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來，中國社會當然已經形成一個精英群體，但對這個群體而言，最關鍵的缺失是共同的價值觀，以及在價值觀基礎上的公共擔當。
以空盆變蛇，氣功雜耍等聞名的大師王林，於7月中旬被江西萍鄉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等罪名刑事拘留，引發輿論震盪。有媒體報導說，觸發這次拘捕的原由是王林僱人把曾經是他徒弟和生意夥伴的鄒勇，綁架殺害並沉屍鄱陽湖。不過後來王林聘請的辯護律師通過微博駁斥了這種說法，說最終以警方公布的偵查結果為準。
這不是王林第一次進入公共視野。幾年以前，因為和馬雲趙薇等人的合影事件，也因為他的徒弟－江西人大代表鄒勇的公開舉報，王林就已經成為輿論風口的熱點人物。當時江西警方也曾經表示王林涉嫌多宗案件，但由於王林居住在香港，一時未能抓捕，後續相關新聞也逐漸淡出。事過境遷，王林所涉及的那些案件都成為懸案，而蹊蹺的是，王林此後居然順利返回大陸，並且長期在深圳居住，好像那次風波根本沒能給王林帶來多少衝擊，有分析認為王林背後靠山樹大根深，非普通辦案機構所能撼動。
目前為止，王林案件的最終結局尚難以斷言。鑒於中國政治運作的詭秘，鑒於和王林合影過的高官當中，有些是常委級別的高官，筆者傾向於認為王林案件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刑事案件，王林或許牽涉到更深層次的政治鬥爭，王林案件或許是某些政治紛爭的皮影戲，其真實內幕，需要很多年以後才能水落石出。這個過程中，肯定有很多離奇演繹，事件將會一直撲朔迷離。
不過，撇開王林案件本身的重重迷霧，因為王林案件而引發的大眾傳播過程，已經成為一個頗有意味的現象，筆者注意到，在這個現象中，有一場明顯的話語權之爭。在一個比較粗糙的意義上，這種話語權爭奪在當下混亂的社會情境中，精英群體的身份困境和主流價值觀的重新聚合過程。對比，不妨扼要敘述一二。
從公開信息而言，王林的社交圈可謂名流雲集，有像前廣東政協主席朱國明前鐵道部長劉志軍這樣的高官，有馬雲這樣的企業家，也有成龍，王菲這樣的著名演藝界人士，至於更多非知名的企業家，明星或者官員等則是數不勝數，王林的確像某種社交網絡的中樞人物，政界，企業家，文藝界基於各自需要，通過王林的龐大社交網絡進行了不為外界所了解的信息交換和利益交易，這種現象平時隱蔽不宣，一旦被媒體曝光，其中所包含的各種荒誕不經，甚至讓人大跌眼鏡的所謂真相，引發各種熱議實屬必然。
首先熱傳的是有一篇託名王朔為作者的評論文章，這篇橫空出世的文章的題目是「王林脫掉了中國所謂精英的最後一條內褲」，其中提到，這些年來中國的精英是這樣的一類人，他們智商很低，他們缺乏安全感，他們缺乏最基本的科學常識，他們不是現代人，他們是前現代人，他們對社會毫無責任感，渣滓儼然精英，這是時代的悲哀。不久，另一名評論人士沈河西撰文認為，王林事件揭示出今天中國精英階層的多重面貌，他們既是房地產商，也是娛樂明星，還是文化名人，商業資本、娛樂資本、文化資本在一個「私通機制」裏巧妙地耦合在了一起，互相轉換。
這些廣為流傳的輿論判詞略顯空洞，大部分業顯得過於刻薄，同時不加區別對所謂精英階層進行抨擊，總會激起一些反彈，這其中以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的那篇「和王林合影是一件多糗的事？」最有代表性，吳曉波在文章裏說，「與王林合影的每一個人，無論是領導人還是已被槍決的貪官，無論是馬雲、何鴻燊還是曾蔭權，無論是李冰冰還是趙薇，都沒有被嘲笑、污蔑的必要。他們智商是高還是低，是否有安全感，是否有科學常識，與他們有沒有跟王林合過一張影，沒有任何關係。他們也許去錯了地方，見錯了人，但不至於害得他們脫掉了內褲。」
吳曉波本人符合精英人士的畫像，有一定的專業能力，有充分的財務自由，有一定的社會知名度，來來往往的也都是社會名流。吳曉波的文章可以理解為既是為自身辯護，也在一定程度上為社會精英階層代言。他的文章受到熱傳，一定程度上安撫了那些有着精英定位的社會成功人士。
不過在王林現象的語境中，為所謂精英階層辯護不但冒犯了公眾情緒，在道理層面往往也缺乏支撐，吳曉波的文章的確漏洞很多。以一種別開生面的辛辣嘲諷風格走紅的網絡作家王五四，立馬寫了一篇回應文章：吳曉波老師，你的情趣內衣露出來了，嘲笑吳曉波拚命想兜住精英們的底褲，這篇文章同樣引起現象級傳播，短時期內在微信朋友圈的閱讀量就超過了10萬＋的量級。王五四之後，有更多的評論人士加入話語權戰鬥，大部分都把吳曉波的說法歸納為精英階層掃地，一時之間，精英群體似乎面臨了更大的道德輿論壓力。
把這場因為王林案件引發的輿論紛爭歸納為階層話語權之爭，當然並不嚴謹。和王林合個影並不能成為判定一個名流的合理憑據，和王林合影或交往的這些名流也不能成為精英階層的當然代表，精英階層也不應對吳曉波文章的那些漏洞負責，不過社會輿論不是嚴格的學術推演，熱傳的觀點往往是正好契合了公眾的某種感知。
而通過王林現象折射出來的這種公眾感知，其實是精英群體的身份困境。
表面看來，中國社會當然已經形成一個精英群體，他們擁有財富，名氣，權力這些要素中的一些或者全部，他們自身也有着明確的身份意識，通過消費層次，社交圈層和生活方式等和其他階層做出區隔，但對這個群體而言，最關鍵的缺失是共同的價值觀，以及在價值觀基礎上的公共擔當。
擁有財富的多少，名氣的大小，在權力結構中的序列，當然是社會身份的重要標識，但是要形成一個共同的階層，尤其是通常意義的精英階層，除了社會身份，財富，教育水準等標準之外，很重要的是，彼此之間要有一個基本價值觀來維繫認同，進行對話溝通，遵從相應的行為規範，這樣才會形成階層的身份自覺，才能形成階層內部的認同，並贏得其他階層的尊重。但這種價值觀的混亂和分裂，恰恰是中國所謂精英最顯眼的標誌，從毛式成功學到無神論或神秘主義，社會精英們價值觀上的分布可謂千奇百怪，王林現象只不過再一次印證了這種怪狀而已。
價值觀的對立，是最深刻的鴻溝，在社會精英們自覺的跨越這道鴻溝之前，精英階層其實都是一種身份的想像，而無法成為真實的社會角色。而就價值觀而言，現代社會雖然強調開放和多元，但對科學和理性的認同，對公共權力的警惕，對倫理道德的遵從，這些無疑是主流價值觀不可或缺的構成要件，背離了這些價值要件，精英就不成其為精英了。
和共同的價值觀相一致的是，精英階層需要承擔與其身份和能力相匹配的公共責任，比如對重大公共事件的發聲，對人權法治民主的關切，對社會正義和道德底線的堅守，這些才是彰顯精英階層社會角色的舞台。只要社會精英沒有擔負起這些責任和社會角色，無論權力多大，財富多雄厚，名聲多旺，那麼他們就不會贏得大眾的尊敬。
當然，到達精英階層應然角色的路徑很多，公共辯論就是其中之一。通過類似像王林案件引發的一波波話語爭奪戰，就是社會成員們相互發出信息，相互辨識價值觀，形成某種身份自覺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王林現象所折射的一些所謂精英的墮落讓人痛惜，而王林現象所引發的話語權之爭，則讓我們看到真正的精英階層或許正在形成過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