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陣子某個星期六早上，我在去買早餐的途中，有個大概不足三歲的小妹妹在路上要向我賣旗。這個說法或者有點不準確，因為這個小妹妹應該沒有多大可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是她後面的媽媽拿着籌款袋，然後她按照她媽媽的指示把旗貼貼到我的身上。其實我當時有懷疑過社會福利署到底是否容許三歲小孩賣旗，但這個問題很快便變得不重要，因為在我蹲下來接受那張貼紙的一刻，後面有個相信是她爸爸的人拿着一部好像是很專業的單反相機。「咔」一聲，照片拍下來了。
天啊，我忽然發現，似乎我已當了這小女孩入學申請書的布景板。
教育的目的是什麼，我們可以很理想主義的談三天三夜。但我們也清楚明白現實的落差有多大，補習社什麼小學面試班的廣告已經說得很直白。與其說大家都在玩那個「贏在起跑線」的遊戲，幻想可以通過一紙文憑獲得安逸的中產生活，更實際的是下流社會當中沒有人有輸得起的本錢。別以為大家那麼樂意參與那個遊學團去得鬥遠的競賽，根本人人自危，怕得要死。
當做善事可以成為入讀名校的門匙，這就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不能一笑置之。
而這個競爭遊戲最荒謬之處，大概就是連做善事也成為攀比項目之一。我相信有很多家長是出於善意，從小培養子女參加社會服務。但當英文生字已經變成 A for Astronaut, B for Barbarian，出發點再美好的東西似乎也逃不了變質的命運。我當了小女孩的入學布景板，大可以自己一個人感覺荒謬算了。但當做善事可以成為入讀名校的門匙，這就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不能一笑置之。
如果社會服務對於幼稚園生的意義已經變質，對於大學生又如何呢？
近年來，大學興起了「服務學習」的浪潮，也就是說大學生不應該只在象牙塔內爭辯高深理論，而是應該在社會中實踐所學、服務他人，同時也能讓自己有所歷練。這應該是一件好事，大學屬於社會的，大學服務社會是天經地義。再者，如果我們的大學生在畢業之前能通過社會參與，體會社會中的各種問題，日後無論投身各行各業，或者都可以當個更有社會責任感的人。
說到這兒，我或者得先做一個申報：我在一家大學工作，職責正正就是鼓勵大學生參與社會。工作日久，我發現這份聽起來理想得近乎夢幻的工作，當中實有數之不盡的拉扯。我絕非要懷疑參與社會服務的大學生是否和那幼稚園生的家長一樣，如果問題是這樣簡單的話那還好辦，我寫個什麼怪獸學生或者家長怪談就好了。不，事情沒這麼簡單。事實上，我在工作當中遇過數之不盡的好人好事，許多都是不計付出不求回報。
什麼是好人好事？
我說的拉扯，是指每一個人對於何謂「好人好事」的理解可以相距甚遠。大學有一套看法，服務受眾有另一套看法，學生有一套看法，公眾有無限套互相矛盾的看法。我們都說大學生要服務社會，但什麼是服務、什麼是社會，言人人殊。要對推幼稚園生去賣旗的家長作道德批判是輕易的，要說清楚怎麼樣的社會參與才值得推崇卻相當相當之困難。我們可以很容易說什麼不好，一百人有一百種說法。什麼是好呢？這就難了。
朋友在外國上大學，入學禮時校長說了這樣的話：「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學習成為一個良好的公民」。我對這句話印象深刻，畢竟上大學的第一考慮往往是畢業後的出路。把校園的人文關懷傳統視之與選擇報讀哪一所大學的理由，恐怕是絕對的少數。但是，如果教育的目的是要學習成為一個良好的公民，那「公民」的意義又是什麼呢？我們能否將之僅僅限於扶老太婆過馬路的日行一善，而忽視數以十萬計的老人缺乏社區照顧？然而當大學生走上街頭抗議政府沒有承擔起老人退休保障的責任時，我們又會否反過來罵他們是廢青，只懂搞事而不去好好讀書？如此落差，是社會的集體虛偽，還是我們根本還未弄清問題？
但我想，我面前的拉扯，或者就是社會整體撕裂的對照。大學生的身份往往被賦予光環，大學生主動參與社會則更是最耀眼的光環。把這個光環拿下來，不用打破也不用崇拜，而是認真細看釐清各種主觀願望之間的張力，應該是一個好開始。
（梁啟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學生事務處社會及公民參與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