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扼殺的家國
1976年，四人幫倒台，中共中央改弦易轍，放棄文革時期的極左路線，那些強烈認同從中共中央的國粹派受到極大震盪。
對於國粹派，麥海華批評得狠。
「國粹派最大的悲哀是不談事實，只問立場，直到今天仍如是。他們聽指示，看當權者的口徑，因為他們沒有獨立思考，只隨權力走。」
「最多人的反思是發現自己沒有了對社會的分析：四人幫的極左思潮倒台，忽然間整個政治判斷的依靠「冧」了（崩潰）。很多人自覺脫離國粹派的組織。如果你是be true to yourself（對自己真誠）的話，你會很痛苦，因為你曾經相信的東西不復再，於是就會問自己為什麼當時會全心相信，甚至打擊其他聲音？」
相對應國粹派的「只問立場」、「沒有思考」，麥海華給社會派的描述當中重覆着「獨立思考」與「原則」。
「社會派、民主自由派有獨立思想，分析，看法。雖然我們社會派對國內的制度是比較同情，但我們在七十年代初期時，已經有批評共產黨可以因壟斷政府而成為壓在人民頭上的新階級。社會派從新左的角度來說也會反對中國共產黨。我認為對中國的批評要從中國大陸的現實出發，我同意要政治現代化。我認為憲政民主是中國可走的道路。但共產黨一黨專政就扼殺了這樣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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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一種
七十年代國粹派與社會派對立，後來國粹派倒台，社會派再細分出各種各樣的派別。就當時的爭辯，麥海華認為是年輕一代尋求香港定位的舉動；而四十年後的今天，社會也正在進行一場有關中國與香港，或者不成主義的主義爭辯。
今天很多人在說抗拒中國，這對麥海華來說無法認同。
「怎麼不喜歡中國也好，中國也是我們的國家。我認為自己是有責任提出反對聲音，盡言責，如果有機會則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在架構裏爭取發表聲音。」
「我們香港之所以重要是在於有活躍的公民社會，可以從下而上提出爭論。我也會挑戰為什麼港區人大是由這群人所霸佔，為什麼是由1200人所選而不能擴大到大多數人選舉。我會認為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有責任，能做多少則多少，但最主要是我有自己的獨立思想。」
麥海華曾在2008年參選港區人大選舉，向劉迺強邀得提名，結果他們各自被民主派及建制派的支持者攻擊。
「我覺得本土論對香港來說是一種傷害，我不認為香港能走獨立路線。而且我們應該放眼中國，不是因為其市場、地大物博，而是這是我們的國家，我們應有所責任。小的則盡言責，可以的話更要裝備自己，以備將來中國走向憲政民主時我們香港可以有公民社會制衡政府。」
國家，責任。他說到這些詞時眼神堅定，有種不移的氣勢。
「我們要準備自己將來成為國家的參與者。我們不能簡單的劃地為牢，說大陸的事不關心自己，一來這不可能，二來香港對中國大陸有很大的影響，中國南方社會某程度上是看香港的模式來運作。香港建立了一套合理理性運作的模式，如果香港的制度能夠行得通，中國也應該是可以參照。我不會簡單的劃地為牢，因為這是犬儒主義，鴕鳥政策。香港是不可能獨善其身的。老實說，我們最終也是希望影響中國大陸。」
好些年輕人也認為香港要理解中國的問題，但是在身份認同這個骨節位上卻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我覺得不是的，我們就是中國人。我們就是對國家有責任，有承擔，我們不能脫離。現在中國大陸在水深火熱底下。人民並沒有自由，我們是要挑戰中國大陸那種一黨專政底下的不合理現象。中國不可能長期這樣，中國一定要打跨一黨專政的制度，從至使到國家在憲法之下保障人民的權利，國家乃是大於黨的。」
我沒有追問下去。
對於麥海華，香港之於中國有種天然的責任與特殊的角色。
「只有我們才能看見中國的這些問題，中國大陸並不能看到的，因為國人根本被禁止言論，資訊以至思考。這是香港的功能所在，為國人提供思想，憲政民主是中國該走的路。為什麼中共要不讓我們踏足中國？」
自從八九六四後，身為支聯會要員的麥海華一直無法踏足大陸，不過這並沒有影響他堅持的國人責任。
「我這犧牲大，但我對中國的道義責任並不會放棄。你不能對我說八九民運沒有發生。這是中國的一個分水嶺。1989年的民運是重大的轉捩點，做成一代人無法平伏。我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能說沒事發生，我說不出共產黨做事是對的。這是說不過去的。我能做多少就多少，盡力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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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國，你的本土
這份沉重的家國承擔，使得麥海華與強調香港本位的各種本土派有天然張力。他很意識到自己這樣的立場，其實並沒有很多的影響力。
「但是我認為必須要點出青年人的要害。」
對他來說，似乎年輕人大多都是本土派。
「現在年輕一代要求革命，要推翻一切，甚至乎認為民主派也是在阻礙民主發展，搞了數十年，民主回歸也是垃圾，但是他們沒有策略，是情緒化，認為只要老一輩都走掉就好了。這是幼稚的，但你會見到這是時代氣氛。」
「我們這些在七十年代成長而來的人，策略是逐步逐步爭取的，寸土必爭，每一次爭取多一點。我認為這樣才是實在，才可以使制度不斷更新與調整，贏得更多市民的支持。」
麥海華是七十年代眾多流派抗爭者，之一。
「我是歡迎年輕人走出來，但是現在的情況則是太情緒化了，太過希望推倒一切，如果連民主派所建立的少數否決力量也被打跨，就會被建制派壟斷議會，到時什麼也沒辦法，香港就會走新加坡的路，高壓操控，不可翻身。」
他很強調七十年代的來時路，對於麥海華來說，這條路，還有指引的作用。
「我們七十年代是由貧窮轉向富裕，我們是要付出努力來換取生活的改善。這跟現今一代的年輕人不同。他們覺得很多東西是應分的，要照顧到他們的需要，批評上一代霸佔着社會位置，他們的要求有時候是偏離客觀現實。我們那代會逐步爭取改善，現在的年輕人要求爭取一步到位，以激進行動破除一切。他們的反對力量是大的，要出來顛覆社會。但是到底可以給出什麼樣解決問題的方法，卻是一片空白。經過多年鬥爭，我們希望中國走向一個和平的演變，憲政民主，使得人民利益與自由得到保障，有獨立的司法制度。這些中國都需要逐步發展。這些發展都需要在和平的空間下進行，在革命的情況下將會抹殺了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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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社會派認為國粹派盲目認同中國，對香港沒有足夠的重視，及此，社會派提出要批判地認識中國，以行動改革香港，引起大辯論。
八十年代起，當日的社會派紛紛成了後來的泛民主派，在香港的政壇上面擔當重要角色。
時間換到當下。
本土派認為泛民主派思考框架過於認同大中華，對香港本土沒有足夠的重視，再次引起香港往何處去的社會爭辯。
就像歷史的鐘擺，現在擺了回頭。
麥海華是當年撥動潮流的旗手，今天卻身處歷史的洪流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