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抗議被捕者：被警察扇耳光、扣留兩天，出來後我被同事孤立了

【編者按】羊艮11月27日晚在上海抗議現場被警方帶走。當時，她看到一位被警察拖著四肢抬起的女孩在喊「救命」，為救下女孩，不慎衝入警察的包圍圈。女孩是那晚她想救下的第6或第7人。

之後，羊艮和女孩被帶上小巴車，歷經被扇耳光、搶手機、威脅式審訊、睡眠剝奪、寫悔過書等，直至29日才離開，被收走的手機在12月2日才取回。事後，羊艮在醫院診斷出輕微腦震盪。2019年，反修例運動時她恰身處香港，也數次在街頭拉回被警方拖拽的示威者，眼睛因此被直射胡椒噴霧，導致結膜過敏。

二十出頭的羊艮喜歡詩歌、音樂、電影，在帶去上海街頭的字條上，曾寫下歌手李志和香港樂隊my little airport的歌詞，因「想成為金斯伯格一樣的人」，一直關注司法和法治議題。羊艮說，湖南長沙有一家書店叫「目田」，是取自「自由」二字，而羊艮這個化名，則取自「善良」。

據網路消息，至今仍有數量不詳的抗議者被羈押，包括廣州公益青年楊紫荊（點心）、4名在成都工作的藏人等。北京、上海、成都、廣州等發生大型示威的地區當局仍在不斷約談、回訪當日行動者。

以下是羊艮的自述，關於她被捕後的經歷，以及因此被改變的生活。

最近中國大陸的防疫封控放開了，看到Twitter上很多帖子說，政策放寬要感謝那些勇敢的年輕人們，對此我持謹慎的態度。並非大家不勇敢，而是在一個最需要醫學和科學的領域裏，在大流行疫病的政策制定上，收緊和放寬都是依靠人心向背、集體抗議才能得來，且轉變突兀，讓我覺得混亂和荒誕，政策如同兒戲，好像只是政府「壓不住」了。

與此同時，很多同伴還被羈押在警察局裏，被放出的人也不斷被回訪。29日離開被關押的派出所之後，我先後又被網絡公安、居住地轄區派出所約談和回訪，他們的問題都很類似，無非是去做什麼、留了多久、為什麼被拉等，我就一遍遍重複當時筆錄說的內容。

如同一位朋友說，還有公理沒有得以彰顯，還有自由被圍困於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柵欄之後。

如今回顧，整個過程最讓我應激的是小巴車上不斷的被毆打，會讓我記起2019年被香港警方暴力拖拽時的恐懼。但讓我感到喪氣和沉鬱的，是出來後現實生活秩序的坍塌。一直以來我都有失眠的問題，最近更常常夢到我被要好的朋友拋棄了。因為政治立場的不同，我在兼職的公司被孤立了，好像因此我不再立體，變得片面，變成了一個「壞人」。

救人

27日中午我到烏魯木齊中路時，帶了一束花、一本左翼詩人布萊希特的詩集、一些白紙和自己寫的牌子。我打算將花和詩集放在路牌下，詩集裏夾著一張手寫的書簽：「永記屋頂之上的天空——獻給所有勇敢捍衛自由與尊嚴的人們。」這句話不只是給火災裏的逝者，更獻給前一晚被抓走、失蹤的同伴。

我抱著花走在路上，一位警察衝過來說：「女士你花不要落地，你可以回去了。」我帶着耳機，看着他說完，睬也沒睬他就過馬路了。我心裏想，應該給他一個白眼。

27日到場的人明顯比26日晚更多，有觀望的，有看熱鬧的，訴求也更多元。期間我借了一位女生的充電寶，但再沒遇到她。充電寶現在還被我保留著，好像提醒著我們存在過。

下午我和周圍人一起救下兩個與警方發生言語交鋒的女生。白天救人不算難，那時警察不多，人群又緊密，他們試圖拖人，我們就往回拉。那個場景很像不久前中國駐英大使館門前，他們拉香港人的樣子，大使館的人是往裏拉，現場警察則是要把示威者拉出人群、抓上車。

傍晚5點左右，警力明顯變多並開始驅趕人群，警察的抓人行動也變得密集。

在我的觀察裏，警方似乎主要在抓拍照記錄和喊口號的人。稍早些時，優先抓的是男性，可能白天四五個警察拖拽、暴力毆打、帶走一名女性的場景很不好看，容易引發公憤。但隨着天越黑，晚上7、8點開始，警察的抓捕就越無差別、越暴力。

我一邊被警察驅趕着從五原路走到淮海中路、復興西路，一邊幫着把被警察抓住的人拉回人群，同時也留意讓自己不落單。有女生跟男朋友走散了，有女生獨自在現場，她們情緒很激動、失控。我拉回她們後就抱住她們說沒事的、別害怕。她們則告訴我，有同伴被抓走了。

同時，現場也出現了警方暴力拖拽示威者到車上毆打的情況。

我親眼看着兩個男生被抓走，沒能救下來。其中一個被抓時，4、5個警察將他按在地上，男生反抗，說「喘不過氣了」，他們仍用力壓制。我們當場質問：「憑什麼這樣抓人？」但當時的警察完全不管不顧、不講道理，可能覺得他們抓的人都是罪犯，要動用所有力氣毆打，動用最暴力的手段制裁。

人群之後退到了聶耳（《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人）銅像附近，銅像前有人放國際歌，有人擺蠟燭，有人放了代表多元和平等的彩虹旗。在聶耳生平介紹的石碑上，貼了一張手寫字條：「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後來，我在分配被捕者的中轉站，又遇到了貼字條的女孩。

那天聶耳銅像邊抓了很多人，我和他的同伴一起救下了一個跟警察起衝突的外國留學生。幸好他和同伴一起，否則他可能也會被帶走。

之後我又遇到了在放映活動中認識的朋友，當時她在跟警察理論，我怕她被帶走就衝過去想要拉開她，其他一些女生見狀也一起衝了過去。拉開後朋友並沒有認出我，因為她很激動，她的同伴在27日凌晨被帶走了，就是後來出現在很多聲援放人字牌中的「小禾」。我喊朋友的名字，她才晃過神來，我們哭著抱在一起。

那天我還見到了第二個認識的朋友，那是我們第一次線下見面，她只說了自己的衣帽特徵、拿著一束花，我們就遇到並相認了。我們合力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總領事館門口救下一個女生，但還是被警察帶走了另一個男生。

並不是所有的救援都會成功。

講好聽些是「救人」，但當晚現場其實沒那麼體面，是很狼狽倉促地衝上去、拉回來。我們當時都不知道大巴車上的人會被帶去哪，我腦中想到的是2019香港反修例運動中兩個失聯了的朋友，想到其他不直接認識的被帶走的朋友，還有大陸的烏衣（親身探訪、聲援徐州豐縣鐵鍊女的女性網友，後失聯），還有其他失去聯繫的夥伴們，我好怕我眼前的人消失、聯繫不上，無論他們的訴求是什麼，都不該遭到這樣的對待，我們都是手無寸鐵的民眾，警察沒有資格這樣做。

在那個場景下我看不到任何法治的存在，只覺得無力，像當年在香港街頭一樣無力。我能做的很少，也不夠勇敢，去抓住眼前要被帶走的人，就是我當時唯一能做的事了。

被捕

晚間，人群越來越稀疏，警察抓人也越容易。我聽到馬路對面有女聲喊「救命」，四個警察拽著女生的四肢，像過年抬待宰殺的豬羊一樣，硬生生往旁邊的小巴車上拖。

我衝過馬路時沒意識到，那裏除了被抓的女生和大量警察、便衣，幾乎沒有任何其他民眾。我出聲喝止警察時，他們也注意到了我，一人扯著我的頭髮，另一人抓著我的胳膊，將我拖向小巴車。

此前，警方在伊朗領事館門口已抓滿了兩大巴車的示威者，後來都換成了依維柯（Iveco）小巴。

我一邊掙扎，一邊看到之前被抓的女生癱坐在小車的台階上，似乎是被毆打得太嚴重，上不去。然而警察們只繼續推我上車，我不想踩到女生就拼命掙扎，但他們看不到也聽不到，好像只要把我們推上去任務就完成了，像機器一樣。他們甚至以為我要反抗，就一把按著我的脖子到車門邊上，打我的頭，踹後背，眼鏡鏡架也在那時斷了，鏡片碎了，眼鏡整個掉在了車下面，沒有帶上車。

後來我和坐在台階上的女生還是一起被帶上了車。進去後，我們就被扇耳光、搶手機，由於手機有密碼，他們就要求所有人解鎖再上交手機。我不肯給，就被扇得更厲害，人都被打蒙了，整個過程又混亂又暴力，我甚至沒辦法質問他們憑什麼這麼做，我得到的就是更暴力的毆打。

警察搶手機的同時又讓我們閉嘴，甚至不可以哭。之前台階上的女生因為害怕一直在哭，警察就一邊扇耳光、扯頭髮，一邊讓她不許哭。我說著「別打她」衝過去抱住女生，我想一是擋住她，警察就沒辦法繼續毆打，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安撫她。但我自己的情況也很混亂，講不出話，只能拍拍她的背說，「別害怕」。

看我衝過來，兩個警察也一下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將我和女生強制分開，又繼續打我，因為我的行為在他們看來是反抗，是沒有聽話，不聽話就要捱打。

我們車上有另一個男生，押上車時就被打得很嚴重。他人很高，頭磕到了車門，當場應該是輕到中度腦震盪。因為我後來去醫院檢查，發現我當時被打出了輕度腦震盪，而男生比我嚴重得多。他頭上鼓了一個肉眼可見的大包，一直在流血，不斷說頭很暈很痛，求警察送他去醫院。警察不僅不聽，甚至說著「你再多嘴」就啪一個耳光繼續扇上去。

從上車到後來的中轉站，大概1個多小時，男生始終沒有被送醫。開口為他說話的人，甚至遞紙巾的人，都被要求閉嘴甚至被毆打。後來我和男生分到不同的地方（審問），不知道他有沒有能就醫治療。

在小巴車上的那段時間，是我最害怕的時刻，最應激的狀態。一是我不停被打，另一個是不知道車會開到哪裏，車上有很多警察，他們完全可以開到荒郊野嶺做點什麼。那輛車上好像是完全的黑暗，無法求助任何人，命運好像完全被捏在警察手裡。

中轉站

後來警察們不再打了，只要求我們閉嘴。我留意到車子仍開在市中心，沒有上高架，也沒有開到很偏遠的地方去，就強迫自己平靜下來，畢竟還要面對之後的審訊。

我們先是被運送到一個像中轉站一樣較大的派出所，所有被捕者都在那裏被重新分配轄區。我們被要求上交手機，並將姓名、身份證號、手機電話、手機密碼寫在表格上，手機會被貼一個編號，並在每個人手背上寫下這個數字，這是後來第二週週五去取回手機時用的。

接著就是上交個人物品，隨身包裹會被仔細翻一次，翻過後有的人會歸還，自己帶去被分配的轄區派出所，有的人則會被直接扣留。大廳裏管得相對松，可以小聲交談，我在那裏，遇到了在銅像前貼「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字條的女生。

我和她聊起之後可能會被送到哪裏，以及原本的生活安排。上海近期有德萊葉（Carl Theodor Dreyer）的電影展，我好不容易才搶到票，被抓時還在想不知道還能不能去。那個女生則說知道電影展但沒搶票，因為不太喜歡德萊葉。於是我們就很神奇地，坐在派出所的大廳裏聊起了藝術和電影。

我和女生當時是岔開坐的，我旁邊坐了一個男生，她旁邊坐了另一個女生。男生先開口，說自己不久要參加國考（中國國家公務員考試），不知還能不能參加。接著另一個女生接話說，誒我也要參加。我們就一起笑了。

在那樣一個緊張高壓的環境下，我們其實並不知道之後命運如何，但還是聊起這些生活的瑣碎和溫情，那一刻，我想不只是對我，對所有參與聊天的人應該都是一種心靈上的撫慰。

在大廳裏大概坐了20分鐘，我們就陸陸續續按照編號被不同轄區的警察帶走了。

筆錄

被帶去各轄區派出所的路上，有的會給被捕者戴手銬，有的不會。下車後，我們被帶到審訊室，不同於一般的報案室，審訊室在派出所較深入的區域，相對密閉，進出都需要刷警員工作證和人臉識別。

我到的時候是28日凌晨。首先是身份信息的錄入，我不願說，表示沒有義務告知，他們就威脅說不說也能查出來，我便回那更沒必要說了。因為其他人都很配合，所以警察就指著我的鼻子吼「別人都做了你為什麼不做？」

在傳喚流程中要上交所有的隨身物品，此前上交的手機也完全脫離我們可及的範圍，這些都會被當作物證進行檢查。同時為了防止嫌疑人自殺，我們還要把鞋帶解下來，因為足夠長的話是可以上吊的。接著就是錄入姓名、身份證、人臉和聲紋。還要進行搜身，初步是拿類似安檢儀的在身上掃，第二步是去到一個房間，一絲不掛地站到儀器中拍照，儀器可以掃描身體裏是否藏了東西，還會要求雙手抱頭蹲在地上跳兩下，這樣是為了檢查肛門或陰道裏是否藏東西。

錄完信息後，我們被要求站在一邊等待做筆錄，我站的旁邊就是筆錄室。每個房間都有一個問詢的警察和一個被捕者，大概由於人手不夠，並沒有達到合法的至少兩名警員在場。不過好在所有審訊室的門都開著，我能看到其中一間攝像設備的燈沒亮，其他幾間我看不到。

從在小巴車上發現還在市區行駛開始，我就強迫自己冷靜下來思考怎麼面對警方問詢。在筆錄室旁，我聽到大多數人說是微博看到的消息，有的男生說是看完世界盃後去湊熱鬧。我想我不能說自己是在境外社交軟件上看到的，不能說自己放過花、舉過白紙，不能說喊過、聽過的口號，但可以說是去悼念的，滯留是因為當時警察封路了，不知道如何離開。

做筆錄時，我報完姓名就不再多說。審訊我的警察兇狠地罵我、恐嚇我，說事情可大可小，不配合可能就不只是尋釁滋事這麼簡單了。他們沒有真的動用暴力，但會把手伸出來，製造出下一秒就要打的感覺。

他們不斷問我，喊了什麼口號、沒聽到各種反動言論的口號嗎等，我都保持沉默。同時，他們拿筆錄給我看時，我發現我明明講的是沒有跟警察發生任何言語或肢體衝突，但筆錄上卻是發生了。我抗議說我是單方面被毆打，他們又改寫成了因為我要反抗，警察進行了合理壓制，我再次表示反對。我想告訴他們，我不是可以隨便欺負的。

做完第一次筆錄後，還有第二輪、第三輪。第一遍問詢比較粗糙，後面則會細緻很多。第二輪和第一輪之間隔了一個晚上，期間被捕者是在玻璃房中，不可以休息，睡著會被值班的警察喊醒。

不過，不同轄區審訊警察的態度和流程可能區別很大，比如網絡中有的網友提及沒有被暴力逼供。

玻璃房裏的同伴

派出所裏有兩個玻璃房，是傳喚期間的等待室，一個是男生的，一個是女生的，三面是牆，一面是全透明的玻璃，靠牆有一條長條木凳子，我們女生就坐在木凳子上，夜班看管人數少的時候，可以偷偷小聲交談。

通過這些交談和後來與其他被捕朋友的交流，我推測，那天被捕的人分為兩批，一批是傍晚6、7點左右抓的，第二批則是8點半至10點多。Twitter上提到的伊朗領事館抓的那輛大巴車上的人，都算第二批。警察在車上的暴力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激烈，第一批多數沒有被毆打，第二批有的沒有被打，有的則也是被四個警察抬走，並被踢踹。

大家被帶走的原因也不一樣。一個朋友所在的派出所中，有男生是因下午直接開車攔住了警車，衝過去時就做好了尋釁滋事7天起的準備。有人是因拿手機拍照被帶走的，也有人和我一樣，是因為看到其他女生被抓，出言質問警方而被帶走。

此外，有女性被捕者分享，她被轉運到中轉的派出所時，曾提出要去衛生間，期間她跟看管的女警單獨聊天，問對方是否其實也不願意做這些。女警察嘆氣說，我們辛苦，你們也不容易，等下配合點，基本做完筆錄就可以放出來了。現在看來這個女警的話可能很平常，但在當時被不斷暴力對待，男警察都認為我們是收了境外勢力的錢、被境外勢力洗腦的情況下，有一個女性表達了相對理性的判斷，還是會有安慰的感覺。

被放出來前，我們還需要寫悔過書，類似小時候寫的檢討，要寫我錯了，錯在哪裡，承諾以後再也不去了。每人都要寫，寫滿一張A4紙的正反面。悔過書是沒有任何法律規定的，但為了盡快出去，大家都寫了，但其實沒有什麼好寫的，我們就把字寫得很大。

我們多數人是29日凌晨放出來的，實際上都超過了24小時，晚了的原因是走之前警察說要確認監控裏我們每個人的行動軌跡，核對筆錄。但找了3小時，只能找到一個人當天被捕的監控，即使多數人把自己的行動軌跡說得很詳細，也仍然沒找到，後來查到被捕畫面就放人了。

被關的男生裏有不少大學生，他們當時懇請警察不要通知學校和實習單位，但警方拒絕了。事後我了解到，有學生此前封校期間因出去取快遞被記大過，因而擔心警方告知學校後自己畢不了業。

12月2日在我取手機那天，遇到另一個也去取手機的男生，和他站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年長的女性。我原本以為是他的家長，姐姐或媽媽，但聽到談話才知道那是他公司的人事部領導，男生正在試用期，那位領導是來詢問派出所是如何定性事件及男生行為的，好以此為依據對在試用期的他做出處理。

被孤立

不久前，我離開了上一份正職，但仍然有兼職。週一原是要上班的，但因為被抓，也無法請假，就類似於無故曠工。雖然警方沒有找我的兼職單位，但同事有人是知道烏魯木齊路衝突的，隱約猜出我被抓了。

如今我還在原來的地方上班，但卻完全處於孤立的狀態，他們不會主動找我交談，更不會理睬我提出幫忙的請求。我現實生活中的人，要麼政治冷感，要麼是在愛國環境下被薰陶了很多年。我之前覺得，政治立場不一樣的人太多了，同事們工作能力和性格都很好，因此沒往心裡去。但這件事情之後，他們看我的眼神開始變得很微妙。

我不是一個很完美的人，也不是外向、八面玲瓏的人，但我自認是懂最基本的人情世故的，也和同事的基礎關係算是融洽。但事發後，他們的眼神裏，好像我之前所有認真負責、兢兢業業的工作態度和工作能力都被抹殺和忘記了，似乎只有站在同一個政治立場上，我們才能談論工作態度、個人性格，政治好像成了某種原則性的問題。

公權力在傾軋我的時候，被迫讓我讓渡了自己的財產、時間、自由和一些其他的東西，但更令我抑鬱和痛苦的是，它的觸角還會撕裂我的現實生活。好在也有溫馨的時刻，例如一些朋友在我失聯期間一直在嘗試聯繫，讓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意我的安危。

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有一句話我很喜歡，並記了很久，一個脫口秀演員在表演中也化用過：「最要緊的是，我們首先應該善良，其次要誠實，再次是，以後永遠不要相互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