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傷口繼續行走在世間

幾年前在網路上看過一個無厘頭的多格漫畫，好似是從日文漫畫翻譯過來的，畫的是一個帶著傷口活了一輩子的男人。男子小時候胸口中了一彈，汩汩流血，他沒有去看醫生，而是用一隻手捂住傷口，眉眼掙扎之間，仍在按部就班生活。接下來一格又一格裏，他逐漸長大、成熟、衰老，捂著傷口的姿勢維持不變，人總在奔赴做下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讀書、考試、找工作、結婚、生子、教子、贍養父母，直到最後「自然」死亡。

傷口一直在，每一格血也繼續流，他硬是這樣活了一輩子。

可能因為畫風很醜，更可能是彼時時代對我們尚還手軟，總之我看的時候只覺好笑。到今日，才發覺這男人原是我們的真實寫照，在這狗一樣的歲月裡，多的是血流滿地、匍匐「正常」生活的人。

台北，一個不知道自己受傷的人

五月，西門町，拜旅遊簽證重開之光，人潮洶湧。某個窄巷裡，午飯後人漸漸多，大家站在「飛地」書店內外，或買書、或飲酒，殺時間。再過不久，劉以達和潘源良的對談就要開始。被影迷和歌迷愛稱為「方丈」的劉以達最近出書，此次來台既見朋友、又宣傳新書。

而我知道這次活動則是因為久未見面的好姊妹烏雲。烏雲是蒙古族女孩，大學時拿到一所香港大學的獎學金，從邊疆去香港讀書，畢業後又留港工作幾年。最後因為家庭原因，返回內地工作。她熱情、勇敢、美麗，像小火焰般明媚溫暖。這幾年，她在公司不斷升職，忙得到處出差，馬不停蹄。好容易累積假期，飛來學生時代後就再未來過的台北休息。

我們這幾日住在一起，每晚聊到很夜才睡，談家人、談工作、也談愛情和政治。我一直知道她工作辛苦，卻沒想到其中很大部分是為著人際關係和社會氣氛——「公司裡沒有談得來的人，比如聊到香港，說一句話就知道再說就給自己找麻煩；新來一位很漂亮的女同事，總被老闆揩油，我為她說話，其他同事卻揶揄說漂亮女人不需要幫助，她樂在其中。」烏雲很早就有意識得把身邊人分類，朋友是舊的多，同事就只做同事。每天午飯她一個人出去吃，有意和同事保持距離。很多從香港回大陸工作的朋友都有類似故事，一位好友在高校教書，整個院系的老師她都「非必要不說話」，一是無話可說，一是怕被人舉報思想不端。還有位好友工作內容倒是沒這麼高危，但每次他和同事說點深度的東西，就被批評是「高級華人」，「想太多」。

烏雲高中時代聽到達明一派的歌，看到世界的另一種樣子，動心申請去香港讀書。她還記得看新聞說劉以達參加遊行，才知道遊行的概念。今次飛地的活動她當然參加，我們來很早，見到劉以達之前，意外得先見到香港——書店裡有不少關於香港的書，或是香港作者的著述，還有帶有香港元素的文創品，譬如明信片、文字T。烏雲流連忘返，什麼都想買，但又害怕在海關被查，猶豫不決。人多起來，我們盡然在這裡碰到她之前的老師、室友，還有很多我的老友。我知道這些年很多人移民台灣，但一天遇到十幾個熟人才驚覺實在是很多人。

方丈落座，在主持人曾志豪和對談嘉賓潘源良的幫助下，用半生不熟的國語侃侃而談，似乎沒說什麼，但總引來笑聲連連。期間他說：「我很喜歡台灣，也很喜歡荷蘭，但是我不喜歡內地。」在座一多半來自香港，此時心有戚戚。烏雲臉色暗沉一下，也笑。超時對話完成，她興沖沖找方丈簽書、簽T恤，又請我幫她拍照。

我以為她都是開心，可回去路上，她嘆口氣說：「我覺得好難受，我都不知道我原來很難受。很多在別處那麼尋常的東西，我們都被剝奪了。」我想起我們最初認識的那些年，很多東西回憶起來才發現已經不見了，比如她愛帶我去的Hidden Agenda，比如佔中有天她借給我卻被我丟了的外衫。我們都低頭隱入生活，以為失去的僅僅是青春，是每一代人成長的必然。但「失去」也許是一個錯誤的選詞，不但以前相信的、熱愛的不見了，替代這一切的是硬塞給你、難以下嚥的今天，更不想提再往前那近乎絕望的未来。

本來她安排去台東、南部，很多行程。但最後都只在台北，她每天仍走很多路，見朋友，也和陌生人說話，想要把時間盡可能延長，沈浸在偷來的夢境裡，一晌貪歡。在路上她拍了很多很多相片，天空、雲彩、美術館、素食店、煙塵裡的台北小巷，還有一張寫著哈維爾名句的海報——「在真實中生活」。她躊躇很久，要不要把這些相發在社交網絡，「公司的人知道我來台灣玩都覺得不妥，在兩岸關係這麼緊張的時候，來台灣就是不懂事。」晚上我們煲劇看台劇《人選之人》，邊看邊感嘆：「怎麼辦呢，人家台灣已經在拍女性執政以後如何如何，同婚如何如何，我們還在忙著給鸚鵡史航洗白⋯⋯」

鄰近假期結束，她愈發不捨。我很久沒去內地生活和工作過，只能努力理解那種拒絕和恐懼。那不是享受了所謂「小清新」後要回去朝九晚五的忙碌，而是重新呼吸到新鮮空氣後又要窒息。但，總是要回去的，臨走前她在instagram的照片配文說，此行才知道自己長久以來受到了很大的創傷，但知道好過不知道，要開始慢慢療傷。走前，她買了些書，準備過境香港的時候送給朋友，也可以再去香港時候到朋友家去讀。

又幾日，我在她的instagram和朋友圈還是看到了這些照片，哈維爾海報藏在最後一張。

耶魯，PTSD

耶魯附近有家獨立藝術空間，三月裡這裡有場群展。我和T剛好在城裏，就分出時間特地去看。

那天我們走了很長的路，天又凍。去到空間總算有暖氣，兩個人都鬆懈下來。看過大部分展覽之後，我們停在放電影的小廳。正在循環播映的是部來自香港的短片，兩個男同志的愛情故事，從年輕到老。很慢，很慢，因為慢，也詩意。兩位主角年輕時相遇，差不多是我的同齡人。初初戀愛的時間也就是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又潛入地下的這些年。只是他們更像活在平行時空，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日益艱難的經濟生活、情感中的推拉折磨還有出櫃時的家庭痛苦，主要是私人空間的事，沒有抗爭、沒有法庭。時間向後蔓延，他們一起變老、生病，走近人生終點，二十多分鐘演了一生，演職人員表伴著背景音升上來。我們坐在那裡靜靜看，看到熟悉的電影人朋友的名字一一滑過。忽然，在背景音裡夾雜了一陣奇怪的噪音，又彷彿是人聲。

T向來對聲音敏感，我於是問：「你有沒有聽到奇怪的音效？」

他點頭，解釋：「那是，那是催淚彈打向學生的聲音，是人群呼喊四散的聲音！那音質聽得出是現場錄製的⋯⋯」話音未落，他鼻頭發酸，眼淚扑面，整個人向後仰。我們在空間又坐了一陣子，等他平靜，才起身。

「對不起，我都沒想到我的情緒反應這麼大。就是在回答你問題的那一瞬間，彷彿一切都回去了2019年，熱、濕、口罩粘著口無法呼吸，煙霧，水槍射過來藍色的水，年輕的學生⋯⋯再聽，那段音效已經不見，仿佛是我的幻觉。」

T去年搬離香港。他本是頑固派，怎麼勸也不願意走，問他為什麼，他會給一個乍聽上去很理想主義的說法：「我想看看歷史的現場。」但我知道那是真的。他不愛流露感情，不會說「愛香港」這樣的話，但他和這城羈絆很深。這些年，他一半的人生都在街上，直到不能再上街；另一半寄託是和朋友守望相助，直到朋友或被趕走、或是移民。等到他至好的公務員朋友都用腳投票，放棄高薪工作，走落英國，他發現又愛又恨的香港被壓縮成了一個空殼，人最好待在家裡，除了搵食哪也別去，像他這樣愛打抱不平的性格，出去早晚出事。

決定要走前，他躲在新舊港產片看香港。他說近些年的港產片裡其實有很多導演暗插進去的細節，例如對抗現場錄製的聲音，例如抗爭者眼見即明的標誌建築。「大家心領神會，但也不要講出來，《國安法》和《電檢》高壓之下，講出來就是害人。」

三月的新英格蘭乍冷還寒，我們把頭縮在衣領裡，我擔心他還是情緒不穩定，拉住他的手：「是不是應該看看醫生。」他的手還暖，「看吧，我也沒想到我剛才會支架不住；我這幾年都在吃抗抑鬱的藥物，但確實沒有看醫生。你知道的，在香港，醫生又能怎麼樣呢？」

不久後，T加入一家州立大學的政治PTSD研究治療實驗小組，病友中沒有人經歷過這些年的香港，多是從中東回家的美國老兵、來自加勒比和中南美洲的移工、還有被種族歧視傷害的少數族裔，人類的苦難匯聚一起，這多少讓他有些釋懷，「原來我們這個時代到處就是痛苦，我並不比人多一些，倒也沒有一蹶不振的理由了。」

溫哥華，說不出口的選擇

第一次來溫哥華，事先請問剛移民過來的藝術家朋友L，酒店訂在哪裡好。他好熱情提供大量信息，然後我們約好去日本餐廳去壽司，他訂位，又問：「你今次是幾個人來，住幾天？我都叫幾個朋友來一起好不好？」

提前兩天訂下細節，還是來了好幾個他的朋友。坐下寒暄不久，即發現大家都有很多共同認識的好友。世界之小，香港之大。他們中有十年前就來的老江湖，也有前來一探是否有工作機會適合移民的。L去年到，本想香港、溫埠兩邊跑，但試了幾次，無論從東向西、還是從西向東，都要三四個星期才能從糟糕的時差中恢復過來，身體吃不消，工作也難以專注。

最近回去為兩件事，一是重開的香港巴塞爾藝術交易展會，一是探仍然居住在香港的父母。對對時間，我們原來有一段時間都在香港，只是彼此都沒有告訴其他人，默默處理好事情，旋即離開。

我說本想著回去要多見見朋友，但每次回去，都很壓抑。明明香港那麼方便，見人哪有北美這麼麻煩，可就是會自閉，也不願意在社交網路發相片。巴塞爾的時候，我半個社交網絡的朋友都在香港，看他們刷香港恢復正常，刷在香港看《悲情城市》的各種感悟，刷在港九聚會飲酒的照片，刷在會展看秀或展覽自己作品的影像，我只覺得難受，好像那種歡樂像是從另一個未來傳送過來的全息影像，不然它是假的，不然我是。

L當時也在香港，他是盛名在外的藝術家，但他一張相也沒有發，一句話也沒有post，他的解釋讓我忽然明白自己的糾結：「就是生氣，也有guilt。我不想加入這個重返正常，哪裡正常了！但是買機票飛返，共襄盛舉，就是被動加入了美麗新香港這個宣傳敘事，證明那是真的，但那不是真的！」

回家也是壓抑，L人近中年，妻子和孩子跟隨他來到溫埠，父母還在香港。空間的撕扯背後是政見不合帶來的家庭張力：「我們這個年紀上下的人，真的很難。香港很多家庭都有兩三個仔女，往往是有小家庭的兄弟姊妹移民，單身那個留下照顧父母，這樣手足之間已經有很多矛盾埋怨；而父母中不少建制派，又害怕年老移民適應不到，又生氣兒女孫輩黃絲。每個人都無法開心，這些不開心就互相投射，你生氣我，我傷害你。」

他的解讀幫到我理解這一年來遭遇的很多職場暴力，明明是職權比我高級很多的人，卻會明晃晃來剽竊爭搶。我去言說，管理層居然解釋：「這個年代，大家都不容易，霸凌者也是受害者，大家互相體諒。」當權者的無恥雖然強勢但容易看穿，最讓我難過的是同輩的語重心長：「香港已經這樣了，何必較真，什麼也改變不了，其實你好我好大家好，他佔你便宜，你之後也可以佔他便宜。圈子這麼小，不要讓夾在中間的人難做，不要讓自己這麼辛苦⋯⋯」

我把這些講給L聽，很友善和平靜的他立刻不忿：「對！就是這種你好我好大家，好咩哉？真是，好咩哉？我真不明這個「好」是什麼？有什麼「好」？就是錢嗎？人人都像人質，不得不做，互相傷害，互相榨取，好咩哉？」

好像是這樣的，在巨大殘酷的權力下，我們也有了理由對彼此殘酷，弱肉強食是相對的，總有比你更弱的不是嗎？ 哪怕以閒雲野鶴姿態做文化藝術工作也逃不過，新的方向、新的審查、新的機會、新的競爭，你要不要加入，要不要搵食？

這兩年流動在藝文界的錢其實並不少，但錢也不可以白拿，計畫書裡就要寫你對社會的貢獻。雖然ChatGPT已經可以幫你瞎編出很好的八股廢話，但AI可以代替你承擔內疚和責任嗎？L回憶，十幾年前他就和同學討論過妥協的邊界，那時其實一切都沒有這麼糟糕，但他們早有警覺。他們看到內地的同行如何在高壓下能屈能伸，可深知作為香港人的自己缺乏這樣的彈性，做不到——「有時候朋友說我，做你這種類型的傳統創作，其實很安全啊，不需要參與政治的事情。但只想做不談政治的作品和只能做不談政治的作品——這是兩件事情，我要不要妥協，然後就只能做不談政治的作品了？」

他最近做了個決定，要慢慢割掉香港這熟悉的市場，在北美開拓。對成熟藝術家而言，這是很大的決心，要放棄熟悉的網絡、熟悉的收藏家和機構。但他覺得自己有得揀的時候，一定要撿。但他又為自己的選擇自責：「我知道能出來已經很奢侈，年輕一代根本沒有選擇。我知道自己不應該抱怨，不應該批評，留在香港的人肯定會生氣——你都跑走了，有什麼資格批評。我知道，我都知道。」

其實不回去，還有一層理由，他說自己在思索香港離散社群這個概念，很認真思考在這個短語裡「香港」是什麼，他們要代表什麼樣的「香港」。

「大家都掛著香港，都想念香港；政府說已經回到了香港的原來面貌。但其實我們想回去的香港已經不在了，回不去了。」

我們當然還會回去，總是要探訪照顧父母的。再回去就是再撕扯、再痛苦、再自責一次，這傷口，也許真是一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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