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選舉沒有民主派，支持者們的零選擇投票日

「憑良心按自己意願選出新一屆議員。」2021年9月8日，在澳門三組民主派候選人被正式DQ的39天後、距離立法會選舉倒數4天前，選管會主席唐曉峰在電台節目中如此呼籲選民。這一句話，在50歲的文化工作者許國明看來，尤其荒謬，「我要選的議員，都被你們DQ了，那我可以怎樣選？」他在臉書隔空回應。

9月12日，澳門迎來第七屆立法會選舉，14個組別爭奪14個直選議席，為回歸以來最少組別參選的一次，也是近年來爭議最烈的一次——只因民主派在選前已經全軍覆沒。兩個月前，選管會公布有六組候選組別因「事實證明」不擁護澳門基本法或特區，被取消參選資格，當中三組民主派名單被一網打盡。此前，網上流傳選民投白票或屬違法，唐曉峰先澄清投白票不會構成刑事罪行；後來又警告在冷靜期間呼籲投白票或棄票等同擾亂選民投票意向，將交予警方處理。

不過，有關警告並未成功拉升選民的投票意欲。選舉於晚上9時結束，全日累積約13萬7千名選民投票，投票率約為42.3%，為回歸以來最低，比起2017年立法會選舉低近15%。當中，白票超過3100張，比起上屆急增3倍；廢票則約2000張。唐曉峰在選後就投票率低迷一事回應，表示選管會初步認為防疫管控措施，致使身處外地的澳門選民不便回澳，而天氣不穩亦影響選民投票意欲。他強調，「其他的都不是主因。」

回望上屆2017年選舉數據，在近175000張有效選票中，超過三萬張票為民主派所得。如今，在2021年烈日下，澳門回到回歸前、還沒有民主派議員出現的原點，民主派支持者手中選票往哪裏去？

端傳媒記者訪問七名民主派支持者，問及他們對這次選舉的看法。面對一場被篩選的選舉，有人不投票以彰顯制度不公，有人認為投票依然重要，也有人在失去屬意的代議士後，對票之所向猶疑不決。甚至有人直言，以後可能不再關心政治。

許國明，50歲，電影導演：「投白票不是放棄」

「既然我又想盡一下公民責任到票站投票，又要聽選管會主席的話憑良心投票，在別無選擇之下，那唯有投白票吧！」許國明8日在臉書寫到，字裏行間憋著一口悶氣。

這口氣他始終咽不下去。自7月9日民主派名單全被DQ的消息公布，許國明一連數天在臉書發表評論，又呼籲支持民主派的朋友聯署抗議。兩個月後再談起此事，他仍然意難平，「你（政府）說要公平選舉，這些叫公平選舉嗎？廢話！你說激進不行，現在温柔的聲音也不行，那你想怎樣？」

自主權移交之後，每一屆立法會選舉許國明都會去投票。上屆選舉因為覺得議會「需要一些年輕的聲音」，他把票投了給當時年僅26歲的蘇嘉豪。而這一次，除了希望蘇嘉豪可以繼續留在議會內，他也想看見老民主派吳國昌的接班人鄭明軒上場，為議會增添多把年青聲音。只不過，球員還沒上場就被淘汰掉。

對於許國明來說，港澳僅一水之隔，當鄰埠政治氣氛波譎雲詭，自己也不是沒有想過澳門會發生同類事件，「畢竟在澳門，甚至奇怪的事情都會發生」——當局以防疫為由禁止遊行集會舉行，但另一邊廂卻默許建制派舉辦造勢大會、大型商場如常開幕。

只不過更奇怪的事始終都發生了。面對選管會說民主派不擁護澳門基本法或特區，許國明感到詫異：「民主派他們的表現是很效忠澳門特區，他們是很愛澳門的」，「不然建制派天天（支持）掘路就很效忠？」對於當局及終審法院的判決，他不明所以。至於餘下還能被選的，已經沒有許國明屬意的人了。

「要我在一堆爛橙中選一個沒有這麼爛的，我不如投白票好了。」然而有人認為，投白票則等同放棄了自己僅擁有的公民權利，反問至此，許國明語氣突然更加堅定，「投白票不是等於放棄啊！」他解釋，投白票是借助自己的一票表示抗議、表示對DQ嚴重不滿的一種方式。

「反正今時今日，你不讓我們上街抗議，又會用防疫的藉口說不可上街、不可聚會、聚集，我就用一個不聚集的方式以示抗議。」許國明說。

李珈瑾，26歲，被DQ候選人：「這個澳門不能再玩下去，要完了」

在DQ消息公布之後，「學社前進」名單第四候選人李珈瑾回到學社商討後續應對程序。到了晚上坐巴士回家時，停滯空氣中，他覺得心頭被大石壓得緊緊，有著一種講不出的傷心、「為澳門感到很傷心」。他有一種感覺，「好像這個澳門不能再玩下去，要完了」。

2014年，李珈瑾還只是中學生，蘇嘉豪就在大學畢業之後來到了他的中學任教。之後蘇嘉豪同年帶領的「反離補」運動，就讓李珈瑾打開了眼睛，「第一次認識到在澳門比較敢講話的人」。

2017年，李珈瑾首次投票就投給了蘇嘉豪，因為覺得學社是自己的一個希望。沒料到四年後，自己竟然能一起參選，成為一部份澳門人的希望。他感覺責任變得沉重，因為他很清楚在做的事，「非為自己而做、為金錢，而是整個澳門的事」。

「但突然DQ，一下子打你入谷底。」之前聽人們說政治高壓，李珈瑾都不是太能切身感受到，直到現在他才真正明暸。突然之間 ，他發現除了按程序就判決上訴以外，好像已經沒有事可以做了。

「你明明不想平平無奇，不想每天想著如何掙多點錢、吃什麼好東西……你想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時間和其他人一起推動城市進步，但突然DQ，被迫你要做返平凡的人。」年輕人欲在澳門從政，參與公共事務途徑一向很少，沒有像香港區議會般的踏腳石，唯一能賺取議價能力的就是進入立法會。此刻民主派全被取消參選資格，連這個唯一途徑都沒有了。

縱然無力感重，然而李珈瑾仍然想用一張選票，去彰顯這種不滿。

對於曾經的政治想像，對未來的一個夢，他已經放下了，他想自私一點，「考慮自己多一點」，也許找份安穩工作。至於日後會否再參與公共事務，「已經沒有再考慮了」。

「你想玩、想參與，人家都不讓你參與……大家都抵擋不到這種失敗。」

陳永漢，67歲，資深攝影記者：「民主、直選不用想了啦，澳門不能再做什麼了」

自1984年何思謙以本地華人身份參選立法會以來，陳永漢每一次都必定會抽空去投票，支持民主派。但這次選舉前夕，他到了珠海玩，對選舉也不怎麼緊張。第二天下午他回到澳門，傳短訊給記者說，自己沒有去投票：「無聲抗議（微笑）」。

「就像自助餐一樣，你選好給我，就有些生氣；我不喜歡吃，就有點不想去投票。」陳永漢相當無奈。

八九民運之後，吳國昌以鮮明的民主旗幟進入議會，一改​當年以土生葡人和親北京人士壟斷的議會文化，於社會間引發一陣旋風。據陳永漢觀察，面對新進來的壓力，當時的傳統社團漸漸成了「民生派」，靠厚實的資源做群眾連結​​；無政治顧慮、不受資金制肘的民主派儘管人數只有兩個，「（提出的）議案都被否決」，但他們的存在始終能夠監督政府，「讓政府和官員不會這麼放肆」。

時勢變幻，政府眼見已經不再「怕」民主派了。民主派從以前促進管治的鞭策者，到被指控為勾結外國勢力的不擁護國家者，陳永漢感到十分意外。「他們只是監察政治施政多些聲音而已，這樣都接受不到？」「官員啊……」陳永漢差點罵髒話，但下一秒又把話吞回去，「他們去外國考察交流就不算勾結外國勢力了嗎？」

時代的巨輪正轉動，人人在問澳門是變了嗎？陳永漢覺得，是的。他憶起以前的選舉競爭相當激烈，甚至連民主派本身也有數組參選，儘管只有一票，自己一定會去投，而現在，「真的想躺平了。」他苦笑。

陳永漢知道，民主派的沒落更是因為大環境嬗變——「上面」收緊自由了，港澳都難免陷入類似情況。但他還是捺不住感到失望。堅持了37年的習慣如今放棄，陳永漢原本還在很掙扎，不過「我想它投票率低，讓政府知衰就對了。」

至於未來，當選的人入去做什麼、能做什麼，他已經沒有太多想像。「最好監督政府啦，只好做民生的事囉。」那是否不能再講民主了？「民主不能再講了啦，大陸收緊了，想講都不能再講了。」他說。

十多年前，陳永漢曾對澳門充望希望，看到澳門「一直向好的方向發展」、看到民主之路開始有點進程。但隨著中國領導人更替，外圍環境變幻不斷，現在只看得見絕望。他語氣冷淡了下來，「民主、直選不用想了啦，（澳門人）不能再做什麼了。」

「做返普通百姓囉，不然怎樣呢？」

唐先生，40歲，文職：「有時間就投，沒有mood就不投了」

唐先生在選舉前一天改變了主意。

他告訴記者打算票投立場較接近民主派、土生葡人和公務員代表的高天賜，想著他過去政績也還不賴，既然民主派沒有了，起碼為議會留下一道尖銳聲音。選舉當日，他和太太吃過早餐，就會一起前往投票——他原本是這樣計劃的。但在選戰前夕，唐先生說：「​​突然之間不想投了」，「真的沒有mood（心情）」。他還是生出了悶氣。

唐先生的投票資歷並不算深，甚至一度覺得選舉無用而不投票。他解釋，這一切都源於對政府的不信任，也認為進入議會的少數民主派根本無法撼動政局。但眼見2013年後，「保皇黨派」開始變多了，覺得「不投不行了」。

只是到了現在，那種「非必要去投票不可」的感覺再次消失。「想投的都被DQ了……（選舉）沒有意思的」，「投誰都沒有用」。

在他眼中，澳門民主派議員雖少，難以撬動盤根錯節的政治格局，但作為選民，為他們保住位置，是至少希望他們能繼續幫市民發聲。但當他們全然被消失，政治篩選當前，唐先生對日後進去議會廳堂的議員不再關心，因為「沒有意思了」。於是，投票作為公民義務和權利，他覺得也不再那麼重要，「有時間就投，沒有什麼mood就不投算了。」

不過，關於這城的未來，作為普通澳門人還可以做些什麼嗎？「沒有了，你還想做到什麼？整個政府議會已經死亡。」

李太，57歲，賭場荷官：「這次選舉完全沒有氣氛」

李太並不是民主派的鐵票。此前她投過三屆選舉，票先後投下給老民主派吳國昌，自己老闆、代表建制商界的梁安琪；至於對上一屆選舉，她投了給建制社團代表施家倫。

她不怕花時間，不斷用四年的時間去驗收一個人、一個團隊。但每每選舉讓她苦惱的是，人人「政綱都說好好聽好漂亮」，結果「做出來時會有出入」。四年再過去，李太看見年輕人蘇嘉豪在議會勇於發聲，也不乏力地監督政府花費公帑，這一次，她想要投給他試看看。

然而，政府把機會沒收了。政治篩選引發社會的懣怒無處釋放，人人失語，轉移對選舉冷淡看待。這段日子，李太覺得選舉造勢完全沒有氣氛，甚至在上班時跟同事討論，很多人都不知自己要投哪一組；有同事說不會不去，「投廢票，讓政府知道很多市民對其行為不滿。」

投還是不投，李太還是很掙扎，自己也曾經忍不住擱下怒言，覺得政府不如乾脆把立法會給取消，不要浪費公帑，「反正市民講的政府都不會接納啦、不需要民意啦，還選什麼，選出來就只是『做』（戲）。」有人說，政治就是一場戲，要不要配合則全端看觀眾。

訪問是選舉前夕，當天李太下班以後，突然向記者肯定自己「一定投票」。因為她還是覺得，自己不願當袖手旁觀的觀眾。

Anna，29歲，自由工作者：「政治（制度）爛了，但不要忘記還有公民權」

「我是一定會去投票、必須、有票不投才傻！」經過數星期的反覆思考與沉澱，Anna 斬釘截鐵地說出自己對此次選舉的立場。

四年前的選舉，共有24個組別競選，為歷屆最多。當年經歷天鴿風災後，大量新面孔湧現，當中蘇嘉豪以最年輕議員之態進入議會。在 Anna 眼中，他的出現確實有給僵固的議會帶來活力，所以她今屆打算投給鄭明軒，再讓「多一些後生仔進去」。特別這一年，打著鮮明民主派旗幟的組別也開始變多，Anna 一開始很興奮，但DQ事情突然發生，一種被拋上天然後一下子急墜至谷底的感覺來襲，「很突然，沒有人會想過這樣（DQ議員）也行。」

之後的日子，Anna 曾經「灰（失落）到不想投票」，後來又覺得自己餘下還能做的，就只有「不正中當權者下懷」，她反復地說。

「中共才不會理你對不對抗，這麼多年這多事還看不透澈？」「既然未來充滿未知，那不如賭一局。」她重頭細讀餘下14個組別的政綱。從文宣字體設計大小不一，到看看哪些組沒有提到「大灣區」和「愛國教育」，她都像挑蝦腸一樣仔細看，也會在紙上留下筆記。

一份政綱，足以窺視未來四年的社會改變。當中，有一候選組別提到要發展快車，便利澳門市民到灣區合作，「快車去大灣區，驚唔驚？」她語氣驚恐地反問，「我90後，要我們這麼快去擁抱祖國的情懷，是一件很抗拒的事來的。」

唯當中有一組的政綱有提到未來四年，將「保障居民言論自由，循序漸進推動政制發展」。這讓 Anna 感到「超級意外」。在紅線處處的政治環境中，她覺還可以寫得出爭取政改和自由二字，「其實已經不容易」，「起碼不會叫大家搬去大灣區先啦屌」。

自DQ事件發生以後，社會杯葛選舉的聲音四起，整體選情低迷，一眾傳統建制派選團早早不斷在臉書版面、微信上打出「告急」牌。面對社會泛起的一片白票主義，Anna 覺得不敢苟同，「你在民主制度投白票才有用啊！人家會尊重你人民的想法。但現在（局面）是這樣，你何必浪費呢？」

「政治（制度）爛了；但不要忘記還有公民權。」Anna 深明像此般赤祼的政治干預，不會是最後一次。她更大膽假設不用數年，很快連票也沒得投了，「其實都好絕望。」只不過，「我不會為一時之氣去犧牲公民權，一切得來不易，不想加速瓦解。它（當權者）正正想我地咁做，所以我不會。」

方同學，21歲，首投族 ：「如果我去投票，就承認了制度合理」

和 Anna 一樣，作為首投族的方同學同樣認為，投白票的行為本身是基於投票者「最少信任制度」，在制度內表示抗議才有意義。但不一樣的是，這次選舉，方同學明言不會去投票，「如果我去投票，是否就承認了制度是合理呢？」

8年前，在台灣土生土長的方同學跟著父母來到了澳門。他記得在來之前，曾有朋友善意告訴他不要去中國，又說港澳都是中國的一部份，「兩地都沒有什麼希望了」。他帶這個疏離印象來到了這裏，不把這裏當成「家」。

2019年香港發生的一場運動，連帶引發澳門當局收緊社運自由空間的舉動，使他開始轉了念，慢慢關心兩地政治。當中，蘇嘉豪在監督政治體系、跟進市民求助方面尤其積極進取，所以澳門選舉的首票，他早就決定要投給蘇了。

這不是他第一次投票。2020年，當年同樣是首投族的他特意飛回台灣投票。當時社會人頭湧動的氣氛，讓他覺得投票是很重要的民主行為，而用投票的方法支持自己屬意的政治人物，「是很平常的事」、「像呼吸一樣」。沒料到一年後，澳門就出現DQ事件。

如今，8年前朋友的話像極了警世預言。諷刺的事一一見盡，方同學自言已不想去以任何方式參與這個「虛偽的選舉」，也令自己更加去反思「一國兩制」的方案。不過亦正因此，他對澳門理解更多——在艱難的時代，他看到民主派眾人、在這裏土生土長的普通人，不遺餘力力地為自己的家作貢獻。他自省，作為新移民，也需要為腳下的地方出力。

雖然自己對制度已經不再抱有幻想、不能改變制度，就最少去反抗和不讓制度去改變自己。「做作為公民可以做的任何事：在社交媒體宣傳自己主張、參加一些政治社團……」他認為，澳門人能做的事還有很多。

「做得多少是一方面，但你想不想去做，是另一個問題。」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唐先生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