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

葉千榮:安倍道歉了,但這不是關鍵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戰後70年談話,就「侵略行為」表示「道歉」。可縱觀歷史,我們應該知道更多。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8月14日發表戰後70週年談話,就第二次世界大戰,安倍稱:「我國至今表明了痛徹的反省和衷心的道歉」,在此基礎上,安倍表示:「歷代內閣的立場,今後也將不動搖」。

安倍同時表示,「政治必須對歷史謙虛。政治、外交的意圖不能歪曲歷史」。「作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不會再使用事變、侵略、戰爭,以及所有武力的威懾和行使。不能讓和戰爭沒有關聯世代的孩子們背負持續謝罪的宿命」。

經過幾番周折之後,在內外壓力下,「侵略」、「道歉」等外界早前關注的關鍵字眼,都在本次談話中出現。但除了這些字眼,在七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真正期待的,是深刻理解戰爭發生的原因,和如何避免它再次發生。

日本東海大學教授、日本問題專家葉千榮,應端傳媒之邀解讀安倍講話。葉千榮認為,不用過分在意遣詞造句,更重要的是理解日本是如何走上軍國主義。他認為該為戰爭負責的不僅僅是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它在當時也得到了日本大眾的狂熱支持。而日本的戰爭哲學,是基於相信東西方文化的對立。今天的日本人相信,堅守憲法是限制政府再度發動對外戰爭的最強大武器。

(葉千榮解讀視頻全文內容如下)

七十年前的此刻,日本軍部通知全體軍民收聽重要廣播。於是無數市民聚集到了東京皇居前的這個廣場上,他們跪在這塊沙石地上,通過廣播第一次聽到了被奉為神明的天皇的聲音。由於天皇使用了非常艱深的古文辭彙,加上他獨特的聲調,幾乎所有的人都沒有聽明白,他(天皇)說了什麼。可是悲慘的戰爭現實。使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

時隔七十年,安倍首相發佈講話。經過幾番周折,雖然他使用了世間關注的幾個詞,諸如「侵略」「道歉」等等,但是對於那場戰爭的性質,在日本卻再度發生模糊。

我覺得時至今日,安倍首相是否使用了「道歉」這個詞,其實已不重要。有必要認真思索的是,作為一個東亞國家,日本是如何從明治維新,富國強兵走上軍國主義的。在日俄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日本大勝之後,整個精神開始膨脹。這個時候有個著名人物,叫做北一輝,以及後來成為關東軍參謀長的石原莞爾,推出了類似思想,那就是「大亞洲主義」。

這個「大亞洲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把東方與西方對立,把日本與美國、西歐對立。

他們把日本在水戶末期的一個思維,就是從中國的儒家在家庭中的孝道,延伸出的對國家的忠誠,把忠孝一體、國家與家庭一體,延伸出了一個「一君萬民」的思想。「君」就是君主,由這種思想往下走,日本認為與美國必有一戰。日本代表著東方的文化,那就是以德治和仁政為核心;而美國西歐則是霸道。因此「王道」對於「霸道」的世界最終戰爭,是石原莞爾的一個著名觀點。

在這種思維下,1923年日本把美國開始鎖定為頭號敵國,開始在東南亞擴張。為石油資源、為爭奪海權,與美國開始發生摩擦。所以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偷襲珍珠港,它並不是一個瘋狂的衝動,而是自明治維新之後,要在東西文化對立中,確立日本作為東方文化盟主地位的一個必然的膨脹結果。

 安倍晉三發表戰後70週年談話。攝 : Nicole Tung/端傳媒
安倍晉三發表戰後70週年談話。攝 : Nicole Tung/端傳媒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中國有一個思維就是「二分法」,說當年日本走上軍國主義,是日本少數軍國主義分子、甲級戰犯之責任和所為,廣大人民是無辜的。可是事實上歷史許多資料證明,當年恰恰是從市民、學生到主婦乃至工人、農民,對軍國主義和軍部的狂熱支持,才使日本走上不歸路的。著名電影評論家佐藤忠男今年八十五歲,出了一本書《草根的軍國主義》。他說「天皇玉音放送宣佈戰爭結束的時候,我在外地。老師通知學生們不要外出,說可能有暴動。可是結果無論是戰爭期間還是戰爭結束後,日本沒有發生一處暴動。這並不是因為警察國家或憲兵的恐懼,而是因為日本國民對軍國主義、對政府的順從。他們在愛國主義的教育下,一億人總洗腦」,許許多多作家、文人都紛紛參與到軍國主義的鼓與呼之中。

「是誰煽起了軍國主義?東條英機的演講毫無魅力,表情呆板、詞彙單調。是媒體、是播音員,他們用那些莊嚴的聲音、悲愴的歌聲,和前線英靈回國的報導,煽起了國民、無數普通市民的軍國主義情感」。 ﹣﹣﹣佐藤忠男

在國民總動員的時代,日本政府通過了一個重要決議,那就是要用大量的經費進行外宣。他把許多通訊社合併在一起,要求用「通稿」,並且規定不許引用任何外電對日本不利的報導。於是日本國民日日只能從自己報紙上,報導皇軍大勝的消息中,來判斷前線,直到天皇宣佈戰敗的那一刻。

戰後許多作家說自己當時出於無奈,因為(對)憲兵的恐懼,一紙徵兵令可以把作家召往前線。可是這本《文壇史戰時證言》,詳細的記載了許多作家當時的姿態。《文藝春秋》是日本的一份大雜誌,社長菊池寬是著名文藝評論家。他在接到主管文藝宣傳的內閣情報部的一個條子之後,給作家發了通知,說內閣情報部願意跟作家做一次座談。於是有十二個著名作家,與內閣情報部的軍官們面對面的坐在一起。作家們事後感激涕零地說,內閣情報部的軍人們並不像想像中那麼粗暴恐怖,他們非常平和理性,他們邀請我們去南京前線視察,說你可以寫可以不寫;你十年後寫也行,二十年後寫也行。於是有三十多個作家去前線勞軍。說是勞軍,其實卻寫下了許多報導皇軍勝利的報告文學。從那些報告文學裡也可以看到,他們對戰場上,以及許多市民橫屍遍野的景象熟視無睹。

更令人震驚的是,從這本書中我知道,日本純文學獎、芥川文學獎那一年是在南京前線頒發的。內閣情報部大本營是怎樣來管理文藝的?我所任教的東海大學圖書館地下書庫裡,有三厚本當時內閣情報部審閱、刪改、槍斃報導文章之後的流水賬記錄,詳細的記載了幾月幾號斃掉了哪篇文章。

我想今天在日本討論安倍首相的安保法之時,之所以以淺田次郎為首的日本筆會無數作家,會站出來發表聲明,譴責政府的這個法案,也恰恰是由於七十年前那段歷史的記憶。

市民們清楚地知道為什麼要捍衛和平憲法因為憲法是市民約束政府權力的唯一武器。而多元的聲音,是一個健全的社會為了避免再度發生災禍,所不可避免的輿論環境。

日本將向何處去?日本是否會再度走上軍國主義?日本是否會再度以亞洲、以東方文化代表的身份,與西方、與人類的普遍觀念展開對決?至少此刻我們很難看到這種可能性。只要那一頁歷史的記憶尚存,以及在那一頁記憶下建築的體制尚存,這部憲法尚存,那麼市民就會與任何這種可能性鬥爭。

這裡是日本橫濱的Hotel New Grand。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麥克亞瑟和盟軍將領們住進了這家酒店的315、316和317房間。9月2號他們從這兒去戰艦密蘇里號,參加了日本投降簽字儀式。

我的家就在這間酒店不遠的地方。我常常散步的時候來這間酒店的二樓坐一下,因為它完全保留著當年的樣子。1945年8月,麥克亞瑟和中國、英國等盟軍將軍住進這家酒店的時候,這兒很快就成了盟軍司令部。事實上這兒是日本戰後政治的一個起點,或者說原點。對與美國的關係、與西方的關係,事實上是日本戰後和戰前的一個分水嶺。

最近《文藝春秋》在戰敗七十週年的專輯裡,披露了這樣一則史料。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前夜,日本大本營還委託一部份知識份子、御用學者,起草了一份大東亞共榮圈勝利之後,日本戰勝美國之後的佔領構想。有趣的是其中居然有一旦佔領美國之後,要對美國進行下屬管理,其中包括進行東方的儒家思想和日本的神道教育,還要把散佈腐朽資本主義思想的好萊塢解散,讓導演、演員全部走人。

可是在麥克亞瑟來到這家酒店之後,日本變了,有了一部新憲法。雖然這部新憲法很大程度上是麥克亞瑟和盟軍的專家們起草的,因此直到今天,日本右翼在修憲的時候,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主張,就是「那不是日本人自己制定的憲法,而是西方的」。而護憲的學者市民們則強調,憲法的光輝理念,決定了它是屬於人類的,無所謂西方與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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