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70年 觀點

趙楚:北京閱兵全面復活紅色歷史敘事

通觀整個活動,應該說,最出乎公眾期待的,也令人感到遺憾的,乃是抗戰紅色歷史敘事的全面復活。


中國人民解放軍。攝 : REUTERS
中國人民解放軍。攝 : REUTERS

剛在天安門舉行的紀念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閱兵在中國大陸地區是首次,無論其參與的國際性,還是展示的新式軍事裝備,都引人注目,有諸多可論說的重大含義。本次閱兵展示了令人眼花繚亂的現代化軍事力量──而其中最引起轟動的無疑要算兩款出現於戰略打擊兵器模組的非常特別的導彈:DF-21D和DF-26反艦彈道導彈,從軍事和戰略政策觀察的角度看,這兩款導彈可以當之無愧地稱之為本次閱兵最大軍事亮點。(詳見明天端傳媒軍事專文)。

此外,應該說,最出乎公眾期待的,也令人感到遺憾的,乃是抗戰紅色歷史敘事的全面復活。

9月3日原為中國戰時政府明令確定之抗戰勝利紀念日,同時也是殘存於台灣地區的國軍繼續執行的軍人節。因此,當初宣布在9月3日舉行歷史主題紀念閱兵,國內外不少對抗戰史念茲在茲的人士均抱一種熱切的希望,期待通過更全面和真實地展示當時參戰中國各黨派軍隊的歷史形象,從而在歷史和現實的政治分歧之上,締造超越兩岸,乃至全球中國人的共同歷史記憶。

很明顯,這種希冀絲毫不違背執政黨的政治利益,而是可以極大刷新其內外政治形象。從閱兵的實際情形觀察,這種正當而善意的希望是基本落空了。

作為歷史戰爭勝利的紀念活動,在俄羅斯及其他國家的類似紀念活動中,人們看到,主要受閱對象是身着歷史上最主要戰役的英雄團隊服裝的模擬方隊,通過這些模擬方隊喚起人們對犧牲奉獻,做出重大犧牲的英烈的記憶,並標刻和刷新那些戰鬥在國家與公眾歷史中的醒目地位。

在本次閱兵中,人們看到的是,代表當時中國政府與主力軍隊的符號、旗幟與其他標識均毫無蹤影,而這些旗幟在史實上也是執政黨及其部隊當年所採用的。形象些說,有雁門關無昆侖關,有劉老莊無台兒莊,有陽明堡無「814健兒」,諸如此類絕非無意的安排。甚至受閱的共產黨領導下的英雄部隊,也僅採取歷史延續編制單位代表的形式,而這樣做無疑是為了回避當時軍裝樣式上青天白日帽徽的尷尬。

熟悉中國大陸前30年現代史教科書的人應該了解,在1949之後(實際上是自1941之後)的抗戰史敘事中,當時中國抗戰的中央政府及軍事組織是隱身的,更有甚者,對其歷史敘事是一種基本負面的話語,如戰前的對敵妥協畏懼,戰爭中的投降傾向,對於當時共方軍隊之外的數以千萬計的軍隊的作用,多為消極避戰,一潰千里等描述。與這些話語相對的是中共對發起抗戰的決定作用,以及敵後戰場為主戰場的定性結論。這些不可討論的話語在近30年的學術與公眾話語場實際上已基本退潮,因為其與基本歷史事實相差太過於懸殊。

而從1980年代的實踐看,當局放寬抗戰史教條話語並沒有對其正當性構成挑戰,相反,這種傾向理性的有限舉措反而使其在國內外公眾,特別是海外華人中改善觀感,得到實惠,同時也在其對台統戰等政策領域提供了新的資源。

然而,近年的政策走勢大為不同。新領導人的政治政策特重意識形態,而對於一個以馬列歷史唯物為正當性哲學論證的政黨來說,在歷史知識領域的失控很明顯被當成從根本上衝擊其執政合法基礎的事態。

因此,約略與決定舉行本次閱兵同時,國內有雷霆手段的反歷史虛無主義運動,而這一運動的目標即在恢復對抗戰史這一全民族歷史遺產的壟斷詮釋,今次的閱兵可以看作是這一意識形態政策的一個實質延伸。這也是為何人們在如此規模的閱兵活動中看不到更多歷史象徵性重要標識的原因。

從基本的抗戰史史實來說,1937年開始,直到1945年取得徹底勝利的中國抗日戰爭,領導戰爭的主要歷史角色是當時中國國民黨主導的國民政府。紅色話語中有意籠統所稱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以及政治領導,這些精心選擇的修辭都是用來回避和隱藏這一起碼的歷史事實的。對於一件發生於70年前的歷史事件採取如此不合情理的做法,這本身甚為反常,一般人以為並無必要。

人們看到,前蘇聯已經解體,統帥當時蘇聯軍隊的領袖已成為教科書中的反面人物,但無論在俄羅斯,還是前蘇聯各國,對歷史勝利的軍隊與戰史,均作為正面歷史遺產加以弘揚。1972年,中美和解,1979年,美國決定與中國大陸建交,美國與台北已沒有外交關係,但迄今無論美國官方文獻,還是媒體及學者言論,在涉及中國抗戰史的問題時,並未覺得有隱藏或修改歷史旗幟與符號的必要。

所以,本次閱兵展示的歷史敘事方式只是中國現實政治的特點和需要。

如果說中國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進程是一種政治和政策上逐步去意識形態化的過程,那麼應該看到,隨著社會危機的加深,社會政治離心力的增加,中國執政黨應對危機的基本思維是從意識形態出發的。

近年的系列事件為這一思維提供了鮮明例證,因為執政黨的傳統思維認為,思想的統一不僅是黨內團結的基礎,也是凝聚全國人心,排除異端邪說的法寶,而在思想的統一方面,歷史問題的知識同一性又是根本。研究20世紀極權主義制度的學者早已指出,這一制度本身是一種巨大的社會與心理工程學,社會控制的重心與基礎在控制思想,是「意識形態上甘嶺」的最大火力基地。因此,通過閱兵向國內外展示純粹的紅色抗戰歷史敘事就成了必然和自然的選擇,即使內外觀者會對此激發強烈腹誹,那也是經過精確計算而可以承受的代價。

由此人們也可以合理地推測,在未來的政策中,一度淡化的意識形態色彩很可能更加濃烈。歷史事實本身很殘酷地說明,目標為思想的鬥爭從來都不是靠思想的武器實現的,恰恰相反,意識形態的勝利往往是建立在冷酷的社會控制與武器的批判之上。

本次閱兵展示了令人眼花繚亂的現代化軍事力量,這些力量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國防武力和國家安全政策工具,同時,很現實地,它們也是保證紅色意識形態與歷史話語權威性的有力武器。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這是人們耳熟能詳的習語,人們往往忽略的是,槍桿子裏面也出輝煌的歷史教科書,儘管這部紅色教科書所說的與人們的歷史常識稍有出入。有槍在,抗戰史就有不可動搖的標準答案。

(趙楚,軍事戰略問題學者,原《國際展望》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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