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萊：房子與手
今年農曆新年，父親買了遠超往年數量的煙花爆竹，他計劃每天都放一掛。「去去疫情的晦氣。」即使身在農村，父母也同樣經歷了Covid-19的折磨。雖然之前老家的封控並沒有那麼瘋狂，除了全村大封鎖那一段時間，他們既沒有按通知去做核酸檢測，也沒有聽話呆在家裏。因為一早七點多就要去承包的工程幹活，他們每天都跑在了日常防控的前面。
但是，突然放開後的大感染，他們沒有躲過。感染後的情況百人百態。這也發生在父母身上。他們都六十多歲，反應卻各異。父親發燒了兩天就恢復了正常，但心血管一直不好的母親到現在仍然身體不適。她常常感覺無力，精神氣也只有每天的某個時段好些。那麼愛說話的她，現在更喜歡家裏清淨，一個人待著。父親因為工程款遲遲撥不下來一直忙活到除夕當天。
我在除夕之前一週回到家中。母親細數我出去工作十來年，這是第一次小年（1月25，農曆臘月二十三）前一天就到家了。她總能準確地說出我們所有人所有事件的所有時間。工作掃尾結束，第二天我跟二姐就開始掃除。恰好下半年二姐的工作因為封控無以為繼，她今年能不用除夕當天才放假從城裏趕回村裏。她也回來幫忙。
往年裏，父母幾乎要提前一個月就開始。他們親手蓋起來的大房子，清潔工程巨大。按照掃房的傳統，所有東西都必須清潔一遍，拂去舊年的塵埃，迎接嶄新的一年。農村生活很難不跟塵土打交道。當父母忙碌起來，打掃是最不重要的事情。房子如今我們已經住了十多年。每次我們姐弟四個回家，看到的都是窗明几淨，院落清爽。
我沒想到打掃可以如此龐大和艱鉅。除塵、擦拭、整理、拖地、洗衣、掃院子、掛燈籠、貼春聯，每一天我們只能做一點。直到除夕夜當天，我又發現家裏還有地方沒有打掃，比如廚房的燈罩就忘了擦拭。我常常覺得自己做起來手慢腳慢，頭腦愚鈍。好在大家好像也沒有發現。怎麼樣都好，這是母親今年的口頭禪。她如此感激我們接手，認為自己逃脫了責任。逢來拜年的親戚便說，今年多虧了我們，自己什麼都沒做。但顯然不是這樣。
勞動是如此的繁瑣和疲累。我的手每天都腫脹發熱，我的胳膊和腰每天都痠痛緊張。但父母這樣做了四十多年。他們都是重體力勞動者，打掃無論從哪個角度都是最輕的。每年母親都要把年夜飯和初一以後姐姐們回來時的菜式備好。切雞、劐魚、剁餡兒。但今年她每一樣都顯得力不從心。我看着她圍着化開的帶魚和一種炸魚打轉，像是在努力集中一股力氣和決心。這些魚是老家新年必備的菜品。我讓母親教我如何處理。
但勞動也是一種手藝，它需要經年的經驗和技巧。只是一頓飯的兩盤魚，我弄了一個下午。母親卻很滿意，也鬆了口氣。她說自己弄魚弄到了六十多歲，這是第一次別人幫她弄好了魚。她又很快修正，想起來前年是三姐夫幫忙弄好的。他們一家三口前年跟父母過年，我因為疫情沒有回鄉。
魚處理完畢，我的手上就又多了一些小傷口。之前打掃不停地泡水和清潔劑燒灼，雙手乾燥又褶皺。但它們只是刺痛。母親知道後，拽着我的手，每個指頭上下翻看。「你這手是耍筆桿子的，不經用。」我再次看見她的手。它們上面布滿老繭和褶皺，每一道都曾經是一個小傷口。母親說父親今年承包的工程從夏天一直幹到冬天，她每一個手指都布滿傷口。即使是帶着橡膠手套，每天超強度的使用讓它們腫脹發熱，如針在刺。只能用止痛藥和厚實的擦手油才能度日。
對母親來說，勞動期間的手不再是手，不再是身體的一部分，而是一種工具，它不會被呵護，一切的措施都是為了讓它繼續履行手的功能。在新年打掃的一週裏，我終於體會到。當室外零下二十度的時候，我不再覺得手是需要呵護的身體器官，我只需要它完成工作，即使它已經僵硬、麻木、疼痛。因為我多做一點，父母就少做一點。每年過年回家，我什麼都不用做，因為什麼都已經被父母做完了。他們的手不再是手，因為他們必須完成勞動，無論任何代價。由此，家裏的四個孩子才會有飯吃，有學上。手可以不再是手，命也可以不再是命，只要為了下一代。無論流行的普世價值如何，他們就是如此，他們也只會如此。
父母年紀越大，對我們越開始客氣起來。我們越來越大，他們提出的要求越來越少。今年姐姐姐夫和我做的事情全部被父母視為享到了有子女們的福氣。母親總覺得愧歉，但也慢慢開始接受體力和心力都在衰老的事實，她說明年無論如何不會再去做重體力勞動。不過我們都將信將疑。她認為自己賺錢養活自己才是天經地義。疫情三年，她從身邊的種種都感到年景的不好，覺得能有工賺錢是幸運。我也開始接受，一旦父母倒下，即使已經三十來歲的自己實在不堪一擊。但這一點其實常常忘記。
好在母親的確恢復了一些精神。她終於可以長長地跟我們說話。說話，是我們這個房子裏最重要的內容。平時我們在線上家族群裏說話，過年我們面對面說話。我們靠幾乎每天不間斷地說話和講述變成一個整體。母親總有說不完的話，她是一個絕佳的故事講述者，也是這棟房子的靈魂。所有的故事都彙集到她這裏。舊故事與新故事，它們像新年貼在牆上的春聯，層層疊疊，去年的舊紙風化殘破，但樣子還在，今年的新紙就牢牢地覆蓋上去，任憑低溫和大風也能呆在牆上直到來年。
記者 I：媽媽學會了「父權」一詞
和很多人一樣，關於家鄉春節的記憶停留在2020年。那年離開的前一天，爸媽拉我去超市購置零食特產，街頭空空蕩蕩，寫著就地過年的紅色橫幅一角在風裏顛簸，沿路幾乎沒有開門的商鋪，只有一兩塊忘記關掉的燈牌和傍晚的一輪紅日，人們面對疫情初襲時的恐懼與蕭瑟，都集中在記憶裡孤零零的落日意象上。
時隔三年，小城的機場翻新了，新建了兩三處高鐵，市醫院在新區開了分院，市體育館爆破了舊樓，嶄新的圓形建築在舊街景裏有種說不出的突兀，而其餘商鋪建築則還保留著原來的樣子，疫下三年裏國進民退、基建拉動的經濟形勢，好像在眼前有了實感。
爸媽說，剛放開的那段時間裡，街上和三年前一樣蕭索，人們或者陽了，或者害怕得病不敢出門，進入1月後路上才熱鬧起來。就像春晚遺忘過去的三年一樣，除了老人居多的社區裏那些沒有貼春聯的門戶，和飯桌上提起的某某家因新冠去世或仍臥床的長輩，幸運渡過這一疫的家庭又恢復了往日的熱絡。
爸媽屬於感染較早的一批，那時物資緊缺，他們轉陰後便將手裏剩餘的抗原檢測試劑和退燒藥送給了鄰居。三年，毫無準備、囤貨與市民自助的情形仍在上演。媽媽還在抖音上訂購了十盒劣質N95口罩準備送給朋友，打開發現氣味難耐才作罷。
一位科技線的同行告訴我，抖音是去年非一線城市購買力增長最快的平台。
回家後無奈地發現，父母整日都被大量垃圾信息包圍著。我爸一人兼學兩人份「學習強國」，每幾分鐘就要到手機上回答一下選擇題。而我媽則沈迷短視頻，只要打開她的抖音帳號，大數據便會精準地將算命、民間偏方、陰謀論等信息推送到眼前。午後或飯前，只要有空閒時間，我媽就會坐在沙發上滑動幾下：「陽康後有7種食物不能吃」，「輝瑞的利益陰謀」，「XX大師某某年曾預測……」，「今天我們來學『猴子撈月』」。聽到這些信息，忍不住想偷偷給她添加或刪掉一些關注，但後來看她模仿五禽戲裏猴子縮著脖子東張西望的樣子，又覺得可愛，心裏默念著課題分離、彼此尊重，收回了手。
年前和表妹一起回以前居住的老城區逛街，老城區除了更擁堵的車流，街景幾乎沒有改變，只是過去本土的餐飲小店，被蜜雪冰城、茶百道、蜀大俠等連鎖店替換，部分中高端服裝店仍維持著經營，但連鎖的年輕化服裝品牌顯然更受歡迎，在店裏停留片刻，便能遇到一兩位熟人。
表妹是小城法院的法官助理，2022年底，她參與提議的本地《人身安全保護令實施辦法》終於獲得通過，從提議到擬稿再到通過，整整歷時半年。表妹說，最初版她和主要提議的女法官擬定了40條，將證明「較大可能性」存在家暴的「相關證據」放得比較寬，最終版幾乎刪去一半。
例如，她們在實際案件中發現，有的家暴受害者因為擔心社會壓力，到醫院就醫時往往不會說自己是被家暴，而說「磕到、碰到」等，但傷口位置明顯不是自己可以磕碰到的角度，因此在最初版人身保護令裏，她們設定只要有醫院的傷情鑑定就算是「相關證據」。但這條提議在審理時被質疑太寬泛，最終版增加了傷情鑑定的限定條件。
表妹說，最初版提議人身保護令時，最高法《關於辦理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還未出台，小城院方審理認為證明「較大可能性」存在家暴就審批人身保護令的標準太寬，建議修改成和法院認定家暴一樣的「高度可能性」標準，但在開會當天，最高法的規定便落地，表妹和女法官指出證明「較大可能性」的標準與《規定》一致，領導便也沒了話說。
被厭女言論和氛圍包圍，是我和其他女性朋友們返鄉期間共同感受到的困境。做教師的媽媽無意間便會對著初中男孩的家長說：「沒事！男孩比女孩聰明，上了高中學理科成績還要往上走呢！」而書房的我，差點要拎出高中時的理化生試題一決高下。爸爸開車時遇到堵路的司機，看到是一位女性，便脫口而出：「又是女司機！」坐副駕的我忍不住回嗆：「喔，我也是女的，你不是讓我學車？」
大概是我已出櫃又態度堅決，爸媽不想在年節期間吵架，於是到家的日子裏，我們都默契地沒有提及婚育話題，不過戰火便延燒到小我三歲的表妹身上。家庭聚會期間，媽媽總提起希望表妹能帶一個男孩子回來，小姨也在一旁幫腔，我和表妹相視一笑，裝作沒有聽到。
不過意外的是，在一次陪媽媽去超市的路上，我提起「厭女」、「父權」，提起成長和生活於父權社會裏的我們都有不自覺的厭女時，媽媽若有所思地說，這樣嗎，可能我一直沒有留意。不多久，她也學會了「父權」一詞，代替了之前普遍使用的「大男子主義」。
除夕夜，為了「有年味」，媽媽在小區業主群裏偷偷購置了加特林，我們和表妹一家在附近被開發商擱置的空地上燃放，爸爸負責點火，我們負責拍照。看著火花一個個噴射到夜空，媽媽挨個拍著我、兩個表妹和小姨的背說：「願一切美好如期而至！」
我不知道她從哪裡學來的這句話，但相比過去「新年找個男朋友」「大吉大利」「新年行大運」等不知如何下嚥的祝福，我覺得有些詫異，又覺得有幾分可愛。新的一年，我知道我們大概還是會在職業、婚育、性別等問題上有著無數爭執，他們可能還是會轉發陰謀論，可能還是會因為我是個同性戀而拉黑我、再加回我，可能還是無法理解我的很多選擇，但我們都有期待美好和保留對美好不同定義的權力，美好大概率不會「如期而至」，不如，去做自己定義的美好本身吧。
M：「妳那會猶未嫁？」
「妳那會猶未嫁？（台語：妳怎麼還不嫁？）」多年前便離婚收場的二叔與我一年未見，過年劈頭這麼問候我。
我是父族中的第一個孩子，也是學歷最高的孩子，但長輩對我並無事業上的期望，只希望我能順遂地走入家庭，嫁入好人家。父族中多男丁，稀少的女性沒有被當成明珠般疼愛，能幹的阿嬤複製了父權社會的壓迫，將期待放在與我同齡的堂弟身上，電話一打來，問的盡是堂弟好不好。隨著阿嬤在幾年前逝世，有些解不開的結跟著她離開，有些恩怨則撕扯地更加劇烈。
我與父族的長輩無話可說，也無太多情份，唯一疼愛我的姑姑，也在阿嬤過世之後，與哥哥們鬧翻，至此再也不參與家中聚會。女性更加稀少，似乎就更聚焦在我的婚育上。
家族中，對於過了三十歲的女子，人生只剩下嫁了嗎？生了嗎？的選項，還沒結婚代表有問題，甚至是缺陷。
我曾惡狠狠地想著，下次我要對二叔反唇相譏，你的婚姻幸福嗎？你的孩子結婚了嗎？先關心自己的孩子吧，一但說出口，我就再也不需要回父族那了。
這次，我先喝了瓶啤酒，帶著幾分酒意的我壯了膽子對二叔笑道，要辦婚禮，我沒錢啊，各位長輩來贊助我好嗎？二叔自討沒趣地離開我面前，對我父親吆喝著，「伊講無錢（她說沒錢）」，回頭對我說，妳老爸有錢啦，手還比著錢的動作。
接著，小嬸也湊了過來，「都三十了，等妳結婚、懷孕也要兩年，妳也要想想能生孩子的時間不多了」。好似女人的功能只剩下結婚與生育。
重聽的阿公也喃喃自語，怎麼沒消息，你們（我與男友）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我大聲向他說，在安排了，他才安心。
我的父母沒有反應，只有我一個人站上火線，被長輩們逐一以關心之名攻擊。
我望著南部鄉下的好風景，真是可惜，風和日麗，我卻在一桌菜前經歷一場內心的風暴。
在回到南部老家前一週，我在台北的住處忐忑不安，焦慮地想著不得不見面的親戚們將如何指導我的人生，焦慮到胃發炎。
在台灣，過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對我，一名離家十多年的女性來說是這樣。
不只是長輩，我與非同溫層的平輩也顯得疏離，他們的詢問並非關心，而是八卦。在小年夜，同齡的表妹以及大我三歲的表哥都帶著年幼的孩子。
表妹三十歲不到就生了兩胎，現在是一名全職媽媽。我一面跟孩子們玩，孩子伶牙俐嘴，沒有停下的時候，孩子見到人，只想分享玩具，要一起玩。表妹硬是從孩子的喧鬧中見縫插針，「你們登記了吧？啊怎麼還沒？」「那什麼時候？」我好難訴說，我跟男友多努力在經營關係、多努力的生活，我們經歷了一年的伴侶諮商，共同克服溝通的難題。我在心裡納悶，你們真想知道我的困難嗎？
我與好友聊起親戚的過度關心，她簡潔回了一句說「關他們屁事」，對啊，我的人生與他們無關，甚至絲毫沒有影響，我多想在收到惱人的問候時回敬一句「關你屁事」。
回到家中，我與父親說起健康檢查的結果，子宮內膜有一小顆肌瘤，醫生說還不大，半年後回診，父親只回我，會影響生育嗎？母親則說，半年後如果還好，就去登記吧。
我迂迴地懟了他們，一定要生孩子嗎？我去領養行不行？
我不確定母親的意思是什麼，半年後若是需要手術，她希望我先處理好再登記？還是她認為若影響生育，結婚與否就不再重要。無論是哪個答案都令人沮喪，結婚應該是我的人生、我的選擇，為何與生育綁在一塊？
我甚至想著，我要拿「不生孩子」作為對他們的反擊，我要突破「女人等同母親」的單一想像。但真實的我是想要孩子的，於是我應該要告訴他們，「生不生我自己決定」。
我沒辦法改變我的親戚，甚至在收到過度關心、指導式的回應時感到難受。我希望父母能站在我身邊，但我總是一個人在風口浪尖，甚至在回家後收到回馬槍，讓我只能快速地逃回台北。當我踏上回程的高鐵，便感到愉悅，初二的深夜，整輛高鐵上的乘客似乎也都是逃離親族的人們，疲憊、安靜卻輕鬆愉快。
我想起年節時，作家、心理師周慕姿在粉絲專頁的發文寫道希望「每個人都能用想要的方式過年」。她稱夫家外公那的親戚親切地與她聊天、關心她，卻不過度詢問個人狀況，像是生不生孩子。她認為如果大家能多一些同理與尊重，過年回家就不再是「盡義務」的節日。
我仍在每一個親族間視為重要的節日回到老家，進一名女兒、孫女的責任與義務，「回家」對我來說充滿壓力，每一次的小小反抗都不知道是否有效果。過一個好年，好難。
Ba：肉香還在，但我已經不吃肉
我鄉下煮菜還是用灶頭的。有時候燒柴、有時候是對半破開的竹子。家的正門口有一小叢竹林，我想大概是從那邊砍下來的。柴在火中啪滋啪滋的響、鍋裏傳來陣陣豉油和肉香，然後一大盤雞、鵝從熱氣中登場——這是我對回鄉過春節的記憶。
以前我最愛挑雞腸子吃。大火燜得軟爛但不缺嚼口，豉油的鹹甜味完全滲進腸子裡。疫情都三年了，我終於能回鄉過節，但我已經是個不吃肉的人。
而改變的不止我。年初四那早上，全家人、大概20個人，到酒樓吃過開年飯後拍大合照。我姐問是否是除了小舅父去上班了以外，人都到齊了？我口裡說是，但心裡沉了一下——因為其實不然。大舅父在半年前突然去世，看不到放寬後首次齊人的春節。當時法師說，遺體在夏天不能放太久，三天內要完成所有儀式。但因為當年愚蠢的隔離政策，只有身在香港的我無法出席喪禮。
大舅父死時60歲，心肌梗塞。是二舅父送他入院的，剛進手術室前，二舅父還安慰他：做完手術就沒事了。結果沒到半小時，醫生說救不活了。據我媽轉述，大舅父被護士推出來的時候，臉都是黑的。而二舅父是唯一一個看到他最後一面的人，正正因為這件事，他發了好長時間惡夢。
其實早一年，大舅父才剛撞過車。他當了載貨司機40年。一天，天黑、山路，拐彎太快，整輛車就翻側了。當時他骨折，折騰幾個月，保險公司報銷了幾千元。「他躲得到那個劫，躲不過這一個。」我媽淡然說。
我老是覺得，也許因為只有我沒有出席喪禮，一直無法釋懷，所以至今連大舅父的照片都不敢看。但也不止一個人跟我講過：其實他走得快，沒太久的痛苦。他一走，整個家就分崩離析——大舅母只能跟着兒子到廣州，忍受兒媳婦的冷暴力。85歲的外婆白頭人送黑頭人，隨二兒子搬進城市，熟悉的鄰舍沒了，耳不好腿不好，整天只對着四面牆，百無聊賴。
如今要不是新年，大家都回到祖屋聚聚，外婆應該再沒有機會回來。這一年，她兩個長孫各生了一個娃，她逗嬰兒玩時笑得份外開心。大家對大舅父的死都避而不談，好像只有我，回到祖家以後小心翼翼地探索家裡，但並沒有發現大舅父的任何遺照、痕跡。後來朋友跟我說，可能有些習俗規定，白頭人不能看見早逝的黑頭人。
大夥兒吃完飯離去時，大家都說見一次少一次了，我很不喜歡聽這種話。但的確是的，大概年初八吧，幾乎所有人都會回到自己原本生活的地方去——就像我表哥回廣州，表弟回深圳，我回香港。剩下來的，只有像我外婆一樣的老人。長大了就很明白，人總是要生存。
記得在回香港的前一天，晚上我跟一眾表兄弟去吃夜宵，在走的路上我跟並排的表弟聊生活。他現在在深圳的一所銀行工作，工資4000元左右，但租金要1000元。他說，「就很苦啊！」我拍拍他肩，勉勵說，「我也不差，租金要6、7000。」兩人相視大笑。
「那你有想回來（回鄉）工作嗎？」我問。「經常都想。」「那為什麼不呢？」「女朋友在深圳呀！」我望着表弟下巴的鬚根和竄出鼻孔的鼻毛，都快忘了他已經24歲，有女朋友了。三年前，他曾經想法很保守，說沒有錢不會談戀愛。
K：躺平的表姐，倖存的保護傘
我大概有1000多天沒有踏足大陸了，覆蓋了三個春節。我的手機上有幾個在大陸生活常會用到的APP，但我已經不記得上次打開它們是什麼時候了。這三年綑綁朋友們的健康碼、核酸碼和出行碼，在清零政策壽終正寢後我也沒機會使用。這讓我覺得自己像個舊人類。
我是搭乘飛機回家的。這三年零星幾次去機場，不是為了採訪移民題目，就是送行朋友。儘管港府在去年下半年跟隨國策大幅開放，頗受爭議的第三跑道也啟用了，香港機場還未恢復到以往的溫度。許多商鋪還是落閘的狀態，foodcourt的店家已截然不同。不過在飛往大陸的登機閘口，人龍總是狹長。還未通知登機，人們就堵在登機口。頗有一副春運的氣勢。
人們對新的出行政策還是很不熟悉。有人提前四小時辦理登機手續時才知道要做48小時的核酸。在登機口檢查證件的工作人員，得一位位再次檢查早已在辦理登機手續時查核過的健康申報。工作人員小聲嘟囔著，怎麼返大陸就這麼麻煩。繁複的手續記憶還未褪色。飛機落地前的廣播，提醒人們入關要有相應檢查。在我隔壁座的男子緊張了起來，連忙轉頭問我還需要做什麼。他和同伴趕著回家過年，不想多耽誤一分鐘。
落地那刻，我才真正開始感受到今年的過年，和疫情前真的不同了。那是一套閉著眼睛都能想像到的流程。例如，不管我再怎麼推辭，父母也一定要來機場接我。但直到登機前，我才知道原來父親還沒徹底康復，他的快測已過關，但核酸還是呈現陽性。於是父母決定在家裡等我。取而代之來機場的變成表姐一家，他們翌日一早飛北京，趕來見我一面。我驚嘆他們在春節逆流而上，況且北京疫情頗為嚴重。但他們很是輕鬆，說自己都陽過了，況且，「最危險的地方可能最安全」。他們想帶著讀小學的孩子去看看北方城市，天安門、頤和園和高等學府屬於國民教育之旅，孩子則對軍事博物館很是著迷。
買房是中國人的人生座標之一。表姐一家剛搬到新房，他們戲稱自己是最後一代，「我和你姐夫是接盤俠。我們就是最後一代了。為什麼現在年輕人這麼開心？就因為他們不買房了。」
講完房子的話題，表姐突然以一種人生做出重大轉變的口吻地對我說，「我今年（2022年）開始擺爛了。」這是我沒有想到的開場白。表姐作為家族中的長女，一直擔待著長輩們的期許（壓力）。她年輕時懷抱雄心壯志，拼命往外走，從小縣城飛到外國生活、工作過一段時間。但生存不易，最後在長輩們的勸說下回國成家。她成為了一名老師。她對自己很有要求，在現在這份工作中安頓下來，想在教育職場上大展拳腳。備課、論文、申請職稱和不上進的學生，幾年前我們一般談論這些。
這一次，她興奮地說自己正嘗試做網紅博主，在小紅書開設了帳號。她大概知道我在做記者，覺得我是「專業人士」，想和我探討怎麼拍出好看的短視頻和做營銷，也想和我學學怎麼設計爆款標題。她在去年末買了一大堆運動器械，堆在家裡，想拍健身視頻。彈力帶和啞鈴剛運到家中沒兩天，她就陽了。年過四十表姐說她的轉變來自於爆煲的焦慮，「就是想進步嘛。但我覺得是我能力不夠，所以我放棄了，不要硬強求。」她快言快語，故作輕鬆地解釋道，「我焦慮得要抑鬱症了。」決定擺爛後，表姐天天晚上在手機APP上唱K。
回到家，冷清了不少。家裡的人少了一半。奶奶爺爺從小帶我長大，除了短暫的要在外租房讀書的時間，大部分日子我們都在一起生活。疫情爆發後沒多久，養老院成為爺爺奶奶的新家。
廚房是奶奶的領域，奶奶的家常飯填滿了我18年的味蕾。以前的年夜飯，奶奶總會熬一鍋奶白色的高湯當火鍋湯，煎好一條肥美的黃花魚，魚頭放進火鍋，餐桌上擺滿從大海裡撈起的新鮮海鮮，再盛好一疊疊炸得金黃的芋頭和五香條。我們總會在傍晚準時開飯，吃上熱氣騰騰的飯菜。飯畢，爺爺就窩到房間等待春晚開幕，父母一般會在客廳待到跨年鐘聲敲響，再回房休息。今年除夕，還沒轉陰的父親把自己關在房間隔離，戴上N95口罩，拉開一條門縫和我聊天。電視機孤獨地播放著春晚，不到十點，母親就準備回房休息了。她說家裡也很久沒打開電視了。
我的房間也變了模樣。自打我上大學，我的房間就變成儲物空間，被母親安排的滿滿當當。今年房間恢復了童年時期的空曠。我納悶著，難道母親突然走了斷捨離路線，後來才發現，爺爺奶奶的房間徹底變成了儲物房。
今年回家，首要任務就是做核酸，為了進入養老院探望爺爺奶奶。進入養老院有一系列標準流程，24小時的核酸還是必要證明，然後得給隨身物品噴上消毒劑。養老院的工作人員遞給我一件適合180cm身高的大白和面罩。對「大白」久仰大名，這是我第一次摸到這件白色的防護服。它比想像中厚實和不透氣，在濕冷的冬天穿上頗有保暖的效果。和我一同進入的姑姑三兩下熟練地套上白衣，一邊嘟囔著，如果夏天穿得多熱。
老人們肉眼可見地更加衰老了，他們的身體被更多褶皺包籠。爺爺的身體一直有小毛病，三天兩頭得往醫院跑，做做小手術，給心臟裝上支架。他原本有著一個圓滾滾的肚子，現在肚子癟了點兒，膚色更加黝黑，老人斑爬上半個臉龐。他很愛看報，以前每天得讀上四五份報紙。現在眼睛白內障惡化了，舉著手機和我說看不清屏幕，沒法給老朋友們打電話，科技產品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擺設。他們那代人，經歷過革命時期，老朋友接二連三地離開。逢年過節的，電話鈴聲是一種牽掛和陪伴。我想調大手機字號，發現已是最大。他腿腳氣力軟，要想從低矮的沙發站起身，得憋一口氣緩緩撐起身子。之前一不留神，滑落跌坐在地面上，又得一番護養。他的床頭旁佇立一瓶比肩高的氧氣瓶，一瓶能用一個月。在許多老人離開的這個冬天，這可能是很奢侈的條件了。
不知道是因為我穿著大白，顯得身形更膨脹了，還是奶奶的衰老，讓她的身子縮得更小了。奶奶走過來想攬我，舉起手，只能環抱到腰部。這個以前背著小孩子們上上落落的女人，現在就像一個孩子。她原本一頭灰黑的捲曲短髮，褪成好看的半頭銀白。奶奶是刀子嘴豆腐心，知道我深夜到家了，第一句說的是，「你還記得家啊。」她總是責難我，作為獨生女，應該早點回到家鄉照顧父母。這麼多年過去，我總在逃避這個話題，也不知道要如何「輕鬆、得體」地給出一個肯定的承諾，打哈哈如今也不管用了。儘管如此，奶奶最關心的，還是我一人在外能否照顧好自己。對老人來說，吃好睡飽就已足夠。每次打電話，檢查完基本的生存指標三件套（有沒有自己煮食、有沒有早點睡覺、工作忙不忙），就匆匆掛線，不想耽誤我的時間。
今年過年缺少了掌管廚房的奶奶，父親還沒轉陰，母親成為撐起家務大小事的人。這是我第一次看她主持家中一日三餐。隨著年紀漸長，她不再是那個成日在外頭風風火火的女強人。小時候我覺得她像一個宇宙警察，操持家族大小事務，張羅兄弟姐妹和他們的孩子的未來。她是兄弟姐妹中學歷最高的，從老家小縣城走到更發達的一二線城市打拼，一輩子想的都是讓家族過上更好的生活，努力維繫和拓展自己的人脈關係。現在她老了許多，終於開始關注自己。不再張口閉口就說自己又胖了，不再老是問我自己的穿著是否時髦美麗。她開始跑健身房上私教課，說自己是姐妹中唯一還去做醫美的人。
無可避免的，對中國家庭來說，催婚是團聚時刻的必要話題。時隔三年沒見，各路長輩們彷彿積蓄了三年的能量，要在有限的相處時間中注入最大的期盼（壓力）。在母親的家族中，只剩下我和表妹還沒有成家。剛到表妹家作客，屁股還沒坐熱，表妹的父親便對我科普起來。他說，在我們生活的省份，是有一個傳統的，姐姐沒有出嫁，就輪到不到妹妹……話音未落，我就聽明白了這是什麼意思。坐在我身邊的表妹緊握我的手，說我就是她的Umbrella（保護傘）。
回鄉的平和心態保質期和核酸相差無幾。不到48小時，我已逐漸感到窒息。信奉中醫的母親最近沈迷艾灸療法，在家中燃燒艾葉製成的艾絨，她說這樣可以消毒。她在家中小小的空間擺上三個陶瓷罐，叮囑我要緊緊壓實鬆軟的艾絨，才能燒得久。點上火，煙霧繚繞，我一度以為穿梭到了充斥著催淚煙的那年，下意識地開始憋氣。
但那年已經以另一種方式存在和延續著。不僅是那年 ，此後的三年，我也已經和家人經歷了截然不同的時空。
我的老家可謂是倖存者，沒有被過度防疫的封控政策摧殘過，在武漢、上海、吉林、新疆等地水深火熱的時候，這座城市仍然以安逸的節奏運轉。放開後的高峰很快來臨。來得快也去得快，如同過去許多痛苦悲傷的記憶。人們不輕易提起失去的痛苦。親戚偶爾分享資訊，例如誰家的老人平日健朗，感染後很快去世，就是缺了氧氣瓶。但話題無關醫療資源，無關放開準備不足，無關清零排和放開派之爭，無關死亡。話題很快轉向，幸好爺爺奶奶養老院配備了氧氣瓶。
在我隔著電子屏幕刷新聞都感到痛苦的那些時間，我的家人們還在和我的童年、青春期、青少年的記憶相伴。這些年，我越來越少說心裡話。面對奶奶的責難，我那無法受控的生理反應是流下眼淚。我逃避般的第一反應是沈默不語。我們之間的距離早已無法再用一道互聯網的牆來丈量，我們各自的人生也難以找到最大公約數，我暫時（或者說可見的未來都）想不到一個解方能讓彼此盡興。
时间是不是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