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思想學人

王曉漁:在社會運動中推動社會建設

在當下中國,有着眾多參與社會運動的律師和記者,學者卻非常有限。在中國學者中,公共知識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浙江一名示威者戴著一個寫有反對PX字樣的口罩遊行,反對計劃擴大在寧波石化廠。攝: Carlos Barria/REUTERS
浙江一名示威者戴著一個寫有反對PX字樣的口罩遊行,反對計劃擴大在寧波石化廠。攝: Carlos Barria/REUTERS

社會的缺失是當代中國的致命問題。「加強社會管理」一說,恰恰有悖於社會的規則,因為社會的核心是自治,不是單純依靠他律,尤其是行政權力的指導。如果從動態的穩定來看,需要「大社會、小政府」的格局,但是這種觀點迄今難以成為實踐。雖然前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剛剛翻身落馬,這並不意味著他的觀點會被放棄。2011年,周本順在《求是》撰文,稱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會」陷阱,批評了「小政府、大社會」的認知誤區。

當政府是全能的,必然會面對全能帶來的種種問題。汶川大地震之後公眾對紅十字會的質疑,也是涉及到政府與社會的關係。政府介入社會的理由常常是加強監管,避免社會犯錯,所以有「加強社會管理」一說。但是政府本身並非不犯錯誤的天使,政府介入社會常常會催發出很多新的問題。由於行政的高度介入,行政本身又缺乏監督,使得社會組織具有了政府組織的屬性,缺乏有效的監督。包辦常常成為包不辦,不僅自己不辦,其他個人或機構也無法辦,各種官辦慈善組織對慈善的壟斷即是一例。

社會自治不等於排斥任何他律,比如法律。自治和法治(不是法制)互為表裡,社會在法治框架內按照自身的規則發展,不是按照行政權力的指示運作。立憲政府、自由市場、自治社會的三元分立,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格局,三者之間形成制衡。知識分子主要棲身於社會之中,如果社會自治,知識分子可以形成知識階層,不再是孤立的分子,也不再是隸屬於政府的單位人或隸屬於市場的經濟人。學術共同體本身就是社會的一部分,思想學術的興衰往往和社會空間的大小有著密切關係。加強社會管理,拒絕開放社會空間,只會使得知識分子自身的空間越來越有限,只能通過和權力結合或者和經濟結合開拓空間,最後出現政學商一體的最壞結果。知識分子缺乏獨立性,和社會空間的逼仄有著直接關係。在政治學界流行「善治」的說法,強調政府與社會互動的重要性,但是這個詞語依然帶有強烈的由上而下的治理意味。

我習慣把2008年以後稱為轉型時代,是為了與改革開放區別開來。改革開放是一個由上而下的進程,政府決定是否改革開放以及改革開放的力度。改革的目標是開放權力,還是集中權力,由政府確定,後者的可能性會大得多,1989年(或1992年)以降即是如此,集權改革代替改革開放。2008年之後,雖然社會依然薄弱,但是處於艱難的建設之中。在這個轉型時代,動力已經不是單純地來自政府,更多的來自社會。是否轉型,不再取決於政府的態度,而是取決於公民的意願。越來越多的公眾開始意識到社會的重要性,如果沒有社會,談不上公共參與,公眾無法享有公民權利。公共參與不是市場行為,也和政府主導的公益行為有別,主要在社會的空間中展開。

社會是如何形成的?這是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新權威主義者主張威權政府主導公民社會的建設,等到公民社會成熟之後,威權政府再還政於民。這是一個完美的藍圖,但從歷史經驗來看,威權政府很少願意看到公民社會的生長。如果沒有公民社會,政治轉型會非常困難;但是如果政治轉型不啓動,社會的空間又會非常有限。所以,只能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在社會運動中推動社會建設。

從各國的轉型經驗來看,律師、記者和學者是社會運動最重要的三個群體。但在當下中國,有著眾多參與社會運動的律師和記者,學者卻非常有限。在中國的學者中,公共知識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即使在公共知識分子中,對社會運動的關注也是遠遠不夠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公共發言,往往存在兩種趨勢:一種是只談論允許被談論的問題,在一些並不涉及關鍵問題的事件上發表評論,但是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卻顧左右而言他;另外一種是熱衷設計關於未來的制度藍圖,認為這是經國之大業,卻把正在進行的的社會運動視為「小打小鬧」。設計制度藍圖依然是「烏托邦」思維,相比之下,雖然社會運動問題重重,但是在這種試錯中逐步推動轉型,可能是最不壞的方式。

每一種職業都會有自己的特點,律師和記者往往直接出現在社會運動的現場,不必要求學者同樣如此。但是,對於社會運動的觀察和分析,與社運成員的交流和對話,是願意把自己定位為知識分子的學者不可或缺的。學者可以通過構建學術共同體參與到社會建設的實踐中,學術共同體的說法在學術界也非常流行,可惜目前看來,所謂「學術共同體」,目標往往是爭奪體制內資源,並非在體制之外開闢自治的空間。這當然是有外部環境的限制,但是學者自身渴望加入既得利益,對於社會運動相當隔膜或者不以為然,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知識分子和社會運動的隔絕會產生雙重問題:知識分子被納入利益集團,專家、學者、教授這些詞語已經成為貶義詞,這有「被污名化」的成分,也有自身的原因;如果社會運動缺乏與知識分子的充分交流,會缺乏反思和行動的力度。知識分子和社會運動能否互動,將會影響著未來轉型的成敗,關係到意識形態和權力、資本的三位一體能否被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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