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夫岡· 施努爾（Wolfgang Schnur），也許是戰後德國政治史上最匪夷所思的人物，他曾是東德著名的維權律師，敢為政治犯做無罪辯護；同時又活得很滋潤，不僅沒受過牢獄之災，在兩德各處都是座上賓。柏林牆倒塌後，他甚至差點成為民選總統。他還和當今德國總理默克爾之父過從甚密，某程度上可算是默克爾的伯樂之一。
然而，一群前東德秘密警察的舉報，使他從政治巔峰迅速墜落。
遲到25年的傳記
柏林的索菲教堂是這座城市唯一倖存的巴洛克式教堂。前東德期間長年失修，如今這一帶寸土寸金。教堂也得到修繕，成了舉辦活動的好場地。
6月底的一個傍晚，記者亞歷山大·科比林斯基在這裏發布他的新書：《被出賣的告密者》。同台討論的是聯邦斯塔西檔案管理局負責人羅蘭德· 楊。（注：斯塔西即前東德情報機構「國家安全部」。）
我至今還記得我是多麼為自己的律師驕傲。
科比林斯基是位孱弱的中年人，由於身體不好，他朗讀的聲音有一種特別的艱澀：「1984年，我十九歲，因為發傳單，在斯塔西看守所裏已經關了幾個星期。教會幫我找到施努爾做辯護律師。」科比林斯基出於「年輕人的執拗」，堅持要見律師，否則拒絕做口供。見到施努爾後，他開始抱怨關押條件。看守立刻打斷並威脅了他。
律師施努爾「將他一米七的身體全部壓在座椅扶手上」，大義凜然地呵斥看守：「聽着，如果我現在不能和我的當事人不受干擾地談話，我會建議他繼續拒絕做口供！」
年輕的科比林斯基被維權律師的氣場感動了：「好樣的！這正是我對律師所期望的。在那麼逼迫的環境裏，聽到這樣的話感覺真好。多麼有原則的言辭，就像施努爾在法庭上為我辯護時，面對檢察官的慷慨陳詞：『一個政權如果對年輕人如此嚴密地控制和操縱，就不用為他們的反叛感到吃驚。』 我至今還記得我是多麼為自己的律師驕傲。」
不過，無罪辯護沒有影響法庭判決，科比林斯基被判處兩年監禁。兩人原本再無交集。科比林斯基與其他人一樣，在1990年才驚訝地從媒體得知施努爾的線人身份。二十多年後，兩人在報攤前偶遇，他立刻聽出了律師的聲音，才突然明白「這段歷史對自己而言並沒有結束」，他要弄清一個人如何能在這種「背叛的世界」生活幾十年。
科比林斯基向斯塔西檔案管理局申請查閱了關於施努爾的39個檔案夾，共一萬兩千多份文件（另有兩個檔案夾已缺失），加上對施努爾本人和眾多當事人的多次採訪，用近5年時間梳理了施努爾二十五年的線人生涯，在歷史已將這位當年的政壇明星摒棄的時候，第一本施努爾的傳記得以出版。
在檔案中，科比林斯基看到了自己當年不知道的事：施努爾將科比林斯基的日記提供給檢察機關，於是他14歲時寫在日記裏的話，成為他「敵對國家」的證明。科比林斯基的好友告訴施努爾，西德電視台製作了關於科比林斯基等年輕人入獄的節目，在斯塔西指令下，施努爾以律師的身份找到記者，聲稱節目播出將對當事人不利，說服電視台撤回了播出節目的計劃。
「施努爾為什麼答應你的採訪，配合寫這本書呢？」講座結束後，端傳媒記者問科比林斯基。他沉思着回答：「你看這個人的一生，他是個多麼需要別人關注、重視的人。他當然明白這本書不會給他的聲譽帶來好處，但他更不能忍受的是被拋棄、被忽略。」
母親的棄兒
沃爾夫岡·施努爾被自己的生母拋棄過兩次。
1944年他出生後便被遺棄在醫院裏。兩歲時，他被一對貧苦的農民收養。施努爾聲稱，他的生母因為有猶太血統不得不逃匿，父親「施努爾醫生」則因不願背叛妻子而被納粹迫害致死。在東德，政權強調共產黨的反法西斯歷史，所以「被納粹迫害」往往是光榮的經歷。然而施努爾的這段身世無法考證，全憑他的自述。我們現在能查到的是，他的母親一生未婚，兩次產子都遺棄了嬰兒，以幫傭為生。
戰後她搬到了西德。1961年，十七歲的鉗工學徒施努爾打聽到生母的消息，這個東德鄉下青年做了個大膽的決定。他在柏林牆開工前八天穿過邊界，輾轉來到西德母親的門前。然而母親連門檻都沒讓他跨進去，立刻把他送到西德的青少年管教院。
我感到終於被人接納了， 也不覺得這與我的人生追求有什麼衝突，一切順理成章。
一年後，施努爾決定回到東德養母身邊。因為害怕越過邊境後會被抓起來，他向東邊的民主德國申請避難。東德修建柏林牆是要阻止大批人口逃往西德，施努爾這個有悖常理的做法令人懷疑。他回去後積極表現，是自由德國青年團的骨幹分子，又向東德執政黨統一社會黨寫了入黨申請——該黨由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合併組成。可是他在工作求學上處處碰壁。
他的雄心引起了斯塔西的注意。1965年斯塔西與他簽了正式合同。施努爾的化名叫「托爾斯騰」，開始「偵察工作」。多年後他坦白地說， 「沒有人拿槍逼着他」—— 「我感到終於被人接納了， 也不覺得這與我的人生追求有什麼衝突，一切順理成章。」
線人／律師
成為線人不久，施努爾和從西德來度假的漂亮女孩陷入愛河。他向上級詳細報告兩人的交往。根據解凍的檔案記錄，斯塔西給他如下指示：「線人的任務是鞏固兩人的關係。為達到這個目的，線人的任務是邀請她參加舞會和散步。」
當時一些西德學生積極幫助東德居民「非法離境」，斯塔西非常希望掌握這個網絡的情況。施努爾賣力地從姑娘那裏套取信息，騙她說自己想逃走，但是沒能獲得實質性的情報，這段露水情緣不了了之。不過施努爾向斯塔西證明了自己可以出賣親友的「過人」素質。
接下來他的任務是打入教會。東德教會的地位和影響非常特殊。戰後基督教信徒佔總人口的80%，起初在蘇聯影響下，當局對教會進行嚴密打壓。斯大林死後，東德政權與教會的關係略有緩和。教會相對獨立的地位為當時對政治現狀不滿的人們提供了一定的保護空間，同時也成了秘密警察最關注的地方。
最為斯塔西忌諱的是教會的青年工作。東德實行強制兵役制，但一些青年出於宗教或政治理念，拒絕使用武器。在教會的協調下，他們選擇服特殊兵役——在工地勞動的「建築兵」，這段經歷意味着他們日後會被另眼相看。對國家機器而言，這些「後進青年」需要嚴密監視。
施努爾通過在教會的活動認識了第一任妻子。婚後，他成為熱心的基督徒，積极參與教會事務。一轉身，又「一個逗號都不落」地將信息匯報給斯塔西。對待家庭也一樣，他設計從岳母那裏套話，打聽「叛逃」到西德的妻舅。作為對他工作的回報，斯塔西幫助他獲得了函授學習法律的機會。
1972年，施努爾畢業，加入當地「集體律師事務所」。他的法律背景也令教會對他更加重視：為了讓他能自由選擇當事人，民主德國基督教聯合會積極替他申請「獨立律師」資格；這正中斯塔西下懷，於是他們暗地打通司法部。就像一個黑色幽默，在教會和斯塔西的共同努力下，施努爾成了不受「集體律所」領導控制的獨立律師，東德五百多名律師中只有十二人享受這樣的特許。
「只能這麼做」
出賣朋友和當事人的信息是為了他們好。
施努爾幾十年如一日地觀察和探聽「敵對勢力」，並隨時向斯塔西上級彙匯報。多年後，施努爾說在「當時的情況下只能這麼做」,「出賣朋友和當事人的信息是為了他們好」。但檔案記錄顯示，他不僅總是百分之百執行指令，還誇張地表現出超出要求的主動性。
一位神職人員視施努爾為好友，在聊天中談到打算對士兵和「建築兵 」做問卷調查。具體內容施努爾並不了解，但他立刻建議斯塔西逮捕此人。斯塔西沒有採納，而是讓他通過這位朋友了解更多「建築兵」的情況。於是利用在朋友家住宿的機會，他繪製了詳細的「地形圖」交給斯塔西，把所有放文件的柜子和上鎖的地方悉數標出。這實在令秘密警察大喜過望，大大方便了所謂的「陰謀搜查」——在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偷偷潛入民宅。施努爾的突出表現使他獲得「國家人民軍忠誠獎」銀質勳章。他在線人生涯中一共獲得了三十多枚勳章，最後一次是在1989年。
當年的異見人士羅蘭德·楊也曾將施努爾視為朋友。1982年，楊被捕，罪名是「蔑視民主德國」和「不尊重國家象徵」。第一條是因為他拍了張自己戴着口罩的照片，上面寫着「剝奪教育權」。第二條則是由於他在單車上插了面波蘭國旗，上書「團結波蘭人民」，以示對波蘭團結工會的支持。
對東德政權來說，處理這樣的「刺頭」，最好是把他驅逐出境，這樣就消除了他在國內和國際的政治影響。楊卻寧可選擇坐牢。於是官方對他進行「攻心戰」，拿出他小女兒的照片：「想想吧，等你出來，這孩子得多大了？」
客觀地說，他對我的幫助很大。在那樣的壓力下，與他見面給我很大的慰藉。他是我心靈上的安慰者，精神上的支持者。
楊的律師施努爾得到斯塔西的指令，從朋友的角度做工作：「為了你的女兒，走吧，不然他們會讓你們都活不好的。離開對你來說真的是最好的路。」
在西方輿論強大的壓力下，楊被假釋。不久房管局通知他去一趟。那裏等待他的卻是秘密警察，他們將他強行塞上開往西德的列車。
三十多年後，楊已是聯邦斯塔西檔案管理局負責人。這個機構負責修復和管理斯塔西檔案，並依法向公眾開放。楊從人性的複雜性來談他當年的律師朋友：「客觀地說，他對我的幫助很大。在那樣的壓力下，與他見面給我很大的慰藉。他是我心靈上的安慰者，精神上的支持者。」
站在你們面前的是未來的總理！
斯塔西幫助施努爾實現了種種對奢侈生活的嚮往。70年代，他就駕駛西德的進口轎車疾駛在東德灰撲撲的街道上，後來更開上了平治，享受着路人詫異的注視。
隨着人脈的擴展，施努爾的財源也更廣了。除了收斯塔西和東德教會的錢，西德的宗教以及律師組織也樂意資助他在東德的「法律援助工作」。施努爾向他們暗示，與民主德國馬克相比，自己更偏愛資本主義德國的「硬」馬克，於是他在西柏林擁有多個賬戶，每接一個政治案，就有錢財進賬。
施努爾接近權力的渴望超乎一切。他很快成為西德駐東柏林常駐代表處的座上客。 在給斯塔西的報告中，他近乎炫耀地列舉了自己受到各種西邊大人物的恭維。施努爾強調自己「作為一個基督徒」，以服務教會為己任，不會離開民主德國。另一方面，斯塔西「同志」從一開始就不信任他，對他進行嚴密地監聽和跟蹤，時不時還秘密關個兩天，威脅教訓。
到了80年代末，東德政權風雨飄搖，施努爾開始做好下一步準備。1987年，施努爾受邀去西德首都波恩訪問，會見內政部副部長。回家後，施努爾向斯塔西介紹自己如何受到讚賞，並稱副部長承諾，如果他「遇到危險的情況，（西德政府）會提供必要的保護」。
1989年，東德執政黨統一社會黨大勢已去，施努爾參與創建了政治團體 「民主啟蒙」， 並被推選為主席。柏林牆倒塌後，東德宗教界、知識界及各黨派代表多次舉行圓桌會議，決定修訂新的憲法，遣散斯塔西，並於1990年舉行大選。施努爾作為民主啟蒙黨代表參加了會議，堅決要求解散斯塔西，並阻止秘密警察繼續銷毀檔案。他還親自參與了接管斯塔西在萊比錫市辦公大樓的過程。
他的口才和維權律師的光環將他推向政壇的高峰。民主啟蒙黨與其他一些黨派結成「德國聯盟」，成為大選最大的熱門。該黨推舉施努爾為總理候選人。在馬不停蹄的競選活動中，西德總理科爾親自到場支持。
四十五歲的施努爾面對十幾萬人的歡呼和掌聲意氣風發地大喊：「站在你們面前的是未來的總理！」
被出賣的告密者
不過秘密警察可不這麼想，一封封匿名信寄到報社和政治人物手上，揭發他的線人經歷。施努爾確信斯塔西「已經將他的檔案銷毀」的承諾，矢口否認。然而就在選舉前兩個星期，施努爾的斯塔西檔案「很偶然地」混在其他文件中，被交給羅斯托克市接管斯塔西的公民委員會。
施努爾終於被打垮了，他身心憔悴，住進醫院。1990年3月14日，他發表書面聲明，辭去民主啟蒙黨主席一職。四天後的大選中，該黨慘敗，只獲得0.9%的選票。
施努爾入院後，楊去看望他。他拉着楊的手問：「羅蘭德，你是相信我的，對嗎？」楊忠厚地承諾：「沃爾夫岡，我永遠相信你。」
施努爾不明白，把他當做朋友的人被他傷害，而害慘他的卻是與他一樣的人：從揭密者對斯塔西檔案的掌握程度可以推斷，正是他的前秘密警察「同志」告發了他。他成了一個「被出賣的告密者」。
多年後楊成為斯塔西檔案管理局負責人，又聯繫了當年的朋友，問他為什麼沒有在東德垮台後主動承認線人歷史，施努爾詫異地回答：「怎麼可能？ 這會讓多少人失望？當時多少人把希望寄託在我身上？」
施努爾的倒下的確讓一位物理博士畢業的姑娘大失所望。她的父親與施努爾交情甚密，1990年初，施努爾任命這位姑娘為自己的新聞發言人，將她扶上政治舞台。但這個年輕女子的政治生涯還未開始，就有結束的危險：醜聞公開後，她必須獨自面對記者的狂轟濫炸。然而她挺了過來，殘酷的政治給了她最好的培訓，她才是真正未來的德國總理: 安格拉· 默克爾。
罪與罰？
柏林的夏天美好而短暫，來索菲教堂討論的人實在不能算少。但他們大多已經有了白髮，很多人是施努爾曾經的夥伴、教友、當事人，或者是當年和平抗議活動的積極行動者。令他們至今忿忿的是，統一之後，西德政府出於減少社會動盪的政治考慮，希望歷史盡快翻篇。當年直接參與壓迫異見人士的前東德官員只有極少數受到法律懲處，相當一部分人甚至趕在合併前給自己弄了律師證，做起生意來。
相較而言，施努爾受到的懲罰較重。1990 年代，柏林高等法院撤銷了他的律師執業資格，理由是「違反人性和法治的原則」。接着他因出賣當事人而被判處一年監禁，緩期執行。
施努爾的出賣行為到底給多少人帶來多少損害？這是一個很難量化的問題。大多數情況下，他負責「偵察」的人已經被斯塔西監視。為了保護他的線人身份，很多情況下他匯報的細節材料也未被明目張膽地用做懲罰依據。
最重要的的確是記錄和了解歷史的真相，而不是懲罰具體的人。
「施努爾以前來柏林，常到索菲教堂與我一起禱告、談心」，索菲教堂當年的牧師說，「誰知他緊接着就把談話內容匯報給斯塔西了？政治上的背叛可以原諒，可是對朋友的出賣、對價值觀的背叛，這個過錯該怎麼算呢？」
「最重要的的確是記錄和了解歷史的真相，而不是懲罰具體的人。」楊對記者說，「這也正是斯塔西檔案管理局存在的意義。」
「施努爾現在怎樣？」有人突然問。科比林斯基介紹說，他試圖做生意，卻落得債台高築。現在已經病入膏肓，靠救濟金生活。於是人們都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