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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峻嶸:九七前後的變與不變

香港很多問題的成因,是由於無論當政者是誰,香港以保護大資本家利益的政經格局根本沒有變過。


李峻嶸:不少在九七後始被廣泛關注的社會問題,其實早在九七前已種下禍根。
攝:TORSTEN BLACKWOOD/AFP
李峻嶸:不少在九七後始被廣泛關注的社會問題,其實早在九七前已種下禍根。 攝:TORSTEN BLACKWOOD/AFP

1997年7月1日,香港由一個英國殖民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那天,殖民旗幟被紫荊旗取代了、港督變成特首、解放軍也入城了……臨立會也正式在香港開會,沒有參加臨立會的立法局議員就要「落車」。然而,對絕大部分香港市民來說,7月1日和6月30日沒有什麼分別。

無論對中共還是大部分香港市民而言,這正是他們想要的。維持香港的「安定繁榮」、九七後「馬照跑、舞照跳」,在八九十年代幾乎是全民共識。因此,以前曾經有一個九七後只不過是更換一面旗幟的期望。簡單來說,大家都怕中共接管後香港會變,於是如何令到香港在九七後維持原來的模樣就是過渡期間各主要力量所追求的目標。

當年香港市民的心態不難理解。無論是否為了逃避中共統治而由大陸逃來香港、無論是否有能力移民,大家都難以否認八九十年代(以至現在)的香港,無論在物質的生活水平還是公民自由都比大陸好很多(當然,我們是否應該因為香港比大陸好就覺得滿足,那是另一個話題)。中共要爭取香港市民的信心,防止資金外流、人才流失,要做的就是要向香港市民保證九七後的香港「不變」。不但鄧小平那句「50年不變」的說話寫了在《基本法》的內容中,整份基本法的精神就是要維持香港在九七前原有的政經制度和生活方式。

到2015年,不少人審視今天的香港,都會認為現在的香港和九七前的香港很不同了。而且,可能除了法定最低工資和反種歧視條例立法外,絕大部分的變化都是變壞的,而不是變好的。「九七前好,九七後變壞」的印象植根在大眾市民心目中。關心公民自由者,回歸後就要為董建華政府還原公安惡法奮鬥;關心法治者,1999年就出現了居港權案引申出的人大釋法;追求經濟利益的有樓中產階級,經歷過1998年起數年的樓市大蕭條,公營部門和資助機構的管理層和專業人士都要面對日益繁重的行政工作;基層市民不但要面對工時愈來愈長的問題,而且「搵食」(討生活)愈來愈艱難;青年人發現出路狹窄,輪公屋要久候、私樓的租金和售價都難以負擔。

在這樣的環境下,戀殖情緒出現是可以理解的。就算不認同那些拿着龍獅旗的示威者,都很容易會將九七前和九七後的狀況作比較,因此覺得九七前是美好年代,九七後卻不然。於是,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就很容易被看成是回歸帶來的問題。中共,或者它在香港所選擇的代理人,主要指的是董曾梁三位特首就是抗爭力量的眾矢之的。真普選運動的主要根據,就是要從中共手中奪回我們選擇政府的權利。

九七前早種禍根

左翼運動當然支持真普選,當然也絕不認同董曾梁三任特首大部分提倡的政策。事實上,就算是法定最低工資的細節,基層勞工團體都絕對沒有收貨。然而,將香港的種種問題通通都看成是九七帶來的問題,卻絕對需要商榷。首先,英殖下的香港經歷過多個時代,7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那段時間,因為成立了廉政公署和大量市民上樓等因素,再加上香港經濟持續急速增長,往往被認為是一個黃金時代。但不少在九七後始被廣泛關注的社會問題,其實早在九七前已種下禍根。例如基層市民面對生活質素倒退和低工資等問題,其出現的主因是香港工業在八九十年代北移後的經濟結構。殖民政府沒有盡力促進香港工業升級,變相令香港的經濟活動幾乎只剩下服務業。當金融地產成為香港經濟活動的支柱,其就業結構不但令到來自工作的收入差距愈來愈大,而且令到香港經濟要有增長,又或者要爭取中產階級對現狀的支持,推動資產增值/泡沫就成為了維持表面上經濟好景的重要手段,結果就是有產和沒有資產兩個階級的不平等愈來愈嚴重。

過渡期那十幾年的香港,不是一個不變的香港。除了去工業化外,另一個重要的轉變就是新自由主義蔓延到香港。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新自由主義成為顯學,可說是代表了西方大資本家向二戰後成功逼使政府和富人作出讓步的工人階級的復仇大戲。在香港,就算在戴麟趾就任港督後期到麥理浩執政期間有一連串的改良措施,但論勞工保障和社福政策,與其他先進資本主會仍然有莫大距離。因為香港的特殊環境,房屋政策卻是異數。政府在這方面的承擔比西方政府要大。但在1980年代末,政府就提出了私營主導的房屋政策,啟動了社會福利新自由主義化的步伐。同樣在80年代末,殖民政府開始推動公營部門改革。公司化、私營化、推行外判和外購,將市民當成是消費者般看待等措施都是公營部門改革的元素。它們體現了新自由主義提倡,將市場邏輯帶到公共服務的精神。本來香港政府已經沒有積極做好財富再分配的工作和節制資本家同僱主的力量。80年代末起再推行這些新自由主義措施,結果只令香港的貧富差距更加嚴重。以上的措施在當年當然不是沒有爭議,但在九七「大限」前,差不多任何的社會議題都淹沒在政制問題和中央爭拗當中。

特區時代的民生倒退,令人覺得香港變差了。但這「變」其實源於「不變」:特區政府繼承了殖民政府的新自由主義路線。九七回歸後不久,香港遇上了金融風暴。這正好給予了董建華政府藉口去進一步實踐新自由主義政策。將綜援受助人進一步污名化的自力更生計劃、像領匯和地鐵上市的私有化計劃,還有重挫公務員士氣的公務員體制改革都在這個時候出台(極度諷刺的是,有份推動公務員體制改革的王永平,近日卻在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時緬懷港英年代公務員的所謂「good old days」)。

保護資本家利益格局不變

簡單來說,九七前後都沒有大幅改變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和新自由主義改革催生了更嚴重的貧窮問題社會不平等。再加上人口老化令到社會服務的壓力增多,政府又沒有相應增加資源,結果只能是民生愈益困苦。香港的很多問題,根本不是來自於九七年時當政者換了人。問題的成因,是由於無論當政者是誰,香港以保護大資本家利益的政經格局根本沒有變過。

資本主義下的左翼政治就是要挑戰這不平等的階級關係。在香港,九七這個心理上的分水嶺和對九七前所謂「好景」的誤會,再加上特區政府和中共逐步企圖收緊香港市民的公民自由,令到階級政治舉步維艱。因為就算是深感民生困苦,大家也很容易將責任純粹推到受中共信任的特首身上。而這個政權所服務的大資本家卻因此不用直接面對廣大普羅民眾的挑戰,因為「抗共」比起「反資」的動員力量實在是萬倍以上。這是香港左運政治要面對的一大障礙。而事實上,淡化階級政治的策略和論述對整個民主運動也沒有什麼益處,這一點就要以後再談了。

(香港左翼政治困局系列之一)

(李峻嶸,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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