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學生
上年9月26日，學生衝入「公民廣場」以重奪這在2012年反國民教育科事件的主要公共空間。為阻止更多示威者進入廣場，警察使用胡椒噴霧及警棍來驅趕示威者。而示威者反過來用雨傘去保護自己，免受胡椒噴霧的傷害。這行為將「雨傘」這符號轉化為示威者免受警察暴力傷害的「保護」。
這事件標示着香港自1967年暴動以來，首次以大型的暴力處理香港本地的示威者。香港眾多的市民透過大眾傳媒及社交媒體看到現場的情況。很多市民認為警方對和平的示威者採用了過多及不必要的暴力。不少人向警監會投訴，更有不少市民加入示威，並且在外圍對警方進行「反包圍」。
於此階段，「保護學生」這口號代表了不少示威者，特別是那些新加入的示威者的「情．感」。市民普遍未有預計到政府會出動防暴警察，並使用如此大的武力，去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再者，警方更使用了不少非人道的方法去對待示威者，例如：不容許公民廣場內的示威者去洗手間、接收閘外遞進的食水等；都進一步激化了一般市民的「道德衝擊」。市民開始意識到他們所熟悉的世界，並非如他們所想運作。對原有規範的違反使人產生焦慮，並促使他們更有意識地、更積極地去收集有關運動的資訊和消息。
同時，這種焦慮的「情．感」促使了參與者出現新的行動模式。市民開始佔據街道和「反包圍」警察，因為他們相信，這些行動可以保護學生，並且能對社會有正面的影響。這種焦慮的「情．感」解釋了為何一些本與罷課無關的廣大市民，都會參與於雨傘運動當中，為了「保護學生」將一原先的「學生運動」正式轉變成一場獲市民普遍支持的「社會運動」。
一起撐
在9月28日，儘管警察使用了不同程度的武力（如：胡椒噴霧，警棍和催淚瓦斯），他們並沒有成功清場。示威者反而是「一起撐」下去，並決心留下來。示威者自發採取不同的行動和戰術，如設立路障等，以保護學生和佔領區。除了路障，示威者在佔領區自發提供不同的服務，其中包括急救站、物資供應站、手機充電站、風力發電機和學生自習室。
「一起撐」的口號代表示威者在運動初期的「情．感」。人們並不是對原先計劃行動的組織（如學聯或佔中）有「情感效忠」，而是對示威者的集體有「情感效忠」。在示威者之間昇華了集體的歸屬感，示威者更與所在的土地，即佔領區產生聯繫。一個新的社區產生了，成員叫自己做佔領區的「村民」。金鐘佔領區中每一個帳篷均有一個名字及地址，而示威者亦為佔領區的帳篷數目進行普查。在旺角的佔領區，雖然示威者面對警方與反對者最嚴重的暴力對待，但仍然堅持要留守旺角，不要撤回金鐘。可見，示威者出現對集體、對所在佔領區的「情感效忠」，構成示威者長期參與雨傘運動的重要因素。
自己香港自己救
上述的集體身份認同鼓勵着示威者留在示威區，並且作出不同的參與和貢獻。雖然面對着清場的恐懼以及長期佔領的疲憊，中學生、老師、社工、律師、木匠、農夫以及藝術家，均日而繼夜地以他們的知識及專長，擔任不同的角色，去服務佔領區中的其他人。這種集體及利他的行動令示威者出現愈來愈強的團結、歸屬及社區意識，亦令雨傘運動得以長時間持續。在佔領期中出現其中最常見的口號是「自己香港自己救」，這標示着「我們」是「香港人」的感覺，而且顯示了由「我」變成「我們」的主體去救香港。
就算失望，不能絕望
在雨傘運動的後期，人們的「情．感」開始轉變。雖然有長時間的佔領以及大量及深入的參與，香港以至中央政府並無意作出對真普選的讓步。人們對本身在運動的參與能否帶來社會改變，開始產生疑問。
示威者出現不同的派別，提出不同的抗爭策略。一方面，運動領袖希望繼續原先公民抗民的「和平非暴力」策略，認為這才能得到一般公眾的支持。但另一方面，較為激進的群組，則提出要以更直接衝擊或更暴力的手法去「以武制暴」。這手法的矛盾亦導至雨傘運動支持者之間出現衝突，亦弱化運動領袖的領導力。
「就算失望，不能絕望」成為這階段的口號，亦是示威者「情．感」的反映。失望及疲憊是示威者的「心境」（moods）。中央以及香港政府對政改的決定不作任何改變，雨傘運動似乎未能達到原先要撤回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目標，亦沒有其他有效的方法可以在港爭取真普選。深深的失敗與困惑令人們解散，人們開始由公眾（public）領域撤回私人（private）領域。 這種心境的轉變解釋了雨傘運動的日益低迷。
與迷惑與失敗心境同時出現的是示威者要堅持對不公義的權力制度作抗爭的「道德情感」。在年輕人中經常出現的疑問：「我們什麼都未爭取到，又怎可以退呢？」「就算失望，不能絕望」反映了示威者失望的心境，但仍有堅持抗爭的「道德情感」。
雨傘運動的主要抗爭期可能經已結束。但雨傘運動的民主抗爭精神經已變成示威者的「道德情感」。香港的民主社會運動只是出現了分號，遠遠還未到句號。「情．感」將令社會運動重來，「WE」 will be back。
（黃洪，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葉浩剛，青年工作者）
这么好的文章没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