得一些見面機會，然後在見面的時候把傳知行的理念什麼的告訴對方。」潘海霞説，她還記得自己當年開着小破QQ載着郭玉閃在北京城裏四處去跟項目方見面，「就這樣，完全是靠自己的。」

在一起創辦傳知行的李英強看來，「玉閃做的這些事，我是做不來的。」

李英強覺得在中國做NGO需要的其實就是工資，其他的場地費、住宿費都可以想別的辦法解決，「理想的方式就是你相信我這個人，給我一筆錢放在這，我用這筆錢生活下來把這事做了，就可以了。」他説，國外的資助方往往重視項目的其他開支而對人員只有微薄的勞動補貼，而郭玉閃則要按基金會的邏輯設計項目把錢拿到，又想辦法調配項目裏的各種費用，使得不論有或沒有項目資助的工作人員都有基本一致的工資。

在國外資助方的項目制與郭玉閃所想象的、更烏托邦式的兄弟平台之間，郭玉閃持續充當着轉換器，年復一年，他忍受着枯燥，也一定程度上犧牲着自己對研究問道的熱情和理想。「我原本想要做個學者。」郭玉閃經常這樣説。

然而，完全沒有公司式管理架構和考評機制的兄弟平台，往往只能憑各人自覺和對創始人的信義維持工作效率。傳知行草創時這套還行得通，日子一長，平台裏安置了十多人的時候，就出現了人懶於事的問題。一些該交的研究報告遲遲交不上來，或者交上來了質量不如預期。

黃凱平一度自嘲傳知行成了「養老院」，郭玉閃在苦口婆心催督工作多年後，也終於決心改革傳知行。他們一同設計了改革方案，確定了分級管理制度和工資制度、有獎有罰的考評制度，2014年初開始推行，新任所長的黃凱平正準備大幹一番。郭玉閃則擔心自己的政治風險會給傳知行帶來不利影響，與國保談判後，他公開宣布退出了傳知行。

不料，幾個月後，「不可抗力」轟然而至，碾碎了這個正雄心勃勃地嘗試專業化的小小兄弟平台。

相較於文人理想色彩濃重的傳知行，與它同一時期成立的益仁平顯然更適應項目制，也更符合外界對NGO的想象和期待。相比於傳知行的因人設事，益仁平創始人陸軍強調「機構是為項目服務的，項目是為議題服務的，議題是為社群服務的」。

反歧視機構益仁平，一開始主要從事乙肝反歧視工作，許多工作方式脱胎於21世紀初相當紅火的乙肝攜帶者論壇「肝膽相照」的網友維權活動。陸軍當時是論壇「權益版」的「超級版主」，網名「金戈鐵馬」。從2003年進論壇，他參與和協助組織了多次乙肝攜帶者的反歧視訴訟、寫聯名信建議信等活動，也在這些活動中探觸着集體行動的媒體空間與政治紅線所在。

「我們很多倡導方法都是意外促成的。」陸軍説。他以2005年的一個訴訟為例，論壇裏組織了網友一起去旁聽，有一個網友自己做了一條橫幅，寫着「1.2億乙肝病毒攜帶者的生存權利不容剝奪」。一開始陸軍等其他人都不同意他打出橫幅，擔心警察干預，於是陸軍把橫幅索要過來在自己身上緊緊揣着。開庭前他在法院門口接受了當地電視台記者的採訪，採訪結束時沒拍到畫面素材的記者自言自語了一句：「要是有個橫幅在這裏簽字就要好了。」這讓陸軍突然意識到橫幅並沒有那麼敏感，趕緊説，我們這裏就有一條橫幅，正準備讓大家簽字呢。於是他們展開橫幅組織了現場簽字，「他們就拍啊，好多記者，拍得很開心，當天晚上就播了。」陸軍回憶起自己的「靈機一動」不禁一笑。

在論壇裏「混」了近四年，用熟了影響性訴訟和聯名信以後，陸軍越來越覺得需要有更多倡導方式和更專業的倡導團隊，而依賴論壇的動員方式不足以開展更深入持久的工作。於是他與公益律師和艾滋公益人士共同創立了北京益仁平中心，納入了研討會、乙肝攜帶者大會、調查報告等倡導方式，聯名信的參與人數也動輒能達到千人以上，2008年青年行動者「雷闖」橫空出世，為他們帶來了新奇的行為藝術方式，同時也讓他們發現「街頭行動」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高的政治風險。

益仁平的反歧視工作範圍後來擴展到殘障歧視、性別歧視、户籍歧視、精神病歧視等等，每一個領域都有相對獨立的項目工作組，其上有理事會和一些功能性委員會，比如在一次機構內性騷擾投訴事件後成立了「反性騷擾委員會」。

影響性訴訟、聯署建議信、調查報告、行為藝術這些方式在各個領域翻來覆去地使用，被工作人員們戲稱為益仁平的「三板斧」。所有這些方式都着力於獲得主流媒體的報道，而且非常注重話語的建設性和在法律框架內表達。負面新聞報道不得、正面新聞總是告缺的都市報們也樂於報道這種「非敏感」的「反歧視」權利議題，因此益仁平的工作風生水起，累計被報道了上千次，也確實推進了多個領域的政策修改和法規進步。

雖然創造了大大小小的「第一案」幾十個，也培養了乙肝、女權領域的不少「青年行動明星」，但益仁平本身的名氣與它製造過的新聞並不相稱，這大概源於陸軍堅持的「高調做事，低調做機構」的策略。每個新聞中，益仁平總是傾向於社群「當事人」應成為主角明星，而不是宣揚機構在其中的角色。

陸軍本人更是處身於種種議題新聞的大後方，甚少露面，也基本不像許志永或郭玉閃那樣熱衷介入正在發酵的公共事件或話題。「我會做的就是反歧視這一塊，有很多事情我確實不懂，不懂的事情我會聽別人説，不參與爭議。」陸軍説。

如果説許志永和郭玉閃都具有明顯的公共知識分子和公共人物特徵，那麼陸軍可以説是一個更純粹的NGO人。

除了機構低調以外，益仁平還有意識地不要「一家做大」，陸軍説其中既有安全的考慮，也有多元化、各地分散發展的策略因素。從2009年開始，多個益仁平的員工、志願者和友好合作者，在益仁平的支持下在不同城市創立了工作方法相似的反歧視倡導機構，此後獨立管理和發展，但與益仁平保持一定的聯動和合作。

2007年到2013年間，益仁平的工作可以説發展得順風順水。但到2014年之後，一方面「益仁平三板斧」在多年反覆使用之後不再新鮮，面臨媒體報道減少、傳播乏力的狀況；另一方面，「女權五姐妹案」、「常伯陽案」分別使北京益仁平，以及由其鄭州辦公室獨立出來的「億人平」遭遇重創。尤其在因「女權案」被外交部點名後，多個與益仁平有友好關係的反歧視機構也被有關部門反覆上門調查或遭警察約談，甚至有機構負責人被抓，似有被當做益仁平的分支機構一舉剷除的危險。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