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国、责任、香港──麦海华(下)

被扼杀的家国 1976年,四人帮倒台,中共中央改弦易辙,放弃文革时期的极左路线,那些强烈认同从中共中央的国粹派...
七十年代来时路 大陆 香港 政治

被扼杀的家国

1976年,四人帮倒台,中共中央改弦易辙,放弃文革时期的极左路线,那些强烈认同从中共中央的国粹派受到极大震荡。

对于国粹派,麦海华批评得狠。

“国粹派最大的悲哀是不谈事实,只问立场,直到今天仍如是。他们听指示,看当权者的口径,因为他们没有独立思考,只随权力走。”

“最多人的反思是发现自己没有了对社会的分析: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倒台,忽然间整个政治判断的依靠“冧”了(崩溃)。很多人自觉脱离国粹派的组织。如果你是be true to yourself(对自己真诚)的话,你会很痛苦,因为你曾经相信的东西不复再,于是就会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会全心相信,甚至打击其他声音?”

相对应国粹派的“只问立场”、“没有思考”,麦海华给社会派的描述当中重覆着“独立思考”与“原则”。

“社会派、民主自由派有独立思想,分析,看法。虽然我们社会派对国内的制度是比较同情,但我们在七十年代初期时,已经有批评共产党可以因垄断政府而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新阶级。社会派从新左的角度来说也会反对中国共产党。我认为对中国的批评要从中国大陆的现实出发,我同意要政治现代化。我认为宪政民主是中国可走的道路。但共产党一党专政就扼杀了这样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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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一种

七十年代国粹派与社会派对立,后来国粹派倒台,社会派再细分出各种各样的派别。就当时的争辩,麦海华认为是年轻一代寻求香港定位的举动;而四十年后的今天,社会也正在进行一场有关中国与香港,或者不成主义的主义争辩。

今天很多人在说抗拒中国,这对麦海华来说无法认同。

“怎么不喜欢中国也好,中国也是我们的国家。我认为自己是有责任提出反对声音,尽言责,如果有机会则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在架构里争取发表声音。”

“我们香港之所以重要是在于有活跃的公民社会,可以从下而上提出争论。我也会挑战为什么港区人大是由这群人所霸占,为什么是由1200人所选而不能扩大到大多数人选举。我会认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有责任,能做多少则多少,但最主要是我有自己的独立思想。”

麦海华曾在2008年参选港区人大选举,向刘迺强邀得提名,结果他们各自被民主派及建制派的支持者攻击。

“我觉得本土论对香港来说是一种伤害,我不认为香港能走独立路线。而且我们应该放眼中国,不是因为其市场、地大物博,而是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应有所责任。小的则尽言责,可以的话更要装备自己,以备将来中国走向宪政民主时我们香港可以有公民社会制衡政府。”

国家,责任。他说到这些词时眼神坚定,有种不移的气势。

“我们要准备自己将来成为国家的参与者。我们不能简单的划地为牢,说大陆的事不关心自己,一来这不可能,二来香港对中国大陆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南方社会某程度上是看香港的模式来运作。香港建立了一套合理理性运作的模式,如果香港的制度能够行得通,中国也应该是可以参照。我不会简单的划地为牢,因为这是犬儒主义,鸵鸟政策。香港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老实说,我们最终也是希望影响中国大陆。”

好些年轻人也认为香港要理解中国的问题,但是在身份认同这个骨节位上却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我觉得不是的,我们就是中国人。我们就是对国家有责任,有承担,我们不能脱离。现在中国大陆在水深火热底下。人民并没有自由,我们是要挑战中国大陆那种一党专政底下的不合理现象。中国不可能长期这样,中国一定要打跨一党专政的制度,从至使到国家在宪法之下保障人民的权利,国家乃是大于党的。”

我没有追问下去。

对于麦海华,香港之于中国有种天然的责任与特殊的角色。

“只有我们才能看见中国的这些问题,中国大陆并不能看到的,因为国人根本被禁止言论,资讯以至思考。这是香港的功能所在,为国人提供思想,宪政民主是中国该走的路。为什么中共要不让我们踏足中国?”

自从八九六四后,身为支联会要员的麦海华一直无法踏足大陆,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坚持的国人责任。

“我这牺牲大,但我对中国的道义责任并不会放弃。你不能对我说八九民运没有发生。这是中国的一个分水岭。1989年的民运是重大的转捩点,做成一代人无法平伏。我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说没事发生,我说不出共产党做事是对的。这是说不过去的。我能做多少就多少,尽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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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国,你的本土

麦海华与学生友好,学生画了他的画像以及自画像送给他。 摄:卢翊铭/端传媒
麦海华与学生友好,学生画了他的画像以及自画像送给他。

这份沉重的家国承担,使得麦海华与强调香港本位的各种本土派有天然张力。他很意识到自己这样的立场,其实并没有很多的影响力。

“但是我认为必须要点出青年人的要害。”

对他来说,似乎年轻人大多都是本土派。

“现在年轻一代要求革命,要推翻一切,甚至乎认为民主派也是在阻碍民主发展,搞了数十年,民主回归也是垃圾,但是他们没有策略,是情绪化,认为只要老一辈都走掉就好了。这是幼稚的,但你会见到这是时代气氛。”

“我们这些在七十年代成长而来的人,策略是逐步逐步争取的,寸土必争,每一次争取多一点。我认为这样才是实在,才可以使制度不断更新与调整,赢得更多市民的支持。”

麦海华是七十年代众多流派抗争者,之一。

“我是欢迎年轻人走出来,但是现在的情况则是太情绪化了,太过希望推倒一切,如果连民主派所建立的少数否决力量也被打跨,就会被建制派垄断议会,到时什么也没办法,香港就会走新加坡的路,高压操控,不可翻身。”

他很强调七十年代的来时路,对于麦海华来说,这条路,还有指引的作用。

“我们七十年代是由贫穷转向富裕,我们是要付出努力来换取生活的改善。这跟现今一代的年轻人不同。他们觉得很多东西是应分的,要照顾到他们的需要,批评上一代霸占着社会位置,他们的要求有时候是偏离客观现实。我们那代会逐步争取改善,现在的年轻人要求争取一步到位,以激进行动破除一切。他们的反对力量是大的,要出来颠覆社会。但是到底可以给出什么样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是一片空白。经过多年斗争,我们希望中国走向一个和平的演变,宪政民主,使得人民利益与自由得到保障,有独立的司法制度。这些中国都需要逐步发展。这些发展都需要在和平的空间下进行,在革命的情况下将会抹杀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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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海华当港大学生会会长之时,就认为中国是他的祖国,只是爱之深,责之切。
在麦海华当港大学生会会长之时,就认为中国是他的祖国,只是爱之深,责之切。

七十年代,社会派认为国粹派盲目认同中国,对香港没有足够的重视,及此,社会派提出要批判地认识中国,以行动改革香港,引起大辩论。

八十年代起,当日的社会派纷纷成了后来的泛民主派,在香港的政坛上面担当重要角色。

时间换到当下。

本土派认为泛民主派思考框架过于认同大中华,对香港本土没有足够的重视,再次引起香港往何处去的社会争辩。

就像历史的钟摆,现在摆了回头。

麦海华是当年拨动潮流的旗手,今天却身处历史的洪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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