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吴强：中国阅兵背后的政治强人梦

在今天，个人权威和个人神化的背后，是举国安全体制和过时的民族主义，它们正在装甲洪流中重新导向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中国梦。

纷扰数月、耗资无数的抗战胜利阅兵终于结束。北京的街面虽然解除了戒严，旅游者和市民仍然稀袅得很，完全没有平常的热闹。但是，阅兵以及相关民族主义话题却在大陆微信圈激起前所未有的分裂，一场撕裂社会关系的战争从军队踏上长安街那一刻就仿佛开始了。

而阅兵过后，一场声势浩大、准备良久的武装游行，却只有寥寥数位国家元首观礼、国际反应冷漠，不能不问，为什么要阅兵？抗战胜利70年后，是否有必要以阅兵的方式凝聚民族，抑或只是黩武恫吓周边？还只是政治强人为了一己私欲，为登天安门而凌天下？

早在三年前习近平初成主席，我已对诸多外媒谈到，种种迹象表明一个新的超级政治强人正在诞生，也在深刻改造着中国的政治格局乃至世界的政治秩序。这或许才是今天我们思考为什么中国要阅兵的基础。

这一位政治强人，还未上台时，就以国家副主席之身，亲自抓了三件事：第一，足球打黑。从此开始介入公安，掌握公安力量，既是上台后反腐运动的热身，也是后来从小学推广足球、改革从足协开始——个人爱好深刻潜入政治改革的重要指标。第二件事，负责2008奥运会至09阅兵总指挥，第一次提出“护城河”安保概念，这是今天京津冀一体化的滥觞，也是为保证阅兵无限扩大“护城河”到七省一市乃至全国的雏形。第三件事，访美与美国副总统拜登会面，创下中美间即兴外交的模式，这种随意风格至今仍常常插入在日常的讲话中，甚至严肃的战略举措中如不经意间提出“一路一带”，以及为回应国际压力而主动废止劳教制度等等，当然其深远意义仍待继续观察。

更重要的，执政三年来，习近平多管齐下，集权一身，超出了1976年以后各任领袖，等于一场进行中的“柔性政变”，事实上颠覆了毛身后的政治局常委负责的集体领导制。

首先，上台伊始，习以建立各种领导小组的方式、亲任各小组组长，小组总数超过18个，横跨政经、政法、安全、网络、意识形态各领域，以这种非正式制度的方式取代了传统的政治局常委分工各管一片的寡头模式。一般认为，这种集体领导的寡头制也是过去二十年中国政坛利益集团形成并集中的主要机制。

而随后开展的反腐运动，重点便在对这一旧利益集团－政治寡头格局的打击。毕竟，集体领导制下的分权，往往让最高领袖难以掌握实权，政令难出中南海。

其三，才是制度化的建设，成立国安委，修订《国安法》，真正将各方情报、安全力量甚至意识形态部门的协调都纳入到该委员会中，也就是向最高元首负责，甚至可说是49年来最可观的一次安全力量整合，不仅意味着元首制实权化、政党个人化的关键一步，也意味着大安全体制的开始，和同时胡温时代疲于应付的维稳体制的终结。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理解一个新极权政治的形成，它非常依赖重建一个小规模的红色精英集团，以期控制旧有的、庞大的、腐败的、且政治效忠可疑的官僚集团；也才能理解一个已经以“三个代表”和去政治化的市场经济抛弃意识形态的官僚政权如何飞速地转向传统儒家，寻求意识形态支持，并且重建毛前三十年和邓后三十年的理论联系——如9月开学前，中央党校重立的两尊毛像和邓像以及马恩像。

只有极权主义才高度重视意识形态，而非过去20年的市场－威权时代。而新常态下的意识形态可以全无新意，甚至不求甚解，习在9月3诶阅兵式上的讲话也充满了陈旧的战后国际秩序观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只要周小平之流为其鼓吹即可，全然只有一个目的：正如阅兵副总指挥王健8月31日在《人民日报》的解释一样，就是为了体现全军对习总的忠诚。

也就是说，个人效忠成为此次阅兵的主要任务。这是习近平对他执政三年来的一次大检阅，也是未来权力巩固的一大阶梯。如此情形，像极了1979年邓小平发动对越战争的政治需要。17天的战争巩固了邓对军队的掌握、对政局的掌握。对习来说，几乎利用了从钓鱼岛到南海等一切战争题材。可是今非昔比，在美“再平衡”战略重压下，在俄乌危机后遭受国际制裁背景下，战端难以轻启。于是以阅兵代替战争就成为成本较低、风险较低的效忠总动员。这次动员，在执政三年之际急忙推出，循前述个人集权化趋势来看，便容易得出阅兵实为加速新极权政治、奠定元首制效忠基础的一次隆重表演。

为此，习近平的“护城河”安保工程不惜延伸到对公民社会的全民清剿，实行全面的内部筑垒化，推行严格的网格化社会控制，试图消灭一切可能引发类似茉莉花革命颠覆效应的公民社会萌芽。在去年先后消除了传知行、益仁平等北京知名独立NGO之后，今年以来，继“三八”妇女节前夕抓捕女权行动分子，又从5月起在全国抓捕、刑拘、监居了近300名人权律师和人权活动分子，并开展持续的“清网行动”，打击所谓网络谣言和翻墙代理软件，试图牢牢控制一切潜在的不安全力量。尤其是这些身陷囹圄的人权律师和人权活动分子，成了阅兵式前的祭品。

不仅如此，极权甚至波及股市和环境，当局抓捕所谓“恶意做空”机构和新闻记者，清理数十万北京外来人口，关停北京城区农贸市场、服装市场，还为驱赶雾霾关停北京周边七省市的工矿企业、建筑工地、餐馆、街头烧烤、食摊、乃至农家柴火灶。更甚者，在阅兵前夕，北京阅兵沿线办公场所、居民小区更被严格检查、限制出入，公司机关停业、WI-FI手机信号也被覆盖。

如此种种登峰造极的安全措施，与习近平上任伊始的“轻装简行”形成巨大反差，犹如阅兵的巨大投入与国际社会、或者哪怕国内人民的冷漠反应之间的强烈反差，也如阅兵结束第二天北京重新而至的雾霾与阅兵蓝的鲜明对比。连城楼上那些观礼的外国元首和党内长老们也各怀心事。天安门上与他并列阅兵的普京，或许是最为熟悉这一切场景、了解习个人梦想的人，用半天站台换来下午在大会堂的大笔经济协议，这或许是国际社会最为积极的反应了。

毕竟，对天安门，人们有着各种各样对记忆。对习来说，在天安门城楼上阅兵，无论是习近平的一个长久梦想，还是为凝聚效忠而进行的武装宣示，也许都源自毛泽东几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大场面和记忆。那是一个神化的时代。在今天，个人权威和个人神化的背后，是举国安全体制和过时的民族主义，它们正在装甲洪流中重新导向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