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見底朝天的希臘,依舊風流

這是破產希臘的每日進行時:有人要抄底,有人要離開,有人在觀望,未來似乎陰霾,但窮亦有窮的風流。
憲法廣場街邊的乞兒。
國際 歐洲
憲法廣場街邊的乞丐。攝:Achilleas Zavallis/端傳媒
憲法廣場街邊的乞丐。
奧莫尼亞廣場的中國城。攝:Achilleas Zavallis/端傳媒
奧莫尼亞廣場的中國城。
憲法廣場街邊的流浪老人。攝:Achilleas Zavallis/端傳媒
憲法廣場街邊的流浪老人。
左格拉夫大學城街頭的農貿市場。攝:Achilleas Zavallis/端傳媒
左格拉夫大學城街頭的農貿市場。
黃昏時分,衛城遺址不遠處的街頭畫家。攝:Achilleas Zavallis/端傳媒
黃昏時分,衛城遺址不遠處的街頭畫家。
在衛城小山下遍尋最佳自拍角度的遊人。攝:Achilleas Zavallis/端傳媒
在衛城小山下遍尋最佳自拍角度的遊人。
比雷拉夫港街景。攝:Achilleas Zavallis/端傳媒
比雷拉夫港街景。
午間店門緊閉的商店。攝:Achilleas Zavallis/端傳媒
午間店門緊閉的商店。
午間店門緊閉的商店。攝:Achilleas Zavallis/端傳媒
午間店門緊閉的商店。

抄底愛琴海

「希臘——上帝將調色盤用盡的地方」,「地中海家園」的中國市場總監Jerry,在微信朋友圈裏上傳了又一組圖片——藍天、夕陽、海島、白色圓頂小屋下,配圖文字繼續寫道:「天藍水清自然,度假養老絕佳聖地!」但可能更吸引人的是下面一句:「只要25萬歐元,你就能購入豪宅,實現三代移民」。

「地中海家園」為有興趣在希臘購置房產、投資移民的中國客戶提供全套服務。Jerry是這家希臘公司從中國聘請的員工,此刻人在北京參加房地產展銷會。他只願意提供這個英文名字,而從不透露中文名,「在雅典做這行圈子很小,不便多說 。」

他所服務的這家房地產公司擁有雅典幾百處地產,主要是中心市區的小型公寓和南區海濱的高尚住宅,也有少量昂貴的別墅。債務危機以來,希臘房市慘跌過半,耳聰目明的中國買家聞風而動, 「抄底希臘」成為投資移民網站高頻詞彙。從房價來說,一所雅典南區的複式住宅,坐山面海,面積二百餘平方米,樓下有私家保安,樓頂有露天泳池,價格在一兩百萬歐之間,和北京、香港動輒呎價幾萬的小公寓比,的確物美價廉。

當然,「實現三代移民」的誘惑遠高於房產本身。深諳此理的南歐諸國,先後推出「黃金簽證」,通過販賣歐洲公民身份,刺激投資移民。2012年十月,身陷金融危機的葡萄牙先行一步,為非歐盟國家公民推出快速移民通道,只要滿足政府規定的投資條件,就可以取得居留身份,並自由進出神根國家。緊接着,塞浦路斯、西班牙、馬耳他等國紛紛效仿。到2013年冬,全歐已有560個成功申請「黃金簽證」的個案,其中90%申請者持中國大陸或香港護照。最近,來自俄羅斯、中東和南非的申請人也越來越多。

希臘是這個團體的新兵,卻有最寬鬆的條件:準入門檻只要25萬歐元,父母孩子都可以居留,買了房子不需要常住;2015年的新移民法更規定,置業七年後,三代人都有機會拿到身份。這些條件吸引了不少人注意,面對投資移民的地產業務欣欣向榮,「地中海家園」就是受惠者之一。老闆托馬斯是個五十多歲的希臘人,身材中等結實,在房地產界摸爬滾打幾十年。「黃金簽證」剛一推出,他就瞄上了來自中國的富裕買家,還專門從中國大陸聘請了兩位中國專員,這無疑是個明智的決策——「地中海家園」僅去年就為一百多個中國家庭成功置業。

托馬斯和中國境內一些經紀公司有合作關係,後者向中國民眾介紹希臘的物業、組織看房團或是私人客戶前來希臘。跟着「地中海家園」會在雅典接機,一般在一周內完成整個看房、買房的法律和商業流程。希臘女孩安娜專職接待和翻譯,她中文流利,曾在北京工作多年,和中國客戶溝通沒什麼障礙,但稍有抱怨:「對我們希臘人,中國客人不愛多說什麼,他們很有錢,但絕口不提錢是怎麼來的。有時又很摳門,總覺得25萬就可以買到海滨別墅。而且中國客人沒興趣融入本地生活,很多人買下房子,轉手就租給別人。」托馬斯卻不以為意,還為客戶提出了集資購買的解決方法,如一所價值八十萬歐元的住宅,可以由三家人集資購買,三家都可移民——對更看重移民的中國人來說,這才是題中之意。

當然,托馬斯並不總這麼胸有成竹,不久前他就因為希臘政治走向而夜不能寐——自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執政以來,希臘連續爆出「資本控制」、「不排除退歐」、「資不抵債」等等負面新聞,直接打擊中國買家的投資信心。七月,希臘更舉行全民公投,讓普通公民投票決定,是否要服從三駕馬車(指歐盟委員會、世界銀行和歐洲央行)的救濟條件,留在歐元區。這讓潛在的買家害怕,自己移民去了一個非歐盟國家。

希臘最終向三駕馬車妥協,中國客戶靈敏地捕捉到信息。端傳媒記者問是否真的有人「抄底」希臘?Jerry說有,「地中海家園」現在大概每月有10個中國客戶,累計客戶已有220個。不過托馬斯的野心更大,他提到復星集團在雅典舊機場的大型地產項目,希望直接招募中國買家集體投資,不只是購買住宅,更直接興建商場、酒店,吸引更多中國資金。

種族多米諾骨牌

在下一批投資移民到來之前,早有一群華人據守希臘,他們對未來的態度卻很消極。這就是在希臘大小城市、鄉村做服裝生意的浙江和福建商人。

在雅典市中心奧莫尼亞廣場附近轉一圈,你會看到人類學家麥高登筆下「低端全球化」的景象,只是地點從香港的重慶森林移到這裏——幾個南亞少年在路上打起板球,巴基斯坦音像店老闆坐在印度環球小姐的海報下曬太陽,兩個非洲青年人站着聊天,街道中央的東正教堂門前,幾隻鴿子閑庭漫步——點綴在這一切之間的,是星羅棋布的中國服裝批發店,和一家矮矮的樓房,上書「中國城」三個大字。這些掛着「外貿公司」招牌的賣場,室內面積多有幾百平方米,密密麻麻陳列着從意大利普拉托或中國內地用集裝箱運來的低價服裝,價格在幾歐到幾十歐之間。不過生意就較為慘淡,只有幾個顧客在店裏挑挑揀揀。

相對歐洲其他地區的華商而言,希臘華商來得晚。2001年,希臘大赦,很多非法移民都拿到了合法身份,此前在此打拼的四五千華人立刻把這個好消息傳回家鄉;2005年的大赦更讓人們相信,選擇希臘不會錯。於是人們買通蛇頭,輾轉偷渡,進入希臘,當年到埠人數就成長三倍,後來最高峰時全國有三萬華人。他們的希臘語可以應付生意,但是談不上地道。這也是為什麼經營酒吧、餐館的亞洲人多是菲律賓面孔,而不見華人。

青田商人吳剛姊弟就是2005年大赦後來的,他們最初都在「中國城」一帶給批發商打工。那是希臘的好時光,吳剛現在還記得當時客人有多麼闊綽:「可有錢了,什麼都是買買買,今天買一個,明天再買一個,也不用,就是好玩。給小費也大方,動不動五歐十歐,買東西都不要找錢。」來得早的人很快賺到了錢,自己開店當老闆。吳剛姊弟也搬出中國城,到住宅區開起零售店。

好景不常,很快希臘捲入債務危機。2009年來,華商營業率下降至少三成,不少人陸續撤離,目前人數降到一萬左右。吳剛說,有些人回國了;有些說要去南美洲,那邊市場還沒開發,人口比歐洲多多了。留在希臘的人多處觀望態度。吳剛擔心回國會跟不上節奏,他已經十年沒回家了。

不回家也是因為沒有身份,怕回去了再難出來。希臘雖是歐盟國家,卻不與其他成員國接壤,中國人對周遭的巴爾幹國家興趣寥寥,無意闖蕩,久而久之,就困在這裏。在一個四百多人的希臘微信聊天群裏,每天都有人討論今年會不會有大赦——2005年後,大赦再也沒有發生過。現在,據吳剛說,希臘90%的華人還是非法移民。

不過同為黑戶,中國人在希臘的日子要比中東人、非洲人好的多。吳剛說:「希臘人對中國人還是不錯的。走在街上很少有警察查你。你想開店,就找個有身份的希臘人合作,反正大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們對半黑和全黑嚴格多了。」「半黑」和「全黑」是中國人給其他移民起的外號——「半黑就是那些阿富汗人,還有巴基斯坦人,他們可壞了,都是吸毒鬼,老搶錢包;全黑是非洲來的,倒是很勤勞,一般就在街上擺攤賣賣玩具什麼的。」正說着,吳剛的姐姐忽然跳起來衝到門外,她眼尖腿快,拉住一個偷門簾布的乞丐,是個年邁的阿爾巴尼亞老太婆。

「半黑」、「全黑」和中國人一般互不往來。阿爾巴尼亞人倒是喜歡光顧廉價的中國小店。阿爾巴尼亞人是希臘第二大人口,他們支撐起了希臘重勞力產業,比如建築工人、鉗工,女人就做幫傭。可惜,現在經濟不景氣,他們也沒了工作。如種族多米諾骨牌一般,希臘人-阿爾巴尼亞人-華人,一環套一環,紛紛倒下。

多米諾的最後一排是無事可做的非洲人和中東人,他們的日子更加難過。事實上,現在中國城所在的地區本來是非洲人的地盤,喀麥隆人納迪就曾在那裏兜售DVD,他回憶說「以前,我們在那裏賣玩具衣服,旁邊有黑人去的教堂、給黑人開的商店。雅典奧運會以後,中國人來了,他們的生意好,警察也不找他們麻煩。所以黑人只能賣了生意,到別處討生活。」他已經失業多年,現在給一個法國女人清潔游泳池,一周一次,每次150歐元。用這些錢,他養活了六口之家。除了工作收入,他非常依賴教堂和NGO組織提供的公益服務。

此類公共救濟服務在今日的希臘可謂雪中送炭。十年前雅典的流浪漢不到百人,今天在鬧市區和旅游景點附近,總能看到幾個無家可歸的中老年人。不斷湧入的難民也慢慢佔領了公共空間,他們找不到工作,只能依賴社會救濟。幾年後,這裏不知會是怎樣一番景象?

蘇格拉底為我開出租車

無所事事的並不只有難民。街上成排的淡黃色出租車也多是空的。我輕易搭上一台。司機是個大鬍子的本地人,看年紀在四五十歲之間,攀談幾句才知道他幾年前竟是雅典大學哲學系的老師,專長古典哲學。看着我驚訝的眼光,他聳聳肩,說那都是過去了,現在他只是個「沒錢、沒房子、沒老婆」的單身漢。這時我意識到,上車地點正是「蘇格拉底大街」,一時恍忽,彷彿那位先賢大哲正拉著着我飛馳。

出租車的生意也不好,一個供養著兩個女兒的司機說,每天駕駛十四小時,淨收入也只在三四十歐左右。

年輕人的境遇更糟,在失業率高企的希臘,25歲以下的年輕人一半都沒有工作。雅典科技大學的碩士生蓮娜說:「現在父母都有工作的人不多,大學生都得去找工作,維持生活。有些人中止學業,先去掙錢。在Zara賣衣服的人都有大學學位,月收入也就五六百歐元。」她的專業是房屋測量,可她在給旅遊公司打工,她解釋說:「現在希臘一片蕭條,沒有多少人買得起房子。很多人甚至沒錢還貸,被銀行收走房產。沒有新房子,這個專業就沒有工作。」

這是逼迫我們,逐步淪為歐洲的廉價勞動力市場。

蓮娜支持左派政黨,反對緊縮。緊縮是多年來纏擾希臘頭頂的詛咒,它意味着增加賦稅,減少公共開支。緊縮的目的是減輕希臘的債務,逐漸讓經濟走向正軌——這是2010年以來希臘政府和三駕馬車一直掛在嘴邊的說辭。但很多希臘人卻認為,這是個謊言。工人家庭出身的街頭藝術家Bleep相信,緊縮是在箍緊希臘人的喉嚨:「這是逼迫我們,逐步淪為歐洲的廉價勞動力市場。我們收入微薄,稅務苛重,只能沒日沒夜工作。」他家所在的工人住宅區,人們已經幾個月沒有現金周轉,一切都記在賬上。

這種境地下,左派覺得只能革命,他們要求和歐盟決裂。在雅典,每週左翼黨派至少有一場遊行。我在的這週,他們抗議政府與歐盟再次進行協商會議。奧莫尼亞廣場上一會兒播放革命歌曲,一會兒是激蕩的口號。參加者有學生,也有養老金不夠用的老人,有工人,也有失業者,還有一隻金毛犬,嘴裏叼着「我受夠了」的紙板竄來竄去。蓮娜說:「退出歐盟也許會面臨幾年難過的日子,但是熬過去,希臘就好了。」

右派不會參加這樣的遊行,他們認為脫離歐盟是自殺行為,擺脫移民才是當務之急。希臘的小島每天都會接受來自非洲和中東的難民,他們上岸後沒有身份,找不到工作,卻一樣消耗公共資源,成為眾矢之的——很多教育程度較低的中老年男性尤其視其為眼中釘。他們為極右翼政黨吸引,特別是近年來迅速崛起的「金色黎明」。

「金色黎明」聲稱要建立一個「希臘人的希臘」,對移民和支持移民的左派分子不忌施以暴力,對左派政府向來惡言以對。他們激進的立場吸引了大量底層選民,在今年的議會大選中,一躍成為第三大黨。家住衛城附近的心理治療師希爾杜婭就給「金色黎明」投票:「我並不是說金色黎明聰明絕頂,他們當然很蠢,可是他們讓人們看到真正的問題!你知道雅典街上遊蕩着多少非洲人嗎,他們不會我們的語言,沒有可信的身份,可是政府任由他們四處橫行。 」

在比雷拉夫港口碼頭,我遇到幾個住在附近的退休海員,他們每天聚在這裏,看有沒有臨時工可做。提起Syriza,他們滿臉不屑,其中一個口齒不清地咒駡着,然後揮手反覆說:「金色黎明!金色黎明!」他的朋友攔住他豎起的手臂,解釋:「他並不是法西斯,我們支援金色黎明,不是要殺光中東人,而是因為生氣左派。」

造成失業和低收入的原因很多,但憤怒的人們普遍將其歸結為緊縮政策或是移民入侵,前者針對歐盟,後者直指移民。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危機中,境遇相同的人們就此把自己劃分為左右兩派,彼此攻擊。可往深了看,所謂左右,也許只是標籤。

這不是民主,是幾十年來民粹主義的延續。

希臘博士生斯特拉特斯現時在亞洲留學,他擔心這種撕裂社會的兩極分化有礙希臘真正站起來向前走,「這不是民主,是幾十年來民粹主義的延續。」他解釋說,二戰後希臘軍事獨裁政權長期打壓左翼政治力量,為人民深惡痛絕。獨裁結束,希臘歷屆政府又矯枉過正,談「右」色變,屢屢推遲經濟改革。右派政黨缺席,既造成了左派流行,也給「金色黎明」這樣的極右勢力留下大量選民:「對左派不滿的人,往往就去了金色黎明,因為沒有別的選擇。」

其實,和左右兩派人聊聊,你會發現他們的訴求很多時候是重合的,他們都生氣歐盟其他國家把希臘標籤為又笨又懶的無賴,都認為應該嚴懲貪污腐敗的政府官員,都痛心尾大不掉的公務機關。 

可是,即使身處一樣的境地,左右兩派彼此聽不見,在兩邊憤怒的呼喊中,希臘,停滯不前。

中國人不懂窮風流

日暮時分,衛城遺址已經停止售票,三三兩兩的遊人從山丘上慢慢走下;路邊零散地坐了幾個中亞面孔的孩子,有的在拉手風琴,有的在吹笛子,無非是要討一兩塊錢;幾個希臘青年搭了地攤,售賣手繪明信片。衛城四圍安詳平和,沒有旅遊景點常見的嘈雜。市中心的露天影院已經開場,跳蚤市場入口有非洲青年隨興打鼓。晚風吹過比雷拉夫港,白天燥熱的氣溫退去,剛從海島度假歸來的雅典人拽着行李箱走在路邊。

這是希臘的另一面,講究生活的樂趣,講究藝術與休閒,講究體面與尊嚴。憲法廣場流浪多日的六旬老太穿着自己最好的裙子,坐在路邊喝着路人施捨的咖啡,心理醫師希爾杜婭盛裝打扮奔赴客戶舉辦的舞會,碩士生蓮娜打工回家,路上花兩歐買了一小盆迷迭香,藝術家Bleep則在某個海島上朋友的小屋裏渡假。 他們不少人都去過德國、英國,但並不豔羨那種「工作狂」的生活方式,他們說,那根本不叫「生活」方式。

你們中國人不懂享受人生。

「地中海家園」的安娜去年從北京辭職回國,很大原因是無法適應中國的生活:在希臘,她每晚可以和三五好友把酒言歡,週末或暑期又能去小島小憩,還有物美價廉的食物、新鮮潔淨的空氣——這在北京這樣的中國都市是奢侈品。在希臘工作的中國人Jerry和吳剛則說太忙,沒有時間搞這些。吳剛的朋友圈裏也貼着克里特島的美景,但他其實沒去幾次,度假意味着少賺一天錢,多掏一天無謂的房租。他們不理解希臘人的生活方式,覺得三不五時就去海島度假不免太浪費。希臘人辯解,窮有窮的風流和瀟灑。

安娜點評說:「你們中國人不懂享受人生。」但她也承認,正是不斷湧入的中國人,遊客或是移民,使得她在如此慘淡的經濟裏從不需要找工作——能說流利中文的希臘人並不多見。她湊起頭臆想:「現在很多希臘年輕人都出國找機會。到時候我們都走了,中國人倒是移民來了,希臘會變成怎麼樣呢?」

地處海陸要衝的希臘,歷來就是多種文化和人口碰撞的地方,時間前進到21世紀,故事的舞台上又多了中國人的角色。只是中國人的面目尚為模糊,報攤上一字展開的頭版漫像裏,沒有東方面孔。呲牙咧嘴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才是每日新聞的主角,她尷尬得迎接着路人麻木又厭惡的目光。

雅典機場外,淡藍的希臘國旗旁是深藍的歐盟旗幟,在晚風中抖抖卷卷,像靜水上泛起的漣漪,迎接着未可知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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