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十一月底,我在倫敦參加了一場由「阿富汗救援組織」(Afghanaid)舉辦的講座。講座在市中心南肯辛頓區的皇家地理學院舉行,會場旁邊除了大名鼎鼎的V&A藝術館和自然史博物館,就是一列的外國領事館與高價餐廳。講座參加者多是關心阿富汗的外交人員和國際援助官員。在衣香鬢影,香檳杯踫撞聲不絕,侍者捧著精緻點心托盤團團轉的會場,我似乎是寥寥幾個四十歲以下的參加者之一,也是唯一一張東亞面孔。
講座題為「毋忘阿富汗」(Don’t Forget Afghanistan)。當晚演講嘉賓包括《泰晤士報》的戰地記者勞埃德(Anthony Loyd)﹑阿富汗獨立人權委員會主席艾克芭(Shaharzad Akbar)﹑聯合國環境署阿富汗項目經理斯坎倫(Andrew Scanlon)等。大螢幕上播放著他們在阿富汗拍攝的照片,有些叫人嘆息,例如被塔利班槍擊的女法官的遺物;有些令會場發出克制的笑聲,例如有張拍到塔利班戰士坐在小鴨造型的黃色腳踏船上遊湖。
無論如何,所有講者最後的訊息都是一樣的:阿富汗需要幫助。大旱和戰亂使得阿富汗九成農夫都沒法收成,國內糧食短缺;美國政府和世銀凍結了阿富汗儲備,阿富汗公務員﹑醫護和教師自八月起就沒有發過工資。勞埃德說:「現在阿富汗許多家庭都依賴賣孩子才能不致餓死,而且賣的多是女孩。」嘉賓們一致認同:國際社會必須盡快重啟阿富汗的人道和發展援助。現場掌聲雷動。
自2001年,「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開展以來,阿富汗都是西方國家的援助「熱點」:單單美國就向阿富汗投入了接近1500億美元的非軍事援助,歐盟的同期數字是40億歐元,另還有數以十億來自其他國際組織。多年來,阿富汗都是全球獲得最多國際援助的國家之一,更長期位居美國投放最多援助資源的國家。近年美國準備撤軍,明顯減少對阿富汗援助,但2019年的援助金額仍然達到40多億美元。
但二十年後的結果,所有人有目共睹:阿富汗仍然是個「失敗國家」(failed state)和依賴援助的食租國(rentier state)。今年八月阿富汗變天,塔利班重返喀布爾,美軍部隊在約定撤軍期限三個月後狼狽撤離,阿富汗總統簡尼(Ashraf Ghani)倉皇逃往阿聯酋,二十年「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終告結束。塔利班捲土重來,國際社會大為震撼,但很多關注阿富汗的人對阿富汗政府極速倒台卻毫不意外。賓州大學的伊斯蘭及中東史學家奧洛米(Ali A. Olomi)寫道:「如果你看看1990年代,塔利班是如何得勢的,你就會發現他們今日其實在幹一模一樣的事情。」1989年蘇聯自阿富汗撤軍後,塔利班就是打著反貪污反腐敗的旗號,在農村和鄉郊地區吸引了許多阿富汗人。
反恐二十年,野心家和貪婪的精英富起來了,但期望民主,期望和平的阿富汗人民卻仍置於水深火熱中。端傳媒訪問了供職美國和平研究所(USIP)的經濟學家﹑多年來針砭國際援助貪污問題的獨立記者﹑熟悉阿富汗政治體制的政治學家﹑以及阿富汗反貪腐倡議者,嘗試探究一個被受訪者稱為「百萬元的問題」(a million dollar question;指重要但極其難答的問題):為甚麼長期接收國際社會的鉅額援助的阿富汗,完全沒有建立民主﹑和平,以及可持續的經濟體系,成為能夠獨立運作的國家?
雖然出發點各異,但受訪者們大都給出了違反直覺的答案:援助沒有帶來和平穩定;過去二十年,國際社會的鉅額援助甚至加速了阿富汗崩盤的過程。
當「人道」與「反恐」竟是同義詞
波爾曼(Linda Polman)是來自荷蘭的著名獨立戰地記者,曾出版《戰爭遊戲》(War Games: The Story Of Aid And War In Modern Times)等暢銷書。波爾曼長年研究國際援助,足跡遍及許多衝突頻仍的「援助熱點」,包括塞拉利昂﹑索馬里﹑海地﹑盧旺達﹑剛果,以及阿富汗。
2009年,波爾曼重返阿富汗,後將採訪經歷寫成了題為「Afghaniscam」(「阿富汗騙局」)的章節,收錄在2013年出版的《The Crisis Caravan》裡。「Afghaniscam」的內容怵目驚心。波爾曼形容,在國際組織﹑外交人員和政治精英雲集的喀布爾,多的是因為反恐戰爭發了大財的保安公司:西方官員來到喀布爾之後,必須用防彈裝甲車一路載到有鐵門和沙包重重包圍的安全地方;他們出行的時候,這些保安公司還會直接無預警清場,附近街道的路邊攤販﹑乞丐﹑行人和商戶都要急忙收拾讓路。喀布爾到處都是為西方大人物們豎起的鐵馬與高牆。反恐戰爭開始後,在喀布爾多了為駐喀布爾的士兵﹑外交官﹑非政府組織的人員而設的各國美食餐廳;但同時,只有2%不夠的阿富汗家庭有正常電力供應。
更嚴重的是一層疊一層的貪污。因為許多非政府組織依賴分包商(subcontrators)來替他們在各地完成援助項目,又因為許多援助機構的人員因為安全問題不會離開喀布爾,這些幾乎沒有監管的分包商就有了許多從中謀利的機會,援助欺詐(aid fraud)和援助貪污(aid corruption)問題不絕於耳。波爾曼說:「無疑,援助貪污問題到處都有,但在阿富汗,這些問題非常極端。」
波爾曼在書中提及了其中一筆:美國國際開發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為一項興建由喀布爾一路延伸到坎大哈的大橋,撥出了1500萬美元的援助金。竣工之後,這條大橋將代替原本連接兩個城市的顛簸不平的泥路。但最後建成的大橋根本沒比泥路好多少,甚至如果沒有每年做安全維護的話,五年內就不能使用。用1500萬美元建成的橋,質量為甚麼如此差劣?研究貪污和詐欺問題的獨立機構CorpWatch發現,這筆錢起初由美國國際開發署,經聯合國轉帳給一間美國公司,而該美國公司又另聘了一間土耳其的道路工程公司來承包工程。這筆錢每一次轉手都被吸走了6至20巴仙,到最後就只能用最廉價的物料,起一條最廉價的橋。
這當然不是孤例。根據波爾曼,在阿富汗有些用援助款興建的女子學校,最後只有男生去上;或者已完工的幼兒園或托兒所根本沒人敢用,因為怕成為塔利班的報復目標。更甚者,有些工程雖然是撥款了,錢也發出去了,但根本從來沒有動工,連地基都找不著。
波爾曼說,援助通常依賴這種一層接一層的分包關係,所以許多救援機構對援助用途監管不力,直接造就了大量貪污舞弊的機會,白白浪費的援助款特別多。分包是因為在阿富汗做援助工作太危險,故許多非政府組織和援助機構的人員根本不敢走出喀布爾,甚至不敢走出他們守衛森嚴的鐵門外,必須依賴分包商來承包農村及偏遠地區的工程。
「911之後,美國政府說塔利班是恐怖分子,是全世界的敵人,必須除之;然後又說,援助機構是美國的反恐伙伴(allies)。所以從一開始,援助機構就沒法在阿富汗獨立運作。他們的工作特別危險,也有一大部份是因為這樣:在阿富汗,援助人員跟戰鬥人員(combatants)分不開來,無法維持他們中立和獨立的形象。」波爾曼對我說。
波爾曼的觀點並不偏鋒。2004年,無國界醫生五名救援人員在巴德傑斯(Badghis)省一次由塔利班策動,針對國際援助機構的襲擊中身亡。無國界醫生及後發表了措詞嚴厲的新聞稿,譴責由美國領導的盟軍(coalition forces)將援助視為反恐工具,例如在隨街派發的宣傳單張上寫道,如果阿富汗民眾想繼續收到國際援助,就必須向美軍提供關於塔利班和基地組織的資訊。無國界醫生的研究室主任魏斯曼(Fabrice Weissman)說,「講到底,能保護救援人員的就只有他們清晰的形象。但盟軍和大部份救援人員都嚴重濫用了這個形象,從而使救援組織和政治軍事機構之間有了致命的混淆。」魏斯曼也嚴詞批評「用反恐資料換援助」的策略:「拿人道工作去『贏取人心』,跟拿紅十字會的車去運武器沒分別,都是濫用了『人道』(humanitarian)這個字。」
波爾曼說,對阿富汗援助的失敗要追溯到援助的目的。「從一開始,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都是因為軍事原因才在阿富汗投放援助的。因為這些錢全部有政治盤算和目的,就會衍生了一種賞罰制度:某些阿富汗人是我們的盟友,要給他們大量援助;某些阿富汗人不夠聽話,我們就讓他們餓肚子,把他們餓到聽話為止。」
「我可以舉個例子。現時歐盟援助機構發出去的援助,很大部份流向了『反移民戰爭』(War on Migration),即向輸出移民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扶助這些國家發展經濟,令他們打消一窩蜂移民歐洲的念頭。」控制移民已經成為了歐洲未來發展方向之一,明文寫在歐盟的《2030議程》裡面。
「但問題是,當歐盟的目的是要控制移民,就注定那些錢對扶貧沒有幫助。那些國家不會發展經濟,不會建立民主,只會建立更強大的軍政組織來阻截國民逃往歐洲。因為援助機構是要為援助國的議程(agenda)負責的。」
「阿富汗的情況也一樣。」波爾曼再次強調。「如果給阿富汗的援助是要令這個地方不再對西方國家構成威脅,而不是要幫助他們發展經濟,建立民主--那現在我們所見的,其實是必然的結果。」
援助就是阿富汗的石油
阿富汗真的從2001年,反恐戰爭開始的時候,就沒可能建立民主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找到了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的政治學學者珍妮佛.穆爾塔扎什維利(Dr. Jennifer Brick Murtazashvili)。珍妮佛於威斯康辛大學政治系取得博士學位,學術背景是蘇聯學家(Sovietologist),也是阿富汗政治體制和政治經濟學專家,多次出入阿富汗農村和鄉郊進行田野考察和訪問,寫了好幾本關於阿富汗政體的專著。
對於我的問題,珍妮佛肯定地說:「阿富汗從反恐戰爭開始就不可能建立民主,因為整個後塔利班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時代的阿富汗抄來的。這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與民主不相容的體制,也是一個跟阿富汗的政治現實相違背的體制。」
2001年10月,美軍拉開了反恐戰爭的序幕,開始轟炸阿富汗的戰略目標和塔利班軍事重地;到了該年年底,美國及各國政府代表,以及阿富汗二十五個部落首領及軍閥,以大支爾格會議(Loya Jirga;阿富汗傳統的部落首領大會)的形式,在德國波恩商討後塔利班時期的過渡計劃。《波恩協定》(Bonn Agreement)成立了以卡爾扎伊(Hamid Karzai)為主席的臨時政府。同時也通過以阿富汗1964年的憲法作為臨時憲法。
對珍妮佛來說,這是《波恩協定》的一大失敗,直接決定了民主不可能植根阿富汗。「當時國際社會和捐助者急切要在阿富汗做點建設,所以直接借用了舊制度。所以我們就在國家層面有了選舉機制,但除了總統和一個沒甚麼用的議會以外,所有層級的官員,由都是由總統任命的。但問題是,阿富汗本身是一個在民族﹑語言以及宗教上都高度異質的社會,而且早就已經習慣了地方按自己的習俗來自決和治理,這樣的高度集權根本不適用於阿富汗。」
在國家層面,阿富汗的民主體制在2021年前早已岌岌可危。自2001年起,阿富汗舉行了四次總統選舉,一次比一次腐敗;2014年的選舉造票買票醜聞不絕,舞弊情況多得根本分不出簡尼和對手阿朴杜拉(Abdullah Abdullah)到底誰勝出了選舉,政治危機一觸即發。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前往喀布爾斡旋,為解決眼下危機,協議創造一個「阿富汗團結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簡尼成為總統,而阿卜杜拉則成為政府的CEO(首席執行官),一個在憲法以外的,憑空創造出來的職位。至此問題已經很明顯:阿富汗政府必須要改革,因為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極低,而在派系和軍閥盛行,每個政治精英都擁有一隊武裝部隊的阿富汗,這絕對不利於長久和平。
克里在2014年斡旋的協議包括了政治改革:加強議會監察功能,從一個總統攬權獨大,行政主導的體制,過渡到一個由強勢議會主導的代議政制。但這些承諾了的改革,最終完全沒有實現。而民眾對政府的長期不信任,反映到了2019年九月的總統選舉中。造票和選舉舞弊問題仍不絕於耳,而成功連任的簡尼最終得票只及所有合資格選民數目的十分一:阿富汗有三千萬人口,一千萬合資格選民,而簡尼的得票是923,592。絕大部份阿富汗人連參與選舉的興趣都沒有。
當連美國政府都承認自己一直支持的政制行不通,同意阿富汗政府改革,那為甚麼改革沒法進行?「國際援助。有這麼多的錢可以貪,既得利益者會放棄利益,支持政治改革嗎?不可能。」珍妮佛續說,「這是典型的『食租效應』。」
「食租效應」(Rentier effect)通常用來形容產油國,指當政府收入大部份來自非勞動來源,例如出口石油或其他天然資源的時候,他們就不需要依賴國內稅收,所以也不需向自己的民眾負責,以致民主社會需要的參與和問責蕩然無存。無論民眾對政府如何不信任,國內經濟環境如何惡劣,這些不用依賴國內稅收的政府,都可以利用一口油井來賺錢。西亞國家如科威特﹑伊朗﹑利比亞,以及非洲國家如烏干達﹑南蘇丹和尼日尼亞等,都是經常被歸類為「食租國」的國家。
阿富汗源源不絕的國際援助就是阿富汗政府大部份收入的來源,而這種收入正正是完全不受民眾監察的--可以說,援助就是阿富汗的「石油」。「美國和其他國際捐助者喜歡總統獨大的中央集權制,因為統一指揮(unity in command)方便將援助送入阿富汗。喀布爾的精英很喜歡說『如果分權的話,這個國家就要分崩離析了』--如果是這樣,這個國家不是已經分崩離析四十年了嗎?」珍妮佛苦笑了一下。
「但去中心化也還不是重點。重點是,整個制度都在排除政黨的參與。在阿富汗王國時期(註:1926-1973)還有設總理的職位,但2004年的憲法在1964年憲法的框架上,將國王和總理的權力合二為一,製造了一個高度中心化(hyper-centralized)的總統位置。議會權力被削弱;在2005年的選舉,甚至所有跟政黨有關係的候選人都不能參選。但我們都知道政黨對民主社會有多重要。」
為甚麼喀布爾的精英和國際捐助者不喜歡議會政治和政黨?「因為讓政黨參與民主,就代表要和阿富汗的軍閥分權。而這是美國和喀布爾的精英們最厭惡的。但我經常出入阿富汗的農村,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阿富汗的軍閥在農村擔當了實在的政府角色,為當地民眾提供了許多公共服務。」珍妮佛續說,「這是後來高度集權的,對金錢運用近乎專制的政府做不到的。」
阿富汗前總統卡爾扎伊看到這一點,所以將這些在地方握有實權的軍閥納入政府架構,委任他們當省長(governors)。但這些軍閥到了簡尼時代都被排除在外。「卡爾扎伊沒錯是個貪污的總統,但第一,是國際社會一直將錢注入這個腐敗的制度裡,直接把他養胖的。第二,他委任軍閥擔當政府職務的決定,在我看來是實實在在的,國家建構(state-formation)的行動。但這些可以讓阿富汗穩定和平的機會最終都煙消雲散。」
珍妮佛說,「國際援助加快了阿富汗崩盤的過程,不止因為國際捐助者給阿富汗選了一個本來就不利民主的集權制,而且還不斷放錢進來,支持一個爛進骨子裡的,根本行不通(dysfunctional)的制度,讓所有改革承諾都成空頭支票。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政府愈集權就愈貪腐,愈貪腐就愈不肯放權。所以塔利班又可以用九十年代的口號了:『看他們多腐敗!美國支持的根本沒有好東西!』他們借此吸引了許多人加入。民眾對政府缺乏信任,也看不到參與民主體制的可能,這種結果不應讓人意外。」過去幾年,珍妮佛一直呼籲國際社會自阿富汗撤資(defund),容許全面的體制改革,但事與願違。
「當全世界都在指摘阿富汗人搞不定民主體制,援助了二十年仍然爬不起來的時候,阿富汗人其實正在眼巴巴地看著自己的憲法,疑惑著:憲法承諾過的民主選舉,我們為甚麼從來都沒見過呢?」
如果戰爭能賺錢,那為甚麼要和平?
同樣的一百萬問題,我也丟了給供職美國和平研究所的阿富汗高級專家伯德(Dr. William Byrd)--這次採訪中唯一的一位在體制內的專家。
在制訂外交政策方面,美國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USIP)是美國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智庫之一。USIP是列根時期成立,獲兩黨支持(bi-partisan)的聯邦機構,以研究外交斡旋和維持和平方案為主。研究所主要受美國國會資助,但也有來自美國國際開發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國務院及國防部的資金。伯德是哈佛出身的發展經濟學家,在加入USIP前曾任職世銀駐喀布爾的國家經理及經濟顧問。
伯德在華盛頓家中接受訪問。曾派駐中國,會說一點中文的他,在家居辦公室牆上掛上「福壽安康」四個大字。作為與國際援助體制切割不了的技術型專家,伯德對美國援助策略的批評非常克制。他認為援助幫助阿富汗改善了不少問題:「人均壽命提高,嬰兒夭折率降低,人均收入也提高了。還有在電訊科技和道路建設方面的進步。」
但同時,他很明白地承認:「國際援助沒有完成它最重要的任務,那就是建立穩定及長久的和平。這方面,援助是完全失敗的。」
「或者我們不應該覺得意外。因為那些援助絕大部份都花到許多短期的維護安全的計劃上去了。真正用來建立長久和平的援助,其實只佔總援助金額的百分之一左右。」
在阿富汗,每年國民收入總值的三成都花在阿富汗國家安全部隊(Afghan Security Forces)之上。是一般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數字的十倍。而且,這種「用援助買安全」援助的分布高度不平均:阿富汗五個最多衝突的省份就佔了總援助額的八成,而一些相對和平,沒有戰事的省份,例如巴米揚(Bamyan)和代孔迪(Dykundi),則幾乎完全沒有得益於援助,並成為阿富汗最清貧的省份之一。而且,投放於戰事頻仍地區的援助,當中有不少流向了當地的軍閥和塔利班。
我問伯德,為甚麼阿富汗脫離不了鉅額援助,無法獨立運作,他說:「援助愈多,對援助的依賴就愈多。尤其在阿富汗,大都是戰事去到哪裡,援助就去到哪裡。」
「其實歷史上阿富汗一直依賴外部資金。這種依賴從18或19世紀開始,錢要麼是通過掠奪或佔領次大陸的部分地區得來,要麼就來自當時附近國家的殖民主英國,作為阿富汗不去打擾他們的報酬。在冷戰期間,阿富汗甚至是世界上人均接受援助最多的國家。」
「當然阿富汗也有短暫的,不完全依賴援助的時期,但通常那些是阿富汗非常糟糕的時期,比如在20世紀90年代初,基本上大多數援助都停止了,阿富汗又有內戰,又有塔利班,情況非常惡劣。反正,無論是從其他地區掠奪的,還是從援助得來的,重點是阿富汗自給自足的時期一直非常少。」
「但在最近的20年裏,這種對援助的依賴達到一個新的高峰,比冷戰時期還要嚴重。」
在泥濘中掙扎的阿富汗人
我問波爾曼,為甚麼愈多戰亂的省份,援助就愈多?她聳聳肩:「援助不是用來扶貧,是用來贏取人心(win hearts and minds)的。在和平地區的阿富汗人,你可以說我們(援助國)已經贏了他們的人心;那我們現在要『贏』的,就是在我們和塔利班當中,還沒有選邊站的人。」
「如果他們不會成為塔利班,不會對我們進行恐怖襲擊了,他們的生活和福祉,就不是國際援助關心的範圍。」
但最後,援助也沒有真的贏了人心--如果有的話,塔利班大概不會如此輕易地捲土重來,阿富汗政府也不至於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倒台。
現時國際捐助者面對一個新的問題:失去援助的阿富汗陷入人道危機,國內有一半人口正面對糧荒,未來幾個月情況將更嚴峻。但捐助者們不想承認塔利班政府。很多捐助者不想跟塔利班扯上關係,也生怕援助會進了塔利班的口袋。
在喀布爾受訪的著名阿富汗運動家,阿富汗婦女與和平研究組織(Women and Peace Studies Organisation)創辦人弗格(Wazhma Frogh)對我說:「他們不會現在才知道塔利班會上台。都在多哈跟塔利班共晉晚餐三年了(註:指美國與塔利班在多哈的和談),現在才來擔心援助會進他們口袋嗎?」她愈說愈急躁,「如果說不知道就是虛偽。」
美軍8月從阿富汗倉皇撤離,弗格氣憤地說:「這是你見過最難看的撤離了吧?他們撤離的時候,完全沒有跟塔利班商量好要成立一個怎樣的臨時政府。也沒有任何過渡方案--是不是應該最少成立一個臨時政府呢?因為這樣倉促而不負責任的撤離方式,阿富汗在過去二十年的成就幾乎一夜之間蒸發,一切都是一團混亂。」
「這一切仍然是有計劃進行的,不過不是阿富汗人的計劃,而是美國﹑北約,與整個國際社會的計劃。現在人人都很害怕--塔利班很暴力,而且他們內部並不團結,也還沒有組織政府機構,建立規矩,以致很多底層的塔利班喜歡幹甚麼就幹甚麼。他們每個人在過去二十年都有不同的境遇,可能他們的家被炸了,或者是去過關塔那摩監獄,現在就回來用暴力復仇。這令所有人都非常害怕,很多人逃去伊朗﹑巴基斯坦,或者在邊境等著機會出去。」
弗格認為,國際社會的擔憂沒有反映在他們的行動上。「不要忘記,塔利班已經存在了很久,他們也不是八月突然冒出來的。過去二十年,在北約和美軍駐守阿富汗時,塔利班還在阿富汗境內活躍。塔利班現在還沒有成立政府,他們是戰士,過去二十年都在山區打遊擊的,完全不懂怎樣成立政府。要保證屬於阿富汗人的錢不會用來壯大塔利班,我們必須創造一個商議的機制,可能有一兩個國家,或者IMF/世銀可以作為中間人或託管人(trustee),先解凍一部份的資金。」
「現在的問題是甚麼?國際社會沒有成立一個長遠監察塔利班,以及和塔利班商議的機制。」弗格定定看著我,「包括中國。來拍個照,握個手,但沒有打算監察塔利班如何管治阿富汗,沒打算跟他們談條件的話,就不代表有在關注阿富汗。」
至於錢會流向塔利班嗎?弗格說:「會。這是沒辦法的事,因為這是國際社會給阿富汗選擇的。所以,『錢將會給塔利班拿走』不能成為凍結阿富汗的錢或停止對阿富汗的援助的原因。雖然有一部份的錢會被塔利班拿走,還有一些錢會流向普通阿富汗人,而現在普通阿富汗人實在需要這些錢。國際社會現在才來擔心塔利班會貪腐的話,那是太遲了。」
2020年,因為Covid-19疫情,世銀等許多國際機構都向阿富汗提供了援助撥款。但阿富汗的獨立反腐敗監察機構「阿富汗誠信觀察組織」(Integrity Watch Afghanistan:IWA)卻表示阿富汗政府壟斷了這些援助的用途。這些撥款應該流向醫護及醫療機構,但根本沒有人能追蹤它們的去向,公眾難以監察。IWA總監阿富扎里(Sayed Ekram Afzali)一年前受訪時表示,因為貪污舞弊盛行,政府對疫情援助的壟斷使民眾對政府信心全失,「令制度變得非常脆弱」。而阿富汗重建特別督察長(US 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SIGAR)的蘇普科(John Sopko)也認為阿富汗政府的腐敗,令塔利班愈來愈容易吸納新血。
現時由於美國和世銀等機構凍結阿富汗儲備,阿富汗的醫生自八月起已經沒發過工資。早在去年,Covid-19開始全球流行的時候,喀布爾的醫生就已經因政府拖欠薪金而發起過遊行。2020年6月,喀布爾一群包括律師和醫生的專業人士示威,不是要求國際機構援助阿富汗--而是希望國際貨幣組織(IMF)取消一筆給阿富汗對抗疫情的2億美元撥款,因為他們恐怕阿富汗政府會把這筆錢吞掉,而醫護仍然不會準時發薪。
一年後,阿富汗政府已經倒台,而阿富汗正在飢荒邊緣掙扎。IWA總監阿富扎里跟我說:「國際社會還沒有汲取過去二十年的教訓。這麼多年來,數以千億計的援助款到底花到哪裡去了呢?阿富汗人是不會知道的。最有趣的是,現在阿富汗政府都倒台了,塔利班也回來了,但國際社會竟然還沒有將援助款的監察機制提上議程。」
IWF追蹤了國際援助機構在阿富汗興建的二百間學校,發現當中大部份都有結構問題,有些根本沒起出來,有些沒有牆,有些沒有最基本的廁所等設施,有些天花板長期滲水,有些電路是亂鋪的。
「我不會說援助完全沒有幫助阿富汗人,這樣說就太不公平了。至少阿富汗的醫療和教育都因為援助得到很大改善。只是這些錢從來沒有對阿富汗民眾負責過。但民眾不是援助想要幫助的人嗎?」阿富扎里說。「預算﹑花費﹑監察--沒有一項是阿富汗人可以參與的。」
政府和國際援助機構都沒有監察,IWF的社區為本監察計劃(Community-Based Monitoring)訓練1500個社區的阿富汗民眾自行監察這些工程的進度,及時發現和解決這些偷工減料問題。
「政府貪污腐敗,國際捐助者完全沒有監察他們『支持』的工程究竟長甚麼樣子,所以絕大部份問題,都是阿富汗人在社區裡自行解決的。我們都已經習慣了這樣子。
「沒人幹的事情,我們就自己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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