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来，中国社会当然已经形成一个精英群体，但对这个群体而言，最关键的缺失是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在价值观基础上的公共担当。
以空盆变蛇，气功杂耍等闻名的大师王林，于7月中旬被江西萍乡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等罪名刑事拘留，引发舆论震荡。有媒体报导说，触发这次拘捕的原由是王林雇人把曾经是他徒弟和生意伙伴的邹勇，绑架杀害并沉尸鄱阳湖。不过后来王林聘请的辩护律师通过微博驳斥了这种说法，说最终以警方公布的侦查结果为准。
这不是王林第一次进入公共视野。几年以前，因为和马云赵薇等人的合影事件，也因为他的徒弟－江西人大代表邹勇的公开举报，王林就已经成为舆论风口的热点人物。当时江西警方也曾经表示王林涉嫌多宗案件，但由于王林居住在香港，一时未能抓捕，后续相关新闻也逐渐淡出。事过境迁，王林所涉及的那些案件都成为悬案，而蹊跷的是，王林此后居然顺利返回大陆，并且长期在深圳居住，好像那次风波根本没能给王林带来多少冲击，有分析认为王林背后靠山树大根深，非普通办案机构所能撼动。
目前为止，王林案件的最终结局尚难以断言。鉴于中国政治运作的诡秘，鉴于和王林合影过的高官当中，有些是常委级别的高官，笔者倾向于认为王林案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王林或许牵涉到更深层次的政治斗争，王林案件或许是某些政治纷争的皮影戏，其真实内幕，需要很多年以后才能水落石出。这个过程中，肯定有很多离奇演绎，事件将会一直扑朔迷离。
不过，撇开王林案件本身的重重迷雾，因为王林案件而引发的大众传播过程，已经成为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笔者注意到，在这个现象中，有一场明显的话语权之争。在一个比较粗糙的意义上，这种话语权争夺在当下混乱的社会情境中，精英群体的身份困境和主流价值观的重新聚合过程。对比，不妨扼要叙述一二。
从公开信息而言，王林的社交圈可谓名流云集，有像前广东政协主席朱国明前铁道部长刘志军这样的高官，有马云这样的企业家，也有成龙，王菲这样的著名演艺界人士，至于更多非知名的企业家，明星或者官员等则是数不胜数，王林的确像某种社交网络的中枢人物，政界，企业家，文艺界基于各自需要，通过王林的庞大社交网络进行了不为外界所了解的信息交换和利益交易，这种现象平时隐蔽不宣，一旦被媒体曝光，其中所包含的各种荒诞不经，甚至让人大跌眼镜的所谓真相，引发各种热议实属必然。
首先热传的是有一篇托名王朔为作者的评论文章，这篇横空出世的文章的题目是“王林脱掉了中国所谓精英的最后一条内裤”，其中提到，这些年来中国的精英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智商很低，他们缺乏安全感，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科学常识，他们不是现代人，他们是前现代人，他们对社会毫无责任感，渣滓俨然精英，这是时代的悲哀。不久，另一名评论人士沈河西撰文认为，王林事件揭示出今天中国精英阶层的多重面貌，他们既是房地产商，也是娱乐明星，还是文化名人，商业资本、娱乐资本、文化资本在一个“私通机制”里巧妙地耦合在了一起，互相转换。
这些广为流传的舆论判词略显空洞，大部分业显得过于刻薄，同时不加区别对所谓精英阶层进行抨击，总会激起一些反弹，这其中以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那篇“和王林合影是一件多糗的事？”最有代表性，吴晓波在文章里说，“与王林合影的每一个人，无论是领导人还是已被枪决的贪官，无论是马云、何鸿燊还是曾荫权，无论是李冰冰还是赵薇，都没有被嘲笑、污蔑的必要。他们智商是高还是低，是否有安全感，是否有科学常识，与他们有没有跟王林合过一张影，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也许去错了地方，见错了人，但不至于害得他们脱掉了内裤。”
吴晓波本人符合精英人士的画像，有一定的专业能力，有充分的财务自由，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来来往往的也都是社会名流。吴晓波的文章可以理解为既是为自身辩护，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精英阶层代言。他的文章受到热传，一定程度上安抚了那些有着精英定位的社会成功人士。
不过在王林现象的语境中，为所谓精英阶层辩护不但冒犯了公众情绪，在道理层面往往也缺乏支撑，吴晓波的文章的确漏洞很多。以一种别开生面的辛辣嘲讽风格走红的网络作家王五四，立马写了一篇回应文章：吴晓波老师，你的情趣内衣露出来了，嘲笑吴晓波拼命想兜住精英们的底裤，这篇文章同样引起现象级传播，短时期内在微信朋友圈的阅读量就超过了10万＋的量级。王五四之后，有更多的评论人士加入话语权战斗，大部分都把吴晓波的说法归纳为精英阶层扫地，一时之间，精英群体似乎面临了更大的道德舆论压力。
把这场因为王林案件引发的舆论纷争归纳为阶层话语权之争，当然并不严谨。和王林合个影并不能成为判定一个名流的合理凭据，和王林合影或交往的这些名流也不能成为精英阶层的当然代表，精英阶层也不应对吴晓波文章的那些漏洞负责，不过社会舆论不是严格的学术推演，热传的观点往往是正好契合了公众的某种感知。
而通过王林现象折射出来的这种公众感知，其实是精英群体的身份困境。
表面看来，中国社会当然已经形成一个精英群体，他们拥有财富，名气，权力这些要素中的一些或者全部，他们自身也有着明确的身份意识，通过消费层次，社交圈层和生活方式等和其他阶层做出区隔，但对这个群体而言，最关键的缺失是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在价值观基础上的公共担当。
拥有财富的多少，名气的大小，在权力结构中的序列，当然是社会身份的重要标识，但是要形成一个共同的阶层，尤其是通常意义的精英阶层，除了社会身份，财富，教育水准等标准之外，很重要的是，彼此之间要有一个基本价值观来维系认同，进行对话沟通，遵从相应的行为规范，这样才会形成阶层的身份自觉，才能形成阶层内部的认同，并赢得其他阶层的尊重。但这种价值观的混乱和分裂，恰恰是中国所谓精英最显眼的标志，从毛式成功学到无神论或神秘主义，社会精英们价值观上的分布可谓千奇百怪，王林现象只不过再一次印证了这种怪状而已。
价值观的对立，是最深刻的鸿沟，在社会精英们自觉的跨越这道鸿沟之前，精英阶层其实都是一种身份的想象，而无法成为真实的社会角色。而就价值观而言，现代社会虽然强调开放和多元，但对科学和理性的认同，对公共权力的警惕，对伦理道德的遵从，这些无疑是主流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背离了这些价值要件，精英就不成其为精英了。
和共同的价值观相一致的是，精英阶层需要承担与其身份和能力相匹配的公共责任，比如对重大公共事件的发声，对人权法治民主的关切，对社会正义和道德底线的坚守，这些才是彰显精英阶层社会角色的舞台。只要社会精英没有担负起这些责任和社会角色，无论权力多大，财富多雄厚，名声多旺，那么他们就不会赢得大众的尊敬。
当然，到达精英阶层应然角色的路径很多，公共辩论就是其中之一。通过类似像王林案件引发的一波波话语争夺战，就是社会成员们相互发出信息，相互辨识价值观，形成某种身份自觉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王林现象所折射的一些所谓精英的堕落让人痛惜，而王林现象所引发的话语权之争，则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精英阶层或许正在形成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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