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选：默克尔退场之际，那些逐渐放弃了她的普通德国人

截止9月27日当地时间凌晨，9月26日进行的德国联邦大选的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克尔（台译梅克尔）所在的联盟党（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联盟党虽为政党联盟，但作为单一政党参加大选）获得了24.7%的选票，而在几个月前民调仅有15%支持率的社民党获得了惊人的26%，排在第一。绿党和自民党分别获得了14.7%和11.5%的支持率，极右翼党派选择党（AfD）则获得了10.5%，左翼党的得票率则卡在了5%，也是任何党派得以进入议会的最低比率。

这是联盟党有史以来遇到的最糟糕的选举结果，这个结果也与默克尔决定不再担任总理的决定有很大的关系。在默克尔决定不再参选的那一刻起，德国甚至全世界都开始寻找默克尔的接班人。然而，放眼整个德国政界，都无法再找到一个像默克尔这样的政客了。基民盟推出的总理候选人拉舍特（Armin Laschet，台译拉谢特），在大选投票时，错误折叠选票，向外界展示了他的投票，险些导致选票失效，闹出了不小的笑话。这并不是他在大选中犯的第一个错误了，他在视察洪水灾区时大笑，被镜头拍下，引发了众怒。推举一位毫无个人魅力、并频频失误的政客作为党魁和总理候选人，也是联盟党此次大选惨败的原因之一。这一切，也让人们越发的留恋默克尔。

在默克尔时代即将终结之际，全球的媒体都在怀念她：她来自东德的背景、她曾是物理学家的身份、她带领德国走过的数次危机, 她女性政客的身份，甚至她平时去过的超市，她的服饰……所有关于她的一切都在被书写和庆祝。毋庸置疑，默克尔是在政治生涯的高点选择离开的，她连续数年当选为德国最受欢迎的政客，并将这一记录保持到了最后一刻。

然而，在超过德国十分之一选民的右翼党派选择党的支持者眼中，默克尔的形象却完全不同。当选择党的新闻发言人冯·斯托赫（Beatrix von Storch）被问及如何评价默克尔时，她回答说，默克尔最大的优点是“谦虚”。不管是在德国的数码化进程上、国内治安上，还是在COVID-19疫情时期对公民自由的限制上，斯托赫说：“在默克尔执政的这十六年里，人们的生活并没有过得更好。”

选择党的党魁艾利斯·威德尔（Alice Weidel）在26日选举结束后的电视采访中表示，她对这次连续第二次获得超过两位数的得票率这个结果非常满意，因为事实证明，选择党不是到议会一轮游的，选择党已经有了稳定的选民基础。这些转向了选择党的选民中，有失去代言人的保守派，有没落小镇的年轻人，也有典型的城市中产，他们都认为，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变得比从前更糟糕了。

2013-2014年：欧元危机

​​唐格明德（Tangermünde）坐落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是一个只有1万1千人的小城镇，也是德国25座汉莎城市之一。汉莎联盟是13世纪到16世纪间在当时的德意志北部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和政治联盟，能够被纳入这一联盟、被称为“汉莎城市”的地方，当时无不是富裕稳定、风气自由的城市。

今天的唐格明德依然保留着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建筑，老城区被古城墙完整的包围着，三个高大的城门见证着这个城市几百年前的繁荣，具有德国北部建筑风格的半木结构房屋有超过300多年的历史，分部在城市的各个角落。“2019，唐格明德还被评为德国最美小镇”，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告诉端传媒。每年，大概会有十万游客来到唐格明德，老城市中心、港口和城堡依然闪耀，但事实上，如今的唐格明德，早已不复往日的荣光。

31岁的西格蒙德在这里长大，并在2016年作为选择党在唐格明德的代表被选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议会。他是在2014加入选择党的。在此之前，他一直都是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 简称基民盟）的党员。

在2013年的德国联邦大选中，欧元危机余震未平，欧元区的未来也是大选的重要议题。时任总理的默克尔再次参选。她被认为是欧洲在危机之中的掌舵人，一方面要求债台高驻的南欧国家进行财政精简和改革，另一方面也支持出台规模巨大的救援计划，这也意味着也将大大提高德国对其他国家债务的担保责任。

成功帮助欧洲渡过危机的默克尔成为欧洲和世界政坛上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也在2013年的大选中获胜：她所在的基民盟以及其在巴伐利亚州的姐妹党派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简称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获得了34.1%的选票，比2009年的27.3%有所提升, 在议会中更是占有了41,5%的席位，默克尔本人也成功连任，开始了她的第三个总理任期。

也正是在这次联邦大选中，选择党以欧盟反对党的定位出世，以反对欧元拯救计划的竞选纲领吸引了不少对欧盟以及欧元持怀疑态度的选民。西格蒙德就是其中之一。

“我加入选择党的主要原因是欧元的救助政策。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未来的几代德国人都必须为其他国家的债务买单。我系统学习了工商管理和经济学，我非常、非常清楚的是，欧元在数学理论上是无法长期运作的。所以欧元这个货币在某个时候一定会失败，因为它把生产力水平不同的国家糅合到了一个货币中。我当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如我所说的，因此我无法认同，尤其是基民盟提出的所有救助方案。因而我在选择党这里找到了一个属于我的政治家园”，西格蒙德说。

在柏林东部城区马尔扎恩（Marzahn），53岁的马丁·科布利施克（Martin Koblischke）和西格蒙德因为相同的原因作出了同样的选择。“我在2013年的时候就投给了选择党，正是因为当时他们提出了反对欧元。我注意到，自从使用欧元以来，我们的生活水平就下降了。今天我们购买食品的支出以及其他生活费用都比从前要高”， 科布利施克解释说。

尽管大部分德国经济学家不会同意科布利施克的说法，但在这二十年来，人们手中的钱购买力确实变低了。根据世界银行和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1999年，德国人均收入每月约为1856欧元，在德国范围内的租金约为5,95欧元每平米（由马克换算）；在2021年，德国人均收入提高到2044欧元，但租金则上涨至13,68欧元每平米。

其实，在这过去的二十年，德国经济一直在增长。作为出口型经济体，全球化的加速毋庸置疑让德国受益匪浅，尤其是有海外业务的大公司。和全世界很多国家一样，全球化的红利在德国也是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从而加剧了在德国国内的贫富分化。而受到影响最严重的，往往是低收入人群。

柏林的马尔扎恩区北部，有许多建造于东德时期的板房。大部分都是在1960年之后，应对战后住房短缺而快速修建的，使用的都是价格便宜但质量欠佳的建材，因此板房的租金都不高。

科布利施克说：“在马尔扎恩区北部，有40%的居民是领取德国低保金（Hatzvier IV）的。” 在德国二台拍摄一个新闻短片中，几位来自马尔扎恩区北部的居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都提到了他们对移民的不满。一位因为生病而领取低保的居民抱怨，来到这里的难民比他拿到的补助金还要多。

“来到这里的移民，从没有为德国赚到过一分钱。可那些领取低保或者养老金的德国人，不得不靠每月四百或者欧元过活，生活还没有那些移民好”，科布利施克说，他可以理解为什么这里的人们很生气，因为这“不公平”。

科布利施克不属于低收入群体，但他也有自己对于未来的担忧。科布利施克在20出头的时候完成了德国双轨制职业教育中针对酒店行业的培训，此后也一直在酒店行业工作。在工作了几十年后，他意识到，自己的退休金可能无法让自己过上体面的生活。现在距离他退休还有14年的时间，按照现行的计算方式，他可能只能拿到800欧的退休金，而在柏林，即使是在市郊租金也可能会涨到500欧。

和父母那一辈人相比的话，他并不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了，“我的母亲是1940年出生的，是在战争期间，所以她作为一个儿童和青少年经历了战后时期和战后的重建。在60年代和70年代西德的全盛时期，她工作并能够像男人一样建立起自己的生活。”他觉得自己的母亲是在正确的时期开始和结束了她的职业生涯。“她有很好的养老金和良好的退休生活。而我，可能得不到这些。”

曾经在选择党工作，并以亲身经历写成小说《权利争夺》一书的作者赫尔什（Christian F. Hirsch）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分析说，选择党的支持者中包括着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是曾经典型的德国中产。他们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每年会去国外度假。似乎短时间内他们并没有陷入贫困的风险，但对失去的恐惧却无处不在。他们深刻认识到，当自己和自己的父母一样从事同样工作的时候，他们的父辈依然可以过得上小康生活，可自己的生活质量却可能大不如前了。他们将自己的恐惧转嫁到了移民身上，将希望交给了反对移民的选择党。

2015-2017年：难民和移民

在2017年的联邦大选中，选择党异军突起，获得了12.6%的选票，甚至超过了老牌政党自由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作为第三大党进入了德国联邦议会。选择党得票较高的联邦州，大都在前东德地区，其中就包括唐格明德所在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19.6%的选民将选票投给了选择党。

而这一次选择党高歌猛进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15年至2017年困扰欧洲的难民危机。

但在不少选择党支持者眼中，这场对德国乃至欧洲影响巨大的危机，默克尔要负很大的责任。“实话说，我觉得之前她做得不错，但是2015年，在难民政策上，她的决策真的错了。她放开国门，很多难民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地中海来到德国，很多难民的死，她是要负责任的。如果不是她说要开放边境，那么那些难民就会留在周边的国家。”同样是来自唐格明德的选择党成员，马塞尔·库莫尔特（Marcel Kummert）说。

有着鲜明晚期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唐格明德市政厅矗立在城市广场的中央，周围是喧闹的市集，在这个颇为清静的小镇上，这里却人气十足，有外出购物的本地人，有往来的游客。在大选前的这几周，每周四各个党派都会在这座有着近600年历史的市政厅一则设置展台。当地的第一大党派依然是基民盟，在2016年的州议会大选中，基民盟仍然获得了29.8%的选票，紧随其后的就是首次在州议会参选的选择党，获得了24.3%。现下人气最旺的也是这两座展台，与之相比，左翼党、社民党的展台则鲜有人光顾。

唐格明德此次2021联邦大选推出的选择党候选人包泽莫尔（Arno Bausemer）说，来展台咨询的市民们，最关心的事情，一个是养老金问题，另一个就是移民问题。

“我不希望德国成为伊斯兰国家，就这么简单，”展台边上的一位约莫60岁的女选民说。当问及难民是否对她的生活造成影响时，她回答说，“我们这里还没什么，但我儿子在不莱梅，在大城市，就影响很大。”

“我们对帮助难民没有意见，但是不要都到德国来。可以把钱给周边的国家，同样都是一欧元，在当地起到的作用更大”，站在她身旁的丈夫说。

“我们也不是反对外国人，我还有一个儿子在美国，我知道在国外是怎么回事。” 她补充说。

移民和难民问题无疑是选择党手里最重要的一张牌——选择党的支持者认为难民占用了本属于德国公民的公共资源，而移民则抢走了属于德国人的工作。也有一部分人，认为移民也是分“优劣的”，德国只需要技术移民，需要能自食其力的移民。

库莫尔特正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如果来到德国的移民都是日本人的话，那德国现在一定变成世界第一的国家了。“我们都应该和东亚国家学学，尤其是日本，你看看这个国家，把现代和传统结合的这么好。东亚人，比如日本人和中国人，都特别勤劳能干，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库莫尔特说。

在库莫尔特眼中，默尔克个人的政治立场，尤其是在难民和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是偏左的，完全无法代表像他一样的“保守派”，所以很多曾经的基民盟和基社盟的选民才不得以出走，投身选择党。

毋庸置疑的是，在默克尔执政的这16年来，德国政坛的政治光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占据中左位置的社民党节节败退，联盟党的规模也在缩小，而选择党也是在这最近八年中诞生并壮大的。

选择党的新闻发言人冯·斯托赫（Beatrix von Storch）在回答端传媒的提问时说：“一个政党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在政治体系当中出现了真空。可默克尔的政策左倾，将整个政治光谱都向左偏移，才给了选择党崛起的空间。”

默克尔官方传记《总理和她的时代》作者海尔福·伯尔曼（Ralph Bollmann）对端传媒分析说：“默克尔的政策或许没有直接导致选择党的崛起，但可以说是催化剂。欧洲政策推动了选择党的创立，难民政策使得选择党进入联邦议会。但我也在问我自己，在面对这两次危机时，她（默克尔）是否还能有更好的应对方法？”

伯尔曼说：“在整个德国，甚至整个欧洲都没有一个完全适合默克尔的党派。在经济政策上，她的政策更靠近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自民党，在社会政策和气候政策上，她的主张更偏向于绿党，也许一个自民党和绿党结合的党派，会更适合她。”

2021年：默克尔的告别

在2021年6月份刚刚结束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仍然保持领先，选择党则凭借超过20%的选票占据了第二位。让媒体和分析人士异常惊讶的是，在30岁以下的选民当中，选择党是最受欢迎的：在1991年以后出生的选民中，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投票给了选择党。

唐格明德是离海和公路最远的汉莎城市，这一度让当地人颇为自豪。在当下，这却意味着交通不便。虽然唐格明德有火车站，但高速列车并不会经过这里，公交车往来也不够频繁，因此当地人家家户户都必须有汽车。对于无法拥有一辆汽车的年轻人来说，这意味着对自由的限制。

一些在德国东部、比唐格明德规模更小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更加落后，有些地区每天只有两趟公交往来，很多为青年人设立的活动中心也在陆续关闭。德国东部的社会环境正在失去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因此很多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其中包括很多女性。

唐格明德所属的县级市斯丹达尔（Stendal）的人均年收入，在德国401个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中排在第379位。和前东德的许多地区一样，在两德统一后，很多人都离开了，尤其是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搬到了收入更高、工作机会更多的德国西部。自1990年以来，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已经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

剩下的很多是教育水平较低的年轻男性。再加上缺乏好的就业机会，或者即使可以找到工作，微薄的薪资也跟不上日益上涨的开销。于是，沮丧和挫折的小镇青年将目光投向了似乎可以为他们提供另外一种可能的选择党。

在两德统一二十年后，东西德的差距依然可观存在。德国西部GDP占到了德国全国GDP的73%；德国西部人均收入比东部高出24.7%；即使是做同样的工作，德国西部的工资比东部高出17%，西部的居民依然在为东部支付扶持经济的团结税。

“来自于东德的默克尔，在促进东西德融合这一议题上，并没有交出很好的成绩单。”伯尔曼说。东西德之间的差距，也给选择党在东德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柏林社会科学中心的楚恩（Michael Zürn）教授分析说，德国现存的很大一部分问题，是很多国家都在面临的、由全球化所带来的贫富分化。根本的解决方案，在于调和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选择党与中左的社民党甚至左翼党的诉求是相通的。然而上至联邦议会，下到像唐格明德和马尔扎恩这些地区的选民，选择党和左翼党两大阵营都是彼此的“死敌”，无法合作，甚至无法对话。西格蒙德说，每一次在议会中，他都会向每一位议员打招呼，但左翼党的议员对他的示好不会做出任何的回应。

这也像极了每次选择党发起大规模的游行之时，总会有相同规模的反右翼同时进行。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前，或是在莱比锡的奥古斯都广场上，一侧是举着蓝色标语的人群，另一侧是举着各色标语的人群。两边的人群像两条永不交汇的河，各自流动着，偶尔有人呼喊，有人对骂，却鲜有交流。

“无论如何，当一个党派已经有了稳定的群众基础，并且已经进入联邦议会，拒绝交流是不可行的。”楚恩教授说。

西格蒙德也承认他们和左翼党在社会问题上的相似性，但他认为两者有着非常本质性的不同：“我们和左翼党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希望能先照顾好我们自己国家的国民，而左翼党认为，我们应该和全世界一起分享德国的财富。”

在此次大选中，由于左翼党和绿党的得票率都比选前的预测要低，由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组成的左派政府联盟已经不可能产生了。恰恰是这个被德国左翼所期待的联盟，在像科布利施克 一样的选择党选民眼中，会是“德国的噩梦”，因为“这样的政府联盟将只能加深德国社会的分化”。

然而，与2017年大选相比，绿党支持率上升了5个百分点，在“红绿灯”（社民党、绿党、自民党）和“牙买加”（联盟党、绿党、自民党）这两种最可能成为最终政府组合的组阁方式中都将占据一席之地。气候议题也必将成为德国政治的核心议题，这在选择党人眼里可不是好消息。

“绿党是城市里人的党派。当你只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你当然不担心汽油会不会涨价。可我们住在乡镇里的人，每天上下班都必须开车，油价变化与我们息息相关。” 西格蒙德说，“绿党不会考虑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