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常瑋平，一個不見容於國家的人

編者按：本文由端傳媒與NGOCN聲音計劃聯合出品，首發於端傳媒。

216個視頻，是中國律師常瑋平在取保候審的10個月裏錄製的生活日記。他說他很珍惜每一個還能被看到和被聽到的日子，希望探索一種還有價值的存在的方式。

今年37歲的常瑋平，在2020年1月12日因危害國家安全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10天。之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取保候審，軟禁在他陝西鳳翔老家近10個月。

「我當然無罪。記錄，就是我的態度。」視頻裏和生活中，他都多次強調。他認為自己有義務為研究這一階段中國律師生存狀態、法治及人權狀況的調查提供真實資料。2020年10月16日的視頻裏，他罕見地發表了總結和聲明，揭露自己在指定地點監視居住期間遭遇的酷刑：連續10天被銬在老虎凳上，不能睡覺，導致他右手拇指和食指至今麻木無知覺，每天只能吃一碗麵條湯和一個雞蛋大小的饅頭，疲勞審訊，共做筆錄16份。

視頻日記在2020年10月21日戛然而止。第二天，他再次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後於2021年4月7日被逮捕，關押在寶雞鳳縣看守所。

「我做的事情，是一個律師的職責，也是一個公民的社會義務，即便不被獎勵，也不應該被如此對待。」常瑋平在總結視頻裏說，他唯一感到遺憾的是，自己做的還不夠多，對波及的家人和朋友尤其愧疚。

支持#MeToo的男律師

無力感，憤怒感，羞恥感。陳紫娟一口氣說出半年來她與陝西省司法部門打交道的感受。

陳紫娟是常瑋平的妻子。丈夫2020年10月22日再次被關押後，陳紫娟在推特、微博等平台註冊了以「常瑋平律師的妻子」為名的賬號，聲援丈夫，記錄自己的維權遭遇。

「這些寫着『人民』的機構部門，都無比宏偉壯觀，可人民卻連門都進不去。」陳紫娟和律師多次去陝西的公安局、檢察院、監察委等部門依法控訴常瑋平在此前的監視居住中遭遇的酷刑，被無視和驅趕。

過程中，陳紫娟加深了對丈夫的了解。在維權律師群體中，常瑋平即便不是最温和的，也是十分温和的。他只是相信並且嘗試通過個案維權，逐步有序地推進中國法治。

不是一個反抗者。常瑋平多次明確自己的定位。雖然以維權律師自居，但他不僅關注政治敏感性的案子，還把更多精力放在維權圈裏不太在意的性別歧視、就業歧視等公益案上。

2017年，青年劉元因體驗出艾滋病被貴州茅台公司拒絕錄用。常瑋平作為代理律師，通過媒體動員獲得公眾支持。同年4月，又推動51名律師聯署致信中國人社部和衞計委，建議刪除《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裏與「艾滋就業歧視」有關的規定，保障艾滋病感染者和乙肝病毒攜帶者平等的就業權利。

常瑋平為劉元贏回了工作和精神撫慰金5萬元。這個案子也成為2018年《民事案件案由規定》中增加「平等就業權糾紛」案由以來的中國平等就業第一案。

反歧視的案子既可以維護個人權益，又可以激活政府功能，逐步改善政策。常瑋平發現這些反歧視案子似乎更能推動人們的權益意識覺醒，更加積極投身艾滋歧視、乙肝歧視、性別歧視、性騷擾等案件中。

2018年，發軔於美國的#MeToo運動蔓延到中國。據端傳媒記錄，2018年1月1日到2018年10月媒體曝光的#Metoo案子就有36例。常瑋平和幾位女權主義者組成一個反性暴力援助小組，為倖存者提供法律援助。他成了維權律師中少有的公開站出來支持#MeToo運動的男律師。

後來，這個小組裏多人不同程度上被失去人身自由。常瑋平取保候審後重新加入，在小組打趣，「這個小組明明在幫人，罪犯成分卻有點高，犯罪率都三分之二了。」

在以男性為主體的維權律師中，常瑋平性別意識比較好，也算個另類。律師朋友小茗記得，他們同在的律師群裏，每次有關性別的話題，總會有人去@常瑋平，「這個問題，常律師怎麼看？」有同行直接警告同行，「常瑋平是搞#MeToo的，我們離他遠一點。」

常瑋平不在意，自嘲只是「底氣不足的偽女權主義者」。他做過不少職場歧視的案子，了解性別歧視、性騷擾等給女性帶來的不公和傷害。

2017年，廚師高曉應聘廣州一酒樓時被以「我們只招男的，不招女的」為由拒絕。常瑋平指出，中國家庭裏大多是女性掌廚，怎麼到了酒樓，就說女性不行了？這是職業歧視。剛好，高曉是愛做飯、能吃苦、還能回懟性騷擾的女權主義者，兩人一拍即合，先是告了酒樓，後再告廣州市人社保的不作為。過程中，常瑋平認識了一群穿着「女權主義者長這樣」文化衫的女權主義者，更加了解了她們行動主義理念。

2018年3月7日，《女權之聲》遭遇封號。編輯熊婧找到常瑋平，起訴新浪微博和騰訊微信，之後經常跟他諮詢和討論性騷擾案子。她看過常瑋平對待倖存者的耐心，也讀過常瑋平寫的「一個女人系列」文章，發現常瑋平「是維權律師中難得能用心傾聽女性聲音的人」。

2018年7月獨立記者黃雪琴因報導中山大學人類學教授張鵬性騷擾事件，被張鵬要挾控告名譽侵權。常瑋平第一時間給黃雪琴發去信息，「要是你被告了，我免費幫你打。」

常瑋平再次被抓後，2021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女權主義者把常瑋平評為「#MeToo裏的男律師」。辦案國保（註：全稱「國內安全保衞」，是中國人民警察的一種警種）多次提示陳紫娟，「常瑋平時常住在別人家」，「常瑋平和女權關係親密」。後知後覺的陳紫娟說起來就笑，「他們想挑撥我們夫妻關係，但我從高中就認識常瑋平，太了解他了，他志不在此。」

常瑋平坦言，從維權律師轉向更為温和的公益律師，一是法律空間被嚴重壓縮，維權律師備受打壓，曾經的維權方式不再可行，二是他看到維權圈某些言行舉止並不符合人權捍衞者的要求，圈裏的性騷擾、歧視、家暴等現象也讓他反思圈子文化；三是，他承認自己慫了，並沒有做好「將牢底坐穿」的思想準備，他希望守住底線的同時，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

維權律師的最高峰和最低谷

曾經的常瑋平沒有「慫」和「怕」的概念。在一分享會上，他坦言，即便2015年709大抓捕時近百名維權律師被關押或傳訊，他也沒怕過。當時，發現自己不在抓捕的名單裏，常瑋平還「感到有些失落，似乎一向以來的工作不被黨國認可。」

那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同行好友冷林說常瑋平是少有的「一踏進律師圈，就做維權律師」。

2011年，常瑋平通過國家司法考試。2013年，他取得律師執照。同年，法學家、憲政學者許志永和商人王功權等人提出主旨為「自由，公義，愛」的新公民運動，發起教育平權、要求官員財產公示等系列行動。運動剛發起就被中國官方嚴格監控和壓制。當年，許志永和王功權都被刑拘、審判。

為了支持新公民運動，為被抓的公民提供開放的、協作式的法律服務，2013年9月，知名律師唐吉田、江天勇、王成提議成立中國人權律師服務團，開始風風火火地參與個案維權。冷林和常瑋平同時加入，成為第一批的維權律師。人權律師服務團備受關注，一度成為人權、勇氣、死磕的象徵，最高峰時團裏有三百多位律師。

冷林記得，2014年初他和常瑋平參加律師陳建剛的孩子的喜酒會，維權律師就有六桌，一桌十人，集中了國內最活躍、最知名的維權律師。大家舉杯慶祝律師團的壯大，要推動社會進步，「當時的我們都意氣風發，根本不會怕，也沒有怕的概念。我們熱熱鬧鬧地成立，光明正大地做事，多方協作，代理敏感案子，發表聲明，開研討會，簽署聯名信，一切看起來都充滿希望。」冷林說。

作為為數不多的八零後青年律師，冷林和常瑋平看到那樣的景象十分感動。性格裏帶着樂觀因子，從未被殘酷現實碾壓過的常瑋平更是如此。2013年初，北京公民李蔚因與律師丁家喜共同參與 「官員財產公示」活動，並積極組織公民聚餐、營救黑監獄裏的訪民、接受外媒採訪以及組織申請遊行示威等活動，被以涉嫌「非法集會罪」刑事拘留，常瑋平成為李蔚的代理律師。之後，常瑋平介入了近十起公民和訪民的尋釁滋事案。

「那時候公民還可以申請遊行，可以要求官員財產公開，現在呢？」冷林感慨，「常瑋平一踏入，就是維權律師的最高峰和最低谷。」

除了代理公民案，常瑋平曾在2016年7次訴陝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職責，還把陝西的農業廳、公安局、開發區、看守所、人社局、物價局等部門告了個遍，他自嘲「因告政府而惡名昭彰」。

最開始的幾年，常瑋平很享受做律師。庭下閲卷找證據，庭上據理力爭。線下與同行激烈探討，線上激情發文，利用自媒體獲取公眾關注。有些案子，代理費不過2000元，還覆蓋不了他多次來回的交通費，他也不在意。2014年代理金哲宏的冤案，發現當時監獄要求兩個律師才能會見在押者，他就自掏腰包，幫金哲宏再請了一名律師一起會見。

他還起訴過世界500強公司豐益國際旗下的糧油品牌金龍魚和中央企業華潤萬家，因為在其宣傳海報上「轉基因大豆」幾個字不夠大，不利於消費者發現，侵犯消費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他起訴民航陝西機場公安局，原因是機場開臨時身份證明要收40元，而同樣的服務在火車站是免費的。這一告，雖然一審被駁回，但後來陝西機場取消了這筆收費。

運用法律是常瑋平的謀生之道，更是他的人生價值所在。香港資深記者江瓊珠在《中國維權律師及其一夥》書中寫過這樣一個片段，2010年常瑋平在北京準備司法考試，同鄉到訪，問他考律師證後做什麼？常瑋平說，給天安門的訪民當律師。

風雲激盪，一切如此熱烈，又如此刺痛。2014年，常瑋平參加「小河案兩週年暨冤案申訴研討會」，70多名律師與警察現場衝突，打了起來。他代理「訪民張小玉被指襲警致死案」，因拒絕給警察提供他與張小玉的通話記錄，先被警方留置詢問，後又被以「涉嫌故意殺人」傳喚23小時。1994年被認定為一強姦案殺人兇手的金哲宏坐牢20多年仍在申訴喊冤，常瑋平接到案子後盡心盡力找證據，卻被強行解除代理，之後仍一直推動着案子發展……他深切地感受着中國刑辯律師的困境。

更刺痛常瑋平的是，他發現法律時常失效，司法機構無法為人民提供司法救濟反而製造了大量冤案和訪民。冤案背後大多是刑訊逼供，訪民背後更是民間無處不在的不公和無處可放的憤怒。而應該扮演法治守護者角色的律師——卻時常被當作敵人對待。

他內心比我們都樂觀

2018年10月，常瑋平被寶雞市司法局停業3個月。同年11月22日，常瑋平所執業的陝西立剛律師事務所被註銷。按照中國《律師執業管理辦法》，若所在的律師事務所被註銷，需要在六個月內找到其他律師事務接收，否則律師證將被註銷。

半年裏，超過十家律所向常瑋平伸出了橄欖枝。然而，每到去司法廳申請轉所手續這一步，就遭遇挫折，要麼是律所打來電話稱「受到壓力，不能聘請」，要麼是開不出轉所手續。

兩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在陝西執業的律師表示，他們在飯局或司法局的小型會議上聽過陝西省司法廳某工作人員說，就是他盯着寶雞市司法局，處罰常瑋平，註銷立剛所。

常瑋平當然不會坐以待斃，他不斷地對接新律所，同時向陝西律師協會投訴，也收集證據起訴陝西司法廳濫用職權踐踏律師執業權。最強硬的對抗發生在2019年6月4日，常瑋平在陝西司法廳門口絕食、靜坐了一晚上，一邊抗議轉律所被刁難，一邊紀念六四三十週年。

「都什麼時代了，還這麼不聽話，還這樣抗辯？」

律師小茗至今都覺得荒謬，常瑋平代理的案子都不是政治最敏感的，更多是反性別歧視、就業歧視的公益案，不屬於「非要被處理的人」，怎麼會成為司法局的眼中釘？最後還被扣上了「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她感歎，「只能說，一陣妖風颳來，常律師剛好在風口，根本沒得選擇。」

與常瑋平一起代理過兩個案子的冷林指出，常瑋平十分較真，堅持程序正義，「他做案子是一定要把每一個法律程序都走完走盡的，有着太多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執著。估計得罪了不少人。」

2017年，冷林和常瑋平代理一起香港商人郭樺昌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經濟案。恰逢後雨傘運動的政治敏感期，這個案子受到諸多刁難。

冷林記得，他們要求會見經辦警察被拒絕，開庭時又被逐出法庭，還差點被警察打。温和的常瑋平展示了剛烈的一面，他把眼鏡和文件夾往地上一扔，指着警察大喊，「來啊，你打我啊，沒打死我啊。」

在另一個合作的案子中，合議庭上，常瑋平有理有據，娓娓道來。審判長突然離庭，毫無徵兆。法庭上的人都懵了，常瑋平很鎮定，停下來說「等他回來再繼續。」半個小時後，審判長回來了，常瑋平又開始據理力爭地辯。審判長看不下去，直接問他，「都什麼時代了，還這麼不聽話，還這樣抗辯？」冷林的解讀是，709大抓捕之後，法庭氛圍變了，辯護律師時常遭遇審判長的粗暴打斷、無理指責，義正嚴辭的抗辯也已經很少了，庭審變成各方心知肚明的走過場。但常瑋平依舊努力抗辯，讓法官都覺得他傻。

冷林說，中國的刑事、民事是兩條腿。前腿被打斷了，後腿拖着身子艱難地走。案子只分是否觸及統治階層的利益，不觸及，按照正常法律邏輯走；若觸及，「門都沒。」

這些年來，看着同行一個個被吊銷執照，一個個入獄，又一一釋放，再一次次入獄，冷林說，體制的維護者都被逼成了反對者，「或許，律師應該開始思考改變定位，現在沒有體制內改進的空間了，要有準備，真的做個反對者。」

做維權律師越久，冷林越發絕望。常瑋平也說自己越發絕望，「但他是虛假的絕望，他還是相信法治，把法律當真在踐行，即便被監禁在老家，他還在嘗試轉所，以法律顧問身份援助案子。他內心還是比我們都樂觀積極一點。」

世界曾在他面前打開另一扇門

常瑋平的這些經歷陳紫娟大多不清楚。她是青年科學家，醉心科研，最近在攻克某種腫瘤研究。常瑋平支持女性追求事業。夫妻各自忙碌，尊重也享受獨立的空間。

兩人是青梅竹馬。高一，常瑋平就開始追求陳紫娟。但陳紫娟志不在此，只想着學業。常瑋平不一樣，他是大家眼中的「天才型同學」，是那種上課看金庸小說，下課就坐到喜歡的女生桌上聊天；上學打籃球，放學跟着「小混混」廝混，一考試卻總能輕鬆進入班裏前一前二的人。

常瑋平一個月給她寫一封信，信紙都是精心選的文藝範，從高一到高三，寫了近百封。陳紫娟回憶，每封信都是洋洋灑灑好幾頁。高考填報志願時，常瑋平圍在陳紫娟一家人身邊出謀獻策，說重慶西南大學怎麼怎麼好——原來他報了重慶大學。那時陳紫娟的父親就說，「這小子有耐心，也有居心。」

後來陳紫娟報考了重慶的西南師範大學。開學前，常瑋平提前去了重慶，剛把行李放到重慶大學，就先把西南師範大學逛了個透。等陳紫娟來報到，他成了嚮導。常瑋平每週都去看陳紫娟，她週六有課，他就一早去到課室等。4年的堅持把她打動了，兩人成了一對。陳紫娟笑：「常瑋平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對喜歡的人和事情都能堅持不懈。」

大學生活裏，常瑋平參加了校報的編輯工作。他愛看《南方週末》和《經濟觀察報》，也自己寫文章，學攝影和編輯。見到陳紫娟，除了談情說愛就是講時事政治，那是青春飛揚的日子。

他還有一副左翼革命青年目空一切的模樣，有老師上課姍姍來遲，他就質問了半小時。陳紫娟說，這樣的常瑋平會做律師，對社會公平正義有追求太正常不過。

「但你若認識讀大學時，或者當律師之前的他，會大吃一驚，他是那麼積極向上，走路都哼着歌，帶着風。」陳紫娟說，常瑋平常在耳朵上掛着大耳塞，要麼在聽英文新聞，要麼在聽周杰倫，還時常旁若無人地哼出來，「他的快樂是肉眼可見的。」

好友冷林形容2012年剛進入律師行的常瑋平是從沒被生活碾壓過的模樣，才氣橫溢，意氣風發，帶着年輕人對美好未來的期待，「他有改良主義思想，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推動社會的進步，這本該就是年輕人應該有的期待和未來。」

大學畢業後陳紫娟北上讀研，常瑋平南下海南做工程師。工作兩年後也辭職北上發展。那是2009年的北京，奧運會帶來了短暫的開放、包容氣息，公民社會蓬勃發展，學術界百花齊放。用常瑋平的話來說，「自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開始追着各種名家轉。

經濟學家馬光遠開講座，他去搶位；企業家任志強發表演講，他去買票；法學家高銘暄開課，他去旁聽；作家李承鵬發布新書，他去湊熱鬧；「公知」羅永浩開英語培訓班，他報名學習；藝術家艾未未眾籌罰款，他捐上幾百，還拿到謝酬兩顆雕刻的葵花籽和一張借款條；作家兼賽車手韓寒比賽，他跑去現場和韓寒拍照。一切那麼熱鬧有趣，世界在常瑋平面前打開另一扇門。

他白天做證券經理工作，晚上去清華、北大旁聽法律課或者自習，雷打不動。陳紫娟說，「他這樣一邊上班，一邊追『星』，一邊自學法律。沒想到，真的考過了司法考試。」

陳紫娟至今記得常瑋平拿到司法考試成績的那個晚上，他們一起去北師大旁邊的小飯館慶祝，常瑋平告訴陳紫娟，他要做律師了。

不完美的丈夫和父親

做律師是常瑋平人生的分水嶺。陳紫娟說，做律師之前的常瑋平十分舒展，走路帶着風，臉上總是掛着幾分狡黠的笑，「做律師後，他明顯地憂愁了很多，歌也不聽了，周杰倫的演唱會也不追了。」

起初，常瑋平也和她訴說見到的不公，陳紫娟看着他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蒼老着，偶爾也勸他悠着點。如今想來，常瑋平有很強的同理心，「看的苦難多了，他也跟着苦難起來。」

常瑋平和她說過，沒有司法獨立，沒有監督機制，侵害人權的事幾乎每天都在發生。隨着政權越發大膽介入司法，操縱法律，打擊律師，他越來越少在家討論案子，709大追捕之後，律師家屬也備受波及，他刻意不再與妻子探討任何案子。

出於對家人的保護，他有意無意對家人表現一種疏離。他曾經在網上寫博客，抒發對孩子的熱愛，知道國保會收集一切私人資料對付律師後，不再在任何平台談論家人。作為丈夫，他不愛做家務。作為父親，他長期出差，較少承擔教育孩子的責任。然而，孩子卻越發喜歡他，得知爸爸再次被抓，雖然不知道具體的意思，但7歲的孩子寫了一張「shi放常瑋平」的大字報。釋字還不會寫，就寫成拼音shi。

陳紫娟感到懊惱的是，在常瑋平第二次被抓前幾天，她還和他慪氣，一氣之下把他給拉黑了。當時她氣常瑋平人在鳳翔老家，卻很少給她發微信或打電話。後來為常瑋平聲援，微信和手機都被監控，她才懂得生活在監控之下容易導致人失去說話的慾望。

況且，經過牢獄之災又處於軟禁狀態的常瑋平，內心還有一些未曾釐清和面對的創傷。常瑋平和同樣遭遇國家暴力的朋友說，自己也有政治性抑鬱和創傷後的應激障礙，有時會喪失與人正常溝通的能力。

國家暴力碾壓過的痕跡

2020年，從被監視居住回來後，常瑋平開始恐懼父母房間裏的兩口棺材，爺爺奶奶在60歲時給自己準備了棺材，兩老離世後父母也跟着效仿，常瑋平看着棺材長大，原本無畏無懼。如今，他無法獨自一人在房間裏久呆，兩、三個小時就是極限。即便是大白天，進進出出，他也總也要把院子、客廳、卧室的門都關上。好些深夜，他開着車去縣城溜圈，即便路上也無行人，但看看城裏橘黃色的燈火，他都能生起一絲温暖，感覺不那麼寂寞。

家人也隨着成了驚弓之鳥。只要兩通電話沒接到，就心驚膽戰的，四處打電話尋找他的下落。兩個姐姐更是心疼他的暴瘦和憔悴，比賽着給他做飯，送麵條和花捲。父親從深圳回到鳳翔老家時，晚上10點一到，就要打電話問他在哪裏，什麼時候回來？常瑋平苦笑，「父親回來了，就像國安法被強行通過，以後我和香港都沒好日子過了。」

他偶爾也發泄憤怒。2020年5月中旬的一天，風雨欲來，狂風大作。在閃電雷鳴的時候，常瑋平跑出家門，感受大自然的神力，對着風滾雲湧的天空喊，「我想要戰天鬥地」。

牢獄之災也讓他對日常的生活多了一份珍惜。每一次朋友的邀約，聊天、爬山、看電影、喝酒、打球，他都積極地一一應約，總覺得「見一次少一次，吃一餐少一餐，打一場少一場。」說着說着，他語音哽咽，眼裏含淚，卻唱起了歌，「把每天當成是末日來相愛，一分一秒都美到淚水掉下來」。

做律師，打幾個案子，開個會，聚個餐，吃個飯，吹幾句牛逼，怎麼就顛覆國家政權了呢？

他努力鏈接身邊的人。36歲生日，他和籃球場上認識的兩個小女孩一起吃蛋糕，女孩們又邀請了自己的小男朋友，籃球場上一片歡樂。他和迎面而來的鄉親們問好，偶爾也一起參與農活。要知道，他從小討厭農活，還曾對着自己的父親大喊「我生下來不是為了幹農活的」。與人建立起真實可觸摸的關係，常瑋平珍惜這種平常。

為了調節性情，打發無聊，他還開始擺弄花草。院子裏種起竹子，修剪薔薇，給葡萄樹搭架子，給橘子樹剪枝丫，給繡球花驅蟲，搶救小多肉，興致盎然。

同學周少波醫生是他在鳳翔苦悶生活中的一抹亮色。視頻裏，每次放聲大笑的瞬間，都有周醫生在旁。每次休假，周醫生都找他，太頻繁了，常瑋平笑着給周太太保證，「我不是周醫生的小三。」

兩個好基友還一起拍電影，註冊了寶雞咪咪毛影業有限公司，申報備案，拿到了開發許可證。他們公開招聘女主角，也開了電影說明會，還開始拉廣告和贊助商。

「一個前律師，一個醫生，三十多歲進入演藝界。但我們不自卑，我們帶着深深的感情去拍，你們會看到我們的誠意。」新晉導演和編劇常瑋平在電影說明會上侃侃而談。合作人周醫生再次在常瑋平身上看到了活力和陽光。

周少波還記得，2020年1月23日，常瑋平取保候審，他陪同常瑋平父親去接人。一見面常瑋平就立刻給他們來了個擁抱，笑容滿面，然後轉身和送出門口的警察一一握手告別，「那精神狀態好像比進洞房還要好，我就說，這傢伙真行。」

常瑋平不是一個悲情的人。他看美國的律政劇《Boston Legal》，相比大多人喜歡的主角Alan Shore，他更喜歡Danny Crane 這個古怪、幽默又有趣的傳奇人物。他用Danny Crane的名字在YouTube上發表的「趣寶日記」，其實指的是「取保日記。」

剛做律師時，作為家人和村子的驕傲，父親常栓明曾想把常瑋平和他姐姐一起寫進村史，他當時勸父親，「現在寫得多好，以後可能腸子就悔得多青。」取保候審回到家，他對父親說，「看，我當時多有先見之明。」

只有偶爾的幾次，他對着朋友，問得悲哀：做律師，打幾個案子，開個會，聚個餐，吃個飯，吹幾句牛逼，怎麼就顛覆國家政權了呢？

低調到泥土裏

持續不斷的騷擾、恐嚇和問話，是常瑋平取保候審的生活主題。他幽默地稱定期來訪的國保們為「客服」。

取保候審本是一種程度較輕的強制措施，只是限制而不是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然而，常瑋平取保候審期間，每天早上要報備行程，三頭兩天被約談，甚至連到市區看牙醫，也必須由兩個國保陪同。他不能離開鳳翔老家，即便自己的妻子、孩子、父母都在深圳生活。

他不是沒想過拿起最熟悉的法律手段來維權，但直至今日，他第一次被指定地點監視居住以及取保候審都沒有任何法律文件，也就是說，即便他想起訴，也沒有任何文書證據來證明自己曾被消失、酷刑的10天以及當下的非法軟禁。

再次被抓捕前，常瑋平和記者聊過那10天的監視居住。當時關他的理由是，他參加了2019年12月初在廈門的聚會。那次聚會有許志永、丁家喜等數十名律師和公民參加。討論的話題是時事政治、中國未來、律師的執業困境以及公民社會的出路。12月26日，與會的丁家喜、張忠順、戴振亞、李英俊等十多人紛紛被捕。隨後，逃亡的常瑋平、許志永以及許志永從未參會的女朋友李翹楚也被抓捕，這被稱為「12.26公民案」。

沒有人想過，後來被取保候審的常瑋平和李翹楚又都再次被抓捕。至今，12.26案裏，許志永、丁家喜、常瑋平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李翹楚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其他人皆已釋放。

監視居住的10天裏，常瑋平做了16次筆錄。該說的話，該表達的思想，該理論的，都說了個遍。他甚至反思，站在當權者維穩的角度上看，2013年後以人權律師為首，以弱勢群體、宗教人士、網絡大V和異議人士構成這樣一個維權網絡，確實是對黨國統治產生威脅。

但妥協沒換來自由，他仍然被軟禁在老家。他和朋友調侃，自己在寶雞市是個「大咖」，做什麼事都必須跟國保報備，「他們只需要你活着，呼吸着，其他都不能做。」他說自己都「低調到泥土裏了」，不再爭辯，面對打壓「就地卧倒」，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

國保要他每週寫思想彙報。為了證明自己的思想無毒，他寫中國抗疫可歌可泣，又稱讚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還表揚國保深入基層慰問。他把這一切都如實記錄在視頻裏，笑自己，「絕對是個好演員的料。」

國保們說需要他有「重大改變」，要他「有所作為」。常瑋平打趣道，「我也想大有作為，也想棄暗投明，可就是沒有料啊。」

常瑋平也不是沒有挑戰過。2020年6月的一天，他把手機關機，扔在一旁，和朋友開車到了與鳳翔相鄰的千陽縣郊區。後來國保來電詢問他去向，他也回答得理直氣壯，「在郊區，沒信號。」

朋友們覺得，荒誕又苦悶的生活，在常瑋平的講述下，總是多了一絲嬉笑諷刺，總能讓人苦中作樂，笑中帶淚。

對更大的不公不義，他還是無法無視。視頻裏，他談自己對香港淪落的悲哀，為維權律師王全璋出獄後仍被軟禁感到無奈，擔心獨立記者江雪因為發表疫情紀念文章被約談，害怕記錄武漢疫情的公民記者被重判。每件不公之事都會影響他的心情，讓他處於一種「不知道誰明天進去」的狀態。

離開中國吧。不止一個朋友規勸他。妻子陳紫娟也提議過，作為青年科學家，她有不少出國深造和工作的機會。常瑋平也不止一次地回答，出去多沒意思啊。留在這裏，說不準還能運用法律為國家為老百姓做點事情呢，雖然不知道能做多少。說完又如平常一樣自嘲，「也許底層老百姓不覺得自己苦呢！」

他很清楚，受制於自己的理念和性格，他無法放下腳下這片土地，他也笑自己真的哪天領悟的話，「可能已經too late」。

後記：陳紫娟的「破罐破摔」

太遲了，陳紫娟很清楚。她擔心的是，再次被捕，常瑋平會不會又被酷刑，被喂藥，萬一被虐待到精神失常，或者落下殘疾，該怎麼辦。眼淚總是搶在話語前流出來。

她不再只醉心科研工作，丈夫的再次被捕讓她正視這個新標籤——為丈夫喊冤維權的女人。

她一邊工作，學習考證，一邊照顧小孩，一邊去各部門控告。這樣的日子讓她想起2010年左右的常瑋平，一邊工作，一邊自學法律，一邊追各種名家大流，完成公民思想的啟蒙。

她感覺自己也逐漸被啟蒙了，幫常瑋平上訴，寫文章聲援，要求信息公開，雖然處處受挫，但似乎也越戰越勇，「都沒時間來傷心絕望，有太多司法機關要去告。」

陳紫娟聽過709妻子的故事，知道她們曾被逼遷、被跟蹤、被軟禁，甚至被打被抓，但她無法放下，「作為人，我無法忍受自己的親人被如此不公對待，被如此折磨。」

還沒開始聲援常瑋平的時候，陝西省和寶雞市公安局的人就9次到深圳她的家中和工作單位約談她，先是安撫讓她「相信國家」，後是威脅「將失去工作」。陳紫娟一開始也驚慌失措，聽着國保的規勸，卻發現，他們的邏輯和作為無法說服她。她開始了「反騷擾」。

寶雞市高新分區公安局的副局長向賢宏主辦常瑋平的案子，表示會依法辦事，給過陳紫娟他的手機號碼和辦公室電話，希望建立良好溝通關係。陳紫娟一有空就給他發信息：常瑋平的身體和精神怎麼樣？貴局對常瑋平實施酷刑的辦案人員查不查？他做的案子怎麼危害國家了？為什麼把常瑋平爸爸和二姐夫都監視居住了？為什麼不回應？

問題太多太頻繁，向賢宏要麼以「開會」為由躲避，要麼不回答，還一度把陳紫娟拉入黑名單。陳紫娟電話打到公安局投訴：你們之前說要建立良好順暢的溝通關係，但是你們不接電話不回信息怎麼建立關係？向賢宏只好繼續聽她持續不斷的質問。

「他們哄不了我，也嚇不了我，如果我真的被失業了，那就專職給常瑋平維權唄。」陳紫娟說，破罐破摔或許還可以摔出些聲響。

她時常做夢，夢裏的常瑋平偶爾笑嘻嘻告訴她「回來了」，更多的時候是在那坐着，不說話，也不看她。等她走近，才發現他坐在老虎凳上，旁邊站着幾個警察。

陳紫娟開始一個個地看常瑋平的視頻日記，緩解思念之情外，她有更重要的目標，要找到參與酷刑的警察的名字，一一去起訴。

2021年3月底去陝西維權時，她特意到常瑋平被酷刑的寶鈦賓館住了一晚，近距離感受恐懼。住進賓館的時候，陳紫娟滿眼淚水，「誰能想到，朗朗乾坤，人流不息的市區裏，他就被關在這不見窗戶、四周都是軟包的地下室房間十天？」

恐懼的情緒讓人崩潰，她當晚不敢關燈，整夜半睡半醒，她不知道丈夫當時是如何熬過這不見天日、分分秒秒都存在的恐懼？也不知道他第二次被抓捕又可能承受怎樣的酷刑。

但她越發相信丈夫常瑋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基於良知、熱愛和自己的專業，連這樣的人都不見容於這個國家，那肯定是國家錯了。

按受訪者要求，冷林、小茗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