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选举没有民主派，支持者们的零选择投票日

“凭良心按自己意愿选出新一届议员。”2021年9月8日，在澳门三组民主派候选人被正式DQ的39天后、距离立法会选举倒数4天前，选管会主席唐晓峰在电台节目中如此呼吁选民。这一句话，在50岁的文化工作者许国明看来，尤其荒谬，“我要选的议员，都被你们DQ了，那我可以怎样选？”他在脸书隔空回应。

9月12日，澳门迎来第七届立法会选举，14个组别争夺14个直选议席，为回归以来最少组别参选的一次，也是近年来争议最烈的一次——只因民主派在选前已经全军覆没。两个月前，选管会公布有六组候选组别因“事实证明”不拥护澳门基本法或特区，被取消参选资格，当中三组民主派名单被一网打尽。此前，网上流传选民投白票或属违法，唐晓峰先澄清投白票不会构成刑事罪行；后来又警告在冷静期间呼吁投白票或弃票等同扰乱选民投票意向，将交予警方处理。

不过，有关警告并未成功拉升选民的投票意欲。选举于晚上9时结束，全日累积约137281名选民投票，投票率约为42.3%，为回归以来最低，比起2017年立法会选举低近15%。当中，白票超过3100张，比起上届急增3倍；废票则约2000张。唐晓峰在选后就投票率低迷一事回应，表示选管会初步认为防疫管控措施，致使身处外地的澳门选民不便回澳，而天气不稳亦影响选民投票意欲。他强调，“其他的都不是主因。”

回望上届2017年选举数据，在近175000张有效选票中，超过三万张票为民主派所得。如今，在2021年烈日下，澳门回到回归前、还没有民主派议员出现的原点，民主派支持者手中选票往哪里去？

端传媒记者访问七名民主派支持者，问及他们对这次选举的看法。面对一场被筛选的选举，有人不投票以彰显制度不公，有人认为投票依然重要，也有人在失去属意的代议士后，对票之所向犹疑不决。甚至有人直言，以后可能不再关心政治。

许国明，50岁，电影导演：“投白票不是放弃”

“既然我又想尽一下公民责任到票站投票，又要听选管会主席的话凭良心投票，在别无选择之下，那唯有投白票吧！”许国明8日在脸书写到，字里行间憋著一口闷气。

这口气他始终咽不下去。自7月9日民主派名单全被DQ的消息公布，许国明一连数天在脸书发表评论，又呼吁支持民主派的朋友联署抗议。两个月后再谈起此事，他仍然意难平，“你（政府）说要公平选举，这些叫公平选举吗？废话！你说激进不行，现在温柔的声音也不行，那你想怎样？”

自主权移交之后，每一届立法会选举许国明都会去投票。上届选举因为觉得议会“需要一些年轻的声音”，他把票投了给当时年仅26岁的苏嘉豪。而这一次，他本想把选票留给老民主派吴国昌的接班人郑明轩，只不过，球员还没上场就被淘汰掉。

对于许国明来说，港澳仅一水之隔，当邻埠政治气氛波谲云诡，自己也不是没有想过澳门会发生同类事件，“毕竟在澳门，甚至奇怪的事情都会发生”——当局以防疫为由禁止游行集会举行，但另一边厢却默许建制派举办造势大会、大型商场如常开幕。

只不过更奇怪的事始终都发生了。面对选管会说民主派不拥护澳门基本法或特区，许国明感到诧异：“民主派他们的表现是很效忠澳门特区，他们是很爱澳门的”，“不然建制派天天（支持）掘路就很效忠？”对于当局及终审法院的判决，他不明所以。至于余下还能被选的，已经没有许国明属意的人了。

“要我在一堆烂橙中选一个没有这么烂的，我不如投白票好了。”然而有人认为，投白票则等同放弃了自己仅拥有的公民权利，反问至此，许国明语气突然更加坚定，“投白票不是等于放弃啊！”他解释，投白票是借助自己的一票表示抗议、表示对DQ严重不满的一种方式。

“反正今时今日，你不让我们上街抗议，又会用防疫的借口说不可上街、不可聚会、聚集，我就用一个不聚集的方式以示抗议。”许国明说。

李珈瑾，26岁，被DQ候选人：“这个澳门不能再玩下去，要完了”

在DQ消息公布之后，“学社前进”名单第四候选人李珈瑾回到学社商讨后续应对程序。到了晚上坐巴士回家时，停滞空气中，他觉得心头被大石压得紧紧，有著一种讲不出的伤心、“为澳门感到很伤心”。他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个澳门不能再玩下去，要完了”。

2014年，李珈瑾还只是中学生，苏嘉豪就在大学毕业之后来到了他的中学任教。之后苏嘉豪同年带领的“反离补”运动，就让李珈瑾打开了眼睛，“第一次认识到在澳门比较敢讲话的人”。

2017年，李珈瑾首次投票就投给了苏嘉豪，因为觉得学社是自己的一个希望。没料到四年后，自己竟然能一起参选，成为一部份澳门人的希望。他感觉责任变得沉重，因为他很清楚在做的事，“非为自己而做、为金钱，而是整个澳门的事”。

“但突然DQ，一下子打你入谷底。”之前听人们说政治高压，李珈瑾都不是太能切身感受到，直到现在他才真正明暸。突然之间 ，他发现除了按程序就判决上诉以外，好像已经没有事可以做了。

“你明明不想平平无奇，不想每天想著如何挣多点钱、吃什么好东西......你想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时间和其他人一起推动城市进步，但突然DQ，被迫你要做返平凡的人。”年轻人欲在澳门从政，参与公共事务途径一向很少，没有像香港区议会般的踏脚石，唯一能赚取议价能力的就是进入立法会。此刻民主派全被取消参选资格，连这个唯一途径都没有了。

纵然无力感重，然而李珈瑾仍然想用一张选票，去彰显这种不满。

对于曾经的政治想像，对未来的一个梦，他已经放下了，他想自私一点，“考虑自己多一点”，也许找份安稳工作。至于日后会否再参与公共事务，“已经没有再考虑了”。

“你想玩、想参与，人家都不让你参与......大家都抵挡不到这种失败。”

陈永汉，67岁，资深摄影记者：“民主、直选不用想了啦，澳门不能再做什么了”

自1984年何思谦以本地华人身份参选立法会以来，陈永汉每一次都必定会抽空去投票，支持民主派。但这次选举前夕，他到了珠海玩，对选举也不怎么紧张。第二天下午他回到澳门，传短讯给记者说，自己没有去投票：“无声抗议（微笑）”。

“就像自助餐一样，你选好给我，就有些生气；我不喜欢吃，就有点不想去投票。”陈永汉相当无奈。

八九民运之后，吴国昌以鲜明的民主旗帜进入议会，一改​当年以土生葡人和亲北京人士垄断的议会文化，于社会间引发一阵旋风。据陈永汉观察，面对新进来的压力，当时的传统社团渐渐成了“民生派”，靠厚实的资源做群众连结​​；无政治顾虑、不受资金制肘的民主派尽管人数只有两个，“（提出的）议案都被否决”，但他们的存在始终能够监督政府，“让政府和官员不会这么放肆”。

时势变幻，政府眼见已经不再“怕”民主派了。民主派从以前促进管治的鞭策者，到被指控为勾结外国势力的不拥护国家者，陈永汉感到十分意外。“他们只是监察政治施政多些声音而已，这样都接受不到？”“官员啊......”陈永汉差点骂脏话，但下一秒又把话吞回去，“他们去外国考察交流就不算勾结外国势力了吗？”

时代的巨轮正转动，人人在问澳门是变了吗？陈永汉觉得，是的。他忆起以前的选举竞争相当激烈，甚至连民主派本身也有数组参选，尽管只有一票，自己一定会去投，而现在，“真的想躺平了。”他苦笑。

陈永汉知道，民主派的没落更是因为大环境嬗变——“上面”收紧自由了，港澳都难免陷入类似情况。但他还是捺不住感到失望。坚持了37年的习惯如今放弃，陈永汉原本还在很挣扎，不过“我想它投票率低，让政府知衰就对了。”

至于未来，当选的人入去做什么、能做什么，他已经没有太多想像。“最好监督政府啦，只好做民生的事啰。”那是否不能再讲民主了？“民主不能再讲了啦，大陆收紧了，想讲都不能再讲了。”他说。

十多年前，陈永汉曾对澳门充望希望，看到澳门“一直向好的方向发展”、看到民主之路开始有点进程。但随著中国领导人更替，外围环境变幻不断，现在只看得见绝望。他语气冷淡了下来，“民主、直选不用想了啦，（澳门人）不能再做什么了。”

“做返普通百姓啰，不然怎样呢？”

唐先生，40岁，文职：“有时间就投，没有mood就不投了”

唐先生在选举前一天改变了主意。

他告诉记者打算票投立场较接近民主派、土生葡人和公务员代表的高天赐，想著他过去政绩也还不赖，既然民主派没有了，起码为议会留下一道尖锐声音。选举当日，他和太太吃过早餐，就会一起前往投票——他原本是这样计划的。但在选战前夕，唐先生说：“​​突然之间不想投了”，“真的没有mood（心情）”。他还是生出了闷气。

唐先生的投票资历并不算深，甚至一度觉得选举无用而不投票。他解释，这一切都源于对政府的不信任，也认为进入议会的少数民主派根本无法撼动政局。但眼见2013年后，“保皇党派”开始变多了，觉得“不投不行了”。

只是到了现在，那种“非必要去投票不可”的感觉再次消失。“想投的都被DQ了......（选举）没有意思的”，“投谁都没有用”。

在他眼中，澳门民主派议员虽少，难以撬动盘根错节的政治格局，但作为选民，为他们保住位置，是至少希望他们能继续帮市民发声。但当他们全然被消失，政治筛选当前，唐先生对日后进去议会厅堂的议员不再关心，因为“没有意思了”。于是，投票作为公民义务和权利，他觉得也不再那么重要，“有时间就投，没有什么mood就不投算了。”

不过，关于这城的未来，作为普通澳门人还可以做些什么吗？“没有了，你还想做到什么？整个政府议会已经死亡。”

李太，57岁，赌场荷官：“这次选举完全没有气氛”

李太并不是民主派的铁票。此前她投过三届选举，票先后投下给老民主派吴国昌，自己老板、代表建制商界的梁安琪；至于对上一届选举，她投了给建制社团代表施家伦。

她不怕花时间，不断用四年的时间去验收一个人、一个团队。但每每选举让她苦恼的是，人人“政纲都说好好听好漂亮”，结果“做出来时会有出入”。四年再过去，李太看见年轻人苏嘉豪在议会勇于发声，也不乏力地监督政府花费公帑，这一次，她想要投给他试看看。

然而，政府把机会没收了。政治筛选引发社会的懑怒无处释放，人人失语，转移对选举冷淡看待。这段日子，李太觉得选举造势完全没有气氛，甚至在上班时跟同事讨论，很多人都不知自己要投哪一组；有同事说不会不去，“投废票，让政府知道很多市民对其行为不满。”

投还是不投，李太还是很挣扎，自己也曾经忍不住搁下怒言，觉得政府不如干脆把立法会给取消，不要浪费公帑，“反正市民讲的政府都不会接纳啦、不需要民意啦，还选什么，选出来就只是‘做’（戏）。”有人说，政治就是一场戏，要不要配合则全端看观众。

访问是选举前夕，当天李太下班以后，突然向记者肯定自己“一定投票”。因为她还是觉得，自己不愿当袖手旁观的观众。

Anna，29岁，自由工作者：“政治（制度）烂了，但不要忘记还有公民权”

“我是一定会去投票、必须、有票不投才傻！”经过数星期的反复思考与沉淀，Anna 斩钉截铁地说出自己对此次选举的立场。

四年前的选举，共有24个组别竞选，为历届最多。当年经历天鸽风灾后，大量新面孔涌现，当中苏嘉豪以最年轻议员之态进入议会。在 Anna 眼中，他的出现确实有给僵固的议会带来活力，所以她今届打算投给郑明轩，再让“多一些后生仔进去”。特别这一年，打著鲜明民主派旗帜的组别也开始变多，Anna 一开始很兴奋，但DQ事情突然发生，一种被抛上天然后一下子急坠至谷底的感觉来袭，“很突然，没有人会想过这样（DQ议员）也行。”

之后的日子，Anna 曾经“灰（失落）到不想投票”，后来又觉得自己余下还能做的，就只有“不正中当权者下怀”，她反复地说。

“中共才不会理你对不对抗，这么多年这多事还看不透澈？”“既然未来充满未知，那不如赌一局。”她重头细读余下14个组别的政纲。从文宣字体设计大小不一，到看看哪些组没有提到“大湾区”和“爱国教育”，她都像挑虾肠一样仔细看，也会在纸上留下笔记。

一份政纲，足以窥视未来四年的社会改变。当中，有一候选组别提到要发展快车，便利澳门市民到湾区合作，“快车去大湾区，惊唔惊？”她语气惊恐地反问，“我90后，要我们这么快去拥抱祖国的情怀，是一件很抗拒的事来的。”

唯当中有一组的政纲有提到未来四年，将“保障居民言论自由，循序渐进推动政制发展”。这让 Anna 感到“超级意外”。在红线处处的政治环境中，她觉还可以写得出争取政改和自由二字，“其实已经不容易”，“起码不会叫大家搬去大湾区先啦屌”。

自DQ事件发生以后，社会杯葛选举的声音四起，整体选情低迷，一众传统建制派选团早早不断在脸书版面、微信上打出“告急”牌。面对社会泛起的一片白票主义，Anna 觉得不敢苟同，“你在民主制度投白票才有用啊！人家会尊重你人民的想法。但现在（局面）是这样，你何必浪费呢？”

“政治（制度）烂了；但不要忘记还有公民权。”Anna 深明像此般赤祼的政治干预，不会是最后一次。她更大胆假设不用数年，很快连票也没得投了，“其实都好绝望。”只不过，“我不会为一时之气去牺牲公民权，一切得来不易，不想加速瓦解。它（当权者）正正想我地咁做，所以我不会。”

方同学，21岁，首投族 ：“如果我去投票，就承认了制度合理”

和 Anna 一样，作为首投族的方同学同样认为，投白票的行为本身是基于投票者“最少信任制度”，在制度内表示抗议才有意义。但不一样的是，这次选举，方同学明言不会去投票，“如果我去投票，是否就承认了制度是合理呢？”

8年前，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方同学跟著父母来到了澳门。他记得在来之前，曾有朋友善意告诉他不要去中国，又说港澳都是中国的一部份，“两地都没有什么希望了”。他带这个疏离印象来到了这里，不把这里当成“家”。

2019年香港发生的一场运动，连带引发澳门当局收紧社运自由空间的举动，使他开始转了念，慢慢关心两地政治。当中，苏嘉豪在监督政治体系、跟进市民求助方面尤其积极进取，所以澳门选举的首票，他早就决定要投给苏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投票。2020年，当年同样是首投族的他特意飞回台湾投票。当时社会人头涌动的气氛，让他觉得投票是很重要的民主行为，而用投票的方法支持自己属意的政治人物，“是很平常的事”、“像呼吸一样”。没料到一年后，澳门就出现DQ事件。

如今，8年前朋友的话像极了警世预言。讽刺的事一一见尽，方同学自言已不想去以任何方式参与这个“虚伪的选举”，也令自己更加去反思“一国两制”的方案。不过亦正因此，他对澳门理解更多——在艰难的时代，他看到民主派众人、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普通人，不遗余力力地为自己的家作贡献。他自省，作为新移民，也需要为脚下的地方出力。

虽然自己对制度已经不再抱有幻想、不能改变制度，就最少去反抗和不让制度去改变自己。“做作为公民可以做的任何事：在社交媒体宣传自己主张、参加一些政治社团......”他认为，澳门人能做的事还有很多。

“做得多少是一方面，但你想不想去做，是另一个问题。”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唐先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