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行記：一個戰爭中的社會，如何當作戰爭沒有發生？

從歐盟北部邊境坐車抵達聖彼得堡，只用幾個小時。我本以為這一路會充斥着檢查。然而並沒有。在邊境，俄國邊防士兵打開巴士引擎蓋、行李艙，拿着電筒照照角落；另一邊，安檢儀和緝毒犬滿意地認可了所有人的行李，然後便一路放行。

還沒有入冬，彼得堡的太陽在六點才落下。朋友W在我抵達的下午帶着我去了市中心最繁華的涅瓦大街。我記得幾年前第一次來到俄羅斯時，這條街上充斥着玩噴火的街頭藝人、性用品商店、招嫖廣告、打扮成手機的發傳單男子、星巴克、麥當勞，以及各種中文廣告牌——「珠寶！」「琥珀！」「物美價廉！」。

如今，普京入侵烏克蘭的戰爭持續了八個月後，我再次來到涅瓦大街。街上仍然是玩噴火的街頭藝人、性用品商店、招嫖廣告和打扮成手機的發傳單男子。星巴克和麥當勞還開着，不過都賣給本地企業然後換了牌子。前者變成了「星星咖啡」（Starscoffee），後者變成了「好吃就行了」（Vkusno i Tochka）。唯獨不見的是招徠遊客的中文廣告牌。

在彼得堡的市中心，街上的人有說有笑，還能看到明顯是亞文化青年的男子從日漫店裏走出來，穿着一件印着奇怪漢字的大衣。尋找戰爭的痕跡，需要花一點時間。

「為什麼街上看不到象徵着支持戰爭的『Z』字？」我問朋友。

「地面上很難看到，地鐵裏有。」

在彼得堡的每個地鐵站站廳，都有同樣的「Z」字海報，Z是絲帶的形態，由一條黑、橙雙色的「聖喬治絲帶」彎折而成。這條絲帶的含義是紀念俄羅斯歷史上各種戰爭勝利。除了絲帶「Z」，海報上還有一行俄文：「我們不拋棄自己人」。這是戰前就有的民族主義口號，「自己人」指的是頓巴斯的俄羅斯族人。

順着百餘米長的自動扶梯向地下滑行，朋友又指給我看另一幅貼在廣告欄上的「Z」，它和入站口的海報是同樣的構圖，同樣的文字。在它的前後左右分別是瑜伽培訓廣告、房地產廣告、銀行貸款廣告和一串公益廣告。這隻「Z」低調地藏在這一排廣告燈箱中，彷彿在說：看什麼看，我也是一張公益廣告！

城市的物價也沒太大變化。制裁開始後，盧布震盪了一段時間，然後歸復穩定，兌港幣大概在12:1上下。在街頭小吃店，一份沙拉150盧布，土豆燉牛肉200盧布，烏茲別克抓飯也是200盧布。在麥當勞變成的「好吃就行了」，雞腿漢堡160盧布，一杯美式咖啡80盧布，搭配薯條和可樂的漢堡套餐根據品類不同，每份大概在250-400盧布之間。

這一程我先後去了彼得堡和莫斯科。首都莫斯科幾乎像是復刻了巴黎的氣氛。在以中產階級趣味著稱的普希金廣場，街頭的咖啡座們都開着門，三三兩兩的顧客在取暖燈下慢悠悠喝着咖啡。再遠一點，圍繞着著名景點「牧首池塘」，一個導覽員正帶着二十來個人講解本地歷史，一群年輕人在湖邊喂天鵝，幾個長者撐着登山杖在一旁砂石步道上健行……而在外面的街道上，一個又一個中亞人樣貌的送餐員和送貨員騎着單車駛過。

這一刻讓我腦中出現了一種奇怪的感受，彷彿這場戰爭是俄羅斯和歐洲之間的一場「代理人戰爭」，而不是眼前這個國家已經親自下場。

「逃兵」

我約了社會學家A在彼得堡市中心喝咖啡。他自己有一個電報（Telegram）頻道，會在其中分享對社會的觀察和對戰爭的討論。見面之前他剛剛發出一條推送，表示擔憂普京會再次進攻基輔。

我和A在咖啡館裏坐了差不多兩小時。我背對着牆看着咖啡館裏進出的每一個顧客：遠處的一排桌椅幾乎都是三四個女生圍坐着聚會，旁邊的兩三組桌椅則分別被幾個單獨打開筆記本電腦工作着的女士所佔據。靠窗的卡座是情侶最愛，兩小時內那裏輪換了兩對情侶。除此之外，中途只有三四個男士進店購買過外帶的咖啡。粗略算來，這段時間內光顧這家咖啡館的男女比例，大概是一比五或者一比六。

餐廳和咖啡館裏能看見的男士有點少。這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直觀感受。我沒有任何數據可以證明這種感受是否符合現實。但一個合理的推測是：中產階級的男性比別的階層的男性都更大比例地逃離了俄羅斯。和我聊天的每個人都告訴我，自己有朋友（主要是男性朋友）現在正身處某個前蘇聯國家——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或吉爾吉斯。相比已經漲價到上萬港幣一張的直飛土耳其的機票，前往中亞和高加索國家的便宜途徑更多。俄羅斯人在那些國家也有超過三個月的免簽待遇。很多人看中這些地方仍然能使用俄羅斯的銀行支付系統，使得他們就算身在俄羅斯之外也能遠程辦公，賺俄羅斯的錢，在外面花。

「我作為大學講師，也許可以申請豁免兵役」，A告訴我，「但我其實是害怕的。也許他們會把申請豁免的人優先拉上前線呢？我猜測動員令可能會逐漸擴大。所以我也打算離開。」他還告訴我一個有趣的細節：儘管現在疫情限制都已經解除，但他所在的大學和許多院校一樣，仍然繼續在線授課。而這其實是校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方便那些已經離開俄羅斯的教職工繼續拿工資，也便於維持大學的正常運作。

動員令攪動了整個俄羅斯社會。包括A在內，幾乎每一個和我聊天的成年男性都害怕收到那張紙。為了躲動員而離開俄羅斯的人，未必就是反對戰爭或反對普京的，但不想親自下場——甚至莫斯科的一些國營企業都有員工離職跑去哈薩克斯坦，導致某些重要崗位需要臨時招募合同工湊數；同樣地，哪怕A家中那些支持戰爭的長輩，也不願意看到年輕一輩被拉去前線。

很多人都說，動員令發布之後，街上看到的貼着「Z」字的車輛變少了。在一些電報群組裏，流傳着一些嘲諷圖片，貼出「動員前」和「動員後」的同一輛汽車塗裝的對比。貼圖的人發問：「出什麼事了呀？」

逃不走的、留下來的人，也有許多在計劃着如何面對徵兵。

「如果我收到了徵兵令，我就把徵兵令燒掉，或者撕碎衝進馬桶，讓他們來找我好了，大不了我躲進森林」，24歲，住在莫斯科的樂隊鼓手D告訴我。他正巧在戰爭前被駐唱的酒吧辭退了，現在他很滿意自己沒有固定工作：「如果有固定工作，他們就會通過就業登記找到你，讓你去戰場，所以我現在只做短期合同工，比如教人打鼓，或者去演出。」和他的朋友們不同，D沒有逃離俄羅斯：「就算怕，我還是留下。」

「大不了就去監獄坐牢唄，反正我肯定不上戰場殺人。」D是土生土長的自由派莫斯科人，全家除了自己都已移居海外。在他看來，住在莫斯科本身就是一種逃避動員的方式：「在莫斯科這樣的大城市，你可以隱身在人群中，俄語中有個詞叫做『pod nosom』，意思是躲在鼻子下面。我就這樣躲在他們的鼻子下面。」

許多來自小城市的俄國年輕人，也把大城市裏的零工生活當作躲避兵役的方式。在俄羅斯，一個人在徵兵系統裏的信息，往往登記在出生地。而在很多小城市，兵役信息甚至遠未完成電子化。這使得俄羅斯民間近來流傳着許多徵兵站被「莫名其妙」縱火燒燬的消息。而那些在大城市沒有就業登記的年輕人，幾乎可以確信自己不會被家鄉的徵兵站找到——儘管也有傳言稱，莫斯科的徵兵部門已經開始把信息錄入先前尋找罪犯的系統，甚至可以對適齡男性進行人臉識別。

「就算我被強徵了我也不怕，我已經想好了，我到時候就去徵兵辦公室拿刀切自己的手」，男青年V告訴我。「你問我怕不怕，我當然怕。其實每個人都怕，但是，俄國社會的習俗要求男性不要表露情緒，所以大多數人雖然怕，卻不會顯示出來。」V說他考慮去搞個戒毒所的證明——他聽流言說軍隊不招吸毒的人。

家鄉在西伯利亞一座小城市的V，如今和一群打零工的青年一起住在彼得堡市中心一座上世紀初建成的公寓裏。他們要麼送外賣，要麼在街上貼廣告。V做着餐廳廚師的工作，沒有簽正式合同，多做多得。一個月稅後能入賬6萬盧布，在彼得堡的同齡人中算是不錯的水平。

「你知道嗎？動員之後，找工作反而容易了！」V和他的朋友告訴我。「因為很多人都跑了，結果留下了許多崗位招不到人。」

「反抗」

在彼得堡，朋友W帶我穿過涅瓦大街和花園大街路口的地下通道。這條人頭攢動的過街通道連接着好幾條街道，裏面是一排小商店，地面上則是一條拱廊商業街和購物中心。街邊，停着一排警車。

「之前的幾次反戰遊行都在這裏」，W參加過年初的遊行，跟我比劃着當時示威者們躲避警察的路線：「這裏很方便逃跑，可以隨時跑進地下隧道去另外一條街，或者跑進商場裏當作在逛街的人，後來再有遊行，警察就索性把地下隧道封上了。」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彼得堡和莫斯科一樣出現了大規模的反戰抗議。許多市民走上街頭，舉着「不要戰爭」的牌子，喊着反戰口號。很多人遭到了逮捕。

「從二月再到之後，每一次遊行，人都在變少。」W告訴我，「到了反對動員的那次，聖彼得堡的遊行變成了貓捉老鼠的遊戲。先是有人在電報上發起遊行，大家到了現場，短暫地喊了一陣口號。舉了一陣標語。但隨即發現警察太多了。電報上這時說我們去下一個地方吧，於是人們就按照電報群裏的指令往下一個地方走。這時沒有人舉牌，也沒有人喊口號了，不斷地換地方，雖然形成了遊行隊伍，但是效果卻很隱蔽。也不知道是遊行群衆『遛』警察，還是警察在『遛』遊行群衆。」

「我不是很喜歡歐洲和美國人指責我們俄羅斯人不走上街頭抗議」，活動家E告訴我，她覺得自戰爭開始以來，俄羅斯本來就有限的公民社會的空間就進一步收窄了。之前很多能做的嘗試也都變成了不可能：「我們試了，然後越來越多人被逮捕。現在幾乎每次都是警察比遊行的人多。這不是個辦法。通過遊行去實現改變，可能只有在西歐行得通。」

E在二月的反戰遊行中被捕，在警察局和其他示威者們一起度過了一個通宵。不過，那時俄羅斯政府還未修改法律，包括她在內的被捕者只是得到了「行政處罰」。她至今也還在打着和警方的官司。「俄羅斯的警察系統可腐敗了。你能相信那天他們跟大家做完筆錄之後都簽錯了文件嗎？他們沒法拿着那份文件起訴我們。於是我們回到家之後都接到了警方的電話，讓我們回警察局去重新簽一份文件。」E說自己完全沒有把警方的電話當一回事，而那些擔心不配合會出事的人反而倒了黴。「回警察局簽文件的人一簽完就被逮捕了，而這下警方就有文件作為證據去提起訴訟，然後把他們關進監獄了。」

E並不擔心之後的官司。她很慶幸自己沒有因為害怕而主動配合警方，避開了更大的麻煩。她預測，最壞的情況是自己之後被控罪成立，但那也只需要支付一筆罰款——大約摺合港幣一千多元——就好，而不用面對牢獄之災。她對此的總結是，儘管俄羅斯對反對戰爭聲音的打壓在年內不斷加強，但是俄羅斯官僚和警察的腐敗與偷懶，使得這一系統永遠不可能覆蓋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同理，俄羅斯社會是不可能總動員的，因為整個行政系統已經不具備總動員的能力了。

在莫斯科，我聽到了一個類似語境下的逃兵役故事。

朋友的一家熟人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十月初的某天，他們發現門上被貼了一張徵兵信——要求男主人去徵兵站報到。他們選擇了無視。幾天後，門上出現了第二張徵兵信。這下緊張了。略加思索，他們發現自己不想移民，因為莫斯科的工作還要保住。於是他們決定：女主人帶着孩子住去親戚家，男主人繼續住在公寓裏，把窗簾都拉起來，夜裏關着燈，裝作沒人在家。幾天後，男主人在家聽見了敲門聲，來者試了幾次，發現沒人響應，就走了。男人打開門，看到門上貼着第三張徵兵信。

幾天之後，莫斯科市宣布第一輪徵兵結束。這家人暫時躲過一劫。

與暴力機器的相對無能對應的是，反對戰爭的俄羅斯人仍然在努力做些什麼。

在莫斯科時，我結識了一家參與援助烏克蘭難民的市民。烏東地區仍有許多難民進入俄羅斯。一些莫斯科市民在網上建立了連接，為有需求的難民提供短期住宿，然後送他們去往另一處邊境。

我跟着這家人的車，在一個傍晚來到莫斯科郊區的一處公交站。這裏已經聚集了十餘名同樣的志願者市民，絕大多數是女性——有年輕人，也有中年人。大家把預先購置的物資分裝在數十個購物袋中——有給成年人的飲水、麵包，也有給兒童的米粉、糖果，還有志願者從家裏帶來的自制零食。當載着難民的巴士到來後，大家迅速將物資送上車。他們告訴我，這些帶着大包小包借道俄羅斯前往下一目的地的烏克蘭人，往往會在途中等待很久，許多人會被盤問，甚至檢查有沒有支持烏克蘭政府的紋身。顯然這並非一趟輕鬆的旅程。但在這個傍晚，坐在巴士上的他們氣色還不錯，好幾家人抱着自己的寵物貓或寵物狗，顯出略有緊張又有些期待的神態。志願者們招手送巴士離開，登上漫長旅途，然後回到自己的汽車上。幾輛汽車依次發動，消失在了莫斯科的夜色裏。

他們沒有告訴我志願服務和組織的更多細節。但帶我來到這個志願活動現場的朋友想要傳達的想法很明確：在今天的俄羅斯，仍然有許多事情是可以做的。也有許多人仍然在堅持着做些事情。

儘管這些並不能阻止普京。

「沼澤」

「不要以為在動員之後你看到更多人反對戰爭了，就認為戰爭會結束」，A提醒我，「俄羅斯社會像一片沼澤，大多數人藏在沼澤的水下。動員令像是在抽乾沼澤裏的水，人們發現沒法再在裏面潛伏了，就必須爬出來，確定自己要站在哪一邊。反戰的人變多了，支持戰爭的人也同樣會變多。」

我問他，在社會上，該如何分辨一個人是否支持戰爭呢？

「不同的地方不同。比如在彼得堡或莫斯科，很多大學都是更偏向自由派的，那麼在校園裏你會更清楚同事們的態度。但在其他城市的一些學校，可能更多人是支持戰爭的，那麼反對戰爭的人就要更加謹慎說話。」

總體而言，如今的俄羅斯社會，人們在現實中很少公開討論對戰爭的態度。大家都會猜測：身邊這個人可能支持戰爭，那個人可能反對戰爭，猜測的理由，有時候僅僅是在休息時看到了對方在閱讀哪幾個電報群聊裏的信息。

我沒有機會在這次到訪小城市，但所有人都提醒我，俄羅斯有兩個世界。一個是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世界，這裏一切都像歐洲：有高端消費，有中產階級，有外籍勞工；還有一個則是大城市之外的世界，在那裏大多數人活得很辛苦，基礎設施破敗，那些地方的人更願意把戰爭當作一種盼頭，把「Z」字貼在自己的車上。

「我老家在鄂木斯克（Omsk），這已經是俄羅斯的第八大城市了。」在聖彼得堡的一間公寓裏，做着幫企業做逃稅的灰色生意的P跟我描述家鄉那種典型的俄羅斯中小城市氣氛，「一切都很窮。我父母不支持戰爭，他們在同事面前就要很辛苦地隱藏自己，因為大部分人都認為這場戰爭是好的。」

2018年的數據顯示，莫斯科州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是22060美元，而鄂木斯克州只有5540美元。像P這樣的頭腦靈活的年輕人多數都離開了家鄉，來到俄羅斯的歐洲部分打工。那些留下來的人，仍然過着一種沒有什麼盼望的生活。

「對很多生活在鄂木斯克這樣的地方的人來說，打仗和不打仗沒什麼區別」，P跟我描述了他對許多接受動員參加戰爭的人的理解。「你可以說他們傻。但他們平時的生活也就是沒錢、喝酒，然後很早就去世。那為什麼不去參軍冒一次險呢？反正都是死，萬一參軍戰死了還能有撫卹金呢！」

小城市移民到莫斯科的年輕人則陷入另一個循環中。有些人努力向社會上流鑽營，有些人則主動選擇放棄了在這個社會中尋找任何希望。待在彼得堡公寓中的廚師V和鄂木斯克人P就是這樣的代表。我拜訪他們時，他們租住在散發着黴味和菸草味的老公寓裏，過着拿到錢就立刻花掉的生活。客廳裏的洗衣機是壞的，可以洗衣服但無法甩幹。他們並不找房東來修，而是索性就用手擰乾。他們的大門鑰匙不夠用了，但也不想花錢去配新的，於是他們就乾脆經常不鎖門。他們選擇的這種生活甚至還遠不算俄羅斯青年人中最差的——2021年的數據顯示，每十個24歲以下的俄羅斯青年中，就有一個既不工作，也不上學。

在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政治研究中，有一個概念叫做「去政治化」。這一理論的核心解釋是，在後蘇聯時代，尤其是普京時代的俄羅斯，只有極少數人才能夠從事政治，而這些人和廣大的民衆形成了一種無言的默契，或者說，沉默的契約。其內容是：民衆不要管政治，政治是少數人的事情；反過來，搞政治的少數人也不會去影響和過多插手普通民衆的生活，他們想怎麼過就怎麼過。這多少解釋了為什麼普京要把戰爭稱為「特別軍事行動」，又解釋了為何戰爭海報和公益廣告擺在一起——一切都試圖顯得這場戰爭只是極少數專業軍人在做的事情，和普通民衆，尤其是大城市的中產階級絕無關係，民衆們可以繼續過着平靜的生活。

但這也許只能解釋並不喜歡普京的中產階級的想法。小城市居民的「去政治化」也許是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服從安排；而城市中下層青年的「去政治化」，大概是徹底不合作也徹底不在乎——反正無論國家是否處於戰爭狀態，他們的未來都是一股溼漉漉的黴味。

整體而言，「去政治化」的平靜在動員令之後被打破了。但在社會學家A看來，普京仍有辦法維持這種平靜：「你看到最新的軍管令了嗎？他們現在搞了一個風險系統，可以把不同地區定義為高風險、中風險、低風險。凡是定義為高風險地區，那裏就可以強行徵用民間人力和物資，可以限制人員流動。現在先是烏克蘭東部的四個新吞併的州被設置為了高風險，之後也許就會擴大到邊境上的庫爾斯克、別爾哥羅德，如此下去，最後才是莫斯科和彼得堡。」

也就是說，在這套系統下，普京可以一個個先去總動員那些不會反抗動員令的省份，與此同時，莫斯科和彼得堡看似正常不變的「去政治化」生活，仍然能持續相當一段時間。

讓生活繼續平靜下去，當作戰爭沒有發生，要付出什麼代價？許多人認為未來的變局會來自於俄羅斯被迫開展總動員，這意味着打破「沉默契約」，人們不再有別的選擇，只能站在反對普京的一邊。但也許，為了避免這一場面，為了避免想象中的總動員和戰時狀態，普京還有許多選項——甚至，這其中包括了孤注一擲地在戰場上搬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選項。

「良心」

「如果徵兵徵到我，我當然會拿上卡拉什尼科夫步槍上戰場」，剛剛在彼得堡買了第二套房的科學家L博士對我說，「我是博士！如果都徵到我頭上了，那肯定意味着國家在危機中了，我不能看着俄羅斯繼續解體下去。」

L不是那種一心擁護普京的俄羅斯保守派，後者的政治取態不難理解。相比之下，L的想法在頭腦裏兜了很多個圈子。他是這一路上聊天的俄羅斯人中英語說得最好的。在俄羅斯，英語並非中學必修課程，人們可以在德語、法語、英語等數門外語中擇一修讀。因而很多年輕人都不會說英語。L不僅說一口標準的美式英語，還能講流利的西班牙語，我暗暗懷疑他的德語和法語應該也不差。

甚至，他還是個烏克蘭裔——他有着一個以「年科」結尾的烏克蘭父姓。據他所說，他祖父母一代是蘇聯軍人，從烏克蘭調動到了西伯利亞。外祖母在世的時候甚至一直堅持在家裏說烏克蘭語。而他自己已經不太懂了。

但L是支持戰爭的，儘管他以一種非常謹慎的方式來表達。

「戰爭開始的時候，我極度震驚。那時候我有些外國朋友來問我情況，我還跟他們說，戰爭是不可能的，結果入侵發生了。看到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之間相互殺戮，我當時非常難過。」他完全沒有迴避英文的「入侵」（invasion）一詞。

但話鋒一轉，他說自己經歷了一場思想轉變：「後來，我開始讀，也在YouTube看了很多的頓巴斯的歷史。我想搞清楚這場戰爭為什麼會發生。我開始後悔自己之前沒有足夠關注頓巴斯人。他們打了好久的仗。而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嚮往蘇維埃時代的人。我們之前沒有足夠幫助他們。」L停頓了一下，開始抨擊普京的政策：「2014年的時候俄羅斯拿下了克里米亞，那時候如果拿下基輔就好了，就不會再在今天流那麼多血了。我估計當時普京又和西方達成了某種默契，就此收手，換取對方默認俄國擁有克里米亞。」

L對蘇聯時代懷着強烈的好感。在他心目中，頓巴斯人就是烏克蘭東部還倖存着的一群沒有國籍身份的「蘇維埃人」。他覺得作為俄羅斯左派的自己有必要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儘管他一點也不喜歡普京強行借用蘇聯歷史：「他們用蘇聯的勝利旗，就是在挪用符號罷了。俄羅斯的意識形態就是大雜燴，任何人都可以隨意選擇，所以你會看到幾輛俄羅斯坦克並行在戰場上，一輛插着俄羅斯三色旗，一輛插着俄羅斯帝國的雙頭鷹旗，另一輛插着蘇聯的紅旗。」

「那如果你上戰場的話，會和這些舉着不同旗幟的人一起擠一輛坦克嗎？」

「我會的。」L回答說。

在見到L之前，我聽好幾個朋友講過類似的故事：在俄羅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中，有一批人是認可戰爭的，儘管他們未必會公開表示出來。他們很多都不認同普京，甚至還是普京的反對者。他們也知道自己一旦被徵兵，腐敗的軍需系統將無法提供足夠的裝備和訓練，但是他們仍然選擇投入戰爭。這些人更加深惡痛絕的是社會的無動於衷和「去政治化」。

L就把戰爭當作一場「良知拷問」。在他看來，戰爭是俄羅斯這個充滿了腐敗和墮落的社會的唯一機會。他對上戰場殺人感到反感，但是他認為戰爭能夠更新人們的道德水平。這讓我想起了以一己之力挑戰蘇聯的著名異議作家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78年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演講——索氏在演講中大談西方缺失了「勇敢」的精神所帶來的墮落。而在他看來，俄羅斯的精神就在於「勇敢」。

作為一個對蘇聯時代持正面評價的人，L對極度反蘇聯的索爾仁尼琴頗為不屑。但隱約之中，他似乎也繼承了人們為了挑戰蘇維埃體制而萌生出的近乎偏執的道德感。

「戰爭能讓那些寡頭鉅富付出代價」，L對我說，「普京當然是個新自由主義政客。但是現在他別無選擇，只能走一條更回到蘇維埃時代的現實道路。比如要在製造業上更依靠自己。」

令他格外痛心的是，俄軍先前遭遇烏軍反擊時選擇放棄了哈爾科夫周邊，「把那些送到俄羅斯治病的哈爾科夫兒童的父母留給了烏軍。」而他又覺得，烏克蘭東部四州「併入」俄羅斯是件好事，「這樣他們至少不會再拋棄支持自己的人了。我們坐在那裏，任憑他們毀滅，這樣一來我們是有罪的。」

「你這話聽起來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索爾仁尼琴會說的。聽起來是很東正教的思維」，我提出問題。

「蘇聯的共產主義當然有宗教成分！工人階級在十月革命時相比農民只是很小一部分。」

L不是唯一一個談論宗教和良知的人。反普京的青年們也同樣談論信仰，只不過是在表達對反對派運動領袖人物納瓦利內（Alexei Navalny）的敬仰的時候。納瓦利內在2020年曾被下毒刺殺未遂。2021年他回國，隨後被拘捕並投入監獄。

「他被在內褲下毒刺殺之後本可以流亡德國，但他冒着死亡風險回到了俄羅斯，然後被普京關進了監獄，這是非常有勇氣的行為。」在見到L的幾天前，莫斯科的青年鼓手D對我說，「他一個人在監牢裏，只有一扇小窗，只有書，但他覺得可以接受這樣的生活，這是因為他是有信仰的人，他有很強的信念，這種信念可以讓人們做很厲害的事情。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索爾仁尼琴。」

「你怎麼看納瓦利內？」幾天後，我把這個問題拋給剛剛談論完罪惡和道德的L。

「呵，他根本算不上是一個政治人物。」

「俄羅斯」

在莫斯科，其實到處都看得到男性——中亞男性。

換句話說，戰爭狀態下社會卻仍然一切如常的幻覺，極度依賴一群在俄羅斯社會高度可見又高度隱身的人——中亞和高加索勞工：開出租車的是吉爾吉斯人，掃大街的是烏茲別克人，建築工是塔吉克人，市場賣花的是亞美尼亞人……據統計，光是在俄羅斯工作的烏茲別克人就有超過300萬，佔到烏國勞動人口的15%。而其中絕大多數都住在幾個大城市裏。

相比人數上的龐大，中亞人在俄羅斯社會中的地位和討論度，遠遠低於在西方的移民工人。

「在彼得堡讀書的時候，我曾看見兩個俄羅斯人往一個路過的烏茲別克人的衣領背後吐痰，烏茲別克人身材不高，估計是害怕。於是他裝作什麼都不知道，帶着背上那口痰繼續往前走。」人高馬大的哈薩克人K告訴我，「好在我比那兩個俄羅斯人都高大……但你知道嗎，我的這張臉，每次在彼得堡進地鐵的時候都被他媽的拉到一邊全身搜個遍！」

在K看來，俄羅斯社會的種族主義根深蒂固，而大部分俄羅斯人——包括很多自由主義者，對此都毫無覺察。畢竟，就連動員時刻，最大比例被拉去當兵的也是俄羅斯的少數民族——圖瓦人、布里亞特人、雅庫特人、達吉斯坦人……

在數十萬俄羅斯青年逃去了他們在帝國時代的前殖民地，並被這些國家所收留後，一些新的想法開始在俄羅斯青年中間出現了。

「你看到哈薩克斯坦總統的表態了嗎？我聽很多人說，哈薩克斯坦現在很好，他們的總統有想法，他們的社會也更自由。他們也很歡迎我們逃過去。」彼得堡蝸居的鄂木斯克青年P跟我描述着他從互聯網新聞和各種逃出去的視頻博主那裏看到的哈薩克斯坦，彷彿那裏現在是一座自由的燈塔。

但P的想法仍然是少數，多數俄羅斯人，甚至不論政治立場，都將這些前帝俄時代的殖民地和蘇聯時代的加盟共和國視為某種原始而落後的亞洲遠方。

「中亞人？哦。歐洲不也有類似的問題嗎，移民問題」，L博士輕鬆地說，「中亞人和我們也差不多的，他們都說俄語。這些國家就是當時的分離主義者……我有時候覺得挺後悔我們當時沒有把新疆留下來的，而是給了你們中國。當然，這也許也不是壞事，不然今天就又多了一個分離主義的前蘇聯共和國。」

L還極為擔心俄羅斯會在戰後繼續解體。我想，他某種程度上是對的。但他該擔心的，並不是西方有着怎樣解體俄羅斯的陰謀。他反而應該擔心的是，俄羅斯之所以能夠存在，已經和烏茲別克勞工、布里亞特軍人與吉爾吉斯司機密不可分了。中亞人作為廉價勞動力在俄羅斯滿足着中產階級的西方大國幻覺，構成了城市勞工階級的主力。而L博士對他們的存在居然是這樣輕描淡寫。

也許我錯了，但我越來越多地產生一種感覺：俄羅斯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怎樣依賴非俄羅斯人的國家中。他們還在想象着俄羅斯的問題是俄羅斯人自己的問題。比如是社會墮落與「勇氣」的問題。就像L博士，他覺得世界走偏了。他向我抱怨美國的女權主義和身份政治，抱怨英國人越來越沒禮貌，變得越來越不像「歐洲人」。而他開出的，是恢復道德勇氣的藥方。

但勇氣是誰來定義的呢？我相信，在俄羅斯社會中，真的討論勇氣的人仍然不佔多數。而討論着的——無論自由派還是帶着某種使命感的挺戰派，都繼承了個人英雄式的美學。

甚至，在描述和勇氣相反的恐懼時，許多人給出的答案也是俄羅斯傳統式的——「如果總動員，我就躲進西伯利亞的森林裏去。」

這是自我孤立，並在自身和心靈中尋找答案嗎？心中的俄羅斯是封閉的，但現實中的俄羅斯呢？

在動員令頒布後，全俄羅斯反抗最激烈的地方，是北高加索的達吉斯坦共和國。九月末的幾天，達吉斯坦爆發了反對動員令的大規模示威，超過上百人被逮捕。其中有許多是女性，她們站上街頭抗議動員令，要求保護自己的孩子和家人。

「達吉斯坦人幹得好！」達吉斯坦爆發抗議的當天，曾在俄羅斯長期生活的哈薩克斯坦人K向我發來信息，「甚至俄羅斯自由派都不知道該如何思考這件事。他們顯然更希望這種抗議爆發在俄羅斯的歐洲部分。」

而在莫斯科，我不止一次聽到自稱自由派或左派的人說——「我覺得我們什麼都做不了」、「我們要等待一個時刻」、「工人階級在沉睡」。

（感謝龔珏、蘇霏和小娬對本文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