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

亡命,百萬富翁長征的第一站

他們把溫州搬到意大利,從「血汗工廠」做到經濟支柱,再變成警方口中的黃種黑手黨,淘金路實在曲折。


2009年3月13日,意大利的普拉托,幾名中國人經過當地人稱為唐人街的Pistoiese street。攝:FABIO MUZZI /AFP
2009年3月13日,意大利的普拉托,幾名中國人經過當地人稱為唐人街的Pistoiese street。攝:FABIO MUZZI /AFP

不死的中國人

沿着細長的石子路一直向西,一道中世紀的白色高牆將普拉托一分為二:

城牆內,是一座典型的歐洲小城,它寧謐安和,教堂、文藝復興時代留傳下來的雕塑和繪畫星羅其間,悠長的紅酒和晚餐後,衣著考究的意大利人在古老的duomo廣場上漫步;

城牆外,是另一個更為中國人熟知的「普拉托」(Prato)。這裏,鋪天蓋地的小廣告和塗鴉襲來,高度同質化的服裝生產間像洞穴一樣隱匿,在居民樓和工業區的倉庫裏一字排開,它是全歐洲華人聚居人數最多的中國城。

5萬以上
截至2014年底,普拉托華人數量應該在5萬以上。

據普拉托首席檢察官安東尼 Antonio Sangermano 表示,截至2014年底,普拉托具有合法居留的華人移民已達27823人,而加上「黑」在此地難於統計的非法移民,華人數量應該在5萬以上。

2015年6月16日深夜,趕完貨的加工廠老闆蔣永昭拖着巨大的麻袋走出「洞穴」,一臉疲憊。她不時左右張望着,警惕摩洛哥人打劫。

這是溫州人蔣永昭來到普拉托的第16個年頭,她還不會說意大利語,但這一點也不妨礙她完成從工人到老闆的晉級。這個不設防的意大利小鎮如今是中國人成就夢想的搖籃、百萬富翁長征的第一站。似乎無論何時,來者都能零時差加入進廠掙錢的序列,毋須關係,毋須學歷,毋須掌握語言。中國人聚集的規模效應將海外食宿成本降到了最低——截至2015年6月中國城的最新物價是:一頓飯3歐元,3個菜、飯管夠,住宿則有「搭鋪」可供過渡,5歐元一天,睡樓道還能打折。

搭鋪

意即租住「床位」,有時也指合租。為了考慮華人的省錢需求,有人做起了「地下旅館」的生意。通常由一個華人向意大利人租房,然後把房間分割成若干小房間,架起雙層鋪租給打工仔並從中牟利。視住宿條件,一個鋪位收取5到10歐元不等。搭鋪的人彼此不認識,有時男女混居。生意熱鬧的時候,一個屋子裏幾十個人,吃飯、洗澡、上廁所都要排隊。這種高密度環境內人與人的矛盾和摩擦頻發,2014年5月,普拉托瑪麗亞娜-尼斯蒂里((Via Marianna Nistr)大街發生了華人聚眾械鬥,械鬥雙方使用斧頭、廚房刀具、棍棒等,多人受傷。

理論上講,在2010年左右,即便是最底層的工人,也能拿到兩三千歐元的月薪,這是中國國內公認平均工資的10倍——只要你沒日沒夜地幹活。

意大利媒體常將這些亡命工作的中國小作坊稱作「血汗工廠」、「黃種人奴隸」,認為這是一種壓迫,但局內人認為這是誤解。蔣永昭有時看到工人連續幹了十來個小時,走路都晃得不走直線了,倡議下班,對方卻說:別關燈,我再幹一個小時。

「大家都巴不得多做一個小時,能做的時候就拚命多做一天」,蔣永昭理解他們。她當工人那會兒,每天20多個小時也幹過,成天埋頭在縫紉機前,累極了打盹,醒來繼續,一周就睡五次。

有兩位意大利記者在《不死的中國人》一書中,將華人在普拉托的發家模式概括為:「超常的、近乎病態到極限的犧牲精神。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先打苦工還清出國的費用,然後依靠幾年的辛苦積蓄,結合鄉土關係為網絡的借貸模式,自主創業,做老闆。」

本着「時間就是金錢」的原則,華人在普拉托的生活,形成一個圍繞工作產生的真空,所有潛在的生產障礙都被清除了:婚姻生活、孝敬父母、子女教育……這樣的勞作讓蔣永昭的經濟回報豐碩。她不僅在兩年間還清了十多萬人民幣的偷渡費用,還開辦了一家服裝加工工廠,做起老闆。

即便當了老闆,蔣永昭每天平均工作也在15個小時以上。她需要給工人們買菜、做飯、洗衣服、掃地,因為「另外僱人划不來」。

她已經16年沒有回家看望過父母了,她並不打算在普拉托落地生根,最初她想「賺夠了就回去」,可是,淘金之地,怎樣才算「夠」呢?後來她修改了營業目標:「賺不動就回去了。」

把溫州搬到了普拉托

作為留學生太太,上海人吳靜芸在1980年代來到普拉托,屬於第一批在這裏開辦企業的老闆。她摸清行情,租下一個車庫作庫房,分期付款買好幾台機器開了一個小型服裝工廠,幾乎當天開工、第二天就能盈利了。

她很快發現,手下的溫州工人表現出驚人地自覺和高效,「根本不用管他們,即便不睡覺也要把活做完。」有一次她去工人家拿貨,發現他們在念小學的孩子也在幫忙做工,孩子還矮,坐着連機器都夠不着,就站在那兒打雙針。

「溫州人幹活不要命的,意大利人每天只工作八小時,根本競爭不過他們,」吳靜芸說,但那時全普拉托只有38個中國人,三兩家中國人的工廠。

她沒有想到20多年以後,這裏已有5000多家華人企業,年營業額20億歐元,佔地方GDP的14.6%,雄踞歐洲紡織品市場10%的份額。而她也成為全意大利最大的中文學校——普拉托華人華僑聯誼會的執行校長。

吳靜芸說她原本有些看不起這些溫州人,「他們很多人連小學都沒畢業,連普通話也不會說」,但慢慢的,她不得不佩服他們。幾經大浪淘沙,出身貧苦的溫州人把相對富有的上海人、福建人全比了下去,「我一些上海朋友身無分文地回去了,在溫州的工人全都做大老闆了。」

其實中國人救了普拉托。但他們很少融入,只是把溫州搬到了普拉托。

意大利商人Fioraio Bladesi

如今,在有「中國街」之稱的皮斯托亞大道,沿街200多個商鋪裏,鱗次櫛比着「丑的哭」、「雙龍數碼城」、「喜臨門婚紗攝影」等一系列中文標識的商鋪,櫥窗通常貼上一張A4紙,附上店家淘寶地址、微信和QQ號。只有不到10家店鋪尚保留着純正的意大利血統。

70歲的意大利人 Fioraio Bladesi 在堅守他經營了一輩子的花店。他說,21世紀後,街上的中國人就像炸彈一樣爆開了。2008年意大利遭遇歐債危機,雪崩一樣,90%意大利人的廠倒下,全轉讓給中國人了。自此後,意大利人急轉直下,他們越來越老化,大家不敢花錢了,收入一大半要交稅(意大利是全歐洲稅賦負擔最重的國家之一,單企業所得稅一項在2008年為31.4%),他的生意也進入停滯期。

「其實中國人救了普拉托,」 Fioraio Bladesi 說,「但他們很少融入,只是把溫州搬到了普拉托。」

以小企業、小家庭作坊聞名的「溫州模式」,在這個衰落的工業重鎮找到了生存土壤,快速複製鋪開。中國人進軍意大利市場的同時,也改變了自13世紀便成為意大利紡織中心的普拉托舊有格局:以設計、美感、奢華著稱的 made in Italy ,被更迭為快產快銷、價格低廉、甚至充斥着貼牌仿製的 made in Prato。

一家華人公司,將新出的「模特」(指各個店裏採購來的原創服裝樣版)買來拆開,剪裁,交給加工企業縫製,往往三天內就可以交貨,發集裝箱銷往意大利和歐洲其他國家。拿溫商的話來說,「時裝的新鮮程度如同溫州的海鮮」。

偷渡也是溫州模式的一部分。

溫州商人胡文峰

源源不斷的溫州勞動力匯入亞平寧半島,為普拉托工業東山再起提供了人力保障。據溫州大學估計,83%的普拉托移民來自浙江,其餘有福建、山東及東北各省等。浙江人中,以溫州文成人最甚——這裏是溫州窮山惡水的郊縣。文革後期,這一帶流傳着「平陽討飯,文成人販」的民間偈子——往往是一個人偷渡赴意,等待「大赦」站穩腳跟,再一生二、二生三地將親朋好友召過來。年深日久,普拉托攤開一張由血緣關係展開的巨大生活網。新來的人會在過來人口中迅速了解意大利的經濟政治結構、如何偷稅漏稅洗錢、如何利用特長賺錢。

大赦

指偷渡、打黑工的外來移民者經政府當局特許的身份合法化,享有合法移民的同等權利。「大赦」對非法移民來講,不啻人生的第二張出生證,當然,這可能是一個漫長而心酸的等待過程。2002年,伴隨189號法律出台的意大利「大赦」被視為歷次大赦中最寬容的一次,它不分工種、沒有時限,共有702156個移民獲得大赦。但許多人擔心這是一個惡性循環——這將吸引數量翻倍的非法移民。

90後胡文峰是溫州文成縣轄下的玉壺鎮人。在他的故鄉,常住人口近1萬許,海外人口2萬多。2005年,玉壺中學曾出過一則新聞:「七成學生放棄高考選擇去意大利打工」。

今年5月,胡文峰追隨老婆來到普拉托。胡文峰需要交給文成蛇頭15萬作為偷渡赴意的人頭費。他排隊等了兩年多。離開那天,丈母娘送他,說他「終於有出息了」。

「偷渡也是溫州模式的一部分」,胡文峰沒覺得這有什麼不好,許多風光的僑領們也是偷渡過來白手起家的,大家都一樣。

打擊「黃種人黑手黨」

在失業率遠超意大利平均水平的普拉托(高達10.13%),憑每天16小時以上高強度的手工勞動,中國人成為這裏財富積累最快的人群。意大利人不無驚訝地發現,這些一直大面積打黑工、非法居留、窮盡各種辦法偷稅漏稅的「奴隸」,沒過幾年,已經穿起 Ferragamo 、開上 Ferrari 了。

華人的負面新聞越來越多,有意大利媒體稱之為「黃種人黑手黨」。2007年春節,普拉托政府發布禁令,禁止華僑華人舉行舞龍遊行活動——這是普拉托華人最重要的慶祝活動,此前一路綠燈。當地市政府多元文化事務委員會承認此舉是為了「喚醒」華人團體,讓他們知道「氣氛已經變了」。

歐債危機後,2009年,受中右聯盟支持的羅伯托琴尼在市長選舉中獲勝,終止了63年來普拉托市由中左派掌權的局面。他承諾會整頓普拉托華人區。

同年,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視察普拉托時說,普拉托移民人數已經超出了承受範圍,意大利政府決定首先在普拉托市增兵,加大對華人的檢查力度,把這座城市還給普拉托人。

自那時起,上百名警察、憲兵聯合稅警及相關監察部門,出動直升機對華人企業進行運動式、地毯式的檢查,已成常態。2010年的一天,毛仁軍在普拉托郊區亦住宅亦工廠的別墅裏闖入了一群警察,當時他家裏有九個工人,都是黑工。「我房子有後門,警察一敲門,我們從後門全都跑了,警察就數機器的位置、跑到樓上數床位,判斷出來這裏有十個人。」

作為企業主,毛仁軍被抓到了警察局,被公訴後,他坐了一天監獄。「如果是非法居留,找個律師就可以抹平了,在監獄裏關一天,永遠有個犯罪記錄,將來我們開廠就屬於黑名單人物了」。

無休止地整體打黑使華人華僑企業進入寒冬。2010年上半年,普拉托倒閉的華人華僑企業達154家。

雪上加霜是2013年12月1日發生在普拉托工業區的一起火災。這天清晨,工人做飯用的煤氣爐沒有關嚴實,火苗點燃了堆積如山的布料。7個工人無處逃亡,被燒死在大門緊鎖的工廠裏。事故震驚了整個意大利,被稱為「自二戰結束後,意大利企業最為嚴重的慘案」。

意大利政府發文規定,工廠內禁止住宿和烹飪。這讓華人企業的成本進一步上漲。不過敏感的溫州人迅速找到了又一種商機——銷售外賣盒飯的「打包公司」一下子火起來。

「這個人是我心目中的華僑代表,身家百萬歐元吧」,一輛滿載盒飯的單車駛過,毛仁軍指着蹬車的白背心禿頭男子說,「我是1963年的,這老闆比我還大幾歲,前幾年他花10萬歐買下一個打包店,非常火,他現在還是非常地努力。他騎單車送貨,他家還有個卡車送貨。」當然,打包店老闆成功的關鍵在於運氣好,沒有被查過。

理論上毛仁軍也可以借朋友的身份證另啟灶爐——許多溫州商人便如是操作,但背負「犯罪記錄」這一事實在讓他不痛快,他再也不想開工廠了。他在普拉托當起了黑車司機。

2013年12月1日,意大利普拉托一家華人服裝工廠發生火災,火災導致7名華人死亡。攝:GIANNI ATTALMI/AFP
2013年12月1日,意大利普拉托一家華人服裝工廠發生火災,火災導致7名華人死亡。攝:GIANNI ATTALMI/AFP

恐懼

4.5
意大利政府重啟對2010年「華人洗錢案」的調查,新增287名普拉托華人涉案,涉嫌在2006年到2010年間,非法向中國匯款4.5億歐元。

恐慌和悲觀籠罩着普拉托的華人社會。身為華人移民代表,在意大利生活了40多年的張紹武從未感到生存環境像今天這樣惡劣。

這幾個月,意大利政府正重啟對2010年「華人洗錢案」的調查,在逾千華人涉案的基礎上,又新增287名普拉托的華人,他們涉嫌在2006年到2010年間,非法向中國匯款4.5億歐元。

五年前的老案子被翻出來,多年前的灰色收入面臨「清算」。當事人多是張紹武的朋友、普拉托經營有方的生意人,其中24個人被扣上了黑社會的帽子,很可能傾家蕩產。

「這個案子讓中國人產生一種非常恐懼的感覺:意大利沒有法律,」張紹武說,「真正犯罪的人早都撈一把跑掉了,盯上的都是想在這裏穩定生活的人。」

過去張紹武年年埋頭做生意,差別只在收成多寡而已,而現在,「錢可能還沒賺到,稅務就跟來了。」

中國人似乎處在無所不在的監控之下:

去銀行存款,櫃員不一定受理,還會問:你這錢怎麼來的?刷信用卡,如果今年消費超過了收入,被查。去郵局匯款,匯多了,被查。華人花了30萬買房子,被查:你這一個月簽工單才這點,你的錢從哪裏來的?說不出來,這房子就被查封了。2012年5月有華人結婚,婚禮現場,5輛法拉利歡天喜地開上了街,意大利的稅務警察和憲兵跟了一路。

身為意大利籍的張紹武也未能倖免,「我長了張中國人的臉,一樣查」。他意興闌珊,什麼生意也不想做了。

普拉托治安的惡化也在逼近華人容忍底線。據意大利歐聯通訊社報道,剔除無法統計的移民數量,2014年,普拉托平均每套華人住宅被盜次數約為1.66次。一位著名華人企業家採取了加固防盜門、不放現金等系列措施防盜,結果小偷在一無所獲的情況下,將洗手間的下水管道堵住,擰開水龍頭逃跑,致使房東家「水漫金山」。這以後,這位華人企業家會刻意在家裏放上2000歐元,方便小偷安心取用。

「還有第二代啃老的問題,吸毒的問題,全意大利賣淫的,也是普拉托最多。」張紹武對端傳媒記者表示。

我代表中國人,我就是倒霉的。

意大利籍華人張紹武

普拉托佛堂門口,終日「夜鶯」流連。普拉托華人天主堂的賈姓修女曾經試圖勸說站街女「金盆洗手」。她來到河邊,與一位衣著暴露的中年華人婦女交談。勸了半天,對方反問:「你們不覺得生活單調嗎?」這時「生意」來了,這位中年婦女一聲「拜拜」後徑直向招手的意大利老人奔去,修女趕緊問她的名字,對方拋下一句東北口音的普通話:「我叫Christina!」

張紹武感覺自己夾在隙縫間:他認為應該對偷稅漏稅、非法黑工等犯罪現象採取強硬手段;但作為移民代表,又常有觸犯了法律的中國人來託他求情,讓意大利人不要對中國人查得太嚴。

「我覺得中國人就應該遵紀守法。我代表中國人,我就是倒霉的」,張紹武說。他不願再擔任下一任的華人移民代表。

「這裏不再是淘金的地方了」

普拉托的華人們正腹背受敵:一方面是意大利政府的打壓,一方面是華人企業的同質化競爭。更直接的原因是,底層工人的收入正在直線下降,目前,沒有居留權的中國工人基本只能領一千多的死工資——這相當於北京一個普通快遞員的收入。

張紹武感覺普拉托的中國人開始減少。「很多人拿了居留,都回中國賺錢了。我的兩個表弟以前在普拉托,五年前全部回溫州了。」

「第二代很難打出一片天地。這裏不再是淘金、實現夢想的地方了」,張紹武說。

李小余是生活在普拉托的第二代溫州人。二十多年前,他的父母偷渡至此,後來靠辛勤勞作把7歲的李小余和他哥哥接了過來。李小余在工廠裏長大,童年記憶是在平車、打邊車、雙針機和成堆的衣物裏跑來跑去。他的父母前幾年被同在歐洲的老鄉狠狠騙了一筆,心灰意冷回了國。李小余不願意重複父母的路,他會意大利語,工作範圍也比父母廣闊許多——他當過翻譯,進過張紹武二兒子創辦的北京旅行社,目前在工業區一家羊毛衫廠裏擔任管理層。

他今年25歲,已經有一個5歲的兒子。在同齡人中,早婚很常見。他的目標是掙夠幾百萬,回國定居。但這個目標看上去遙遙無期——他目前領的只是平民階層的薪水。況且,他不清楚自己能不能適應國內生活,一者,「我不會討價還價,回國肯定會被人『殺豬』(指被店主漫天要價)」,二者,他對溫州高企的物價水平感到乍舌,「我小舅舅結婚,一桌酒席花了一萬六」。

哪怕已經成家立業、家底百萬,人生的任何階段都可以捲起鋪蓋打地鋪到全新的地方從零開始——這是海外溫州人的基本素質

「逃離普拉托」的思潮在彌散。一些擁有廣泛人脈、定期往返於中國和意大利的兩棲商人開始將產業向國內轉移;也有不少人利用在普拉托習得的經驗,四處打探海外淘金的第二站:近到周邊的羅馬、威尼斯、米蘭,遠到西班牙、葡萄牙、美國……哪怕已經成家立業、家底百萬,人生的任何階段都可以捲起鋪蓋打地鋪到全新的地方從零開始——這是海外溫州人的基本素質;也有新一代溫商對普拉托的前景持樂觀態度,比如普拉托華人服裝行業協會第一常務副會長陳富強。

陳富強是這裏難得的溫州城裏人,1980年代起一直在溫州、上海一帶做服裝生意。2000年,他把國內的事業放掉,來到意大利,以設計師身份從零開始。這些年他一度把名下公司拓展到五家,幾經起衰,2014年初,他決心只保留一家,自創品牌「福迪卡」——這是一個融合了他、妻子和兒子名字的公司名。他誓要在「中國製造」和「意大利製造」間架起一座橋樑:「把普拉托發展為中國往外走的橋頭堡,讓中國服裝走向世界。」

這樣的雄心壯志背後,埋藏着種種不為人知的磨難。

「創業期,心理不夠強大的話,很容易崩潰。」在普拉托工業區一間備有卡拉OK的餐廳包間裏,這個難得不穿國外名牌而是自產「福迪卡」牌襯衫的溫州人夾了一筷子溫州麻油鴨,淡淡說道。

現在,胡文峰還宅在他普拉托「搭鋪」來的屋子裏。語言不通像個啞巴,他還不大習慣普拉托的生活——當然他原本就不應當奢望擁有「生活」。之前他在中餐館當廚師,剛被炒了魷魚。他也不遺憾,反正這份一千歐元出頭的工作也沒什麼吸引力。大多時候,他趴在床上,拿手機一集一集地看《火影忍者》,由着四歲的女兒滿地跑。

他有過回家的閃念。但想起還欠了蛇頭十幾萬,趕緊把自己拉回現實:「如果現在回國,丈母娘會殺了我的。」

他打算從下個月起,做一個勤勞的溫州人。面朝縫紉機,沒日沒夜地幹下去。

(為保護受訪者,文中部分姓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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