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4日，中國的軍委副主席范長龍上將正在美國訪問，會見了美國防部長阿什 • 卡特，本次訪問是幾年來中美軍事與安全戰略交流機制化的產物。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國防部網站主頁，佔據頭版頭條醒目位置的訪問在五角大樓網站幾乎毫無蹤跡，僅在亞太再平衡的欄目下有簡短消息。聯繫最近全球媒體甚囂塵上的中美南海問題話語交鋒，以及剛結束的香格里拉亞太安全峰會，中美軍方處理這一新聞的話語差異明顯表示着兩國對彼此安全關係態度上的微妙差異。這種差異到底何在呢？
本次美國因中國南海人造島嶼而強力發聲十分罕見，因為作為南海爭端的非直接相關方，卡特在三天之內，兩次使用「千萬不要誤解」（There must be no mistake）這樣的直白修辭闡述美方立場，這顯然體現美方最高戰略決策當局的意志，也標誌着一直對華安全關係方面奉行接觸政策為主的奧巴馬政府的轉向。
針對美方強力表態，中方的回應硬中有軟，除堅持傳統的主權話語，同時反覆申明中方無意危害南海國際自由通航和飛越安全。與此同時，美國媒體高調揭露了疑似中國駭客入侵美國聯邦人事局事件，但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與中國公安部長成功舉行會晤，范長龍上將的華盛頓之行順利成行，沒有像南海撞機等事件那樣，影響兩軍機制化交流。這些動態顯示，中美本次的南海牌局雷聲甚大，有彼此戰略性叫牌的效果，但目前並未導致立即的攤牌和對決，雙方仍願意藉接觸和對話管控危機，並塑造對方政策。
中美不斷對話 互信不斷削弱
若就美國整體的全球軍事戰略政策而言，美方表態的強硬意涵更為凸顯。雖然美國目前最優先的軍事任務是應對中東ISIS崛起和烏克蘭危機引發的歐洲安全危機，但近期美國不僅沒有因此放棄自2011年以來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反而在檢討過去的基礎上明確啟動了對中國針對性更強的亞太再平衡第二期戰略（Asia-Pacific Rebalance Phase II），而從奧巴馬到國防頂級官員都毫不隱諱，該第二期戰略明顯是針對中國試圖改變現狀的努力，毫無疑問，這個現狀是指美國締造、主導和維護的亞太國際權力格局，其對中國的定位即是逐步展現現實性的挑戰者。
因此，本次南海回合可以看作美國重申其亞太權力地位的宣言，由於亞太經濟和地緣的複雜性，特別是中美地區與全球戰略利益的複雜交互和矛盾現狀，也是由於目前美國軍力和財力的有限，美國沒有按照美蘇冷戰的思維來定位中美安全博弈關係，所以，在宣示決心和實力的同時，美國也加大了對華軍事接觸和對話的力度。
質言之，儘管中美在公開的政策話語中並無特別的硝煙，但必須意識到，由於中國近年在東海和南海的戰略主動，美國對華政策辯論正在朝更加對抗性的方向轉化。中國經常慣用的傳統政策話語，如和平意圖的再三宣示及防禦性的歷史主權話語等，並沒有減輕美國的對華戰略猜忌。
中國的戰略計畫和政策指導者沉迷於傳統的單方面善意話語，卻沒有意識到，對於美國戰略智庫和決策者而言，冷戰後戰略評估的主要原則已經從過去的意圖導向，轉變為基於能力的思維，而在此種思維之下，中國躍躍欲試的締造國際經濟乃至安全秩序的作為，在沒有對美充分諒解的條件下，對於美方無疑既是一種能力上的挑戰，也是能力帶來的意圖上的威脅。
因此，中美安全關係出現了一種大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奇特局面：一方面，兩國都充分表示對和平政策及對話合作的支援，但另一方面，對話越深化，兩國的安全關係與政策卻越加具有針對性。簡單說，這是一種對話越多，猜疑越重的局面。
借用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的著名術語來說，兩國安全關係正呈現一種「延異」(differance)的特徵：對話和善意的話語宣示沒有推動疑慮的消除和合作的加深，反而，各自在意圖上與行動上漸行漸遠，表現為一種「對話——針對性行動——對話——態勢惡化——互信削弱——對話」的迴圈。
關於針對性行動的環節值得說明，因為，在雙方的話語中，這些行動，無論是美國的東亞反導佈局，在南海的加強前沿存在，還是美國正作為亞太再平衡第二階段重點的升級軍事同盟政策，也無論是中國的主權主張與實踐，或跨越傳統區域的軍事存在，雙方都有理由正當和十足的自信，儘管事實上，這些行動立竿見影地對雙方安全關係產生了負面的效應。但德里達困局是中美安全關係現實中真正值得重視的現象。
中國觸及現有國際權力秩序
有人認為，中美的深刻安全疑慮是由於中國的意識形態與制度特點而帶來的。這種觀點忽略了國際事務與國內事務的界限，也為俄羅斯的最新安全政策實踐所否定。
就歷史而言，在中國內部政治意識形態色彩遠勝於今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美戰略合作關係最為順暢，堪稱蜜月，可見所謂意識形態差異並非導致中美必然戰略對抗的因素。以今日中美本身經濟利益的交互嵌入程度，乃至在地區安全和全球事務中的共同利益份額，之所以中美安全關係反而產生前景莫測的陰雲，根本原因還在兩國的戰略思維本身，特別是中國的國際行為方面。
就中國而言，中國對於在東海與南海的行動一直局限於歷史主權的話語體系，這種話語對內與近代以來的主流政治話語契合，在國際法理方面也似乎有正當的修辭，然而，作為崛起中的大國，當其施展巨大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尤其在堪稱21世紀加勒比海的南中國海地區展開單方面行動，主權話語顯然是不足以說明其意圖和界限的，因為，歸根結底，這勢必是一種觸及現有國際權力秩序的行為，而在戰略計畫中，需要最優先處理的則是現有權力秩序的主導者，也就是與美國的權力互動問題。在中美缺少制度性深度安全合作，同時更沒有包括中美的地區安全制度安排的條件下，雙方的行動雖推動對話的急迫需要，但對話本身卻只能加深彼此的疑慮。
美國話語中的亞太再平衡政策是一種預防中國成為未來挑戰者的遏制性思維產物，而中國將之作為追求對抗性政策的現實理由；反之，中國對抗美國西太軍事存在和同盟的措施又促使美國升級和加強再平衡代表的政策體系。這都牽涉系統的軍事能力的整備、部署和升級，在此種情形下，對話本身能帶來的態勢實質改善自然是有限的，追求雙贏的彼此宣示則日益成為雙方延緩對方步伐的工具。
太平洋真的足夠大嗎？
簡言之，所謂德里達困境是一種新型大國關係中負面自我實現的迴圈，不正視當代中美安全關係中這一現實的嚴重局面，未來兩國勢必支付不亞於冷戰的代價。而打破德里達迴圈，真正建構中美新型軍事安全關係，則需要兩國決策者展現突破性勇氣，徹底摒棄楚河漢界似的排他性零和思維，在實實在在的共同利益基礎上探索制度化的深度安全合作框架，並將此框架延伸到包含地區主要相關國家，而這種良性的互動進程尚看不到清晰路線。
回顧1989制裁以來的中國軍事安全關係，雖屢經波折，但總的發展是巨大的，這與其說是兩國對彼此意圖信任的產物，倒不如說是兩國力量比例變化的結果。
關於中美關係，中國領導人經常的說法是「太平洋足夠大，應該容得下中美共同的存在」，這一話語的深層含義實際上是說，由於中國綜合國力與軍事力量的發展，亞太地區的安全格局問題應在中美二元的國際權力架構中加以處理；因此，對中國來說，無論其行動多麼具有自我話語的正當性，如果不能優先取得美國的戰略信任和協調，則這些行動必定會增加美國戰略猜忌，因而最後也會反過來惡化中國總的戰略環境。
1931年，日本因九一八事件而退出國聯，從此在戰略上警惕日本成為美國戰略思維的重心，也許，在很大程度上，本次中美南海回合互動也具有類似效果。戰略的歷史再三表明的沉痛教訓是：大國的敵意與其說是因為意圖，還不如說更多的是因為其能力，而戰略猜忌中大國的能力除非能逐步良性融合，成為同質和互信的體系，否則，走上對抗與決裂之途只是早晚問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