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閱兵，對內重於對外，通過大規模紀念抗戰以獲認同、重塑歷史合法性是其隱藏目的。這一目的能否達到估計並不樂觀，因為知識界和公眾更希望公正對待歷史，「中流砥柱」避實就虛，難獲認同。
自今年3月份中國官方宣布在9月3日閱兵的消息以來，全世界對中國閱兵的目的就有種種猜測。中國官方宣布閱兵是為了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但之前從未在抗戰勝利紀念日閱兵，閱兵一般是在逢十週年的國慶日，而今年是建國66週年，高調閱兵的理由並不充分。因此，閱兵目的成謎，猜測在所難免。
9月1日，《人民日報》微信客戶端發布文章，駁斥對閱兵的三大質疑。所謂「三大質疑」，指「秀肌肉」、針對日本、勞民傷財。這其中，「秀肌肉」、針對日本都是關於閱兵目的的。「秀肌肉」，意思是秀武力，展示「軍隊和國家的實力」。針對日本，指閱兵是為了警告和震懾日本。對於這兩個質疑，文章予以駁斥，稱閱兵不是秀武力，「『秀』的是中國作為二戰東方主戰場和勝利大國的歷史地位」；閱兵也不是針對日本，「絕不是刻意針對某個特定的國家，更不是為了炫耀武力、恫嚇哪個國家」，「如果非要說中國閱兵是針對誰的話，那針對的也是那些對歷史不認賬的軍國主義分子，針對的是那些歪曲歷史、破壞和平的人」。
眾所周知，《人民日報》代表中共最高權威，上述文章，算是官方對閱兵目的的回應。不過，這篇文章並不是刊登在《人民日報》的印刷版上，而只是在微信客戶端這種新媒體上，其權威性大大低於印刷版。而在兩日前（即8月30日）的《人民日報》印刷版上，刊登了閱兵副總指揮王健中將的文章，文中稱：「閱兵是忠誠宣誓，首先檢閱的是三軍將士對黨中央、習主席的無比忠誠和堅決擁護。」此說一出，被很多人解讀為洩露天機，說出了閱兵的真正目的。
中共建政，靠的是「槍桿子」和「筆桿子」。「槍桿子」即軍隊尤顯重要。中共最高領導人必須完全掌控軍隊，讓軍隊效忠自己，才算真正掌握大權。自十八大以來，軍隊掀起反腐風暴，兩位前任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被拉下馬，已公布被查處的軍級以上軍官達40人。軍隊腐敗如此嚴重，而這些被查處的軍方高層人士正是以往軍隊的主導力量，他們的同盟者或被他們提拔者應不在少數，軍隊對現領導人的絕對忠誠不無可疑之處。通過反腐，清理不忠誠者，再通過閱兵，檢閱軍隊「對黨中央、習主席的無比忠誠和堅決擁護」，應在情理之中。當然，藉此還可塑造最高領導人的威權，洗刷軍隊頹靡之氣，重塑軍隊形象，這些可能也是原因。
然而，在所有這些理由之外，也可能有更重要的理由。從中國官方對閱兵的宣傳來看，一直着重宣揚中共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就在9月1日，《人民日報》印刷版就連登兩篇以「中流砥柱」為標題的重頭文章，一篇是《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抗戰勝利的關鍵》，另一篇是《中國共產黨何以成為全民抗戰的中流砥柱》。如此連篇累牘、濃墨重彩宣揚「中流砥柱」，是有原因的。
抗戰勝利迄今已是70週年，但中共在抗戰勝利逢十週年時隆重紀念，是1985年抗戰勝利40週年時才開始的，以後50、60週年逐漸加碼，至今年70週年達於巔峰。
《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也是1949年後中國政治的風向標和晴雨表。《人民日報》對某一主題刊登的文章數量、篇幅、版面位置等，都暗示着該主題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
在1985年之前，《人民日報》提到「紀念抗戰勝利×週年」的文章寥寥可數，僅涉及六週年、十六週年、二十週年等少數年份，反映出紀念抗戰的規模不大，而且多是各地自行組織。為什麼在這個階段抗戰勝利不受重視呢？可能的原因是，該階段革命話語佔據主流，中共領導革命勝利無人質疑，井岡山光輝歲月、紅軍長征、解放戰爭等革命光榮，遠比抗戰更值得誇耀。
然而，文革結束後，革命話語與改革開放衝突，逐漸被冷落，加之文革後的思想解放運動，知識界和公眾普遍要求客觀對待歷史，同時中共也希望得到世界認同、對台統戰工作更順利，到了1985年要紀念抗戰勝利，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上的作用就不能抹殺，必須有一個說法，此時「中流砥柱」的提法出現。
1985年8月13日《人民日報》記者報導了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抗日戰爭館」的調整，說「抗日戰爭館」過去側重展出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各地人民游擊隊的抗戰事跡，「這次作了重大調整，力求展示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歷史。因此，由國民黨領導的軍隊承擔的正面戰場的重大戰役和許多國民黨軍政人員在抗戰中流血犧牲的業績，以及無黨派人士、知識分子、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在抗戰中的貢獻，也分別展示出來。」這說明，之前只講中共抗戰，不講國民黨抗戰，在新時期下開始「調整」。但調整後出現了新問題，即，國民黨與共產黨、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歷史功績到底誰大的問題。
「中流砥柱」說法的出現，主要是解決這一邏輯矛盾：不能不說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歷史功績，但得強調主要功績是共產黨、敵後戰場的，不能喧賓奪主，讓國蓋過共。為此，該報導中專列一個部分談「中流砥柱」，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日聯軍、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和敵後人民開闢了廣大敵後戰場，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抗擊了大部侵略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作出了最大的犧牲和卓越貢獻，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這些，對抗日戰爭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段話，當然不是《人民日報》記者自己想出來的，應該是「調整」展覽過程中提出的解決邏輯矛盾的方案。這一說法，在當年8、9月份《人民日報》的多篇文章得到重申，9月3日的社論對此更加以強調，從此定下基調。
1985年紀念抗戰勝利40週年的規模仍然有限，最大的活動是9月3日首都各界人士在人民大會堂開了一個紀念大會。而到了1995年，《人民日報》連篇累牘報導，規模空前。這可能與50週年有點關係，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世易時移，中共需要一種新的話語。此時，蘇聯已解體，國際共運空前低落，再宣揚革命已難服人心，加之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市場經濟的合法性得以確立，改革步伐加快，新自由主義思潮崛起，革命的價值被否定，中共亟需一套新的話語，此時民族主義思潮抬頭，中共適時利用。
這種趨勢，至2005年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及今年紀念70週年，又進一步發展。由於革命是國共內戰，中國人殺中國人，在民智已開的情況下，再宣揚已無多少人認可，而抗戰是民族大義和反法西斯，佔據道義高地，能夠普獲認同。加之近年中國社會形勢不穩，中共很希望凝聚人心，領導人也想樹立威權。故而，多方面的原因，導致今年紀念抗戰盛況空前，閱兵尤其醒目。
綜合言之，北京閱兵，目的多樣，對內重於對外，通過大規模紀念抗戰以獲認同、重塑歷史合法性是其隱藏目的。當然，這一目的能否達到，估計並不樂觀，因為知識界和公眾更希望公正對待歷史，「中流砥柱」避實就虛，難獲認同。
（洪振快，歷史學者，專欄作家，《炎黃春秋》雜誌原執行主編，著有《亞財政》、《官心民意》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