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莱：房子与手
今年农历新年，父亲买了远超往年数量的烟花爆竹，他计划每天都放一挂。“去去疫情的晦气。”即使身在农村，父母也同样经历了Covid-19的折磨。虽然之前老家的封控并没有那么疯狂，除了全村大封锁那一段时间，他们既没有按通知去做核酸检测，也没有听话呆在家里。因为一早七点多就要去承包的工程干活，他们每天都跑在了日常防控的前面。
但是，突然放开后的大感染，他们没有躲过。感染后的情况百人百态。这也发生在父母身上。他们都六十多岁，反应却各异。父亲发烧了两天就恢复了正常，但心血管一直不好的母亲到现在仍然身体不适。她常常感觉无力，精神气也只有每天的某个时段好些。那么爱说话的她，现在更喜欢家里清净，一个人待著。父亲因为工程款迟迟拨不下来一直忙活到除夕当天。
我在除夕之前一周回到家中。母亲细数我出去工作十来年，这是第一次小年（1月25，农历腊月二十三）前一天就到家了。她总能准确地说出我们所有人所有事件的所有时间。工作扫尾结束，第二天我跟二姐就开始扫除。恰好下半年二姐的工作因为封控无以为继，她今年能不用除夕当天才放假从城里赶回村里。她也回来帮忙。
往年里，父母几乎要提前一个月就开始。他们亲手盖起来的大房子，清洁工程巨大。按照扫房的传统，所有东西都必须清洁一遍，拂去旧年的尘埃，迎接崭新的一年。农村生活很难不跟尘土打交道。当父母忙碌起来，打扫是最不重要的事情。房子如今我们已经住了十多年。每次我们姐弟四个回家，看到的都是窗明几净，院落清爽。
我没想到打扫可以如此庞大和艰巨。除尘、擦拭、整理、拖地、洗衣、扫院子、挂灯笼、贴春联，每一天我们只能做一点。直到除夕夜当天，我又发现家里还有地方没有打扫，比如厨房的灯罩就忘了擦拭。我常常觉得自己做起来手慢脚慢，头脑愚钝。好在大家好像也没有发现。怎么样都好，这是母亲今年的口头禅。她如此感激我们接手，认为自己逃脱了责任。逢来拜年的亲戚便说，今年多亏了我们，自己什么都没做。但显然不是这样。
劳动是如此的繁琐和疲累。我的手每天都肿胀发热，我的胳膊和腰每天都酸痛紧张。但父母这样做了四十多年。他们都是重体力劳动者，打扫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最轻的。每年母亲都要把年夜饭和初一以后姐姐们回来时的菜式备好。切鸡、劐鱼、剁馅儿。但今年她每一样都显得力不从心。我看着她围着化开的带鱼和一种炸鱼打转，像是在努力集中一股力气和决心。这些鱼是老家新年必备的菜品。我让母亲教我如何处理。
但劳动也是一种手艺，它需要经年的经验和技巧。只是一顿饭的两盘鱼，我弄了一个下午。母亲却很满意，也松了口气。她说自己弄鱼弄到了六十多岁，这是第一次别人帮她弄好了鱼。她又很快修正，想起来前年是三姐夫帮忙弄好的。他们一家三口前年跟父母过年，我因为疫情没有回乡。
鱼处理完毕，我的手上就又多了一些小伤口。之前打扫不停地泡水和清洁剂烧灼，双手干燥又褶皱。但它们只是刺痛。母亲知道后，拽着我的手，每个指头上下翻看。“你这手是耍笔杆子的，不经用。”我再次看见她的手。它们上面布满老茧和褶皱，每一道都曾经是一个小伤口。母亲说父亲今年承包的工程从夏天一直干到冬天，她每一个手指都布满伤口。即使是带着橡胶手套，每天超强度的使用让它们肿胀发热，如针在刺。只能用止痛药和厚实的擦手油才能度日。
对母亲来说，劳动期间的手不再是手，不再是身体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工具，它不会被呵护，一切的措施都是为了让它继续履行手的功能。在新年打扫的一周里，我终于体会到。当室外零下二十度的时候，我不再觉得手是需要呵护的身体器官，我只需要它完成工作，即使它已经僵硬、麻木、疼痛。因为我多做一点，父母就少做一点。每年过年回家，我什么都不用做，因为什么都已经被父母做完了。他们的手不再是手，因为他们必须完成劳动，无论任何代价。由此，家里的四个孩子才会有饭吃，有学上。手可以不再是手，命也可以不再是命，只要为了下一代。无论流行的普世价值如何，他们就是如此，他们也只会如此。
父母年纪越大，对我们越开始客气起来。我们越来越大，他们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少。今年姐姐姐夫和我做的事情全部被父母视为享到了有子女们的福气。母亲总觉得愧歉，但也慢慢开始接受体力和心力都在衰老的事实，她说明年无论如何不会再去做重体力劳动。不过我们都将信将疑。她认为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才是天经地义。疫情三年，她从身边的种种都感到年景的不好，觉得能有工赚钱是幸运。我也开始接受，一旦父母倒下，即使已经三十来岁的自己实在不堪一击。但这一点其实常常忘记。
好在母亲的确恢复了一些精神。她终于可以长长地跟我们说话。说话，是我们这个房子里最重要的内容。平时我们在线上家族群里说话，过年我们面对面说话。我们靠几乎每天不间断地说话和讲述变成一个整体。母亲总有说不完的话，她是一个绝佳的故事讲述者，也是这栋房子的灵魂。所有的故事都汇集到她这里。旧故事与新故事，它们像新年贴在墙上的春联，层层叠叠，去年的旧纸风化残破，但样子还在，今年的新纸就牢牢地覆盖上去，任凭低温和大风也能呆在墙上直到来年。
记者 I：妈妈学会了“父权”一词
和很多人一样，关于家乡春节的记忆停留在2020年。那年离开的前一天，爸妈拉我去超市购置零食特产，街头空空荡荡，写著就地过年的红色横幅一角在风里颠簸，沿路几乎没有开门的商铺，只有一两块忘记关掉的灯牌和傍晚的一轮红日，人们面对疫情初袭时的恐惧与萧瑟，都集中在记忆里孤零零的落日意象上。
时隔三年，小城的机场翻新了，新建了两三处高铁，市医院在新区开了分院，市体育馆爆破了旧楼，崭新的圆形建筑在旧街景里有种说不出的突兀，而其余商铺建筑则还保留著原来的样子，疫下三年里国进民退、基建拉动的经济形势，好像在眼前有了实感。
爸妈说，刚放开的那段时间里，街上和三年前一样萧索，人们或者阳了，或者害怕得病不敢出门，进入1月后路上才热闹起来。就像春晚遗忘过去的三年一样，除了老人居多的社区里那些没有贴春联的门户，和饭桌上提起的某某家因新冠去世或仍卧床的长辈，幸运渡过这一疫的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热络。
爸妈属于感染较早的一批，那时物资紧缺，他们转阴后便将手里剩余的抗原检测试剂和退烧药送给了邻居。三年，毫无准备、囤货与市民自助的情形仍在上演。妈妈还在抖音上订购了十盒劣质N95口罩准备送给朋友，打开发现气味难耐才作罢。
一位科技线的同行告诉我，抖音是去年非一线城市购买力增长最快的平台。
回家后无奈地发现，父母整日都被大量垃圾信息包围著。我爸一人兼学两人份“学习强国”，每几分钟就要到手机上回答一下选择题。而我妈则沈迷短视频，只要打开她的抖音帐号，大数据便会精准地将算命、民间偏方、阴谋论等信息推送到眼前。午后或饭前，只要有空闲时间，我妈就会坐在沙发上滑动几下：“阳康后有7种食物不能吃”，“辉瑞的利益阴谋”，“XX大师某某年曾预测……”，“今天我们来学‘猴子捞月’”。听到这些信息，忍不住想偷偷给她添加或删掉一些关注，但后来看她模仿五禽戏里猴子缩著脖子东张西望的样子，又觉得可爱，心里默念著课题分离、彼此尊重，收回了手。
年前和表妹一起回以前居住的老城区逛街，老城区除了更拥堵的车流，街景几乎没有改变，只是过去本土的餐饮小店，被蜜雪冰城、茶百道、蜀大侠等连锁店替换，部分中高端服装店仍维持著经营，但连锁的年轻化服装品牌显然更受欢迎，在店里停留片刻，便能遇到一两位熟人。
表妹是小城法院的法官助理，2022年底，她参与提议的本地《人身安全保护令实施办法》终于获得通过，从提议到拟稿再到通过，整整历时半年。表妹说，最初版她和主要提议的女法官拟定了40条，将证明“较大可能性”存在家暴的“相关证据”放得比较宽，最终版几乎删去一半。
例如，她们在实际案件中发现，有的家暴受害者因为担心社会压力，到医院就医时往往不会说自己是被家暴，而说“磕到、碰到”等，但伤口位置明显不是自己可以磕碰到的角度，因此在最初版人身保护令里，她们设定只要有医院的伤情鉴定就算是“相关证据”。但这条提议在审理时被质疑太宽泛，最终版增加了伤情鉴定的限定条件。
表妹说，最初版提议人身保护令时，最高法《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还未出台，小城院方审理认为证明“较大可能性”存在家暴就审批人身保护令的标准太宽，建议修改成和法院认定家暴一样的“高度可能性”标准，但在开会当天，最高法的规定便落地，表妹和女法官指出证明“较大可能性”的标准与《规定》一致，领导便也没了话说。
被厌女言论和氛围包围，是我和其他女性朋友们返乡期间共同感受到的困境。做教师的妈妈无意间便会对著初中男孩的家长说：“没事！男孩比女孩聪明，上了高中学理科成绩还要往上走呢！”而书房的我，差点要拎出高中时的理化生试题一决高下。爸爸开车时遇到堵路的司机，看到是一位女性，便脱口而出：“又是女司机！”坐副驾的我忍不住回呛：“喔，我也是女的，你不是让我学车？”
大概是我已出柜又态度坚决，爸妈不想在年节期间吵架，于是到家的日子里，我们都默契地没有提及婚育话题，不过战火便延烧到小我三岁的表妹身上。家庭聚会期间，妈妈总提起希望表妹能带一个男孩子回来，小姨也在一旁帮腔，我和表妹相视一笑，装作没有听到。
不过意外的是，在一次陪妈妈去超市的路上，我提起“厌女”、“父权”，提起成长和生活于父权社会里的我们都有不自觉的厌女时，妈妈若有所思地说，这样吗，可能我一直没有留意。不多久，她也学会了“父权”一词，代替了之前普遍使用的“大男子主义”。
除夕夜，为了“有年味”，妈妈在小区业主群里偷偷购置了加特林，我们和表妹一家在附近被开发商搁置的空地上燃放，爸爸负责点火，我们负责拍照。看著火花一个个喷射到夜空，妈妈挨个拍著我、两个表妹和小姨的背说：“愿一切美好如期而至！”
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学来的这句话，但相比过去“新年找个男朋友”“大吉大利”“新年行大运”等不知如何下咽的祝福，我觉得有些诧异，又觉得有几分可爱。新的一年，我知道我们大概还是会在职业、婚育、性别等问题上有著无数争执，他们可能还是会转发阴谋论，可能还是会因为我是个同性恋而拉黑我、再加回我，可能还是无法理解我的很多选择，但我们都有期待美好和保留对美好不同定义的权力，美好大概率不会“如期而至”，不如，去做自己定义的美好本身吧。
M：“妳那会犹未嫁？”
“妳那会犹未嫁？（台语：妳怎么还不嫁？）”多年前便离婚收场的二叔与我一年未见，过年劈头这么问候我。
我是父族中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学历最高的孩子，但长辈对我并无事业上的期望，只希望我能顺遂地走入家庭，嫁入好人家。父族中多男丁，稀少的女性没有被当成明珠般疼爱，能干的阿嬷复制了父权社会的压迫，将期待放在与我同龄的堂弟身上，电话一打来，问的尽是堂弟好不好。随著阿嬷在几年前逝世，有些解不开的结跟著她离开，有些恩怨则撕扯地更加剧烈。
我与父族的长辈无话可说，也无太多情份，唯一疼爱我的姑姑，也在阿嬷过世之后，与哥哥们闹翻，至此再也不参与家中聚会。女性更加稀少，似乎就更聚焦在我的婚育上。
家族中，对于过了三十岁的女子，人生只剩下嫁了吗？生了吗？的选项，还没结婚代表有问题，甚至是缺陷。
我曾恶狠狠地想著，下次我要对二叔反唇相讥，你的婚姻幸福吗？你的孩子结婚了吗？先关心自己的孩子吧，一但说出口，我就再也不需要回父族那了。
这次，我先喝了瓶啤酒，带著几分酒意的我壮了胆子对二叔笑道，要办婚礼，我没钱啊，各位长辈来赞助我好吗？二叔自讨没趣地离开我面前，对我父亲吆喝著，“伊讲无钱（她说没钱）”，回头对我说，妳老爸有钱啦，手还比著钱的动作。
接著，小婶也凑了过来，“都三十了，等妳结婚、怀孕也要两年，妳也要想想能生孩子的时间不多了”。好似女人的功能只剩下结婚与生育。
重听的阿公也喃喃自语，怎么没消息，你们（我与男友）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大声向他说，在安排了，他才安心。
我的父母没有反应，只有我一个人站上火线，被长辈们逐一以关心之名攻击。
我望著南部乡下的好风景，真是可惜，风和日丽，我却在一桌菜前经历一场内心的风暴。
在回到南部老家前一周，我在台北的住处忐忑不安，焦虑地想著不得不见面的亲戚们将如何指导我的人生，焦虑到胃发炎。
在台湾，过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对我，一名离家十多年的女性来说是这样。
不只是长辈，我与非同温层的平辈也显得疏离，他们的询问并非关心，而是八卦。在小年夜，同龄的表妹以及大我三岁的表哥都带著年幼的孩子。
表妹三十岁不到就生了两胎，现在是一名全职妈妈。我一面跟孩子们玩，孩子伶牙俐嘴，没有停下的时候，孩子见到人，只想分享玩具，要一起玩。表妹硬是从孩子的喧闹中见缝插针，“你们登记了吧？啊怎么还没？”“那什么时候？”我好难诉说，我跟男友多努力在经营关系、多努力的生活，我们经历了一年的伴侣咨商，共同克服沟通的难题。我在心里纳闷，你们真想知道我的困难吗？
我与好友聊起亲戚的过度关心，她简洁回了一句说“关他们屁事”，对啊，我的人生与他们无关，甚至丝毫没有影响，我多想在收到恼人的问候时回敬一句“关你屁事”。
回到家中，我与父亲说起健康检查的结果，子宫内膜有一小颗肌瘤，医生说还不大，半年后回诊，父亲只回我，会影响生育吗？母亲则说，半年后如果还好，就去登记吧。
我迂回地怼了他们，一定要生孩子吗？我去领养行不行？
我不确定母亲的意思是什么，半年后若是需要手术，她希望我先处理好再登记？还是她认为若影响生育，结婚与否就不再重要。无论是哪个答案都令人沮丧，结婚应该是我的人生、我的选择，为何与生育绑在一块？
我甚至想著，我要拿“不生孩子”作为对他们的反击，我要突破“女人等同母亲”的单一想像。但真实的我是想要孩子的，于是我应该要告诉他们，“生不生我自己决定”。
我没办法改变我的亲戚，甚至在收到过度关心、指导式的回应时感到难受。我希望父母能站在我身边，但我总是一个人在风口浪尖，甚至在回家后收到回马枪，让我只能快速地逃回台北。当我踏上回程的高铁，便感到愉悦，初二的深夜，整辆高铁上的乘客似乎也都是逃离亲族的人们，疲惫、安静却轻松愉快。
我想起年节时，作家、心理师周慕姿在粉丝专页的发文写道希望“每个人都能用想要的方式过年”。她称夫家外公那的亲戚亲切地与她聊天、关心她，却不过度询问个人状况，像是生不生孩子。她认为如果大家能多一些同理与尊重，过年回家就不再是“尽义务”的节日。
我仍在每一个亲族间视为重要的节日回到老家，进一名女儿、孙女的责任与义务，“回家”对我来说充满压力，每一次的小小反抗都不知道是否有效果。过一个好年，好难。
Ba：肉香还在，但我已经不吃肉
我乡下煮菜还是用灶头的。有时候烧柴、有时候是对半破开的竹子。家的正门口有一小丛竹林，我想大概是从那边砍下来的。柴在火中啪滋啪滋的响、锅里传来阵阵豉油和肉香，然后一大盘鸡、鹅从热气中登场——这是我对回乡过春节的记忆。
以前我最爱挑鸡肠子吃。大火焖得软烂但不缺嚼口，豉油的咸甜味完全渗进肠子里。疫情都三年了，我终于能回乡过节，但我已经是个不吃肉的人。
而改变的不止我。年初四那早上，全家人、大概20个人，到酒楼吃过开年饭后拍大合照。我姐问是否是除了小舅父去上班了以外，人都到齐了？我口里说是，但心里沉了一下——因为其实不然。大舅父在半年前突然去世，看不到放宽后首次齐人的春节。当时法师说，遗体在夏天不能放太久，三天内要完成所有仪式。但因为当年愚蠢的隔离政策，只有身在香港的我无法出席丧礼。
大舅父死时60岁，心肌梗塞。是二舅父送他入院的，刚进手术室前，二舅父还安慰他：做完手术就没事了。结果没到半小时，医生说救不活了。据我妈转述，大舅父被护士推出来的时候，脸都是黑的。而二舅父是唯一一个看到他最后一面的人，正正因为这件事，他发了好长时间恶梦。
其实早一年，大舅父才刚撞过车。他当了载货司机40年。一天，天黑、山路，拐弯太快，整辆车就翻侧了。当时他骨折，折腾几个月，保险公司报销了几千元。“他躲得到那个劫，躲不过这一个。”我妈淡然说。
我老是觉得，也许因为只有我没有出席丧礼，一直无法释怀，所以至今连大舅父的照片都不敢看。但也不止一个人跟我讲过：其实他走得快，没太久的痛苦。他一走，整个家就分崩离析——大舅母只能跟着儿子到广州，忍受儿媳妇的冷暴力。85岁的外婆白头人送黑头人，随二儿子搬进城市，熟悉的邻舍没了，耳不好腿不好，整天只对着四面墙，百无聊赖。
如今要不是新年，大家都回到祖屋聚聚，外婆应该再没有机会回来。这一年，她两个长孙各生了一个娃，她逗婴儿玩时笑得份外开心。大家对大舅父的死都避而不谈，好像只有我，回到祖家以后小心翼翼地探索家里，但并没有发现大舅父的任何遗照、痕迹。后来朋友跟我说，可能有些习俗规定，白头人不能看见早逝的黑头人。
大伙儿吃完饭离去时，大家都说见一次少一次了，我很不喜欢听这种话。但的确是的，大概年初八吧，几乎所有人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生活的地方去——就像我表哥回广州，表弟回深圳，我回香港。剩下来的，只有像我外婆一样的老人。长大了就很明白，人总是要生存。
记得在回香港的前一天，晚上我跟一众表兄弟去吃夜宵，在走的路上我跟并排的表弟聊生活。他现在在深圳的一所银行工作，工资4000元左右，但租金要1000元。他说，“就很苦啊！”我拍拍他肩，勉励说，“我也不差，租金要6、7000。”两人相视大笑。
“那你有想回来（回乡）工作吗？”我问。“经常都想。”“那为什么不呢？”“女朋友在深圳呀！”我望着表弟下巴的须根和窜出鼻孔的鼻毛，都快忘了他已经24岁，有女朋友了。三年前，他曾经想法很保守，说没有钱不会谈恋爱。
K：躺平的表姐，幸存的保护伞
我大概有1000多天没有踏足大陆了，覆盖了三个春节。我的手机上有几个在大陆生活常会用到的APP，但我已经不记得上次打开它们是什么时候了。这三年捆绑朋友们的健康码、核酸码和出行码，在清零政策寿终正寝后我也没机会使用。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旧人类。
我是搭乘飞机回家的。这三年零星几次去机场，不是为了采访移民题目，就是送行朋友。尽管港府在去年下半年跟随国策大幅开放，颇受争议的第三跑道也启用了，香港机场还未恢复到以往的温度。许多商铺还是落闸的状态，foodcourt的店家已截然不同。不过在飞往大陆的登机闸口，人龙总是狭长。还未通知登机，人们就堵在登机口。颇有一副春运的气势。
人们对新的出行政策还是很不熟悉。有人提前四小时办理登机手续时才知道要做48小时的核酸。在登机口检查证件的工作人员，得一位位再次检查早已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查核过的健康申报。工作人员小声嘟囔著，怎么返大陆就这么麻烦。繁复的手续记忆还未褪色。飞机落地前的广播，提醒人们入关要有相应检查。在我隔壁座的男子紧张了起来，连忙转头问我还需要做什么。他和同伴赶著回家过年，不想多耽误一分钟。
落地那刻，我才真正开始感受到今年的过年，和疫情前真的不同了。那是一套闭著眼睛都能想像到的流程。例如，不管我再怎么推辞，父母也一定要来机场接我。但直到登机前，我才知道原来父亲还没彻底康复，他的快测已过关，但核酸还是呈现阳性。于是父母决定在家里等我。取而代之来机场的变成表姐一家，他们翌日一早飞北京，赶来见我一面。我惊叹他们在春节逆流而上，况且北京疫情颇为严重。但他们很是轻松，说自己都阳过了，况且，“最危险的地方可能最安全”。他们想带著读小学的孩子去看看北方城市，天安门、颐和园和高等学府属于国民教育之旅，孩子则对军事博物馆很是著迷。
买房是中国人的人生座标之一。表姐一家刚搬到新房，他们戏称自己是最后一代，“我和你姐夫是接盘侠。我们就是最后一代了。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这么开心？就因为他们不买房了。”
讲完房子的话题，表姐突然以一种人生做出重大转变的口吻地对我说，“我今年（2022年）开始摆烂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开场白。表姐作为家族中的长女，一直担待著长辈们的期许（压力）。她年轻时怀抱雄心壮志，拼命往外走，从小县城飞到外国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但生存不易，最后在长辈们的劝说下回国成家。她成为了一名老师。她对自己很有要求，在现在这份工作中安顿下来，想在教育职场上大展拳脚。备课、论文、申请职称和不上进的学生，几年前我们一般谈论这些。
这一次，她兴奋地说自己正尝试做网红博主，在小红书开设了帐号。她大概知道我在做记者，觉得我是“专业人士”，想和我探讨怎么拍出好看的短视频和做营销，也想和我学学怎么设计爆款标题。她在去年末买了一大堆运动器械，堆在家里，想拍健身视频。弹力带和哑铃刚运到家中没两天，她就阳了。年过四十表姐说她的转变来自于爆煲的焦虑，“就是想进步嘛。但我觉得是我能力不够，所以我放弃了，不要硬强求。”她快言快语，故作轻松地解释道，“我焦虑得要抑郁症了。”决定摆烂后，表姐天天晚上在手机APP上唱K。
回到家，冷清了不少。家里的人少了一半。奶奶爷爷从小带我长大，除了短暂的要在外租房读书的时间，大部分日子我们都在一起生活。疫情爆发后没多久，养老院成为爷爷奶奶的新家。
厨房是奶奶的领域，奶奶的家常饭填满了我18年的味蕾。以前的年夜饭，奶奶总会熬一锅奶白色的高汤当火锅汤，煎好一条肥美的黄花鱼，鱼头放进火锅，餐桌上摆满从大海里捞起的新鲜海鲜，再盛好一叠叠炸得金黄的芋头和五香条。我们总会在傍晚准时开饭，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饭毕，爷爷就窝到房间等待春晚开幕，父母一般会在客厅待到跨年钟声敲响，再回房休息。今年除夕，还没转阴的父亲把自己关在房间隔离，戴上N95口罩，拉开一条门缝和我聊天。电视机孤独地播放著春晚，不到十点，母亲就准备回房休息了。她说家里也很久没打开电视了。
我的房间也变了模样。自打我上大学，我的房间就变成储物空间，被母亲安排的满满当当。今年房间恢复了童年时期的空旷。我纳闷著，难道母亲突然走了断舍离路线，后来才发现，爷爷奶奶的房间彻底变成了储物房。
今年回家，首要任务就是做核酸，为了进入养老院探望爷爷奶奶。进入养老院有一系列标准流程，24小时的核酸还是必要证明，然后得给随身物品喷上消毒剂。养老院的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件适合180cm身高的大白和面罩。对“大白”久仰大名，这是我第一次摸到这件白色的防护服。它比想像中厚实和不透气，在湿冷的冬天穿上颇有保暖的效果。和我一同进入的姑姑三两下熟练地套上白衣，一边嘟囔著，如果夏天穿得多热。
老人们肉眼可见地更加衰老了，他们的身体被更多褶皱包笼。爷爷的身体一直有小毛病，三天两头得往医院跑，做做小手术，给心脏装上支架。他原本有著一个圆滚滚的肚子，现在肚子瘪了点儿，肤色更加黝黑，老人斑爬上半个脸庞。他很爱看报，以前每天得读上四五份报纸。现在眼睛白内障恶化了，举著手机和我说看不清屏幕，没法给老朋友们打电话，科技产品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摆设。他们那代人，经历过革命时期，老朋友接二连三地离开。逢年过节的，电话铃声是一种牵挂和陪伴。我想调大手机字号，发现已是最大。他腿脚气力软，要想从低矮的沙发站起身，得憋一口气缓缓撑起身子。之前一不留神，滑落跌坐在地面上，又得一番护养。他的床头旁伫立一瓶比肩高的氧气瓶，一瓶能用一个月。在许多老人离开的这个冬天，这可能是很奢侈的条件了。
不知道是因为我穿著大白，显得身形更膨胀了，还是奶奶的衰老，让她的身子缩得更小了。奶奶走过来想揽我，举起手，只能环抱到腰部。这个以前背著小孩子们上上落落的女人，现在就像一个孩子。她原本一头灰黑的卷曲短发，褪成好看的半头银白。奶奶是刀子嘴豆腐心，知道我深夜到家了，第一句说的是，“你还记得家啊。”她总是责难我，作为独生女，应该早点回到家乡照顾父母。这么多年过去，我总在逃避这个话题，也不知道要如何“轻松、得体”地给出一个肯定的承诺，打哈哈如今也不管用了。尽管如此，奶奶最关心的，还是我一人在外能否照顾好自己。对老人来说，吃好睡饱就已足够。每次打电话，检查完基本的生存指标三件套（有没有自己煮食、有没有早点睡觉、工作忙不忙），就匆匆挂线，不想耽误我的时间。
今年过年缺少了掌管厨房的奶奶，父亲还没转阴，母亲成为撑起家务大小事的人。这是我第一次看她主持家中一日三餐。随著年纪渐长，她不再是那个成日在外头风风火火的女强人。小时候我觉得她像一个宇宙警察，操持家族大小事务，张罗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孩子的未来。她是兄弟姐妹中学历最高的，从老家小县城走到更发达的一二线城市打拼，一辈子想的都是让家族过上更好的生活，努力维系和拓展自己的人脉关系。现在她老了许多，终于开始关注自己。不再张口闭口就说自己又胖了，不再老是问我自己的穿著是否时髦美丽。她开始跑健身房上私教课，说自己是姐妹中唯一还去做医美的人。
无可避免的，对中国家庭来说，催婚是团聚时刻的必要话题。时隔三年没见，各路长辈们仿佛积蓄了三年的能量，要在有限的相处时间中注入最大的期盼（压力）。在母亲的家族中，只剩下我和表妹还没有成家。刚到表妹家作客，屁股还没坐热，表妹的父亲便对我科普起来。他说，在我们生活的省份，是有一个传统的，姐姐没有出嫁，就轮到不到妹妹……话音未落，我就听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坐在我身边的表妹紧握我的手，说我就是她的Umbrella（保护伞）。
回乡的平和心态保质期和核酸相差无几。不到48小时，我已逐渐感到窒息。信奉中医的母亲最近沈迷艾灸疗法，在家中燃烧艾叶制成的艾绒，她说这样可以消毒。她在家中小小的空间摆上三个陶瓷罐，叮嘱我要紧紧压实松软的艾绒，才能烧得久。点上火，烟雾缭绕，我一度以为穿梭到了充斥著催泪烟的那年，下意识地开始憋气。
但那年已经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和延续著。不仅是那年 ，此后的三年，我也已经和家人经历了截然不同的时空。
我的老家可谓是幸存者，没有被过度防疫的封控政策摧残过，在武汉、上海、吉林、新疆等地水深火热的时候，这座城市仍然以安逸的节奏运转。放开后的高峰很快来临。来得快也去得快，如同过去许多痛苦悲伤的记忆。人们不轻易提起失去的痛苦。亲戚偶尔分享资讯，例如谁家的老人平日健朗，感染后很快去世，就是缺了氧气瓶。但话题无关医疗资源，无关放开准备不足，无关清零排和放开派之争，无关死亡。话题很快转向，幸好爷爷奶奶养老院配备了氧气瓶。
在我隔著电子屏幕刷新闻都感到痛苦的那些时间，我的家人们还在和我的童年、青春期、青少年的记忆相伴。这些年，我越来越少说心里话。面对奶奶的责难，我那无法受控的生理反应是流下眼泪。我逃避般的第一反应是沉默不语。我们之间的距离早已无法再用一道互联网的墙来丈量，我们各自的人生也难以找到最大公约数，我暂时（或者说可见的未来都）想不到一个解方能让彼此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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