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吳強：中國閱兵背後的政治強人夢

在今天，個人權威和個人神化的背後，是舉國安全體制和過時的民族主義，它們正在裝甲洪流中重新導向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民族的中國夢。

紛擾數月、耗資無數的抗戰勝利閲兵終於結束。北京的街面雖然解除了戒嚴，旅遊者和市民仍然稀裊得很，完全沒有平常的熱鬧。但是，閲兵以及相關民族主義話題卻在大陸微信圈激起前所未有的分裂，一場撕裂社會關係的戰爭從軍隊踏上長安街那一刻就彷彿開始了。

而閲兵過後，一場聲勢浩大、準備良久的武裝遊行，卻只有寥寥數位國家元首觀禮、國際反應冷漠，不能不問，為什麼要閲兵？抗戰勝利70年後，是否有必要以閲兵的方式凝聚民族，抑或只是黷武恫嚇周邊？還只是政治強人為了一己私慾，為登天安門而凌天下？

早在三年前習近平初成主席，我已對諸多外媒談到，種種跡象表明一個新的超級政治強人正在誕生，也在深刻改造着中國的政治格局乃至世界的政治秩序。這或許才是今天我們思考為什麼中國要閲兵的基礎。

這一位政治強人，還未上台時，就以國家副主席之身，親自抓了三件事：第一，足球打黑。從此開始介入公安，掌握公安力量，既是上台後反腐運動的熱身，也是後來從小學推廣足球、改革從足協開始——個人愛好深刻潛入政治改革的重要指標。第二件事，負責2008奧運會至09閱兵總指揮，第一次提出「護城河」安保概念，這是今天京津冀一體化的濫觴，也是為保證閲兵無限擴大「護城河」到七省一市乃至全國的雛形。第三件事，訪美與美國副總統拜登會面，創下中美間即興外交的模式，這種隨意風格至今仍常常插入在日常的講話中，甚至嚴肅的戰略舉措中如不經意間提出「一路一帶」，以及為回應國際壓力而主動廢止勞教制度等等，當然其深遠意義仍待繼續觀察。

更重要的，執政三年來，習近平多管齊下，集權一身，超出了1976年以後各任領袖，等於一場進行中的「柔性政變」，事實上顛覆了毛身後的政治局常委負責的集體領導制。

首先，上台伊始，習以建立各種領導小組的方式、親任各小組組長，小組總數超過18個，橫跨政經、政法、安全、網絡、意識形態各領域，以這種非正式制度的方式取代了傳統的政治局常委分工各管一片的寡頭模式。一般認為，這種集體領導的寡頭制也是過去二十年中國政壇利益集團形成並集中的主要機制。

而隨後開展的反腐運動，重點便在對這一舊利益集團－政治寡頭格局的打擊。畢竟，集體領導制下的分權，往往讓最高領袖難以掌握實權，政令難出中南海。

其三，才是制度化的建設，成立國安委，修訂《國安法》，真正將各方情報、安全力量甚至意識形態部門的協調都納入到該委員會中，也就是向最高元首負責，甚至可説是49年來最可觀的一次安全力量整合，不僅意味着元首制實權化、政黨個人化的關鍵一步，也意味着大安全體制的開始，和同時胡温時代疲於應付的維穩體制的終結。

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理解一個新極權政治的形成，它非常依賴重建一個小規模的紅色精英集團，以期控制舊有的、龐大的、腐敗的、且政治效忠可疑的官僚集團；也才能理解一個已經以「三個代表」和去政治化的市場經濟拋棄意識形態的官僚政權如何飛速地轉向傳統儒家，尋求意識形態支持，並且重建毛前三十年和鄧後三十年的理論聯繫——如9月開學前，中央黨校重立的兩尊毛像和鄧像以及馬恩像。

只有極權主義才高度重視意識形態，而非過去20年的市場－威權時代。而新常態下的意識形態可以全無新意，甚至不求甚解，習在9月3誒閲兵式上的講話也充滿了陳舊的戰後國際秩序觀和強烈的民族主義，只要周小平之流為其鼓吹即可，全然只有一個目的：正如閲兵副總指揮王健8月31日在《人民日報》的解釋一樣，就是為了體現全軍對習總的忠誠。

也就是説，個人效忠成為此次閲兵的主要任務。這是習近平對他執政三年來的一次大檢閲，也是未來權力鞏固的一大階梯。如此情形，像極了1979年鄧小平發動對越戰爭的政治需要。17天的戰爭鞏固了鄧對軍隊的掌握、對政局的掌握。對習來説，幾乎利用了從釣魚島到南海等一切戰爭題材。可是今非昔比，在美「再平衡」戰略重壓下，在俄烏危機後遭受國際制裁背景下，戰端難以輕啟。於是以閲兵代替戰爭就成為成本較低、風險較低的效忠總動員。這次動員，在執政三年之際急忙推出，循前述個人集權化趨勢來看，便容易得出閲兵實為加速新極權政治、奠定元首制效忠基礎的一次隆重表演。

為此，習近平的「護城河」安保工程不惜延伸到對公民社會的全民清剿，實行全面的內部築壘化，推行嚴格的網格化社會控制，試圖消滅一切可能引發類似茉莉花革命顛覆效應的公民社會萌芽。在去年先後消除了傳知行、益仁平等北京知名獨立NGO之後，今年以來，繼「三八」婦女節前夕抓捕女權行動分子，又從5月起在全國抓捕、刑拘、監居了近300名人權律師和人權活動分子，並開展持續的「清網行動」，打擊所謂網絡謠言和翻牆代理軟件，試圖牢牢控制一切潛在的不安全力量。尤其是這些身陷囹圄的人權律師和人權活動分子，成了閲兵式前的祭品。

不僅如此，極權甚至波及股市和環境，當局抓捕所謂「惡意做空」機構和新聞記者，清理數十萬北京外來人口，關停北京城區農貿市場、服裝市場，還為驅趕霧霾關停北京周邊七省市的工礦企業、建築工地、餐館、街頭燒烤、食攤、乃至農家柴火灶。更甚者，在閲兵前夕，北京閲兵沿線辦公場所、居民小區更被嚴格檢查、限制出入，公司機關停業、WI-FI手機信號也被覆蓋。

如此種種登峯造極的安全措施，與習近平上任伊始的「輕裝簡行」形成巨大反差，猶如閲兵的巨大投入與國際社會、或者哪怕國內人民的冷漠反應之間的強烈反差，也如閲兵結束第二天北京重新而至的霧霾與閲兵藍的鮮明對比。連城樓上那些觀禮的外國元首和黨內長老們也各懷心事。天安門上與他並列閲兵的普京，或許是最為熟悉這一切場景、瞭解習個人夢想的人，用半天站台換來下午在大會堂的大筆經濟協議，這或許是國際社會最為積極的反應了。

畢竟，對天安門，人們有着各種各樣對記憶。對習來説，在天安門城樓上閲兵，無論是習近平的一個長久夢想，還是為凝聚效忠而進行的武裝宣示，也許都源自毛澤東幾次接見紅衞兵的盛大場面和記憶。那是一個神化的時代。在今天，個人權威和個人神化的背後，是舉國安全體制和過時的民族主義，它們正在裝甲洪流中重新導向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民族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