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行记：一个战争中的社会，如何当作战争没有发生？

从欧盟北部边境坐车抵达圣彼得堡，只用几个小时。我本以为这一路会充斥着检查。然而并没有。在边境，俄国边防士兵打开巴士引擎盖、行李舱，拿着电筒照照角落；另一边，安检仪和缉毒犬满意地认可了所有人的行李，然后便一路放行。

还没有入冬，彼得堡的太阳在六点才落下。朋友W在我抵达的下午带着我去了市中心最繁华的涅瓦大街。我记得几年前第一次来到俄罗斯时，这条街上充斥着玩喷火的街头艺人、性用品商店、招嫖广告、打扮成手机的发传单男子、星巴克、麦当劳，以及各种中文广告牌——“珠宝！”“琥珀！”“物美价廉！”。

如今，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持续了八个月后，我再次来到涅瓦大街。街上仍然是玩喷火的街头艺人、性用品商店、招嫖广告和打扮成手机的发传单男子。星巴克和麦当劳还开着，不过都卖给本地企业然后换了牌子。前者变成了“星星咖啡”（Starscoffee），后者变成了“好吃就行了”（Vkusno i Tochka）。唯独不见的是招徕游客的中文广告牌。

在彼得堡的市中心，街上的人有说有笑，还能看到明显是亚文化青年的男子从日漫店里走出来，穿着一件印着奇怪汉字的大衣。寻找战争的痕迹，需要花一点时间。

“为什么街上看不到象征着支持战争的‘Z’字？”我问朋友。

“地面上很难看到，地铁里有。”

在彼得堡的每个地铁站站厅，都有同样的“Z”字海报，Z是丝带的形态，由一条黑、橙双色的“圣乔治丝带”弯折而成。这条丝带的含义是纪念俄罗斯历史上各种战争胜利。除了丝带“Z”，海报上还有一行俄文：“我们不抛弃自己人”。这是战前就有的民族主义口号，“自己人”指的是顿巴斯的俄罗斯族人。

顺着百余米长的自动扶梯向地下滑行，朋友又指给我看另一幅贴在广告栏上的“Z”，它和入站口的海报是同样的构图，同样的文字。在它的前后左右分别是瑜伽培训广告、房地产广告、银行贷款广告和一串公益广告。这只“Z”低调地藏在这一排广告灯箱中，仿佛在说：看什么看，我也是一张公益广告！

城市的物价也没太大变化。制裁开始后，卢布震荡了一段时间，然后归复稳定，兑港币大概在12:1上下。在街头小吃店，一份沙拉150卢布，土豆炖牛肉200卢布，乌兹别克抓饭也是200卢布。在麦当劳变成的“好吃就行了”，鸡腿汉堡160卢布，一杯美式咖啡80卢布，搭配薯条和可乐的汉堡套餐根据品类不同，每份大概在250-400卢布之间。

这一程我先后去了彼得堡和莫斯科。首都莫斯科几乎像是复刻了巴黎的气氛。在以中产阶级趣味著称的普希金广场，街头的咖啡座们都开着门，三三两两的顾客在取暖灯下慢悠悠喝着咖啡。再远一点，围绕着著名景点“牧首池塘”，一个导览员正带着二十来个人讲解本地历史，一群年轻人在湖边喂天鹅，几个长者撑着登山杖在一旁砂石步道上健行……而在外面的街道上，一个又一个中亚人样貌的送餐员和送货员骑着单车驶过。

这一刻让我脑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感受，仿佛这场战争是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一场“代理人战争”，而不是眼前这个国家已经亲自下场。

“逃兵”

我约了社会学家A在彼得堡市中心喝咖啡。他自己有一个电报（Telegram）频道，会在其中分享对社会的观察和对战争的讨论。见面之前他刚刚发出一条推送，表示担忧普京会再次进攻基辅。

我和A在咖啡馆里坐了差不多两小时。我背对着墙看着咖啡馆里进出的每一个顾客：远处的一排桌椅几乎都是三四个女生围坐着聚会，旁边的两三组桌椅则分别被几个单独打开笔记本电脑工作着的女士所占据。靠窗的卡座是情侣最爱，两小时内那里轮换了两对情侣。除此之外，中途只有三四个男士进店购买过外带的咖啡。粗略算来，这段时间内光顾这家咖啡馆的男女比例，大概是一比五或者一比六。

餐厅和咖啡馆里能看见的男士有点少。这是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直观感受。我没有任何数据可以证明这种感受是否符合现实。但一个合理的推测是：中产阶级的男性比别的阶层的男性都更大比例地逃离了俄罗斯。和我聊天的每个人都告诉我，自己有朋友（主要是男性朋友）现在正身处某个前苏联国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或吉尔吉斯。相比已经涨价到上万港币一张的直飞土耳其的机票，前往中亚和高加索国家的便宜途径更多。俄罗斯人在那些国家也有超过三个月的免签待遇。很多人看中这些地方仍然能使用俄罗斯的银行支付系统，使得他们就算身在俄罗斯之外也能远程办公，赚俄罗斯的钱，在外面花。

“我作为大学讲师，也许可以申请豁免兵役”，A告诉我，“但我其实是害怕的。也许他们会把申请豁免的人优先拉上前线呢？我猜测动员令可能会逐渐扩大。所以我也打算离开。”他还告诉我一个有趣的细节：尽管现在疫情限制都已经解除，但他所在的大学和许多院校一样，仍然继续在线授课。而这其实是校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方便那些已经离开俄罗斯的教职工继续拿工资，也便于维持大学的正常运作。

动员令搅动了整个俄罗斯社会。包括A在内，几乎每一个和我聊天的成年男性都害怕收到那张纸。为了躲动员而离开俄罗斯的人，未必就是反对战争或反对普京的，但不想亲自下场——甚至莫斯科的一些国营企业都有员工离职跑去哈萨克斯坦，导致某些重要岗位需要临时招募合同工凑数；同样地，哪怕A家中那些支持战争的长辈，也不愿意看到年轻一辈被拉去前线。

很多人都说，动员令发布之后，街上看到的贴着“Z”字的车辆变少了。在一些电报群组里，流传着一些嘲讽图片，贴出“动员前”和“动员后”的同一辆汽车涂装的对比。贴图的人发问：“出什么事了呀？”

逃不走的、留下来的人，也有许多在计划着如何面对征兵。

“如果我收到了征兵令，我就把征兵令烧掉，或者撕碎冲进马桶，让他们来找我好了，大不了我躲进森林”，24岁，住在莫斯科的乐队鼓手D告诉我。他正巧在战争前被驻唱的酒吧辞退了，现在他很满意自己没有固定工作：“如果有固定工作，他们就会通过就业登记找到你，让你去战场，所以我现在只做短期合同工，比如教人打鼓，或者去演出。”和他的朋友们不同，D没有逃离俄罗斯：“就算怕，我还是留下。”

“大不了就去监狱坐牢呗，反正我肯定不上战场杀人。”D是土生土长的自由派莫斯科人，全家除了自己都已移居海外。在他看来，住在莫斯科本身就是一种逃避动员的方式：“在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你可以隐身在人群中，俄语中有个词叫做‘pod nosom’，意思是躲在鼻子下面。我就这样躲在他们的鼻子下面。”

许多来自小城市的俄国年轻人，也把大城市里的零工生活当作躲避兵役的方式。在俄罗斯，一个人在征兵系统里的信息，往往登记在出生地。而在很多小城市，兵役信息甚至远未完成电子化。这使得俄罗斯民间近来流传着许多征兵站被“莫名其妙”纵火烧毁的消息。而那些在大城市没有就业登记的年轻人，几乎可以确信自己不会被家乡的征兵站找到——尽管也有传言称，莫斯科的征兵部门已经开始把信息录入先前寻找罪犯的系统，甚至可以对适龄男性进行人脸识别。

“就算我被强征了我也不怕，我已经想好了，我到时候就去征兵办公室拿刀切自己的手”，男青年V告诉我。“你问我怕不怕，我当然怕。其实每个人都怕，但是，俄国社会的习俗要求男性不要表露情绪，所以大多数人虽然怕，却不会显示出来。”V说他考虑去搞个戒毒所的证明——他听流言说军队不招吸毒的人。

家乡在西伯利亚一座小城市的V，如今和一群打零工的青年一起住在彼得堡市中心一座上世纪初建成的公寓里。他们要么送外卖，要么在街上贴广告。V做着餐厅厨师的工作，没有签正式合同，多做多得。一个月税后能入账6万卢布，在彼得堡的同龄人中算是不错的水平。

“你知道吗？动员之后，找工作反而容易了！”V和他的朋友告诉我。“因为很多人都跑了，结果留下了许多岗位招不到人。”

“反抗”

在彼得堡，朋友W带我穿过涅瓦大街和花园大街路口的地下通道。这条人头攒动的过街通道连接着好几条街道，里面是一排小商店，地面上则是一条拱廊商业街和购物中心。街边，停着一排警车。

“之前的几次反战游行都在这里”，W参加过年初的游行，跟我比划着当时示威者们躲避警察的路线：“这里很方便逃跑，可以随时跑进地下隧道去另外一条街，或者跑进商场里当作在逛街的人，后来再有游行，警察就索性把地下隧道封上了。”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彼得堡和莫斯科一样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战抗议。许多市民走上街头，举着“不要战争”的牌子，喊着反战口号。很多人遭到了逮捕。

“从二月再到之后，每一次游行，人都在变少。”W告诉我，“到了反对动员的那次，圣彼得堡的游行变成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先是有人在电报上发起游行，大家到了现场，短暂地喊了一阵口号。举了一阵标语。但随即发现警察太多了。电报上这时说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吧，于是人们就按照电报群里的指令往下一个地方走。这时没有人举牌，也没有人喊口号了，不断地换地方，虽然形成了游行队伍，但是效果却很隐蔽。也不知道是游行群众‘遛’警察，还是警察在‘遛’游行群众。”

“我不是很喜欢欧洲和美国人指责我们俄罗斯人不走上街头抗议”，活动家E告诉我，她觉得自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本来就有限的公民社会的空间就进一步收窄了。之前很多能做的尝试也都变成了不可能：“我们试了，然后越来越多人被逮捕。现在几乎每次都是警察比游行的人多。这不是个办法。通过游行去实现改变，可能只有在西欧行得通。”

E在二月的反战游行中被捕，在警察局和其他示威者们一起度过了一个通宵。不过，那时俄罗斯政府还未修改法律，包括她在内的被捕者只是得到了“行政处罚”。她至今也还在打着和警方的官司。“俄罗斯的警察系统可腐败了。你能相信那天他们跟大家做完笔录之后都签错了文件吗？他们没法拿着那份文件起诉我们。于是我们回到家之后都接到了警方的电话，让我们回警察局去重新签一份文件。”E说自己完全没有把警方的电话当一回事，而那些担心不配合会出事的人反而倒了霉。“回警察局签文件的人一签完就被逮捕了，而这下警方就有文件作为证据去提起诉讼，然后把他们关进监狱了。”

E并不担心之后的官司。她很庆幸自己没有因为害怕而主动配合警方，避开了更大的麻烦。她预测，最坏的情况是自己之后被控罪成立，但那也只需要支付一笔罚款——大约折合港币一千多元——就好，而不用面对牢狱之灾。她对此的总结是，尽管俄罗斯对反对战争声音的打压在年内不断加强，但是俄罗斯官僚和警察的腐败与偷懒，使得这一系统永远不可能覆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同理，俄罗斯社会是不可能总动员的，因为整个行政系统已经不具备总动员的能力了。

在莫斯科，我听到了一个类似语境下的逃兵役故事。

朋友的一家熟人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十月初的某天，他们发现门上被贴了一张征兵信——要求男主人去征兵站报到。他们选择了无视。几天后，门上出现了第二张征兵信。这下紧张了。略加思索，他们发现自己不想移民，因为莫斯科的工作还要保住。于是他们决定：女主人带着孩子住去亲戚家，男主人继续住在公寓里，把窗帘都拉起来，夜里关着灯，装作没人在家。几天后，男主人在家听见了敲门声，来者试了几次，发现没人响应，就走了。男人打开门，看到门上贴着第三张征兵信。

几天之后，莫斯科市宣布第一轮征兵结束。这家人暂时躲过一劫。

与暴力机器的相对无能对应的是，反对战争的俄罗斯人仍然在努力做些什么。

在莫斯科时，我结识了一家参与援助乌克兰难民的市民。乌东地区仍有许多难民进入俄罗斯。一些莫斯科市民在网上建立了连接，为有需求的难民提供短期住宿，然后送他们去往另一处边境。

我跟着这家人的车，在一个傍晚来到莫斯科郊区的一处公交站。这里已经聚集了十余名同样的志愿者市民，绝大多数是女性——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大家把预先购置的物资分装在数十个购物袋中——有给成年人的饮水、面包，也有给儿童的米粉、糖果，还有志愿者从家里带来的自制零食。当载着难民的巴士到来后，大家迅速将物资送上车。他们告诉我，这些带着大包小包借道俄罗斯前往下一目的地的乌克兰人，往往会在途中等待很久，许多人会被盘问，甚至检查有没有支持乌克兰政府的纹身。显然这并非一趟轻松的旅程。但在这个傍晚，坐在巴士上的他们气色还不错，好几家人抱着自己的宠物猫或宠物狗，显出略有紧张又有些期待的神态。志愿者们招手送巴士离开，登上漫长旅途，然后回到自己的汽车上。几辆汽车依次发动，消失在了莫斯科的夜色里。

他们没有告诉我志愿服务和组织的更多细节。但带我来到这个志愿活动现场的朋友想要传达的想法很明确：在今天的俄罗斯，仍然有许多事情是可以做的。也有许多人仍然在坚持着做些事情。

尽管这些并不能阻止普京。

“沼泽”

“不要以为在动员之后你看到更多人反对战争了，就认为战争会结束”，A提醒我，“俄罗斯社会像一片沼泽，大多数人藏在沼泽的水下。动员令像是在抽干沼泽里的水，人们发现没法再在里面潜伏了，就必须爬出来，确定自己要站在哪一边。反战的人变多了，支持战争的人也同样会变多。”

我问他，在社会上，该如何分辨一个人是否支持战争呢？

“不同的地方不同。比如在彼得堡或莫斯科，很多大学都是更偏向自由派的，那么在校园里你会更清楚同事们的态度。但在其他城市的一些学校，可能更多人是支持战争的，那么反对战争的人就要更加谨慎说话。”

总体而言，如今的俄罗斯社会，人们在现实中很少公开讨论对战争的态度。大家都会猜测：身边这个人可能支持战争，那个人可能反对战争，猜测的理由，有时候仅仅是在休息时看到了对方在阅读哪几个电报群聊里的信息。

我没有机会在这次到访小城市，但所有人都提醒我，俄罗斯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世界，这里一切都像欧洲：有高端消费，有中产阶级，有外籍劳工；还有一个则是大城市之外的世界，在那里大多数人活得很辛苦，基础设施破败，那些地方的人更愿意把战争当作一种盼头，把“Z”字贴在自己的车上。

“我老家在鄂木斯克（Omsk），这已经是俄罗斯的第八大城市了。”在圣彼得堡的一间公寓里，做着帮企业做逃税的灰色生意的P跟我描述家乡那种典型的俄罗斯中小城市气氛，“一切都很穷。我父母不支持战争，他们在同事面前就要很辛苦地隐藏自己，因为大部分人都认为这场战争是好的。”

2018年的数据显示，莫斯科州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22060美元，而鄂木斯克州只有5540美元。像P这样的头脑灵活的年轻人多数都离开了家乡，来到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打工。那些留下来的人，仍然过着一种没有什么盼望的生活。

“对很多生活在鄂木斯克这样的地方的人来说，打仗和不打仗没什么区别”，P跟我描述了他对许多接受动员参加战争的人的理解。“你可以说他们傻。但他们平时的生活也就是没钱、喝酒，然后很早就去世。那为什么不去参军冒一次险呢？反正都是死，万一参军战死了还能有抚恤金呢！”

小城市移民到莫斯科的年轻人则陷入另一个循环中。有些人努力向社会上流钻营，有些人则主动选择放弃了在这个社会中寻找任何希望。待在彼得堡公寓中的厨师V和鄂木斯克人P就是这样的代表。我拜访他们时，他们租住在散发着霉味和烟草味的老公寓里，过着拿到钱就立刻花掉的生活。客厅里的洗衣机是坏的，可以洗衣服但无法甩干。他们并不找房东来修，而是索性就用手拧干。他们的大门钥匙不够用了，但也不想花钱去配新的，于是他们就干脆经常不锁门。他们选择的这种生活甚至还远不算俄罗斯青年人中最差的——2021年的数据显示，每十个24岁以下的俄罗斯青年中，就有一个既不工作，也不上学。

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政治研究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去政治化”。这一理论的核心解释是，在后苏联时代，尤其是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够从事政治，而这些人和广大的民众形成了一种无言的默契，或者说，沉默的契约。其内容是：民众不要管政治，政治是少数人的事情；反过来，搞政治的少数人也不会去影响和过多插手普通民众的生活，他们想怎么过就怎么过。这多少解释了为什么普京要把战争称为“特别军事行动”，又解释了为何战争海报和公益广告摆在一起——一切都试图显得这场战争只是极少数专业军人在做的事情，和普通民众，尤其是大城市的中产阶级绝无关系，民众们可以继续过着平静的生活。

但这也许只能解释并不喜欢普京的中产阶级的想法。小城市居民的“去政治化”也许是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服从安排；而城市中下层青年的“去政治化”，大概是彻底不合作也彻底不在乎——反正无论国家是否处于战争状态，他们的未来都是一股湿漉漉的霉味。

整体而言，“去政治化”的平静在动员令之后被打破了。但在社会学家A看来，普京仍有办法维持这种平静：“你看到最新的军管令了吗？他们现在搞了一个风险系统，可以把不同地区定义为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凡是定义为高风险地区，那里就可以强行征用民间人力和物资，可以限制人员流动。现在先是乌克兰东部的四个新吞并的州被设置为了高风险，之后也许就会扩大到边境上的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如此下去，最后才是莫斯科和彼得堡。”

也就是说，在这套系统下，普京可以一个个先去总动员那些不会反抗动员令的省份，与此同时，莫斯科和彼得堡看似正常不变的“去政治化”生活，仍然能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让生活继续平静下去，当作战争没有发生，要付出什么代价？许多人认为未来的变局会来自于俄罗斯被迫开展总动员，这意味着打破“沉默契约”，人们不再有别的选择，只能站在反对普京的一边。但也许，为了避免这一场面，为了避免想象中的总动员和战时状态，普京还有许多选项——甚至，这其中包括了孤注一掷地在战场上搬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选项。

“良心”

“如果征兵征到我，我当然会拿上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上战场”，刚刚在彼得堡买了第二套房的科学家L博士对我说，“我是博士！如果都征到我头上了，那肯定意味着国家在危机中了，我不能看着俄罗斯继续解体下去。”

L不是那种一心拥护普京的俄罗斯保守派，后者的政治取态不难理解。相比之下，L的想法在头脑里兜了很多个圈子。他是这一路上聊天的俄罗斯人中英语说得最好的。在俄罗斯，英语并非中学必修课程，人们可以在德语、法语、英语等数门外语中择一修读。因而很多年轻人都不会说英语。L不仅说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还能讲流利的西班牙语，我暗暗怀疑他的德语和法语应该也不差。

甚至，他还是个乌克兰裔——他有着一个以“年科”结尾的乌克兰父姓。据他所说，他祖父母一代是苏联军人，从乌克兰调动到了西伯利亚。外祖母在世的时候甚至一直坚持在家里说乌克兰语。而他自己已经不太懂了。

但L是支持战争的，尽管他以一种非常谨慎的方式来表达。

“战争开始的时候，我极度震惊。那时候我有些外国朋友来问我情况，我还跟他们说，战争是不可能的，结果入侵发生了。看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相互杀戮，我当时非常难过。”他完全没有回避英文的“入侵”（invasion）一词。

但话锋一转，他说自己经历了一场思想转变：“后来，我开始读，也在YouTube看了很多的顿巴斯的历史。我想搞清楚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发生。我开始后悔自己之前没有足够关注顿巴斯人。他们打了好久的仗。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向往苏维埃时代的人。我们之前没有足够帮助他们。”L停顿了一下，开始抨击普京的政策：“2014年的时候俄罗斯拿下了克里米亚，那时候如果拿下基辅就好了，就不会再在今天流那么多血了。我估计当时普京又和西方达成了某种默契，就此收手，换取对方默认俄国拥有克里米亚。”

L对苏联时代怀着强烈的好感。在他心目中，顿巴斯人就是乌克兰东部还幸存着的一群没有国籍身份的“苏维埃人”。他觉得作为俄罗斯左派的自己有必要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尽管他一点也不喜欢普京强行借用苏联历史：“他们用苏联的胜利旗，就是在挪用符号罢了。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就是大杂烩，任何人都可以随意选择，所以你会看到几辆俄罗斯坦克并行在战场上，一辆插着俄罗斯三色旗，一辆插着俄罗斯帝国的双头鹰旗，另一辆插着苏联的红旗。”

“那如果你上战场的话，会和这些举着不同旗帜的人一起挤一辆坦克吗？”

“我会的。”L回答说。

在见到L之前，我听好几个朋友讲过类似的故事：在俄罗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中，有一批人是认可战争的，尽管他们未必会公开表示出来。他们很多都不认同普京，甚至还是普京的反对者。他们也知道自己一旦被征兵，腐败的军需系统将无法提供足够的装备和训练，但是他们仍然选择投入战争。这些人更加深恶痛绝的是社会的无动于衷和“去政治化”。

L就把战争当作一场“良知拷问”。在他看来，战争是俄罗斯这个充满了腐败和堕落的社会的唯一机会。他对上战场杀人感到反感，但是他认为战争能够更新人们的道德水平。这让我想起了以一己之力挑战苏联的著名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7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索氏在演讲中大谈西方缺失了“勇敢”的精神所带来的堕落。而在他看来，俄罗斯的精神就在于“勇敢”。

作为一个对苏联时代持正面评价的人，L对极度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颇为不屑。但隐约之中，他似乎也继承了人们为了挑战苏维埃体制而萌生出的近乎偏执的道德感。

“战争能让那些寡头巨富付出代价”，L对我说，“普京当然是个新自由主义政客。但是现在他别无选择，只能走一条更回到苏维埃时代的现实道路。比如要在制造业上更依靠自己。”

令他格外痛心的是，俄军先前遭遇乌军反击时选择放弃了哈尔科夫周边，“把那些送到俄罗斯治病的哈尔科夫儿童的父母留给了乌军。”而他又觉得，乌克兰东部四州“并入”俄罗斯是件好事，“这样他们至少不会再抛弃支持自己的人了。我们坐在那里，任凭他们毁灭，这样一来我们是有罪的。”

“你这话听起来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索尔仁尼琴会说的。听起来是很东正教的思维”，我提出问题。

“苏联的共产主义当然有宗教成分！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时相比农民只是很小一部分。”

L不是唯一一个谈论宗教和良知的人。反普京的青年们也同样谈论信仰，只不过是在表达对反对派运动领袖人物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的敬仰的时候。纳瓦利内在2020年曾被下毒刺杀未遂。2021年他回国，随后被拘捕并投入监狱。

“他被在内裤下毒刺杀之后本可以流亡德国，但他冒着死亡风险回到了俄罗斯，然后被普京关进了监狱，这是非常有勇气的行为。”在见到L的几天前，莫斯科的青年鼓手D对我说，“他一个人在监牢里，只有一扇小窗，只有书，但他觉得可以接受这样的生活，这是因为他是有信仰的人，他有很强的信念，这种信念可以让人们做很厉害的事情。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索尔仁尼琴。”

“你怎么看纳瓦利内？”几天后，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刚刚谈论完罪恶和道德的L。

“呵，他根本算不上是一个政治人物。”

“俄罗斯”

在莫斯科，其实到处都看得到男性——中亚男性。

换句话说，战争状态下社会却仍然一切如常的幻觉，极度依赖一群在俄罗斯社会高度可见又高度隐身的人——中亚和高加索劳工：开出租车的是吉尔吉斯人，扫大街的是乌兹别克人，建筑工是塔吉克人，市场卖花的是亚美尼亚人……据统计，光是在俄罗斯工作的乌兹别克人就有超过300万，占到乌国劳动人口的15%。而其中绝大多数都住在几个大城市里。

相比人数上的庞大，中亚人在俄罗斯社会中的地位和讨论度，远远低于在西方的移民工人。

“在彼得堡读书的时候，我曾看见两个俄罗斯人往一个路过的乌兹别克人的衣领背后吐痰，乌兹别克人身材不高，估计是害怕。于是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带着背上那口痰继续往前走。”人高马大的哈萨克人K告诉我，“好在我比那两个俄罗斯人都高大……但你知道吗，我的这张脸，每次在彼得堡进地铁的时候都被他妈的拉到一边全身搜个遍！”

在K看来，俄罗斯社会的种族主义根深蒂固，而大部分俄罗斯人——包括很多自由主义者，对此都毫无觉察。毕竟，就连动员时刻，最大比例被拉去当兵的也是俄罗斯的少数民族——图瓦人、布里亚特人、雅库特人、达吉斯坦人……

在数十万俄罗斯青年逃去了他们在帝国时代的前殖民地，并被这些国家所收留后，一些新的想法开始在俄罗斯青年中间出现了。

“你看到哈萨克斯坦总统的表态了吗？我听很多人说，哈萨克斯坦现在很好，他们的总统有想法，他们的社会也更自由。他们也很欢迎我们逃过去。”彼得堡蜗居的鄂木斯克青年P跟我描述着他从互联网新闻和各种逃出去的视频博主那里看到的哈萨克斯坦，仿佛那里现在是一座自由的灯塔。

但P的想法仍然是少数，多数俄罗斯人，甚至不论政治立场，都将这些前帝俄时代的殖民地和苏联时代的加盟共和国视为某种原始而落后的亚洲远方。

“中亚人？哦。欧洲不也有类似的问题吗，移民问题”，L博士轻松地说，“中亚人和我们也差不多的，他们都说俄语。这些国家就是当时的分离主义者……我有时候觉得挺后悔我们当时没有把新疆留下来的，而是给了你们中国。当然，这也许也不是坏事，不然今天就又多了一个分离主义的前苏联共和国。”

L还极为担心俄罗斯会在战后继续解体。我想，他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他该担心的，并不是西方有着怎样解体俄罗斯的阴谋。他反而应该担心的是，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存在，已经和乌兹别克劳工、布里亚特军人与吉尔吉斯司机密不可分了。中亚人作为廉价劳动力在俄罗斯满足着中产阶级的西方大国幻觉，构成了城市劳工阶级的主力。而L博士对他们的存在居然是这样轻描淡写。

也许我错了，但我越来越多地产生一种感觉：俄罗斯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怎样依赖非俄罗斯人的国家中。他们还在想象着俄罗斯的问题是俄罗斯人自己的问题。比如是社会堕落与“勇气”的问题。就像L博士，他觉得世界走偏了。他向我抱怨美国的女权主义和身份政治，抱怨英国人越来越没礼貌，变得越来越不像“欧洲人”。而他开出的，是恢复道德勇气的药方。

但勇气是谁来定义的呢？我相信，在俄罗斯社会中，真的讨论勇气的人仍然不占多数。而讨论着的——无论自由派还是带着某种使命感的挺战派，都继承了个人英雄式的美学。

甚至，在描述和勇气相反的恐惧时，许多人给出的答案也是俄罗斯传统式的——“如果总动员，我就躲进西伯利亚的森林里去。”

这是自我孤立，并在自身和心灵中寻找答案吗？心中的俄罗斯是封闭的，但现实中的俄罗斯呢？

在动员令颁布后，全俄罗斯反抗最激烈的地方，是北高加索的达吉斯坦共和国。九月末的几天，达吉斯坦爆发了反对动员令的大规模示威，超过上百人被逮捕。其中有许多是女性，她们站上街头抗议动员令，要求保护自己的孩子和家人。

“达吉斯坦人干得好！”达吉斯坦爆发抗议的当天，曾在俄罗斯长期生活的哈萨克斯坦人K向我发来信息，“甚至俄罗斯自由派都不知道该如何思考这件事。他们显然更希望这种抗议爆发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

而在莫斯科，我不止一次听到自称自由派或左派的人说——“我觉得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要等待一个时刻”、“工人阶级在沉睡”。

（感谢龚珏、苏霏和小娬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