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伍家朗的球衣背後，香港運動發展到底以誰為本？

一次判斷失誤之後，在對手的咆哮聲中，伍家朗低頭看著羽毛球，左手拉扯著球衣的肩膀位置。濕透的綠白色球衣，離開身體一剎，又瞬間吸附回去。

這是一場世界排名第九，對上第五十九的比賽。排名不是絕對，但前香港羽毛球奧運代表潘樂恩認為，那不是平日的伍家朗。不論是網前交鋒，抑或對羽毛球落點的判斷，這位香港羽毛球代表都失卻了過往的銳利。

這場比賽未開始，伍家朗已成為香港全城焦點。因為在早前的比賽穿上一件全黑，沒有區徽的球衣，伍遭到建制派批評「不想代表中國香港」，最後臨陣更換戰衣。2018年，伍家朗曾表示，他花了兩年時間，克服了賽場上的輸羸壓力。但這次，身穿不熟悉的衣服，面對不熟悉的壓力，終爆冷落敗，無緣晉級。

「在我認知，這件事是沒可能發生的，不應該會發生。」曾為2008年北京奧運中國隊設計戰衣、投身業界近二十年的Eric Leung如此評價。

球衣物料決定表現？

東京奧運意外地為壓抑已久的香港，帶來久違的興奮。截至8月6日，香港運動員已經奪得一金兩銀兩銅，超越了過去6屆奧運的總和。

全城奧運狂熱，終究也避免不了政治化。伍家朗的黑色球衣引來建制派狙擊後，翌日羽毛球總會解畫，稱伍家朗因未能夠與現有贊助商續約，決定自己安排球衣參賽。伍家朗亦於個人社交平台Instagram中解釋，他未獲授權印上區旗，不能擅自印製。根據《區旗及區徽條例》，若未經副行政署長事先批准，任何人不得使用國旗、區旗、區徽等圖案。

比賽過後，穿著濕透新球衣的伍家朗對傳媒坦言，不會將落敗完全歸咎於臨陣更換球衣，但承認受到影響。同時，一眾香港網民亦圍繞球衣提出意見，當中有網民指出，該FILA球衣用料為100％聚酯纖維，必然難起吸濕排汗之效。

不過，根據其2021年的產品型錄，有份贊助其他香港羽毛球運動員的日本品牌Yonex，絕大部分球衣均使用100％聚酯纖維，另有小部分球衣為82％聚酯纖維 ＆ 18％混合纖維。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及紡織學院副院長葉曉雲解釋，一件衣服能否有效排汗吸濕，並非單純取決於物料。纖維的編織、形狀、之間的空隙、後期化學加工等，都會影響到其後果。例如，Yonex的球衣資料中，都會強調其使用了異形斷面纖維，可將熱氣及水氣快速排出。

至於伍家朗一開始穿著的全黑Lululemon球衣，其物料則是49% 尼龍，43% 回收聚酯纖維， 4% 氨綸及4% X-static® 尼龍，售價亦相對較高，是否優於FILA和Yonex？葉曉雲表示，單以物料實在難以判斷，但用上氨綸這種具高度回彈的物料，衣服的回彈力或會更高。

心理影響或更為關鍵

球衣設計師Eric Leung表示，一件奧運戰衣不能只著眼於物料，設計上可是充滿細節。他舉例，為了設計08年北京奧運的戰衣，由2004年開始，他和運動用品廠商團隊已需要親身飛往北京到各運動總會，與相關人士會面，並觀看運動員的練習及比賽，以設計出最合適的衣服。

「例如舉重，原來運動員不會經常將條bar（舉重槓）上胸口，更多是舉到大腿就放下，不斷重複這個動作。」所以，這些部位的用料就需要加厚，或者使用更堅韌的物料。又例如射箭，Eric Leung觀察到運動員經常只需移動其中一隻手，「當時我有個想法，就是不對稱的design。」不過，經運動員試穿後，反饋卻是不甚舒服，「好像有點不Balance（平衡），最後我們就改了這個設計。」

Eric Leung表示，這類與運動員的意見來回，至少需要兩次。同時，設計途中，亦要進行多次科學測試，「例如研究運動員出汗最多的地方」，由開始設計到成品誕生，少說也要3、4年。

那末，球衣對運動員的表現，影響有多大？曾代表香港出戰兩屆奧運的羽毛球運動員潘樂恩表示，香港的羽毛球員很少會得到度身訂造的球衣，臨陣換衣帶來的影響，或許沒有想像中巨大：「可能是質地上或者貼身，但也不會影響打球的速度、力量之類。反而，我覺得整件事是心理上的影響較大。」

伍家朗身穿新衣的比賽中，潘樂恩觀察到，「明顯他的動作和平時的神態有些許不同，沒有以往的從容。」她指出，運動員的確要克服壓力，但是次風波，伍家朗要承受的，是「完全想像不到的其他事情，也不是正常要承受的東西。」

葉曉雲亦表示，相信球衣並非決定輸贏的絕對因素。然而，她指出，除了物理上的功能，心理、外觀、觸感等，都是人們判定衣服是否舒適的指標。衣服緊貼身軀，「可能只是有些許不習慣……都可能令他沒有那麼自信。」甚或，球衣的顏色設計，亦有機會影響球員心理：「有可能他喜歡黑色，深沉一點，又是平實的design。」

事實上，心理層面亦是球衣設計的重要一環。Eric Leung向端傳媒表示，08年奧運的中國隊戰衣，胸口國旗的背後，都會印有中國國歌歌詞：「起來前進」4字。他指出，這項設計，非關外觀，而是考慮到運動員手接胸口之際，與國家的無形連繫：「只有運動員穿衣時才會看到，我們想將這個connection給他們。」

對於球衣會否影響表現，Eric Leung表示，其實不用想得太複雜。即使並非專業運動員，可以穿著熟悉的衣服，表現自然會提升：「你自己打波，都不會突然買一對新鞋吧……我穿得舒服，奧委會又批准，我當然穿上去比賽，就是這麼簡單。」

世界級球員亦需自行準備球衣

是次風波，亦令大眾質疑和訝異，一位世界級球員，竟需要自行安排球衣？潘樂恩以自身經驗解釋，除了以整個團隊，男單女單、男雙女雙打五場的團體賽之外，即使是世界錦標賽、奧運等，香港羽毛球總會都不會為運動員處理球衣事宜。而球衣的贊助，一向亦由球員自行處理；球員亦不一定要配合穿著羽毛球總會本身贊助商的球衣：「上一屆（奧運選手）周凱華、李晉熙的贊助商好像是Victor，當時比賽他們也是穿自己的贊助商球衣。」

前香港網球總會會長周小龍指出，香港的確沒有規例列明，各體育總會必需為運動員準備球衣，然而，沒有規定，不代表就沒有責任。「（總會）百分之百有責任，不然你這個運動的總會用來做甚麼。」

2014年，香港派出10名網球運動員出戰亞運會。周小龍回憶，當時的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下稱港協），僅提供典禮用的西裝外套，而比賽用球衣，則由運動員自己的贊助商提供。然而，10名運動員之中，只有1名有贊助商提供球衣。當時任網球總會會長的周小龍，負責為其餘9名球員安排球衣，印上名字、縫上區徽等亦一手包辦。「（今屆奧運）有多少個運動員代表香港去打羽毛球？4個而已。問4個人有沒有球衣，是一件好困難的事嗎？」

他表示，若果是運動員個人的比賽，總會自然不應干涉其球衣問題，「但這是奧運呀，是代表香港的比賽……你可以讓他有自由不穿（總會安排的球衣），但你應該有責任要安排，at the very minimum（至少）要準備多幾件吧。」

體育總會不為運動員安排球衣，在國際上實屬罕見。Eric Leung向端傳媒表示，不論中國或美國，與贊助商洽商溝通的，絕大部分都是各運動的總會或協會，而非運動員本人：「當然，若你是巨星，例如劉翔、C朗（拿度），可能就會有自己的Agent（經理人）去處理。」

設計08年奧運戰衣時，Eric Leung和運動廠商的同事，都以各體育總會為主要溝通對象。他更指出，視乎贊助商，球衣的設計偶爾亦要迎合總會主席的喜好。例如，中國隊乒乓球球衣「一定要有龍element（元素）， 因為代表中國，其實這個設計是federation（協會／總會） 主席的喜好，贊助商設計師沒有決定權。」

7月26日，港協發表聲明，指個別運動項目比賽時所穿的衣著，會因應不同需要，「由運動員所屬的體育總會協調統籌。」

即使香港羽毛球總會的確未有為伍家朗準備球衣，Eric Leung表示，仍可有不同的處理手法，將球衣帶來的影響減低。

FILA香港發言人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伍家朗的新球衣，是由香港羽毛球總會派員到FILA當地的門市購買。Eric Leung認為，既是如此，為何不考慮其他品牌的球衣？他指出，FILA本身並非專長於比賽衣服的品牌：「它主要是做悠閒運動服的……不是追求performance（表現），而是lifestyle（生活品味）的。」

事已至此，Eric Leung只感荒謬。他表示，伍家朗不是普通球員，而是有能力爭取奧運獎牌，所謂「Top Tier（最高層次）」的運動員。在他過往的經驗中，球員不可能需要突然換下慣用戰衣，體育總會不可能沒有準備後備球衣，球員亦不可能需要自己去購買球衣。

「他是代表香港去參賽奧運，竟然要他自己去買球衣，再印名字上去參加比賽，這已經是悲哀。」Eric Leung道。

球衣的背後，是整個架構的問題

周小龍表示，一間體育總會的責任，準備球衣只是基本。發掘青年新晉，以及培訓精英球員，才是總會的主要職責。然而，由於各體育總會的職責，並沒有硬性規定，做多做少，僅視乎各總會的自發性。

2002年，香港網球公開賽停辦。往後十多年，香港網球總會沒有引入或發展任何一項職業網球比賽。周小龍於2014年擔任香港網球總會主席期間，重新引入香港網球公開賽。周小龍表示，當年柬埔寨都有3項國際賽事，越南都有6個，「香港當時可以是1個都沒有。」

另外，周小龍任主席期間，讓球員不只限於總會一位教練，而是出外參與不同的訓練營。周小龍表示，當年一場比賽，成本約為40萬港元，而將運動員送往訓練營，則需要約60萬。當時，香港政府對網球總會的資助，每年約為200萬，「所以我們要自己去找贊助。」截至今年，該家公司仍然是香港網球公開賽的主要贊助商。

現今，羽毛球作為香港的「 A級」精英運動項目，羽毛球總會最近3年獲得的政府資助，分別為3.94億元、5.11億元和4.42億元。周小龍認為，如此優厚的經費，羽毛球總會絕對可以做到更多。

不過，潘樂恩表示，在其職業生涯當中，不論是日常訓練、培訓，以至比賽前後的準備安排，她感覺不到香港羽毛球總會有很大參與：「其實球員和羽總之間沒有太多的交流。」她表示，上述一切，幾乎都由教練一手包辦：「也有可能教練都是收到上面（總會）的指示，就一次過跟我們說。」

總會之間的落差，源自沒有監督與問責。目前，香港共有79個體育總會；理論上，這些體育總會交代的對象，正是港協。然而，歷年來，港協多次爆出惹人非議的新聞。

誰來監督港協暨奧委會？

2013年，港協發生了一次同樣與衣服有關的風波。當時，香港網球總會建議派出四男四女，代表香港出戰天津東亞運動會，港協最初只允許派出兩男，經過上訴，再加派兩女。

周小龍表示，當年他追問港協為何只肯派出4人，港協先是表示不獲批的球員未夠資格參加比賽，接續表示「而且去比賽不用錢嗎，我們要做隊衣給她們。」

結果，兩名最初不獲批准，「未夠資格」的兩名女子球員：張玲和胡可澄，一路殺進季軍戰方落敗。

2020年4月，香港審計署發表報告，指港協在選拔2018年亞運男子游泳隊選手時，17名泳手中，僅6名符合遴選準則，另外11名則以「其他因素」獲選，其中包括香港游泳總會委員吳旭光之子吳欣鍵。另外，報告亦揭發，港協一共設有29個委員會，其中14個在2017至2019年期間未曾開會，另有61名成員未曾出席任何會議。再者，港協的採購程序中，有20項採購為單一報價；港協聲稱市面僅有一家供應商，但審計署則認為有多款選擇。

對於外界對港協、各體育總會的批評，以至敦促政府檢討有關問題時，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一方面指出，政府需要尊重《奧林匹克憲章》有關體育運動在組織、管理、經營上的自主原則；另一方面則向港協撥備每年五百萬元的限時撥款，以成立專責小組檢視各體育總會的運作。

不過，翻查資料，至少有10名港協委員身兼不同體育總會的主席或會長。例如港協委員會會長霍震霆，兼任香港足球總會會長，而港協副會長湯徫掄，則是羽毛球總會的主席。周小龍表示，要求港協監察體育總會，「即是自己人管自己人……若果這次（球衣）事件有人需要被譴責或督促，是否湯徫掄要譴責湯徫掄？」

2017年8月，經過2016年的里約奧運之後，面對民間及媒體對原有體育制度的種種批評，台灣立法院通過了《國民體育法》的修訂，擴大了民間參與並監督各單項協會的機會。對比香港，每屆奧運過後，政府只會增加撥款，或者興建有關運動的場地；其整體制度及架構，多年來未有重大改革。

撇除制度與體制，周小龍認為，香港運動的核心問題，不過是有否以運動員為本位。若以運動員為核心，各體育總會自當盡全力支援旗下運動員，亦不會懼於輿論，要求伍家朗更換球衣：「當你go back to運動員，其實這次風波根本不會發生。」

（端傳媒實習記者郭海渝、黎嘉琪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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