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萬安的第一個二二八（上）：和解、衝場、拒同台，這天如何被紀念？

幾乎是在蔣萬安確定當選台北市長的那一晚，社群網站上開始傳播一個「地獄哏」：明年台北市的二二八紀念儀式，會由蔣萬安主持。在關注二二八事件的人們眼裡，宛如「加害者後代」在被害者的喪禮上擔任主祭，實在沒有道理。

在今年二二八紀念儀式中，趁著蔣萬安致詞時，拉著布條，朝蔣萬安方向直奔而去的大學生們，便如此認為。這群大學生以「無力者」自稱，分屬不同院校，因關心社會議題，在2021年5月形成社會運動網絡，抱持「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精神，參與過幾場抗爭。蔣萬安就任台北市長後，便動念要透過行動抗議。

中山大學社會系四年級學生劉品佑，便是其中之一，他解釋自己的動機：「我們都很重視二二八紀念活動，但蔣萬安沒有道歉、反省與承擔，而是虛偽地主持受難者紀念儀式，這不是很荒謬嗎？」

劉品佑的舅公林蓮池在1947年2月28日當日出事。由於2月27日公賣局查緝員查緝私菸的事件處置失當，引爆群眾怒火，隔日發動罷工、罷市，除湧向公賣局台北分局抗議，還前往行政長官公署請願，還有群眾千餘人在郵政總局聚會，軍警驅逐不散，發生衝突，民眾死傷十數人。17歲的台北市民林蓮池是在前往郵政總局途中，遭國軍毆打，至3月12日傷重不治死亡。

林蓮池是以一具覆上白布的屍體樣態回家，並被告知「是意外」。在長達40年的威權統治下，林家人只能自我禁錮與沉默，獨自吞下悲傷。劉品佑的外婆則聲聲告誡子孫：「不可以碰政治。」

民主化後，二二八獲得平反之際，林蓮池也被列入1999年通過的第一波補償名單之列，名單上共有1,536人。但劉品佑是在上了小學後，約莫2010年，發現家裡收到二二八紀念活動的邀請函，詢問家人，才知道舅公的死因。從小與外婆一起生活的他，受到外婆極大的影響，自然也包含這份歷史的重量。

「他就是太愛管閒事，愛看熱鬧，結果就死了。」劉品佑的外婆雖然知道兄長死因沒有那麼簡單，但在當時也只能接受。然此陰霾纏繞她一生，每到選舉就緊張踱步，焚香拜佛，就怕國民黨政權重來，並會為此失眠。

蔣萬安當選台北市長的事實，對於像劉品佑外婆這樣的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而言，自是沉痛難當；對關注政治社會議題的民主世代青年來說，則是轉型正義的課題。

不僅如劉品佑這樣的大學生，嘗試在這一天挺身抗議，曾參與太陽花運動、協助警察籌組工會的社運青年吳宗哲，在蔣萬安宣布參選台北市長時，便想著：「如果你真的當選，我一定要在二二八紀念活動上出聲。」於是儀式進行中，持著大聲公，不斷複誦著：「蔣家人滾出台灣，蔣萬安下跪道歉。」而在更外圍，則有台派團體聚集，要求浮棺遷葬，拆除銅像。

訴求大同小異，但都直指蔣萬安的「蔣家身分」。但「無力者」的聲明又獨樹一格，指向紀念儀式的「管制」，據代為發言的大學生陳彥廷所言，蔣萬安上任後，本只是起心動念要抗議，但因二二八紀念儀式管制區擴大的消息傳出，令他們決定付諸行動。

事情發生後，屢勸我不要碰政治的外婆在電視新聞上看到我，很擔心，睡不著覺。她擔心二二八再次發生，家人遭到不幸。

「今年二二八的活動管制區、遊行集會禁制區堪稱是再現過去威權統治的空間戒嚴。過去的統治者害怕人民的聲音，所以一個個槍斃、抓進監牢；現在的市長延續過去的恐懼，因此禁絕讓人民的情感與聲音發生在二二八這一天、二二八公園這個空間。我們要告訴台北市政府蔣萬安先生，不需要害怕我們，應該要害怕的是蔣家過去在台灣的罪行。」

儘管在「無力者」發出聲明前，前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館長廖繼斌便以家屬身分，在紀念儀式上強調：「沒有管制區擴大這件事。」他說，只要民眾想參加，都可以不需邀請函進入。而這場紀念活動的協辦者、台北市二二八協會理事長黃秀婉也證實，發給家屬的邀請函有941份，但一般民眾都可以登記進場，而當日發出的（民眾）貴賓證，約有100張。換言之，共有100位沒有收到邀請函的民眾入場參加，並不如學生們所言那般，阻絕家屬與民眾參與。

但對青年學生，乃抗議的團體來說，重點不是圍籬拒馬，而是看不到的阻擋。劉品佑表示，當日先去福德宮逛逛，便已看到不少帶著密錄器的便衣，前進二二八紀念公園的活動場地時，也遭到便衣驅趕，「沒錯，你看不到圍欄，但這些便衣形成的禁制，也讓你看不出來。」

即便如此，這群大學生仍能在蔣萬安致詞時，突破禁制，持著布條，高喊：「殺人兇手，下跪道歉」，並往台上的蔣萬安方向前進。旋即遭到隨扈壓制，劉品佑也被押往警局，遭保護管束。作為晚輩，他因肅穆儀式遭抗議中斷，對台下的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感到抱歉，希望他們不要被傷害；而他那在二二八中失去至親的外婆，只掛記著「弟弟」的安危。

「事情發生後，屢勸我不要碰政治的外婆在電視新聞上看到我，很擔心，睡不著覺。她擔心二二八再次發生，家人遭到不幸。」

二二八，台灣民族主義的轉捩點

由於父母及其他兄長的掛念，我們最後還是在寺廟為他辦過簡單的法會了事。那場法會，也是在不知兄哥的忌日下完成的，真是荒謬。

二二八是影響台灣至深的歷史事件，1947年春天持續發生的逮捕、整肅、綏靖、清鄉，造成至少2,000人失蹤死亡或刑囚受難（註1）。彼時郊堆骸骨，河有浮屍，位在花蓮的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父子，張燈結綵歡迎國民黨政府，卻落得三人衣衫不整腸子外露，屍首在郊區被發現，律師湯德章、畫家陳澄波遭到公開槍決，但也有許多人至今下落不明，不知命喪何處。

例如，王育霖。

王育霖是日本第一位台籍檢察官，戰後因堅持司法正義賈禍，即便未曾加入二二八事件抗爭，也無參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工作，卻於3月14日遭到逮捕後，人間蒸發。

王育霖被帶走後，長子未滿三歲，么兒才兩個月大，其妻每天揹著嬰兒出門，到處打探丈夫的消息，也在台北市郊的屍體堆積處找尋其蹤影。「我們家始終沒為兄哥舉行葬禮。」其弟王育德曾如此寫道：「辦葬禮沒有屍體或遺骨是不成的。可是也由於父母及其他兄長的掛念，我們最後還是在寺廟為他辦過簡單的法會了事。那場法會，也是在不知兄哥的忌日下完成的，真是荒謬。」

「為什麼兄哥非要被逮捕、被槍殺不可呢？我至今仍不知其確實的罪狀。」日後成為台獨運動先驅的王育德如此感嘆。

日前才出版《化悲憤為力量：一個二二八遺屬的奮鬥》的王育霖長子王克雄認為，父親王育霖極可能是被陷害，而列在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所呈報的名冊中。又因為是違法殺人，所以遭到滅屍，而不發還屍體。日後，他才從檔案中得知：王育霖就在陳儀政府的密裁名單之列，犯罪理由欄上卻是空白（註2）。

釐清真相，對王家人很重要。每每談及此，王克雄總會強調：無法確認真正的忌日，無法替父親作忌，一直是母親最深的遺憾。

為故人作忌，方能讓逝者安息。二二八，宛如受難者的共同忌日，過往在威權體制下，帶著恐懼記憶的人們無法談也不能語，這串數字密語般藏在家戶屋簷之下，直至解嚴才溢出窗門，透過法會、集會與遊行，逐漸形成一個從民間到官方，從地方到中央，年年舉行的紀念活動。行政或地方首長會在儀式中展現對威權歷史的反省，民眾也能藉此向故人致上無限追思。

然正是因為二二八紀念日與相關儀式帶著強烈的追悼意義，有識者只要想到憑著父祖留下的政治資產進而踏上權力台階的蔣萬安，將因民選市長身份踩上因蔣家威權而成受難者的祭台，自然會發出反對的聲音、展開拒絕的行動。

特別是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們。

抗議的第一槍，便是由「二二八關懷總會」發出，他們在蔣萬安就任台北市長前夕透過聲明：「拒絕蔣萬安出席二二八活動」；而過去幾年協助前市長柯文哲團隊舉辦二二八紀念活動的本土社團「台灣國家聯盟」，則開了第二槍：今年不與北市府合辦二二八紀念活動。

「二二八受難家屬的意見對我們來說很重要，他們不願意與蔣萬安同台，他們也有權力這麼做。」台灣國家聯盟副總召集人魏瑞明表示，蔣萬安確定當選台北市長後，受難者家屬自是失望，內部討論也隨之開啟，很快達成退出北市府紀念活動協辦行列的共識。某位受難者之子，甚至願意自掏腰包，資助台灣國家聯盟另起活動。

台灣國家聯盟成立起源與二二八有著直接的關係。2004年，民進黨政府於二二八當日發起對抗中國勢力的「二二八牽手護台灣」活動，促成本土社團形成結盟，雖說如此，參與結盟的團體與成員組成，實源於戰後台灣人民自決運動或海外民主與台灣獨立運動。二二八事件經歷者與受難者家屬，正是這股運動的核心組成。

1934年出生的魏瑞明，某個意義上，也是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家屬，其父魏主默曾是台南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成員之一，當台南市處委會主委湯德章遭羅織入罪，準備執行槍決前，警告成員們快逃。魏家人便於1947年3月10日當晚，分頭逃亡。

「台北發生事情後，警察跑掉，人民要自己組成自衛隊來保護自己。」魏瑞明不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是陳儀政府認可的，父親也是聽政府的話出面來維護秩序，為什麼國民黨軍隊抵台後，處委會成員就成了犯罪者？

事件發生時，魏瑞明年紀還小，只記得在西市場服務的父親因很有管理頭腦，被敬稱為「市長」，並一肩扛起台北緝菸事件後，保護市民的工作，不料卻因此遭殃。當時父親在台南市郊的魚塭草寮藏躲，年幼的自己也跟著母親輾轉避居的生活。魏主默躲逃許久，在彼時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慰，釋放「寬容」訊息後，以自新自首的方式投案，即便軍法審判獲判無罪，卻還是被關押有五年之久。

儘管魏主默不像處委會其他成員，因密裁喪命，僅是落入囚牢，但光是這段經歷與出獄後遭到監控，便令他懷有恐懼且為保護家人而噤聲；魏瑞明直至出國留學，才透過海外台灣人社群，知道二二八事件的來龍去脈，但真正知道父親遭遇細節，卻是在2019年，魏主默名列二二八事件基金會公布第二波「可能受害者」之列時。而所謂的「可能受難者」名單，─即過去未主動申請賠償、家屬也未必知道其受難、但其姓名存在於台灣省警備司令總部檔案裡。

「對於獨派來說，二二八是國殤。」長期在海外參與台灣自決與民主運動的魏瑞明直言，海外台獨運動者皆將二二八視為重要的精神依據，且相關運動多有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的參與，因此，直至台灣解嚴，海外與島內的民主力量與平反聲浪匯集，二二八仍是不變的核心。

直至今天，依然如此。2023年2月28日當天早上，由鄭南榕基金會與民間社團共同舉辦的「228.0紀念行動」，便藉著二二八的遊行活動，主張「二二八還未過去，我們必須繼續向前行」。這場活動自2017年，二二八事件70週年開始，彼時也是民進黨重新執政之時，但本土社團並不認為政權轉換代表一切，進一步訴求獨立建國。

又因為蔣萬安當選台北市長，今年的行動宣言便特別強調，公義還未能在這片土地上實現，轉型正義還沒有徹底執行：

「我們仍活在深溝裡，儘管有人會抬頭會看星星，如果心裡有疼惜與希望，黑暗裡也能有光。同時，再心痛也沒有用，我們的身邊還有很多人看不清未來，是非不分，二二八兇手的後代才因此當選了台北市長。我們一定要記住，2023年，由二二八兇手的後代主持二二八事件紀念儀式，是我們台灣人的恥辱。」

二二八與台灣國族主義的連結彷若自然形成。國史館館長陳儀深曾為文寫道：「二二八為什麼被國民黨當作禁忌？因為它會喚起台灣人的主體意識、反抗意識，挑戰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

「二二八可以說是台灣民族主義的重要轉捩點。」陳儀深舉例，像是逃往海外的廖文毅，就視二二八為重要日子，由他發起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就選在1956年2月28日成立。而第二代台獨運動者黃昭堂、蔡同榮等人所成立的組織，也不斷在二二八舉辦紀念活動。可以說，所謂的獨派，都是受到二二八的召喚。

即使與廖文毅意見不太相同的王育德，也曾主張：「台灣民族實質上的成立，是在二二八起義之後。」

王育德在二二八事件後逃至海外，其侄子王克雄直至赴美留學才擺脫情治機關監控與白色恐怖的陰影。儘管王克雄讀的是電機，從事科學研發工作，但仍承繼了父親的正義感，持續為平反二二八而奔走。1992年，他與其他人在海外的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組成「二二八遺族返鄉團」，除拜訪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外，也前往立法、司法兩院，向當時國民黨當局提出「公布二二八真相」與「正式道歉」兩項訴求。

當時，他們還提出將二二八定為國定紀念日的建議，此項訴求最終在1997年拜訪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時，得到立即的回應。

諸如王克雄這類來自海外的聲音，以及自1987年台灣島內平反二二八的民間聲浪崛起，促使台灣各地陸續建立二二八紀念碑、舉辦追思或紀念活動，並轉而對當局形成壓力。李登輝執政時期的國民黨政府，便在這局勢下，陸續透過成立二二八研究小組、與二二八紀念公園等官方舉措，讓這曾經晦暗的歷史事件，逐漸走進大眾視野。每年二二八舉行公開紀念活動，也成為慣例。

選擇「放下」與「和解」的二二八家屬

我阿公跟其他受難者不一樣，他雖然沒死，但他被國民黨陷害，而有了冤屈。

不過，不是所有受難者家屬，都對二二八紀念活動或政治訴求有想法，許多受難者家屬在40年白色恐怖的噤聲下，內化了恐懼，從而轉為默不關心，甚至以「放下」、「和解」的姿態，轉化這份刻在家族記憶裡的傷痛。

前總統馬英九在今年的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儀式上，提到自己曾在台北市長任內，於二二八紀念館辦一場展覽，由二二八受難者張七郎孫子張安滿擔任策展人。張七郎是醫生，也是制憲國大代表，卻與兩位兒子一起遭到殺害，屍體在郊區被發現時，肚破腸流，死狀甚慘。即使馬英九多次探訪張家，但展覽揭幕當天，張安滿的母親葉蘊玉卻未出席，原因竟是「不敢到台北，怕會出事」。馬英九稱自己當時內心一陣絞痛，心想：怎麼當年的恐懼沒有消去，這是什麼樣的恐懼？

因二二八感到恐懼的，並非只有親人死亡的家庭，凡是受威嚇或危及生命的經歷者，終生都會有陰霾。

例如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蔣理容轉述她母親的經驗：這個於二二八事件隔年嫁進蔣渭川家的大媳婦發現，只要到了2月，即使是農曆年節喜氣洋洋之時，恐懼的氣氛蔓延，讓她感到壓力很大。蔣理容童年的記憶亦是如此，她說，課本都說「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但她卻知道這代表二二八要到了，四姑姑巧雲的遺照要拿出來了。

蔣渭川是台灣民眾黨創辦人蔣渭水的弟弟，在其兄病逝後，繼承其理想，戰後一度嘗試重建台灣民眾黨與台灣工友總聯盟，並因此涉入公共政治與政黨選舉活動。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蔣渭川受陳儀之託，代其廣播安撫群眾，又因為他與行政長官公署往來密切，並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員間意見不和，偶有衝突。

蔣渭川曾抨擊陳儀政府而遭「警察」突襲，遭到開槍射殺，雖然僥倖逃過，但流彈射殺了一子一女，女兒巧雲不幸死亡。然結束逃亡日子後的蔣渭川，被拔擢為官，遂令外界對於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產生猜疑，蔣家人因而長期受到有色眼光相待。

「我阿公跟其他受難者不一樣，他雖然沒死，但他被國民黨陷害，而有了冤屈。」蔣理容表示，當二二八可以公開談論後，大姑姑梨雲、六姑姑節雲總不會錯過各種二二八研討會與紀念活動，她們一方面對二二八受難者致哀追思，另一方面則是想知道自己的父親如何被談論，對他的評價是否公平？

但那是很大的心理煎熬，蔣理容解釋，因為姑姑們真心關心二二八，卻也要同時承受他人的惡意攻擊：「你們又不是受害者。」她說：「連我這個第三代都還會聽人家這樣罵我，更何況他們？」

對姑姑們報以同情與敬佩的蔣理容，藉著自己母親視角的時代再現與書寫，盡力呈現蔣家女人的二二八心情。她說，那個時代的女人被男人在外的政治活動傷害很深，鎮日害怕恐懼，只要政府派人上門，祖母就會面色慘白地想到丈夫逃走的那一天——警察不是拿槍指著她們的太陽穴，就是呼女兒巴掌。而她的兩個姑姑，受的是日本教育，又是女人，就算心裡有冤，聽著台上各種議論，也只能沉默。

「當時雖然解嚴了，但她們還是很害怕。」蔣理容解釋，因為不知道那是真的還是假的？會不會又有什麼事要發生了？

聽到行政院組成二二八研究小組，蔣梨雲與妹妹便把父親逃亡期間記下的二二八事件後一個月的經歷，印成小書，希望能讓學者注意；但1992年行政院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並未還蔣渭川清白，反而指出蔣渭川受到情治機關利用來分化處委會。

為了自清，蔣梨雲遠赴美國找出當年蔣渭川發給蔣介石解釋二二八事件的檔案，盡一切努力，證明父親並非外界所汙衊的那種人。也因為同情姑姑們這一生的勞苦奔走，蔣理容也盡可能地幫助他們，並藉著演講與書寫，來完成「自己的轉型正義」。

但蔣家人的經歷，實在太過複雜，無法簡單落入人們立刻產生同情的受難者故事框架裡，凡談及二二八事件時，也不常被討論或正視。於是，蔣理容一直抱著一個心態：「只要有人願意聽我講二二八，不管藍的綠的，我都很願意去說。」

台灣就是能夠自由發聲的多元社會啊，在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每個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這就是我阿公當年期盼的世界。

2023年2月10日，蔣萬安在台北市文化局長蔡詩萍的陪同下，於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貴賓室與四位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見面，蔣理容與她的六姑姑也在其中，她們簡單交代了蔣渭川的冤屈，希望蔣萬安若有能力，能代為平反。

「以蔣萬安的年紀跟他的政治生涯，我想，他完全不會懂二二八的問題是什麼。」蔣理容直言， 所以她並不會指望蔣萬安做轉型正義工作、發掘真相或道歉，「那是不可能的事，就算有，也是很不自然、是做出來的 。」

然而，整個面談時間不到一個小時，時間短的不足以容載任何一人完整的生命故事，何況三個家庭？二二八受難者徐征之女徐光，對於自己才只能將故事說一半感到慌張，急道自己沒說完呢；台北市二二八協會理事長黃秀婉則更沒有時間開口，但她說，相信蔣萬安會再繼續聽受難者家屬說話。

黃秀婉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重要人物王添灯的外孫女，其母王純純當年親眼看著自己的父親被抓走，再也沒有回來。而在王添灯長子嚴令下，王家孩子謹言低調，父親的死亡只能是家族內低語的悲傷，因此黃秀婉自小就感覺到與2月年節極不相襯的肅穆哀傷，大人會向她解釋阿公死於二二八，但又叮囑她不能說出去，即使解嚴後，二二八的平反與追思，成為政治運動的重要議題，王家大多數成員，仍然沉默，既不公開討論，也不參加紀念活動。黃秀婉認為那某種程度是種保護，也是不希望後代帶著仇恨。

日後卻在因緣際會之下，受到台北市政府委託，在二二八紀念活動上，朗讀祖父的文章，從此就由一個單純的音樂老師，成為二二八紀念活動的策劃者與執行者；今年，台北市的二二八紀念儀式，亦是由她策劃執行。

「在蔣萬安還是立委的時候，我曾向他提出二二八活動的邀約，他雖說會和幕僚討論，但也直接表明自己的身份或許不適合在這樣的場合出現。」黃秀婉能夠感受到，蔣萬安對於他的身分與二二八的關係，有所意識。換個角度想想，也覺得不必要徒增困擾：蔣萬安既不是總統，又不是市長，要以什麼立場出席呢？

作為長輩，她忍不住替蔣萬安叫屈：不應該只因為他姓蔣，就對他如此苛刻，要求他立刻為自己沒參與過的事負責。黃秀婉直道，自己身為受難者第三代家屬，與阿公的時代已有所距離，更何況蔣萬安是第四代？而她只希望自己的兒女不需要再承擔這份重量。

黃秀婉為人師表的寬容，並不限定蔣萬安。

2023年2月28日下午，瞻前顧後，設法讓儀式順利進行的她，眼見自己盡心規劃的活動，被抗議學生闖入，一度中斷了兩分鐘，也只是無奈聳了聳肩，稱這就是一個「插曲」：「台灣就是能夠自由發聲的多元社會啊，在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每個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這就是我阿公當年期盼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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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二二八受難人數受限於當時時空環境，一直無法精確統計。1992年出版的二二八研究報告，指出數量為一萬八千至兩萬人，蔣渭川擔任民政局長時所做的統計，也是這個數字。但與國民黨政府檔案上的數字落差甚大，因此向來就是爭議所在。本文所用數字，以二二八紀念基金會通過的補賠償人數計算。

註2：來源為台灣省二二八事變政法與死亡人犯名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