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敘利亞地震現場】救援遲滯﹑協調失當﹑阻止採訪：土耳其的災後亂局

2月8日，在土耳其與敘利亞發生7.8級地震後第二天，我在伊斯坦堡機場準備飛往阿德納（Adana）。

這場地震讓廣闊的土耳其東南部幾乎夷為平地。它的震央在卡拉曼馬拉斯省（Kahramanmaras），除了區域大城市安濟加泰普（Gaziantep），災區還包括偏僻省份和可達度不高的城市與小鎮，包括帕扎爾吉克（Pazarcik）、奧斯曼尼耶（Osmaniye)、阿德納（Adana）等地。加上這次的震源深度僅17.9公里，屬極淺層地震，破壞力極其強大。地震發生時是凌晨4點17分，當地人多來不及起床逃生，或是在逃離過程中被坍塌的建築物活埋。

同日下午1時24分，距卡拉曼馬拉斯省80公里的埃爾比斯坦（Elbistan）再發生了7.5級、震源深度僅10公里的地震。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發生兩次7級以上地震，令許多人措手不及。

此前，在台北往土耳其的班機上，我遇到土耳其人Yagiz。在台灣新竹市居住將近7年的他說，他的父親住在震央中心附近、破壞程度最為災難性的哈泰省（Hatay），事發時正在熟睡。房屋在劇烈搖晃中倒塌，他被活埋在瓦礫下。Yagiz的母親與姐姐活下來了，但父親音信全無。

Yagiz立刻買機票趕回家鄉。但即使趕到現場，Yagiz也只能等待：他期待等到歡呼與掌聲歡迎父親被救出，但也可能等到他冰冷的遺體被抬出瓦礫。跟我說起這些的時候，Yagiz沒有哭，但他的臉上有遮掩不了的恐懼。

地震發生後第7天，奇蹟並沒有發生，至少沒有在他身上發生。

他在12日傳來了一條信息：「兄弟，我找到我的父親，我們認領了他的遺體。很遺憾，他沒有活過來。」

土耳其地震重災區哈泰，一名等候家人消息的居民在瓦礫外睡覺，周邊放著被子、床墊和水等物品。

救援遲滯

土耳其東南部大部分位於安托利亞斷層（Anatolian Plates）之上，被阿拉伯、歐亞、非洲板塊包圍和互相擠壓，因此這一帶地殼活動頻繁，這裡的居民也早已習慣與大自然共存。美國地震調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的記錄顯示，1939年土耳其東部發生過7.8級地震，超過30,000人死亡。而1999年在伊斯坦堡附近，亦發生造成17,000人死亡的地震。

自1993年的地震始，政府實施臨時「地震税」（或稱為「特別通訊税」，Special Communication Tax），以支援災害帶來的經濟損失。2003年，時任總理厄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將之轉為常規稅項，一直生效至今，2021年還大幅加稅30％。當地稅務專家估算，土耳其政府過去24年間，已徵收880億里拉（折合約47億美元）地震税，但收支透明度不足，民眾對於當局如何利用這筆資源一直存疑。

儘管這次的災難規模並不常見，土耳其當局亦已宣布10個省份進入緊急狀態三個月，並派出搜救隊伍前往災區。但總統厄爾多安管治班子的應對方法和能力面臨批評，包括被指應對緩慢、災難應變準備不足和整體救援協調欠佳。

這些指控，似乎符合我在阿德納（Adana）的觀察。

我在震後第二天來到阿德納機場（Adana Airport）。自地震後，這個機場是物資連接到災區人民的樞紐；本地與國際的救援隊伍、醫療團隊、義工隊等人員與各類救援物資，均需要通過這裡再被送往加濟安泰普（Gaziantep）、卡赫拉慢馬什拉（Kahramanmaras）和哈泰（Hatay）等重災區。

為數不少的軍用運輸機、直升機不停在阿德納機場起飛降落。救援物資在抵達阿德納機場後，會以陸路方式運送至災區。至於逃離災區的人則帶著男女老少，在機場外排隊等候飛往伊斯坦堡的飛機。

在機場其中一個出口，有一個由聯合國與土耳其當局緊急部門協作運作的調度中心，負責登記救援團隊資料，並視乎救援進度、複雜程度和人手需求，把他們調派至各災區。但我發現，有不少團隊抵達後，長時間無法得知被派遣至何地，沒有聯絡人協助，或是因為接載巴士疑似不足或遲到，導致他們需在機場等候十數小時，甚至要在機場地板過夜，浪費了不少時間和人力。被延誤的包括新加坡及台灣等亞洲救援隊伍。

新加坡救援隊伍一名成員向我表示：「我們尚未被派遣到任何一個地點，我們什麼都不知道。而且我們也找不到與誰聯絡以進行協調，我們還在等。」

同日下午，我到達阿德納市中心。雖然市中心好些樓宇都在震後出現了裂痕，但這天市中心的餐廳、服裝零售店、商場等都照常營業。一些正在休息、聚會的本地人吃著油炸的哈爾卡塔特勒瑟甜圈，燒烤羊肝和包裹著番茄與青菜的轉轉雞肉餅捲。

隨著死亡數字增加，土耳其當局早前宣布進入一週的悼念期，全國下半旗致哀。

在一間清真寺外，數面金屬旗杆上的紅白色星月旗隨風飄揚，而紅綠燈前停下的摩托車與汽車司機乃至走過的途人均注視國旗。多個外國駐土耳其機構，包括美國領事館及英國領事館亦緊隨其後降下自己的國旗，向土耳其人民表達哀悼。

美國駐安卡拉領事館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為了聲援土耳其，我們降下國旗，向在悲慘地震中喪生和受傷的人們表示敬意。向土耳其表示哀悼，願土耳其早日康復。」

2023年2月8日，在土耳其阿德納，救援人員和義工把握黃金時間，在倒塌的大樓進行搜救，出動數台推土機。

但在距市中心20分鐘車外的阿德納，跟相對平靜的市中心相比，似乎是平行世界。在一棟已成廢墟的，原高十數層的住宅大廈外，救援隊伍正把握黃金時機，搜索瓦礫下被活埋的人。雖然氣溫只有幾度，寒風刺骨，許多人仍站在警察封鎖線外默默等待。

數輛1C挖泥機轟轟隆隆地在瓦礫上挖掘，一輛又一輛裝滿碎片、鋼筋、混凝土的拮斗貨車不停進出災區，舉目可見沙塵滾滾。戴著橙色、藍色安全帽的搜救人員沒有停止過工作，用電鋸和探測儀移除障礙物和探測生命跡象。

雖然倒塌的房屋不多，但有非官方工程師點算後發現，附近超過500棟樓高住宅出現各種程度的損傷，例如大量裂縫、磚塊剝落和大廈主力牆受損；政府亦禁止居民居民返回被認定為危險的建築物。

一些失去家園，和留在現場等待親人消息的居民，因為無法回到受損房子裡，只能露宿街頭。在阿德納，隨處可見坐在路邊，一言不發只拭著淚的老婦人，憂心忡忡地等著兒女消息的父母，還有呆望著曾經是家的廢墟的孩子。

協調失當

而在災區，對於政府救災力度的看法，也帶來了不少矛盾與衝突。在阿德納丘富羅娃（Cukurova）區的休憩公園，55歲的Ali憤恨地批評土耳其政府，指他們沒有給予災區足夠援助。地震時他和妻子，子女都及時從搖搖欲墜的房子裡逃出來了，但說起當時情形猶有餘悸。由於房子損毀嚴重，他們無法返家居住，目前以帳篷過著「過渡性無家」的生活，但他們並未獲安排入住學校或其他公共設施等庇護中心，只能自己張羅帳篷等基本設施。

「政府除了食物之外，甚麼都沒有給我們提供。我幾乎什麼都要自己買。你問我政府救援方面做得夠不夠，好不好，我不想評論。」Ali隱晦地說。那天Ali在公園，跟一名支持政府的男子吵得不可開交，幾乎動粗。

事後翻譯員告訴我，這個休憩公園由內政部轄下的災害應急管理署（AFAD）負責，Ali大概是擔心錯誤或敏感言論會使自己被秋後算賬，因而避談。

不久後，一街之隔的濕貨市場，傳來一陣喧鬧聲—— 這不是攤販叫賣或顧客爭論售價的聲音。AFAD將這個市場變成臨時庇護所，搭建超過130個帳篷，給目前無法回家或徹底失去房屋的人暫住。臨時庇護所裡有個物資派發站，向災民分發飲料﹑衣服﹑廁紙和棉被等日用品。雖然有持槍警員在旁，數十名男女仍嘗試衝破圍欄，搶奪帳篷裡的物資。

我在這裡遇到26歲青年Alp。地震發生時他在家中，但幸而能及時帶上姐姐和母親逃離，躲過一劫。他告訴我，政府對場地安全管理與救援物資分配的組織與協調十分參差，運抵的物資有時候過多，有時候過少；種類不完整；而被子、床單、床墊等嚴重不足。

「政府對救援工作缺乏組織與協調，人們覺得不知所措，只能打架爭奪稀少的資源。這裡也缺乏專業醫護和可以提供情緒支援的專業人士。這裡一百多個帳篷，其實並非全滿，基本上十室九空，但政府沒有妥善記錄，產生錯覺以為住滿，很多人因此只能留在飢寒交迫的環境中。」Alp說。

土耳其官方數據報告顯示，在十個受影響省份中，起碼7000棟建築物倒塌，或需要緊急拆卸，另外12,617座建築物嚴重損毀無法居住。有本地建築專家質疑，即使淺層地震威力強大，倘若建築物符合安全標準、法例要求以及執法部門嚴密監督承建商偷工減料等違法行為，受影響地區或許不會變得如此滿目瘡痍。

在救援方面，人道救援組織Support to Life一份報告指出，地震初期災區主要電力和水供應中斷，長達四天後才部份恢復，導致專業救援行動無法良好發揮作用；至於災情最嚴重的數個區域，尤其是哈泰，持續出現嬰兒食品、奶類、麵粉類食品和烹煮熱食的食材短缺，甚至傳出當地人搶掠和打鬥，而哈泰至今仍有約15,000人尚未獲得庇護。

二月十二日，我前往哈泰市中心的途中，遇上在一片草地上自己動手搭帳篷的敘利亞人Mahmut。Mahmut約4年前為躲避敘利亞內戰，帶上父母、妻子和幾名親戚來到距土敘邊境不遠的哈泰，努力工作賺錢，更在當地買了房子展開新生活。但這場大地震把他多年來的心血化為灰燼，他的六名遠親也不幸離世。

但幸運的是，Mahmut一歲大的兒子Musa，被困瓦礫下超過15小時後獲救。

「這是一個奇蹟，是阿拉（Allah）的力量讓他活下來。感謝真神。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把他從石堆中救出來。我們真的很擔憂、很害怕，很傷心，但事情會慢慢變好。假如我失去Musa，我們真的會失去理智。」

儘管憶起驚心動魄的一幕，Mahmut疲憊不堪的臉上仍掛著笑容。操著一半阿拉伯語、一半土耳其語的他不忘向我遞上土耳其紅茶—— 一種土耳其人對賓客或朋友的常見禮儀。

敘利亞人Mahmut在帳篷內抱著1歲大的兒子Musa。Musa在震後被困瓦礫下15小時，其後獲救。

不過Mahmut告訴我，他身後的支架和擋風帆布是自己買的，目前兒子所需要的嬰兒奶粉也不足，他希望更多政府或者國際援助可早日送到手中。

訪問十幾分鐘期間，我留意到數架黑色阿柏奇直升機飛過上空，似乎運送物資到偏僻地段，數量鳴笛閃燈的救護車則在往返哈泰的道路上疾馳，趕往接載生還者，將他們送往醫院接受治療。

我們一步步接近哈泰災情最嚴重的地區，而眼前所見的破壞，已經不是「滿目瘡痍」、「頹垣敗瓦」等詞語可以形容。

路旁有無數棟東倒西歪的3層、5層高住宅，有些甚至被完全壓扁了。倒了一半的房子窗戶破裂，地基下陷，路面上隨處可見用過的舊衣物、紅色圍巾、奶粉空罐、家庭合照、運動鞋，或者基礎英語練習作業，甚至地震前掛在晾衣架上的男裝小學校服－－只是那一切都蒙上了一層沙塵，或埋在土石、磚頭和鋼筋之間。

生還者只能臥在戶外的沙發上睡覺，或是躲在被部份摧毀的汽車內，忍受晚上降至零度或以下的低溫。在災後的哈泰，私隱已不是生存的考慮條件。這裡多的是損毀嚴重得連門口在哪都無法認清的房子；曾幾何時用作擺放美味佳餚的溫馨飯桌，現在放在戶外，桌上只得幾片麵包、馬鈴薯、辣椒、幾包Topek餅乾和Beysu礦泉水。

敘利亞人Ahmet（中間）、妻子、兒女和父親坐在土耳其哈泰坍塌的房屋外。現場傳出陣陣屍臭氣味。

我在地震後第六日到訪哈泰。到了災後接近一星期，醫學和拯救專家都認為，可以找到生還者的機會越來越渺茫。

我在那裡遇上從敘利亞逃難至土耳其、已在哈泰市中心與家人居住10年的Ahmet。他與父親、妻子及兩名有智力障礙的兒女，在日落時份，坐在廢墟外的紫藍色沙發上受訪。那個廢墟就是他們從前的家。他們還有幾名親人埋在瓦礫下，生死未卜。

Ahmet掏出口袋裡的安卓手機，翻找記錄，給我看了一張哥哥和他姪子的照片。他們被發現時已經返魂乏術，臉上和嘴巴都是灰石。在屍袋的拉鏈拉上前，他拍下兩位至親的遺容。

「我有十三個家人，包括哥哥都已經死了。我能做什麼？但起碼我們活了下來。」他的語氣平淡冷靜，「謝謝你們來這裡看我們。」他說。

像Ahmet這樣的人，在那條長長的，佈滿碎石和鋼筋的街道上到處可見。幾位本地居民告訴我，黃金救援時間過後，日前（11日）國際救援隊伍都開始撤退了。但他們依然祈盼厚厚瓦礫被一層一層地挖開後，自己的親人、深愛的人和朋友能重見天日，不管是生是死。

走在傷痕累累的市鎮，尤其是經過如小山丘一般高的瓦礫上，會聞到一陣強烈刺鼻的腐爛氣味—— 我推測這是屍體產生細菌後分解出的有毒氣體—— 屍臭味。很多正在作業的搜救人員和軍人都戴上了N95等級口罩，防止病毒感染。

當哈泰約九成的房屋均倒塌或嚴重損毀，市中心某個迴旋處中間一座具有100多年歷史的時鐘卻屹立不倒，分針與時針停留在4時10分—— 即7.8級地震發生不久前。

當日下午5時半左右，我、翻譯員和司機來到一處學校外的籃球場。這裡放了幾個大小不一的帳篷、一張小桌子和幾張露營折疊椅。 Senem的6歲女兒Alia，正以彩色熒光筆在畫紙上，展現她的藝術才能，也是她災後的內心世界。Alia正在為家人設計新的房屋，加入她在四周看到的破裂玻璃元素，並期待長大後能夠親自為家人興建房屋，重新生活。似乎叔叔和阿姨還被埋在瓦礫下的事情，無法阻斷Alia對未來的憧憬。

土耳其強震後，6歲大的Alia用螢光筆劃下四處可見的破裂窗戶，並希望套用到新家的建築設計中。

「我只想我的叔叔和阿姨會沒事，平安出來。我很掛念意大利粉的味道。」被問到現在最希望做的事情是什麼，Alia這樣回道。

Alia的媽媽Senem則說，非常感激來自世界各地的援助，希望土耳其可以儘早恢復往常的熱鬧。

「你是不是美國間諜？」

與Alia和Senem結束訪談後，我、翻譯員和司機前往停車地點離開。但這時數名警察從我身後出現，不由分說大力抓住我的左手手腕和右肩，把我的左手扭向背部，再把我押到附近一處空地。他們均穿著印有「Polis」字眼的制服，這時已經接近下午六時十五分。

我通過翻譯員表明記者身份，展示我的護照和記者證，但警方依然指控我「為美國或其他國家進行間諜行為」，因此要將我逮捕，儘管他們沒有為我戴上手銬。

在空地等候期間，他們不斷通過翻譯員審問我，包括一直質問我是否美國公民或者間諜，而且質疑我「裝作不懂土耳其語」，更用土耳其語髒話辱罵我，試探我會否有反應。當時有10-12名持槍警員圍著我。

他們命令我打開手機密碼，讓他們檢查各種手機應用程式、相簿、聯絡人名單、瀏覽紀錄和受訪者錄音，期間多次對我大聲喝斥。然後他們對我進行搜身，在攝氏6度左右的氣溫下，我當時在戶外僅剩下內褲和上衣。

他們與一些「官方機構」調查和確定我的身分後，要求我簽署一份手寫文件，內容大意為「這是一次誤會下的逮捕，我現在被釋放」。兩個半小時後，我、司機及翻譯員獲准離開。事後，我發現我的左手手腕位置被輕微抓傷和輕微扭傷。

在大地震的一週內，已有多名記者被逮捕、扣留或騷擾，而且主要發生在Hatay等南部地區。歐洲記者聯盟（European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上週在一份新聞稿中提到，他們接獲有關土耳其多次違反新聞與採訪自由的報告，包括記者和新聞工作者在採訪地震期間被拘留、被指向社會散播仇恨而遭到官方調查，以及禁止傳媒進入災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