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大選：默克爾退場之際，那些逐漸放棄了她的普通德國人

截止9月27日當地時間凌晨，9月26日進行的德國聯邦大選的計票結果顯示，德國總理默克爾（台譯梅克爾）所在的聯盟黨（由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巴伐利亞的基督教社會聯盟組成，聯盟黨雖為政黨聯盟，但作為單一政黨參加大選）獲得了24.7%的選票，而在幾個月前民調僅有15%支持率的社民黨獲得了驚人的26%，排在第一。綠黨和自民黨分別獲得了14.7%和11.5%的支持率，極右翼黨派選擇黨（AfD）則獲得了10.5%，左翼黨的得票率則卡在了5%，也是任何黨派得以進入議會的最低比率。

這是聯盟黨有史以來遇到的最糟糕的選舉結果，這個結果也與默克爾決定不再擔任總理的決定有很大的關係。在默克爾決定不再參選的那一刻起，德國甚至全世界都開始尋找默克爾的接班人。然而，放眼整個德國政界，都無法再找到一個像默克爾這樣的政客了。基民盟推出的總理候選人拉舍特（Armin Laschet，台譯拉謝特），在大選投票時，錯誤摺疊選票，向外界展示了他的投票，險些導致選票失效，鬧出了不小的笑話。這並不是他在大選中犯的第一個錯誤了，他在視察洪水災區時大笑，被鏡頭拍下，引發了眾怒。推舉一位毫無個人魅力、並頻頻失誤的政客作為黨魁和總理候選人，也是聯盟黨此次大選慘敗的原因之一。這一切，也讓人們越發的留戀默克爾。

在默克爾時代即將終結之際，全球的媒體都在懷念她：她來自東德的背景、她曾是物理學家的身份、她帶領德國走過的數次危機, 她女性政客的身份，甚至她平時去過的超市，她的服飾……所有關於她的一切都在被書寫和慶祝。毋庸置疑，默克爾是在政治生涯的高點選擇離開的，她連續數年當選為德國最受歡迎的政客，並將這一記錄保持到了最後一刻。

然而，在超過德國十分之一選民的右翼黨派選擇黨的支持者眼中，默克爾的形象卻完全不同。當選擇黨的新聞發言人馮·斯托赫（Beatrix von Storch）被問及如何評價默克爾時，她回答說，默克爾最大的優點是「謙虛」。不管是在德國的數碼化進程上、國內治安上，還是在COVID-19疫情時期對公民自由的限制上，斯托赫說：「在默克爾執政的這十六年裏，人們的生活並沒有過得更好。」

選擇黨的黨魁艾利斯·威德爾（Alice Weidel）在26日選舉結束後的電視採訪中表示，她對這次連續第二次獲得超過兩位數的得票率這個結果非常滿意，因為事實證明，選擇黨不是到議會一輪遊的，選擇黨已經有了穩定的選民基礎。這些轉向了選擇黨的選民中，有失去代言人的保守派，有沒落小鎮的年輕人，也有典型的城市中產，他們都認為，默克爾領導下的德國，變得比從前更糟糕了。

2013-2014年：歐元危機

​​唐格明德（Tangermünde）坐落在德國東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是一個只有1萬1千人的小城鎮，也是德國25座漢莎城市之一。漢莎聯盟是13世紀到16世紀間在當時的德意志北部城市之間形成的商業和政治聯盟，能夠被納入這一聯盟、被稱為「漢莎城市」的地方，當時無不是富裕穩定、風氣自由的城市。

今天的唐格明德依然保留着歐洲中世紀晚期的建築，老城區被古城牆完整的包圍着，三個高大的城門見證着這個城市幾百年前的繁榮，具有德國北部建築風格的半木結構房屋有超過300多年的歷史，分部在城市的各個角落。「2019，唐格明德還被評為德國最美小鎮」，烏爾裏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告訴端傳媒。每年，大概會有十萬遊客來到唐格明德，老城市中心、港口和城堡依然閃耀，但事實上，如今的唐格明德，早已不復往日的榮光。

31歲的西格蒙德在這裏長大，並在2016年作為選擇黨在唐格明德的代表被選入薩克森·安哈爾特州的州議會。他是在2014加入選擇黨的。在此之前，他一直都是默克爾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 簡稱基民盟）的黨員。

在2013年的德國聯邦大選中，歐元危機餘震未平，歐元區的未來也是大選的重要議題。時任總理的默克爾再次參選。她被認為是歐洲在危機之中的掌舵人，一方面要求債台高駐的南歐國家進行財政精簡和改革，另一方面也支持出台規模巨大的救援計劃，這也意味着也將大大提高德國對其他國家債務的擔保責任。

成功幫助歐洲渡過危機的默克爾成為歐洲和世界政壇上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也在2013年的大選中獲勝：她所在的基民盟以及其在巴伐利亞州的姐妹黨派基督教社會聯盟（CSU，簡稱基社盟）組成的聯盟黨獲得了34.1%的選票，比2009年的27.3%有所提升, 在議會中更是佔有了41,5%的席位，默克爾本人也成功連任，開始了她的第三個總理任期。

也正是在這次聯邦大選中，選擇黨以歐盟反對黨的定位出世，以反對歐元拯救計劃的競選綱領吸引了不少對歐盟以及歐元持懷疑態度的選民。西格蒙德就是其中之一。

「我加入選擇黨的主要原因是歐元的救助政策。我無法理解的是，為什麼未來的幾代德國人都必須為其他國家的債務買單。我係統學習了工商管理和經濟學，我非常、非常清楚的是，歐元在數學理論上是無法長期運作的。所以歐元這個貨幣在某個時候一定會失敗，因為它把生產力水平不同的國家糅合到了一個貨幣中。我當時也認識到了這一點，正如我所說的，因此我無法認同，尤其是基民盟提出的所有救助方案。因而我在選擇黨這裏找到了一個屬於我的政治家園」，西格蒙德說。

在柏林東部城區馬爾扎恩（Marzahn），53歲的馬丁·科布利施克（Martin Koblischke）和西格蒙德因為相同的原因作出了同樣的選擇。「我在2013年的時候就投給了選擇黨，正是因為當時他們提出了反對歐元。我注意到，自從使用歐元以來，我們的生活水平就下降了。今天我們購買食品的支出以及其他生活費用都比從前要高」， 科布利施克解釋說。

儘管大部分德國經濟學家不會同意科布利施克的說法，但在這二十年來，人們手中的錢購買力確實變低了。根據世界銀行和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據，1999年，德國人均收入每月約為1856歐元，在德國範圍內的租金約為5,95歐元每平米（由馬克換算）；在2021年，德國人均收入提高到2044歐元，但租金則上漲至13,68歐元每平米。

其實，在這過去的二十年，德國經濟一直在增長。作為出口型經濟體，全球化的加速毋庸置疑讓德國受益匪淺，尤其是有海外業務的大公司。和全世界很多國家一樣，全球化的紅利在德國也是讓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從而加劇了在德國國內的貧富分化。而受到影響最嚴重的，往往是低收入人群。

柏林的馬爾扎恩區北部，有許多建造於東德時期的板房。大部分都是在1960年之後，應對戰後住房短缺而快速修建的，使用的都是價格便宜但質量欠佳的建材，因此板房的租金都不高。

科布利施克說：「在馬爾扎恩區北部，有40%的居民是領取德國低保金（Hatzvier IV）的。」 在德國二台拍攝一個新聞短片中，幾位來自馬爾扎恩區北部的居民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都提到了他們對移民的不滿。一位因為生病而領取低保的居民抱怨，來到這裏的難民比他拿到的補助金還要多。

「來到這裏的移民，從沒有為德國賺到過一分錢。可那些領取低保或者養老金的德國人，不得不靠每月四百或者歐元過活，生活還沒有那些移民好」，科布利施克說，他可以理解為什麼這裏的人們很生氣，因為這「不公平」。

科布利施克不屬於低收入群體，但他也有自己對於未來的擔憂。科布利施克在20出頭的時候完成了德國雙軌制職業教育中針對酒店行業的培訓，此後也一直在酒店行業工作。在工作了幾十年後，他意識到，自己的退休金可能無法讓自己過上體面的生活。現在距離他退休還有14年的時間，按照現行的計算方式，他可能只能拿到800歐的退休金，而在柏林，即使是在市郊租金也可能會漲到500歐。

和父母那一輩人相比的話，他並不覺得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了，「我的母親是1940年出生的，是在戰爭期間，所以她作為一個兒童和青少年經歷了戰後時期和戰後的重建。在60年代和70年代西德的全盛時期，她工作並能夠像男人一樣建立起自己的生活。」他覺得自己的母親是在正確的時期開始和結束了她的職業生涯。「她有很好的養老金和良好的退休生活。而我，可能得不到這些。」

曾經在選擇黨工作，並以親身經歷寫成小說《權利爭奪》一書的作者赫爾什（Christian F. Hirsch）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分析說，選擇黨的支持者中包括着這樣的一群人，他們是曾經典型的德國中產。他們有自己的房子和車子，每年會去國外度假。似乎短時間內他們並沒有陷入貧困的風險，但對失去的恐懼卻無處不在。他們深刻認識到，當自己和自己的父母一樣從事同樣工作的時候，他們的父輩依然可以過得上小康生活，可自己的生活質量卻可能大不如前了。他們將自己的恐懼轉嫁到了移民身上，將希望交給了反對移民的選擇黨。

2015-2017年：難民和移民

在2017年的聯邦大選中，選擇黨異軍突起，獲得了12.6%的選票，甚至超過了老牌政黨自由民主黨，綠黨和左翼黨，作為第三大黨進入了德國聯邦議會。選擇黨得票較高的聯邦州，大都在前東德地區，其中就包括唐格明德所在的薩克森·安哈爾特州，19.6%的選民將選票投給了選擇黨。

而這一次選擇黨高歌猛進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2015年至2017年困擾歐洲的難民危機。

但在不少選擇黨支持者眼中，這場對德國乃至歐洲影響巨大的危機，默克爾要負很大的責任。「實話說，我覺得之前她做得不錯，但是2015年，在難民政策上，她的決策真的錯了。她放開國門，很多難民冒着生命危險，穿越地中海來到德國，很多難民的死，她是要負責任的。如果不是她說要開放邊境，那麼那些難民就會留在周邊的國家。」同樣是來自唐格明德的選擇黨成員，馬塞爾·庫莫爾特（Marcel Kummert）說。

有着鮮明晚期哥特式建築風格的唐格明德市政廳矗立在城市廣場的中央，周圍是喧鬧的市集，在這個頗為清靜的小鎮上，這裏卻人氣十足，有外出購物的本地人，有往來的遊客。在大選前的這幾周，每週四各個黨派都會在這座有着近600年歷史的市政廳一則設置展台。當地的第一大黨派依然是基民盟，在2016年的州議會大選中，基民盟仍然獲得了29.8%的選票，緊隨其後的就是首次在州議會參選的選擇黨，獲得了24.3%。現下人氣最旺的也是這兩座展台，與之相比，左翼黨、社民黨的展台則鮮有人光顧。

唐格明德此次2021聯邦大選推出的選擇黨候選人包澤莫爾（Arno Bausemer）說，來展台諮詢的市民們，最關心的事情，一個是養老金問題，另一個就是移民問題。

「我不希望德國成為伊斯蘭國家，就這麼簡單，」展台邊上的一位約莫60歲的女選民說。當問及難民是否對她的生活造成影響時，她回答說，「我們這裏還沒什麼，但我兒子在不萊梅，在大城市，就影響很大。」

「我們對幫助難民沒有意見，但是不要都到德國來。可以把錢給周邊的國家，同樣都是一歐元，在當地起到的作用更大」，站在她身旁的丈夫說。

「我們也不是反對外國人，我還有一個兒子在美國，我知道在國外是怎麼回事。」 她補充說。

移民和難民問題無疑是選擇黨手裏最重要的一張牌——選擇黨的支持者認為難民佔用了本屬於德國公民的公共資源，而移民則搶走了屬於德國人的工作。也有一部分人，認為移民也是分「優劣的」，德國只需要技術移民，需要能自食其力的移民。

庫莫爾特正是這樣認為的，他說如果來到德國的移民都是日本人的話，那德國現在一定變成世界第一的國家了。「我們都應該和東亞國家學學，尤其是日本，你看看這個國家，把現代和傳統結合的這麼好。東亞人，比如日本人和中國人，都特別勤勞能幹，這才是我們需要的。」庫莫爾特說。

在庫莫爾特眼中，默爾克個人的政治立場，尤其是在難民和移民問題上的立場是偏左的，完全無法代表像他一樣的「保守派」，所以很多曾經的基民盟和基社盟的選民才不得以出走，投身選擇黨。

毋庸置疑的是，在默克爾執政的這16年來，德國政壇的政治光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佔據中左位置的社民黨節節敗退，聯盟黨的規模也在縮小，而選擇黨也是在這最近八年中誕生並壯大的。

選擇黨的新聞發言人馮·斯托赫（Beatrix von Storch）在回答端傳媒的提問時說：「一個政黨的產生，往往是由於在政治體系當中出現了真空。可默克爾的政策左傾，將整個政治光譜都向左偏移，才給了選擇黨崛起的空間。」

默克爾官方傳記《總理和她的時代》作者海爾福·伯爾曼（Ralph Bollmann）對端傳媒分析說：「默克爾的政策或許沒有直接導致選擇黨的崛起，但可以說是催化劑。歐洲政策推動了選擇黨的創立，難民政策使得選擇党進入聯邦議會。但我也在問我自己，在面對這兩次危機時，她（默克爾）是否還能有更好的應對方法？」

伯爾曼說：「在整個德國，甚至整個歐洲都沒有一個完全適合默克爾的黨派。在經濟政策上，她的政策更靠近奉行經濟自由主義的自民黨，在社會政策和氣候政策上，她的主張更偏向於綠黨，也許一個自民黨和綠黨結合的黨派，會更適合她。」

2021年：默克爾的告別

在2021年6月份剛剛結束的薩克森·安哈爾特州州議會選舉中，基民盟仍然保持領先，選擇黨則憑藉超過20%的選票佔據了第二位。讓媒體和分析人士異常驚訝的是，在30歲以下的選民當中，選擇黨是最受歡迎的：在1991年以後出生的選民中，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投票給了選擇黨。

唐格明德是離海和公路最遠的漢莎城市，這一度讓當地人頗為自豪。在當下，這卻意味着交通不便。雖然唐格明德有火車站，但高速列車並不會經過這裏，公交車往來也不夠頻繁，因此當地人家家戶戶都必須有汽車。對於無法擁有一輛汽車的年輕人來說，這意味着對自由的限制。

一些在德國東部、比唐格明德規模更小的城市，公共交通設施更加落後，有些地區每天只有兩趟公交往來，很多為青年人設立的活動中心也在陸續關閉。德國東部的社會環境正在失去對年輕人的吸引力，因此很多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輕人選擇離開，其中包括很多女性。

唐格明德所屬的縣級市斯丹達爾（Stendal）的人均年收入，在德國401個縣級及以上行政區域中排在第379位。和前東德的許多地區一樣，在兩德統一後，很多人都離開了，尤其是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搬到了收入更高、工作機會更多的德國西部。自1990年以來，薩克森-安哈爾特州已經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

剩下的很多是教育水平較低的年輕男性。再加上缺乏好的就業機會，或者即使可以找到工作，微薄的薪資也跟不上日益上漲的開銷。於是，沮喪和挫折的小鎮青年將目光投向了似乎可以為他們提供另外一種可能的選擇黨。

在兩德統一二十年後，東西德的差距依然可觀存在。德國西部GDP佔到了德國全國GDP的73%；德國西部人均收入比東部高出24.7%；即使是做同樣的工作，德國西部的工資比東部高出17%，西部的居民依然在為東部支付扶持經濟的團結税。

「來自於東德的默克爾，在促進東西德融合這一議題上，並沒有交出很好的成績單。」伯爾曼說。東西德之間的差距，也給選擇黨在東德的發展和壯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柏林社會科學中心的楚恩（Michael Zürn）教授分析說，德國現存的很大一部分問題，是很多國家都在面臨的、由全球化所帶來的貧富分化。根本的解決方案，在於調和社會資源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問題。

在這些問題上，選擇黨與中左的社民黨甚至左翼黨的訴求是相通的。然而上至聯邦議會，下到像唐格明德和馬爾扎恩這些地區的選民，選擇黨和左翼黨兩大陣營都是彼此的「死敵」，無法合作，甚至無法對話。西格蒙德說，每一次在議會中，他都會向每一位議員打招呼，但左翼黨的議員對他的示好不會做出任何的回應。

這也像極了每次選擇黨發起大規模的遊行之時，總會有相同規模的反右翼同時進行。在柏林的勃蘭登堡門前，或是在萊比錫的奧古斯都廣場上，一側是舉着藍色標語的人群，另一側是舉着各色標語的人群。兩邊的人群像兩條永不交匯的河，各自流動着，偶爾有人呼喊，有人對罵，卻鮮有交流。

「無論如何，當一個黨派已經有了穩定的群眾基礎，並且已經進入聯邦議會，拒絕交流是不可行的。」楚恩教授說。

西格蒙德也承認他們和左翼黨在社會問題上的相似性，但他認為兩者有着非常本質性的不同：「我們和左翼黨最大的區別，就是我們希望能先照顧好我們自己國家的國民，而左翼黨認為，我們應該和全世界一起分享德國的財富。」

在此次大選中，由於左翼黨和綠黨的得票率都比選前的預測要低，由社民黨、綠黨和左翼黨組成的左派政府聯盟已經不可能產生了。恰恰是這個被德國左翼所期待的聯盟，在像科布利施克 一樣的選擇黨選民眼中，會是「德國的噩夢」，因為「這樣的政府聯盟將只能加深德國社會的分化」。

然而，與2017年大選相比，綠黨支持率上升了5個百分點，在「紅綠燈」（社民黨、綠黨、自民黨）和「牙買加」（聯盟黨、綠黨、自民黨）這兩種最可能成為最終政府組合的組閣方式中都將佔據一席之地。氣候議題也必將成為德國政治的核心議題，這在選擇黨人眼裏可不是好消息。

「綠黨是城市裏人的黨派。當你只乘坐公共交通的時候，你當然不擔心汽油會不會漲價。可我們住在鄉鎮裏的人，每天上下班都必須開車，油價變化與我們息息相關。」 西格蒙德說，「綠黨不會考慮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