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叙利亚地震现场】救援迟滞﹑协调失当﹑阻止采访：土耳其的灾后乱局

2月8日，在土耳其与叙利亚发生7.8级地震后第二天，我在伊斯坦堡机场准备飞往阿德纳（Adana）。

这场地震让广阔的土耳其东南部几乎夷为平地。它的震央在卡拉曼马拉斯省（Kahramanmaras），除了区域大城市安济加泰普（Gaziantep），灾区还包括偏僻省份和可达度不高的城市与小镇，包括帕扎尔吉克（Pazarcik）、奥斯曼尼耶（Osmaniye)、阿德纳（Adana）等地。加上这次的震源深度仅17.9公里，属极浅层地震，破坏力极其强大。地震发生时是凌晨4点17分，当地人多来不及起床逃生，或是在逃离过程中被坍塌的建筑物活埋。

同日下午1时24分，距卡拉曼马拉斯省80公里的埃尔比斯坦（Elbistan）再发生了7.5级、震源深度仅10公里的地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地震，令许多人措手不及。

此前，在台北往土耳其的班机上，我遇到土耳其人Yagiz。在台湾新竹市居住将近7年的他说，他的父亲住在震央中心附近、破坏程度最为灾难性的哈泰省（Hatay），事发时正在熟睡。房屋在剧烈摇晃中倒塌，他被活埋在瓦砾下。Yagiz的母亲与姐姐活下来了，但父亲音信全无。

Yagiz立刻买机票赶回家乡。但即使赶到现场，Yagiz也只能等待：他期待等到欢呼与掌声欢迎父亲被救出，但也可能等到他冰冷的遗体被抬出瓦砾。跟我说起这些的时候，Yagiz没有哭，但他的脸上有遮掩不了的恐惧。

地震发生后第7天，奇迹并没有发生，至少没有在他身上发生。

他在12日传来了一条信息：“兄弟，我找到我的父亲，我们认领了他的遗体。很遗憾，他没有活过来。”

土耳其地震重灾区哈泰，一名等候家人消息的居民在瓦砾外睡觉，周边放著被子、床垫和水等物品。

救援迟滞

土耳其东南部大部分位于安托利亚断层（Anatolian Plates）之上，被阿拉伯、欧亚、非洲板块包围和互相挤压，因此这一带地壳活动频繁，这里的居民也早已习惯与大自然共存。美国地震调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的记录显示，1939年土耳其东部发生过7.8级地震，超过30,000人死亡。而1999年在伊斯坦堡附近，亦发生造成17,000人死亡的地震。

自1993年的地震始，政府实施临时“地震税”（或称为“特别通讯税”，Special Communication Tax），以支援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2003年，时任总理厄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将之转为常规税项，一直生效至今，2021年还大幅加税30％。当地税务专家估算，土耳其政府过去24年间，已征收880亿里拉（折合约47亿美元）地震税，但收支透明度不足，民众对于当局如何利用这笔资源一直存疑。

尽管这次的灾难规模并不常见，土耳其当局亦已宣布10个省份进入紧急状态三个月，并派出搜救队伍前往灾区。但总统厄尔多安管治班子的应对方法和能力面临批评，包括被指应对缓慢、灾难应变准备不足和整体救援协调欠佳。

这些指控，似乎符合我在阿德纳（Adana）的观察。

我在震后第二天来到阿德纳机场（Adana Airport）。自地震后，这个机场是物资连接到灾区人民的枢纽；本地与国际的救援队伍、医疗团队、义工队等人员与各类救援物资，均需要通过这里再被送往加济安泰普（Gaziantep）、卡赫拉慢马什拉（Kahramanmaras）和哈泰（Hatay）等重灾区。

为数不少的军用运输机、直升机不停在阿德纳机场起飞降落。救援物资在抵达阿德纳机场后，会以陆路方式运送至灾区。至于逃离灾区的人则带著男女老少，在机场外排队等候飞往伊斯坦堡的飞机。

在机场其中一个出口，有一个由联合国与土耳其当局紧急部门协作运作的调度中心，负责登记救援团队资料，并视乎救援进度、复杂程度和人手需求，把他们调派至各灾区。但我发现，有不少团队抵达后，长时间无法得知被派遣至何地，没有联络人协助，或是因为接载巴士疑似不足或迟到，导致他们需在机场等候十数小时，甚至要在机场地板过夜，浪费了不少时间和人力。被延误的包括新加坡及台湾等亚洲救援队伍。

新加坡救援队伍一名成员向我表示：“我们尚未被派遣到任何一个地点，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我们也找不到与谁联络以进行协调，我们还在等。”

同日下午，我到达阿德纳市中心。虽然市中心好些楼宇都在震后出现了裂痕，但这天市中心的餐厅、服装零售店、商场等都照常营业。一些正在休息、聚会的本地人吃著油炸的哈尔卡塔特勒瑟甜圈，烧烤羊肝和包裹著番茄与青菜的转转鸡肉饼卷。

随著死亡数字增加，土耳其当局早前宣布进入一周的悼念期，全国下半旗致哀。

在一间清真寺外，数面金属旗杆上的红白色星月旗随风飘扬，而红绿灯前停下的摩托车与汽车司机乃至走过的途人均注视国旗。多个外国驻土耳其机构，包括美国领事馆及英国领事馆亦紧随其后降下自己的国旗，向土耳其人民表达哀悼。

美国驻安卡拉领事馆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为了声援土耳其，我们降下国旗，向在悲惨地震中丧生和受伤的人们表示敬意。向土耳其表示哀悼，愿土耳其早日康复。”

2023年2月8日，在土耳其阿德纳，救援人员和义工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塌的大楼进行搜救，出动数台推土机。

但在距市中心20分钟车外的阿德纳，跟相对平静的市中心相比，似乎是平行世界。在一栋已成废墟的，原高十数层的住宅大厦外，救援队伍正把握黄金时机，搜索瓦砾下被活埋的人。虽然气温只有几度，寒风刺骨，许多人仍站在警察封锁线外默默等待。

数辆1C挖泥机轰轰隆隆地在瓦砾上挖掘，一辆又一辆装满碎片、钢筋、混凝土的拮斗货车不停进出灾区，举目可见沙尘滚滚。戴著橙色、蓝色安全帽的搜救人员没有停止过工作，用电锯和探测仪移除障碍物和探测生命迹象。

虽然倒塌的房屋不多，但有非官方工程师点算后发现，附近超过500栋楼高住宅出现各种程度的损伤，例如大量裂缝、砖块剥落和大厦主力墙受损；政府亦禁止居民居民返回被认定为危险的建筑物。

一些失去家园，和留在现场等待亲人消息的居民，因为无法回到受损房子里，只能露宿街头。在阿德纳，随处可见坐在路边，一言不发只拭著泪的老妇人，忧心忡忡地等著儿女消息的父母，还有呆望著曾经是家的废墟的孩子。

协调失当

而在灾区，对于政府救灾力度的看法，也带来了不少矛盾与冲突。在阿德纳丘富罗娃（Cukurova）区的休憩公园，55岁的Ali愤恨地批评土耳其政府，指他们没有给予灾区足够援助。地震时他和妻子，子女都及时从摇摇欲坠的房子里逃出来了，但说起当时情形犹有余悸。由于房子损毁严重，他们无法返家居住，目前以帐篷过著“过渡性无家”的生活，但他们并未获安排入住学校或其他公共设施等庇护中心，只能自己张罗帐篷等基本设施。

“政府除了食物之外，甚么都没有给我们提供。我几乎什么都要自己买。你问我政府救援方面做得够不够，好不好，我不想评论。”Ali隐晦地说。那天Ali在公园，跟一名支持政府的男子吵得不可开交，几乎动粗。

事后翻译员告诉我，这个休憩公园由内政部辖下的灾害应急管理署（AFAD）负责，Ali大概是担心错误或敏感言论会使自己被秋后算账，因而避谈。

不久后，一街之隔的湿货市场，传来一阵喧闹声—— 这不是摊贩叫卖或顾客争论售价的声音。AFAD将这个市场变成临时庇护所，搭建超过130个帐篷，给目前无法回家或彻底失去房屋的人暂住。临时庇护所里有个物资派发站，向灾民分发饮料﹑衣服﹑厕纸和棉被等日用品。虽然有持枪警员在旁，数十名男女仍尝试冲破围栏，抢夺帐篷里的物资。

我在这里遇到26岁青年Alp。地震发生时他在家中，但幸而能及时带上姐姐和母亲逃离，躲过一劫。他告诉我，政府对场地安全管理与救援物资分配的组织与协调十分参差，运抵的物资有时候过多，有时候过少；种类不完整；而被子、床单、床垫等严重不足。

“政府对救援工作缺乏组织与协调，人们觉得不知所措，只能打架争夺稀少的资源。这里也缺乏专业医护和可以提供情绪支援的专业人士。这里一百多个帐篷，其实并非全满，基本上十室九空，但政府没有妥善记录，产生错觉以为住满，很多人因此只能留在饥寒交迫的环境中。”Alp说。

土耳其官方数据报告显示，在十个受影响省份中，起码7000栋建筑物倒塌，或需要紧急拆卸，另外12,617座建筑物严重损毁无法居住。有本地建筑专家质疑，即使浅层地震威力强大，倘若建筑物符合安全标准、法例要求以及执法部门严密监督承建商偷工减料等违法行为，受影响地区或许不会变得如此满目疮痍。

在救援方面，人道救援组织Support to Life一份报告指出，地震初期灾区主要电力和水供应中断，长达四天后才部份恢复，导致专业救援行动无法良好发挥作用；至于灾情最严重的数个区域，尤其是哈泰，持续出现婴儿食品、奶类、面粉类食品和烹煮热食的食材短缺，甚至传出当地人抢掠和打斗，而哈泰至今仍有约15,000人尚未获得庇护。

二月十二日，我前往哈泰市中心的途中，遇上在一片草地上自己动手搭帐篷的叙利亚人Mahmut。Mahmut约4年前为躲避叙利亚内战，带上父母、妻子和几名亲戚来到距土叙边境不远的哈泰，努力工作赚钱，更在当地买了房子展开新生活。但这场大地震把他多年来的心血化为灰烬，他的六名远亲也不幸离世。

但幸运的是，Mahmut一岁大的儿子Musa，被困瓦砾下超过15小时后获救。

“这是一个奇迹，是阿拉（Allah）的力量让他活下来。感谢真神。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他从石堆中救出来。我们真的很担忧、很害怕，很伤心，但事情会慢慢变好。假如我失去Musa，我们真的会失去理智。”

尽管忆起惊心动魄的一幕，Mahmut疲惫不堪的脸上仍挂著笑容。操著一半阿拉伯语、一半土耳其语的他不忘向我递上土耳其红茶—— 一种土耳其人对宾客或朋友的常见礼仪。

叙利亚人Mahmut在帐篷内抱著1岁大的儿子Musa。Musa在震后被困瓦砾下15小时，其后获救。

不过Mahmut告诉我，他身后的支架和挡风帆布是自己买的，目前儿子所需要的婴儿奶粉也不足，他希望更多政府或者国际援助可早日送到手中。

访问十几分钟期间，我留意到数架黑色阿柏奇直升机飞过上空，似乎运送物资到偏僻地段，数量鸣笛闪灯的救护车则在往返哈泰的道路上疾驰，赶往接载生还者，将他们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我们一步步接近哈泰灾情最严重的地区，而眼前所见的破坏，已经不是“满目疮痍”、“颓垣败瓦”等词语可以形容。

路旁有无数栋东倒西歪的3层、5层高住宅，有些甚至被完全压扁了。倒了一半的房子窗户破裂，地基下陷，路面上随处可见用过的旧衣物、红色围巾、奶粉空罐、家庭合照、运动鞋，或者基础英语练习作业，甚至地震前挂在晾衣架上的男装小学校服－－只是那一切都蒙上了一层沙尘，或埋在土石、砖头和钢筋之间。

生还者只能卧在户外的沙发上睡觉，或是躲在被部份摧毁的汽车内，忍受晚上降至零度或以下的低温。在灾后的哈泰，私隐已不是生存的考虑条件。这里多的是损毁严重得连门口在哪都无法认清的房子；曾几何时用作摆放美味佳肴的温馨饭桌，现在放在户外，桌上只得几片面包、马铃薯、辣椒、几包Topek饼干和Beysu矿泉水。

叙利亚人Ahmet（中间）、妻子、儿女和父亲坐在土耳其哈泰坍塌的房屋外。现场传出阵阵尸臭气味。

我在地震后第六日到访哈泰。到了灾后接近一星期，医学和拯救专家都认为，可以找到生还者的机会越来越渺茫。

我在那里遇上从叙利亚逃难至土耳其、已在哈泰市中心与家人居住10年的Ahmet。他与父亲、妻子及两名有智力障碍的儿女，在日落时份，坐在废墟外的紫蓝色沙发上受访。那个废墟就是他们从前的家。他们还有几名亲人埋在瓦砾下，生死未卜。

Ahmet掏出口袋里的安卓手机，翻找记录，给我看了一张哥哥和他姪子的照片。他们被发现时已经返魂乏术，脸上和嘴巴都是灰石。在尸袋的拉链拉上前，他拍下两位至亲的遗容。

“我有十三个家人，包括哥哥都已经死了。我能做什么？但起码我们活了下来。”他的语气平淡冷静，“谢谢你们来这里看我们。”他说。

像Ahmet这样的人，在那条长长的，布满碎石和钢筋的街道上到处可见。几位本地居民告诉我，黄金救援时间过后，日前（11日）国际救援队伍都开始撤退了。但他们依然祈盼厚厚瓦砾被一层一层地挖开后，自己的亲人、深爱的人和朋友能重见天日，不管是生是死。

走在伤痕累累的市镇，尤其是经过如小山丘一般高的瓦砾上，会闻到一阵强烈刺鼻的腐烂气味—— 我推测这是尸体产生细菌后分解出的有毒气体—— 尸臭味。很多正在作业的搜救人员和军人都戴上了N95等级口罩，防止病毒感染。

当哈泰约九成的房屋均倒塌或严重损毁，市中心某个回旋处中间一座具有100多年历史的时钟却屹立不倒，分针与时针停留在4时10分—— 即7.8级地震发生不久前。

当日下午5时半左右，我、翻译员和司机来到一处学校外的篮球场。这里放了几个大小不一的帐篷、一张小桌子和几张露营折叠椅。 Senem的6岁女儿Alia，正以彩色荧光笔在画纸上，展现她的艺术才能，也是她灾后的内心世界。Alia正在为家人设计新的房屋，加入她在四周看到的破裂玻璃元素，并期待长大后能够亲自为家人兴建房屋，重新生活。似乎叔叔和阿姨还被埋在瓦砾下的事情，无法阻断Alia对未来的憧憬。

土耳其强震后，6岁大的Alia用萤光笔划下四处可见的破裂窗户，并希望套用到新家的建筑设计中。

“我只想我的叔叔和阿姨会没事，平安出来。我很挂念意大利粉的味道。”被问到现在最希望做的事情是什么，Alia这样回道。

Alia的妈妈Senem则说，非常感激来自世界各地的援助，希望土耳其可以尽早恢复往常的热闹。

“你是不是美国间谍？”

与Alia和Senem结束访谈后，我、翻译员和司机前往停车地点离开。但这时数名警察从我身后出现，不由分说大力抓住我的左手手腕和右肩，把我的左手扭向背部，再把我押到附近一处空地。他们均穿著印有“Polis”字眼的制服，这时已经接近下午六时十五分。

我通过翻译员表明记者身份，展示我的护照和记者证，但警方依然指控我“为美国或其他国家进行间谍行为”，因此要将我逮捕，尽管他们没有为我戴上手铐。

在空地等候期间，他们不断通过翻译员审问我，包括一直质问我是否美国公民或者间谍，而且质疑我“装作不懂土耳其语”，更用土耳其语脏话辱骂我，试探我会否有反应。当时有10-12名持枪警员围著我。

他们命令我打开手机密码，让他们检查各种手机应用程式、相簿、联络人名单、浏览纪录和受访者录音，期间多次对我大声喝斥。然后他们对我进行搜身，在摄氏6度左右的气温下，我当时在户外仅剩下内裤和上衣。

他们与一些“官方机构”调查和确定我的身分后，要求我签署一份手写文件，内容大意为“这是一次误会下的逮捕，我现在被释放”。两个半小时后，我、司机及翻译员获准离开。事后，我发现我的左手手腕位置被轻微抓伤和轻微扭伤。

在大地震的一周内，已有多名记者被逮捕、扣留或骚扰，而且主要发生在Hatay等南部地区。欧洲记者联盟（European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上周在一份新闻稿中提到，他们接获有关土耳其多次违反新闻与采访自由的报告，包括记者和新闻工作者在采访地震期间被拘留、被指向社会散播仇恨而遭到官方调查，以及禁止传媒进入灾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