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中國人
沿着細長的石子路一直向西，一道中世紀的白色高牆將普拉托一分為二：
城牆內，是一座典型的歐洲小城，它寧謐安和，教堂、文藝復興時代留傳下來的雕塑和繪畫星羅其間，悠長的紅酒和晚餐後，衣著考究的意大利人在古老的duomo廣場上漫步；
城牆外，是另一個更為中國人熟知的「普拉托」（Prato）。這裏，鋪天蓋地的小廣告和塗鴉襲來，高度同質化的服裝生產間像洞穴一樣隱匿，在居民樓和工業區的倉庫裏一字排開，它是全歐洲華人聚居人數最多的中國城。
據普拉托首席檢察官安東尼 Antonio Sangermano 表示，截至2014年底，普拉托具有合法居留的華人移民已達27823人，而加上「黑」在此地難於統計的非法移民，華人數量應該在5萬以上。
2015年6月16日深夜，趕完貨的加工廠老闆蔣永昭拖着巨大的麻袋走出「洞穴」，一臉疲憊。她不時左右張望着，警惕摩洛哥人打劫。
這是溫州人蔣永昭來到普拉托的第16個年頭，她還不會說意大利語，但這一點也不妨礙她完成從工人到老闆的晉級。這個不設防的意大利小鎮如今是中國人成就夢想的搖籃、百萬富翁長征的第一站。似乎無論何時，來者都能零時差加入進廠掙錢的序列，毋須關係，毋須學歷，毋須掌握語言。中國人聚集的規模效應將海外食宿成本降到了最低——截至2015年6月中國城的最新物價是：一頓飯3歐元，3個菜、飯管夠，住宿則有「搭鋪」可供過渡，5歐元一天，睡樓道還能打折。
搭鋪
理論上講，在2010年左右，即便是最底層的工人，也能拿到兩三千歐元的月薪，這是中國國內公認平均工資的10倍——只要你沒日沒夜地幹活。
意大利媒體常將這些亡命工作的中國小作坊稱作「血汗工廠」、「黃種人奴隸」，認為這是一種壓迫，但局內人認為這是誤解。蔣永昭有時看到工人連續幹了十來個小時，走路都晃得不走直線了，倡議下班，對方卻說：別關燈，我再幹一個小時。
「大家都巴不得多做一個小時，能做的時候就拚命多做一天」，蔣永昭理解他們。她當工人那會兒，每天20多個小時也幹過，成天埋頭在縫紉機前，累極了打盹，醒來繼續，一周就睡五次。
有兩位意大利記者在《不死的中國人》一書中，將華人在普拉托的發家模式概括為：「超常的、近乎病態到極限的犧牲精神。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先打苦工還清出國的費用，然後依靠幾年的辛苦積蓄，結合鄉土關係為網絡的借貸模式，自主創業，做老闆。」
本着「時間就是金錢」的原則，華人在普拉托的生活，形成一個圍繞工作產生的真空，所有潛在的生產障礙都被清除了：婚姻生活、孝敬父母、子女教育……這樣的勞作讓蔣永昭的經濟回報豐碩。她不僅在兩年間還清了十多萬人民幣的偷渡費用，還開辦了一家服裝加工工廠，做起老闆。
即便當了老闆，蔣永昭每天平均工作也在15個小時以上。她需要給工人們買菜、做飯、洗衣服、掃地，因為「另外僱人划不來」。
她已經16年沒有回家看望過父母了，她並不打算在普拉托落地生根，最初她想「賺夠了就回去」，可是，淘金之地，怎樣才算「夠」呢？後來她修改了營業目標：「賺不動就回去了。」
把溫州搬到了普拉托
作為留學生太太，上海人吳靜芸在1980年代來到普拉托，屬於第一批在這裏開辦企業的老闆。她摸清行情，租下一個車庫作庫房，分期付款買好幾台機器開了一個小型服裝工廠，幾乎當天開工、第二天就能盈利了。
她很快發現，手下的溫州工人表現出驚人地自覺和高效，「根本不用管他們，即便不睡覺也要把活做完。」有一次她去工人家拿貨，發現他們在念小學的孩子也在幫忙做工，孩子還矮，坐着連機器都夠不着，就站在那兒打雙針。
「溫州人幹活不要命的，意大利人每天只工作八小時，根本競爭不過他們，」吳靜芸說，但那時全普拉托只有38個中國人，三兩家中國人的工廠。
她沒有想到20多年以後，這裏已有5000多家華人企業，年營業額20億歐元，佔地方GDP的14.6%，雄踞歐洲紡織品市場10%的份額。而她也成為全意大利最大的中文學校——普拉托華人華僑聯誼會的執行校長。
吳靜芸說她原本有些看不起這些溫州人，「他們很多人連小學都沒畢業，連普通話也不會說」，但慢慢的，她不得不佩服他們。幾經大浪淘沙，出身貧苦的溫州人把相對富有的上海人、福建人全比了下去，「我一些上海朋友身無分文地回去了，在溫州的工人全都做大老闆了。」
其實中國人救了普拉托。但他們很少融入，只是把溫州搬到了普拉托。
如今，在有「中國街」之稱的皮斯托亞大道，沿街200多個商鋪裏，鱗次櫛比着「丑的哭」、「雙龍數碼城」、「喜臨門婚紗攝影」等一系列中文標識的商鋪，櫥窗通常貼上一張A4紙，附上店家淘寶地址、微信和QQ號。只有不到10家店鋪尚保留着純正的意大利血統。
70歲的意大利人 Fioraio Bladesi 在堅守他經營了一輩子的花店。他說，21世紀後，街上的中國人就像炸彈一樣爆開了。2008年意大利遭遇歐債危機，雪崩一樣，90%意大利人的廠倒下，全轉讓給中國人了。自此後，意大利人急轉直下，他們越來越老化，大家不敢花錢了，收入一大半要交稅（意大利是全歐洲稅賦負擔最重的國家之一，單企業所得稅一項在2008年為31.4％），他的生意也進入停滯期。
「其實中國人救了普拉托，」 Fioraio Bladesi 說，「但他們很少融入，只是把溫州搬到了普拉托。」
以小企業、小家庭作坊聞名的「溫州模式」，在這個衰落的工業重鎮找到了生存土壤，快速複製鋪開。中國人進軍意大利市場的同時，也改變了自13世紀便成為意大利紡織中心的普拉托舊有格局：以設計、美感、奢華著稱的 made in Italy ，被更迭為快產快銷、價格低廉、甚至充斥着貼牌仿製的 made in Prato。
一家華人公司，將新出的「模特」（指各個店裏採購來的原創服裝樣版）買來拆開，剪裁，交給加工企業縫製，往往三天內就可以交貨，發集裝箱銷往意大利和歐洲其他國家。拿溫商的話來說，「時裝的新鮮程度如同溫州的海鮮」。
偷渡也是溫州模式的一部分。
源源不斷的溫州勞動力匯入亞平寧半島，為普拉托工業東山再起提供了人力保障。據溫州大學估計，83%的普拉托移民來自浙江，其餘有福建、山東及東北各省等。浙江人中，以溫州文成人最甚——這裏是溫州窮山惡水的郊縣。文革後期，這一帶流傳着「平陽討飯，文成人販」的民間偈子——往往是一個人偷渡赴意，等待「大赦」站穩腳跟，再一生二、二生三地將親朋好友召過來。年深日久，普拉托攤開一張由血緣關係展開的巨大生活網。新來的人會在過來人口中迅速了解意大利的經濟政治結構、如何偷稅漏稅洗錢、如何利用特長賺錢。
大赦
90後胡文峰是溫州文成縣轄下的玉壺鎮人。在他的故鄉，常住人口近1萬許，海外人口2萬多。2005年，玉壺中學曾出過一則新聞：「七成學生放棄高考選擇去意大利打工」。
今年5月，胡文峰追隨老婆來到普拉托。胡文峰需要交給文成蛇頭15萬作為偷渡赴意的人頭費。他排隊等了兩年多。離開那天，丈母娘送他，說他「終於有出息了」。
「偷渡也是溫州模式的一部分」，胡文峰沒覺得這有什麼不好，許多風光的僑領們也是偷渡過來白手起家的，大家都一樣。
打擊「黃種人黑手黨」
在失業率遠超意大利平均水平的普拉托（高達10.13%），憑每天16小時以上高強度的手工勞動，中國人成為這裏財富積累最快的人群。意大利人不無驚訝地發現，這些一直大面積打黑工、非法居留、窮盡各種辦法偷稅漏稅的「奴隸」，沒過幾年，已經穿起 Ferragamo 、開上 Ferrari 了。
華人的負面新聞越來越多，有意大利媒體稱之為「黃種人黑手黨」。2007年春節，普拉托政府發布禁令，禁止華僑華人舉行舞龍遊行活動——這是普拉托華人最重要的慶祝活動，此前一路綠燈。當地市政府多元文化事務委員會承認此舉是為了「喚醒」華人團體，讓他們知道「氣氛已經變了」。
歐債危機後，2009年，受中右聯盟支持的羅伯托琴尼在市長選舉中獲勝，終止了63年來普拉托市由中左派掌權的局面。他承諾會整頓普拉托華人區。
同年，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視察普拉托時說，普拉托移民人數已經超出了承受範圍，意大利政府決定首先在普拉托市增兵，加大對華人的檢查力度，把這座城市還給普拉托人。
自那時起，上百名警察、憲兵聯合稅警及相關監察部門，出動直升機對華人企業進行運動式、地毯式的檢查，已成常態。2010年的一天，毛仁軍在普拉托郊區亦住宅亦工廠的別墅裏闖入了一群警察，當時他家裏有九個工人，都是黑工。「我房子有後門，警察一敲門，我們從後門全都跑了，警察就數機器的位置、跑到樓上數床位，判斷出來這裏有十個人。」
作為企業主，毛仁軍被抓到了警察局，被公訴後，他坐了一天監獄。「如果是非法居留，找個律師就可以抹平了，在監獄裏關一天，永遠有個犯罪記錄，將來我們開廠就屬於黑名單人物了」。
無休止地整體打黑使華人華僑企業進入寒冬。2010年上半年，普拉托倒閉的華人華僑企業達154家。
雪上加霜是2013年12月1日發生在普拉托工業區的一起火災。這天清晨，工人做飯用的煤氣爐沒有關嚴實，火苗點燃了堆積如山的布料。7個工人無處逃亡，被燒死在大門緊鎖的工廠裏。事故震驚了整個意大利，被稱為「自二戰結束後，意大利企業最為嚴重的慘案」。
意大利政府發文規定，工廠內禁止住宿和烹飪。這讓華人企業的成本進一步上漲。不過敏感的溫州人迅速找到了又一種商機——銷售外賣盒飯的「打包公司」一下子火起來。
「這個人是我心目中的華僑代表，身家百萬歐元吧」，一輛滿載盒飯的單車駛過，毛仁軍指着蹬車的白背心禿頭男子說，「我是1963年的，這老闆比我還大幾歲，前幾年他花10萬歐買下一個打包店，非常火，他現在還是非常地努力。他騎單車送貨，他家還有個卡車送貨。」當然，打包店老闆成功的關鍵在於運氣好，沒有被查過。
理論上毛仁軍也可以借朋友的身份證另啟灶爐——許多溫州商人便如是操作，但背負「犯罪記錄」這一事實在讓他不痛快，他再也不想開工廠了。他在普拉托當起了黑車司機。
恐懼
恐慌和悲觀籠罩着普拉托的華人社會。身為華人移民代表，在意大利生活了40多年的張紹武從未感到生存環境像今天這樣惡劣。
這幾個月，意大利政府正重啟對2010年「華人洗錢案」的調查，在逾千華人涉案的基礎上，又新增287名普拉托的華人，他們涉嫌在2006年到2010年間，非法向中國匯款4.5億歐元。
五年前的老案子被翻出來，多年前的灰色收入面臨「清算」。當事人多是張紹武的朋友、普拉托經營有方的生意人，其中24個人被扣上了黑社會的帽子，很可能傾家蕩產。
「這個案子讓中國人產生一種非常恐懼的感覺：意大利沒有法律，」張紹武說，「真正犯罪的人早都撈一把跑掉了，盯上的都是想在這裏穩定生活的人。」
過去張紹武年年埋頭做生意，差別只在收成多寡而已，而現在，「錢可能還沒賺到，稅務就跟來了。」
中國人似乎處在無所不在的監控之下：
去銀行存款，櫃員不一定受理，還會問：你這錢怎麼來的？刷信用卡，如果今年消費超過了收入，被查。去郵局匯款，匯多了，被查。華人花了30萬買房子，被查：你這一個月簽工單才這點，你的錢從哪裏來的？說不出來，這房子就被查封了。2012年5月有華人結婚，婚禮現場，5輛法拉利歡天喜地開上了街，意大利的稅務警察和憲兵跟了一路。
身為意大利籍的張紹武也未能倖免，「我長了張中國人的臉，一樣查」。他意興闌珊，什麼生意也不想做了。
普拉托治安的惡化也在逼近華人容忍底線。據意大利歐聯通訊社報道，剔除無法統計的移民數量，2014年，普拉托平均每套華人住宅被盜次數約為1.66次。一位著名華人企業家採取了加固防盜門、不放現金等系列措施防盜，結果小偷在一無所獲的情況下，將洗手間的下水管道堵住，擰開水龍頭逃跑，致使房東家「水漫金山」。這以後，這位華人企業家會刻意在家裏放上2000歐元，方便小偷安心取用。
「還有第二代啃老的問題，吸毒的問題，全意大利賣淫的，也是普拉托最多。」張紹武對端傳媒記者表示。
我代表中國人，我就是倒霉的。
普拉托佛堂門口，終日「夜鶯」流連。普拉托華人天主堂的賈姓修女曾經試圖勸說站街女「金盆洗手」。她來到河邊，與一位衣著暴露的中年華人婦女交談。勸了半天，對方反問：「你們不覺得生活單調嗎？」這時「生意」來了，這位中年婦女一聲「拜拜」後徑直向招手的意大利老人奔去，修女趕緊問她的名字，對方拋下一句東北口音的普通話：「我叫Christina!」
張紹武感覺自己夾在隙縫間：他認為應該對偷稅漏稅、非法黑工等犯罪現象採取強硬手段；但作為移民代表，又常有觸犯了法律的中國人來託他求情，讓意大利人不要對中國人查得太嚴。
「我覺得中國人就應該遵紀守法。我代表中國人，我就是倒霉的」，張紹武說。他不願再擔任下一任的華人移民代表。
「這裏不再是淘金的地方了」
普拉托的華人們正腹背受敵：一方面是意大利政府的打壓，一方面是華人企業的同質化競爭。更直接的原因是，底層工人的收入正在直線下降，目前，沒有居留權的中國工人基本只能領一千多的死工資——這相當於北京一個普通快遞員的收入。
張紹武感覺普拉托的中國人開始減少。「很多人拿了居留，都回中國賺錢了。我的兩個表弟以前在普拉托，五年前全部回溫州了。」
「第二代很難打出一片天地。這裏不再是淘金、實現夢想的地方了」，張紹武說。
李小余是生活在普拉托的第二代溫州人。二十多年前，他的父母偷渡至此，後來靠辛勤勞作把7歲的李小余和他哥哥接了過來。李小余在工廠裏長大，童年記憶是在平車、打邊車、雙針機和成堆的衣物裏跑來跑去。他的父母前幾年被同在歐洲的老鄉狠狠騙了一筆，心灰意冷回了國。李小余不願意重複父母的路，他會意大利語，工作範圍也比父母廣闊許多——他當過翻譯，進過張紹武二兒子創辦的北京旅行社，目前在工業區一家羊毛衫廠裏擔任管理層。
他今年25歲，已經有一個5歲的兒子。在同齡人中，早婚很常見。他的目標是掙夠幾百萬，回國定居。但這個目標看上去遙遙無期——他目前領的只是平民階層的薪水。況且，他不清楚自己能不能適應國內生活，一者，「我不會討價還價，回國肯定會被人『殺豬』（指被店主漫天要價）」，二者，他對溫州高企的物價水平感到乍舌，「我小舅舅結婚，一桌酒席花了一萬六」。
哪怕已經成家立業、家底百萬，人生的任何階段都可以捲起鋪蓋打地鋪到全新的地方從零開始——這是海外溫州人的基本素質
「逃離普拉托」的思潮在彌散。一些擁有廣泛人脈、定期往返於中國和意大利的兩棲商人開始將產業向國內轉移；也有不少人利用在普拉托習得的經驗，四處打探海外淘金的第二站：近到周邊的羅馬、威尼斯、米蘭，遠到西班牙、葡萄牙、美國……哪怕已經成家立業、家底百萬，人生的任何階段都可以捲起鋪蓋打地鋪到全新的地方從零開始——這是海外溫州人的基本素質；也有新一代溫商對普拉托的前景持樂觀態度，比如普拉托華人服裝行業協會第一常務副會長陳富強。
陳富強是這裏難得的溫州城裏人，1980年代起一直在溫州、上海一帶做服裝生意。2000年，他把國內的事業放掉，來到意大利，以設計師身份從零開始。這些年他一度把名下公司拓展到五家，幾經起衰，2014年初，他決心只保留一家，自創品牌「福迪卡」——這是一個融合了他、妻子和兒子名字的公司名。他誓要在「中國製造」和「意大利製造」間架起一座橋樑：「把普拉托發展為中國往外走的橋頭堡，讓中國服裝走向世界。」
這樣的雄心壯志背後，埋藏着種種不為人知的磨難。
「創業期，心理不夠強大的話，很容易崩潰。」在普拉托工業區一間備有卡拉OK的餐廳包間裏，這個難得不穿國外名牌而是自產「福迪卡」牌襯衫的溫州人夾了一筷子溫州麻油鴨，淡淡說道。
現在，胡文峰還宅在他普拉托「搭鋪」來的屋子裏。語言不通像個啞巴，他還不大習慣普拉托的生活——當然他原本就不應當奢望擁有「生活」。之前他在中餐館當廚師，剛被炒了魷魚。他也不遺憾，反正這份一千歐元出頭的工作也沒什麼吸引力。大多時候，他趴在床上，拿手機一集一集地看《火影忍者》，由着四歲的女兒滿地跑。
他有過回家的閃念。但想起還欠了蛇頭十幾萬，趕緊把自己拉回現實：「如果現在回國，丈母娘會殺了我的。」
他打算從下個月起，做一個勤勞的溫州人。面朝縫紉機，沒日沒夜地幹下去。
（為保護受訪者，文中部分姓名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