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的戰火為何停不下來？五本書告訴你獨一無二的「緬甸模式」

自2021年2月1日緬甸軍方發動政變，拘禁國務資政昂山素季在內的民盟高層以來，緬甸局勢一路升級。全國各地不斷有反軍方的民眾上街抗議。軍方則持續以軍警壓制，在許多場合直接以實彈射擊抗議民眾，聯合國報告指至今為止軍警鎮壓已導致數百民眾喪生。超過2600人被拘捕。

4月16日，由民盟議員組建的緬甸聯邦議會代表委員會組建民族團結臨時政府。與此同時，軍方和地方武裝力量（民地武）之間的衝突不斷，克欽獨立軍（KIA）、克倫民族聯盟（KNU）的與緬軍之間的交火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警告稱緬甸局勢持續惡化，面臨「全面衝突」的危險。

⋯⋯這一切，彷彿歷史重演。

在現代緬甸，衝突、高壓和恐懼佔據了大部分歷史時刻。戰爭、衝突是活生生的記憶，而書寫緬甸也意味着從這些故事講起。

緬甸曾是整個東南亞的龐大網絡的一環，貿易殖民掠奪傳教冒險，一切都無法繞開緬甸的海岸。直到當代，發生在緬甸的痛苦、悲劇，也都和那個殖民時代的伏筆相連。

1990年代，印度西孟加拉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曾到訪泰緬邊境山區。1988年的「8888」運動失敗後，一些緬甸大學生來投奔克倫族武裝，和政府軍作戰。高希參觀了他們的山中營地。在那裏，他遇到一名印度裔緬甸學生「Sonny」，「Sonny」已經打了快十年遊擊。他們平時和緬軍捉迷藏交火，休息時就在營地裏種菜、偶爾去泰國一側的鎮上買些日用品。

高希將這段經歷寫成一篇給《紐約客》雜誌的短文，和他在埃及、印度等地採寫的有關衝突和暴力的故事一起，收入他2005年出版的散文集《燃燒的境況》（Incendiary Circumstances）。「Sonny」告訴高希，在山裏打游擊其實沒有希望，只是他們不知道還有什麼辦法能讓緬軍坐下談判。

大學生消失在邊境的山林中。高希覺得那時還在軟禁中的昂山素季是某種歷史巧合。如果不是移居海外的她碰巧在1988年回國探望重病的母親，反軍政府運動就不會擁有一個「人格化的化身」。如果是那樣，這段歷史可能最終會被人們所遺忘。

高希的小說以歷史感見長。他的「鴉片戰爭三部曲」——《罌粟海》（Sea of Poppies, 2008）《煙河》（River of Smoke, 2011）和《火洪》（Flood of Fire, 2015），描繪了殖民時代從恆河平原直到珠江口的海路與沿途發生的故事。這和緬甸的關係是什麼？在高希筆下的那個時代，緬甸是整個東南亞的龐大網絡的一環，貿易殖民掠奪傳教冒險，一切都無法繞開緬甸的海岸。直到當代，發生在緬甸的痛苦、悲劇，也都和那個時代的伏筆相連。

海洋上的緬甸

橫渡孟加拉灣

原作名: Crossing the Bay of Bengal: The Furies of Nature and the Fortunes of Migrants

作者: 蘇尼爾·阿姆瑞特（Sunil Amrith）

出版社: 哈佛大學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 2013年11月

緬甸人對殖民的痛感，既包括了興盛一時的貢榜王朝被英印帝國毀滅，包括了英帝國對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攫取，也包括了印度人對商業的壟斷，更包括了印度勞工「搶走」了緬甸底層人的生計。

我們值得從孟加拉灣的歷史閲讀緬甸。在這方面，最好的讀物之一當屬如今任教於耶魯大學的印度裔學者蘇尼爾·阿姆瑞特（Sunil Amrith）的《橫渡孟加拉灣》。

《橫渡孟加拉灣》的主角是印度移民。19世紀，泰米爾和孟加拉勞工從海路進入緬甸、錫蘭和馬來亞。勞工中介把這些「賣豬仔」的印度人送去種植園、商鋪、工廠。高種姓的印度商人則經營起從馬來亞到印度，到中國雲南和暹羅的貿易網絡。在1840到1940年的百年裏，大約有1200萬到1500萬印度人到達緬甸；1931年時的調查顯示，印度人構成緬甸人口的7%，在仰光的比例更高。這一時期的緬甸是整個南亞和東南亞的樞紐交匯處，仰光是整個區域內最蓬勃興旺的大城市之一。

高希的家族就曾在仰光經商，他寫到，他的一位姨父不斷回憶在緬甸的日子，說緬甸人如何富足、友善。儘管他們一家其實是被興起的緬甸民族主義「趕回」印度的，但「他太愛緬甸了」，以至於不願意面對緬甸人對印度人的排斥和仇恨。

在現代緬甸獨立的時刻，英國人從容撤走，而印度人成為了緬甸民族主義抓到的最大替罪羊。緬甸人對殖民的痛感，既包括了興盛一時的貢榜王朝被英印帝國毀滅，包括了英帝國對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攫取，也包括了印度人對商業的壟斷，更包括了印度勞工「搶走」了緬甸底層人的生計。1939年，曼德勒的僧侶攻擊印度人；1942年，日本佔領緬甸，印度人大批逃離；戰後，印度移民試圖返回緬甸的住所，獨立的緬甸政府則不承認他們的居留權。如今，仰光的印度色彩已經大大減弱。就連年輕人曾經熱愛的寶萊塢電影，也被韓流所取代。

滇緬流浪記

中文世界也留下了書寫殖民時代緬甸的傑作。1927年，四川籍文學青年艾蕪從雲南入緬，沿着伊洛瓦底江南下曼德勒，最終到達仰光。在這一路火車上，艾蕪望向緬甸鄉野的稻田、椰樹、農人，感慨此間興旺遠勝自己故鄉。艾蕪原名湯道耕，是受《新青年》影響的一代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一員。1920年代社會紛亂。這背景下，他自我放逐，從雲南南下緬甸——身無分文，流浪為生，沿途打零工、做勞力、做教書先生，學緬語，結識三教九流，那時候沒有「嬉皮士」，而是叫做流浪漢，他的文學也就被稱為是中國現代少見的流浪漢文學。1930年，他因參與布爾什維克宣傳，被英印遣送回中國。回到上海後，他參與左翼文學運動，將在緬甸的經歷結成短篇小說集《南行記》與散文集《漂泊雜記》。這兩本並不厚實的冊子，算是中文作品中對英印時代緬甸刻畫得最入木三分的一部了。

《南行記》的主要故事發生在緬北山區的一家山中客店。主人公來到客店做工，端茶倒水，穿堂跑腿，鏟馬糞，遞書信，還兼帶教人讀書識字。在這期間，他見識到了南來北往的各式人物。緬人、克欽人、漢人、傣人、英國人、印度人，交往中又說着各異的語言，緬甸話、克欽話、雲南話、傣話、英國話、印度斯坦話。他們還來自不同的職業：客棧老闆、英國官員、印度僕役、盜馬賊、鴉片商。《南行記》富有韻味，眾聲喧譁，是一扇窗，供人一窺百年前緬甸社會中的人情冷暖。

《南行記》

《南行記》

作者：艾蕪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0

艾蕪自我放逐，從雲南南下緬甸——那時候沒有「嬉皮士」，而是叫做流浪漢，他的文學也就被稱為是中國現代少見的流浪漢文學。

一面，艾蕪用浪漫筆法描寫緬甸的生活：山谷中江面上的光線，風的氣味，雨季和旱季的輪轉，烈日下的辛勞。他也珍惜小人物的可愛之處：為了做偷馬賊不惜被人打一頓的孱弱男子；在仰光郊外夢想去錫蘭的遊方和尚；看不慣丈夫給殖民地官員送肥雞的客棧老闆娘；乃至在海島上為了救人命把偷來的錢偷偷還回去的小青年。另一面，艾蕪剋制而收斂地記錄了緬甸底層的痛苦辛酸。在《南行記》裏，他寫了一個故事：一個英印混血小官員半夜摸入客棧房間，試圖姦污投宿客棧的傣族女孩，小說的主人公手持電筒被迫引路。在這個故事裏，客棧老闆的懦弱，小人物的無力，殖民地秩序的現實，濃縮在一個叫人不斷猜測結局的懸疑故事裏。

近代以來的中國作家中，艾蕪是少有的異類，如今甚至許多人忘記了他。流浪生涯讓他對普通人，尤其是底層緬甸人具備了切身的同情。《漂泊雜記》裏記下了那時讓艾蕪共鳴的緬甸人反英暴動詩歌：

當我們睡着的時候
敵人便將鐐銬加在我們的身上
朋友呵，起來掙扎吧
打破鐐銬，是很尋常
容易如同搖落花上的露水
因為我們眾多，他們少。

槍口、鈔票與人心

我們很難想像從艾蕪筆下的緬甸到今天的緬甸，這一百年間經歷了什麼。借用高希的說法，緬甸從區域內最富裕的國家變成了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緬甸曾有機會在昂山將軍時代走出一條和解、發展和善治的道路嗎？沒人知道。1947年7月，昂山和他的整個內閣被刺殺之後，緬甸迅速陷入內戰，然後是漫長的軍政府統治。

在那之後到訪緬甸的作者中，許多人只想在這片土地上找到人類殘酷性的某種註腳。比如一位美國記者，化名為艾瑪·拉金，寫了一本《在緬甸尋找喬治奧維爾》（Finding George Orwell in Burma），在軍政府統治的緬甸和「1984」之間尋找相似性。然而緬甸就是緬甸，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國度。在歷史上，很少有軍政府能夠維持這樣長時間的統治（從1960年代直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而穩如磐石，也少有威權國家能夠如此長時間缺少意識形態支撐。

關於緬甸漫長的軍政府時期，與身在其中的緬甸人心性，澳大利亞人類學家Monique Skidmore的一本書值得一讀。這本書叫做《緬甸與恐懼政治》（Burma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是一本人類學民族誌。它的大標題其實叫「卡拉OK法西斯主義」。這個概念創造在學術理論上乏善可陳並充滿了過度演繹。但瑕不掩瑜，作者在軍政府統治最暴力，也是最多變化的1990年代，完成了長時間的緬甸實地田野調研，記錄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歷程。

《緬甸與恐懼政治》

《緬甸與恐懼政治》

原作者：Monique Skidmore

出版社：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出版日期：2004

但這一切又伴隨着深度裙帶化的商品經濟、沾血的玉石開採、高通貨膨脹和黑市。這些東西全部混在一起，構成了無法複製又難以形容的「緬甸模式」。

Monique Skidmore觀察到，緬甸軍政府的統治模式是一大堆東西的混合。它的暴力手段很原始。一次在仰光，她所乘坐的車輛被軍警臨時攔停，窗外伸進一支槍，頂着她的腦袋，向她索賄；權貴階層的利益赤裸，所有人都知道軍方高層修建的高爾夫球場，知道裏面招待和毒品交易千絲萬縷關聯的商人與地方軍閥；另一方面，它卻也格外精細——社區法律與秩序恢復委員會（YaWaTa）、街長、百戶長，一整套複雜的登記系統，策應管理的民間組織，共同組成了行之有效的管理、動員和監視群眾的機制；與此同時，軍政府高舉發展旗幟，在1990年代開放外資入場，粉刷首都寺廟，標榜佛教旅遊，大拆大建，將首都變成一個巨大的主題公園和現代遊樂場。但這一切又伴隨着深度裙帶化的商品經濟、沾血的玉石開採、高通貨膨脹和黑市。這些東西全部混在一起，構成了無法複製又難以形容的「緬甸模式」。

在這樣的境遇中生活的緬甸人的最大特徵，按照Monique Skidmore的觀察，是喜怒不形於色。她形容緬甸普通人依靠着一個「空白外殼」生存，把自己的心中情緒深埋在外殼之下，蜷縮進自己軀體深處的某個狹小空間裏。每個人都可以有很多朋友，信得過的朋友卻只有那麼幾個。一個人如果顯得情緒激動，隨意跟人吵架，那麼這人就會被視為反常乃至精神出現了問題。經歷了1988年革命運動的失敗，緬甸的一整代文化精英要麼被逮捕、下獄，要麼流亡邊境或海外，要麼退出政治生活。不滿軍政府但又無能為力的人則選擇在謹慎度日，或是親近佛教和僧團。許多人出家，到佛、法、僧「三寶」中尋求平靜和療癒。

作為享有一點點「特權」的外國人，Monique Skidmore得以在緬甸的不同社區和階層中游走。她也記錄了這個社會耐人尋味的複雜屬性。比如，在仰光的高級社區，將軍、國際NGO人士、僧侶、政府職員和民盟運動家可能出自同一家族，聚居在彼此相近的大宅裏。她也觀察到，緬甸社會並不是一成不變，1990年代的城市更新發展中讓舊時代的很多記憶快速消失，而經濟與消費景觀的變遷，也讓人部分麻醉其中，暫時舒緩了腐敗和政治高壓的痛苦。

在這樣的境遇中生活的緬甸人的最大特徵，是喜怒不形於色。她形容緬甸普通人依靠着一個「空白外殼」生存，把自己的心中情緒深埋在外殼之下，蜷縮進自己軀體深處的某個狹小空間裏。

改革年代，哪一步走錯了？

緬甸軍政府常年保持神秘封閉，讓人難以理解其行事邏輯。2021年政變也是如此，出人意料，且至今表態不多。要理解1990年之後至今的緬甸政治，歷史學家丹敏烏（Thant Myint-U）的著作《緬甸的未竟之路》異常精彩，提供了少有的「高層」視角。

丹敏烏幾乎被整個華語世界誤譯為「吳丹敏」。其實他姓名中的「U」並不是緬甸常見的男性尊稱「吳」。這位出生在紐約的緬甸裔歷史學家出生時含着「金湯匙」——他的外祖父是1961年到1971年間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緬甸人吳丹（U Thant）。顯赫的家族出身，讓他在改革年代得以接近緬甸最高權力，為主導改革的登盛（Thein Sein）政府提供諮詢，並在緬甸和西方間牽線搭橋。

《緬甸的未竟之路》

緬甸的未竟之路

原作者：丹敏烏（Thant Myint-U）

出版社：馬可孛羅出版

出版日期：2021

「緬甸政局兩個最易引發燎原大火的元素依舊是種族和貧富不均。如今，又有不成熟的民主機構、盲信自由市場的心態，數十億美元不正當產業，武器氾濫的山地，加入發威。亞洲心臟地帶說不定會出現一個失敗國家。」

丹敏烏着重描述了自己政治立場的轉變：1988年革命後，他努力遊說，希望西方制裁緬甸軍方；多年後，他的立場動搖，看到制裁只進一步加劇了軍政府的封閉和緬甸民眾的痛苦之後，他轉而尋求推動軍方和外界和解。「改變有其可能，甚至他們也想改變，但絕不可以讓他們覺得這是受到施壓的」。

丹敏烏對西方過於關注民主和昂山素季的地位表達了不滿，他認為緬甸的許多問題比單純的民主議題更重要——比如族群衝突，經濟蕭條，底層困苦。也許是1990年代歐洲殘酷的波斯尼亞戰爭讓他這個「世界人」受到了嚴重刺激：「緬甸所需要的，不是簡單的政權更替，而是更徹底的轉變」，他寫道，「除非外來干預是已獲各方同意的和平協定之一，否則任何外來干預，不管在何處，恐怕都不管用。」他很讚揚開啟改革的軍人總統登盛，將他描述為一個會體諒民間疾苦，做事有章法的温和保守政治家。

如果丹敏烏對仰光的政治記述可信，那麼緬甸民主化過程中最遺憾的一步，莫過於改革力量的內裂：2015年，總統登盛及其內閣和議長瑞曼（Shwe Mann）的權力鬥爭升級。登盛不是那麼「民主」，他不認同民盟的理念，還是希望在合作基礎上改變現狀。但瑞曼倒向民盟，後者希望徹底的「勝利」，把軍方力量踢出政治。瑞曼在軍隊裏排位本高過登盛，兩人開始齟齬。結果是，瑞曼被登盛踢出軍隊領導人行列。爾後，民盟在大選中席捲議會席位。登盛的數名支持改革的副手隨着軍方的鞏發黨大敗而無緣入閣。丹敏烏沒有點明的是，改革力量的內耗，最終得益的顯然是軍方中的保守派。

也許是因為長期浸淫各種政治談判，又或者是持久地見證了整個緬甸民主化的過程，丹敏烏特別看重政治人物的個人手腕。他將民主化的動力解釋為丹瑞大將不想等着被下一個獨裁者清算。他還認為，緬甸的改革一開始之所以能順利推進，是因為登盛專門設置了新的機構和智庫，繞過宂重的官僚。而昂山素季2015年全面執政後裁撤了登盛的人馬和架構，這使得改革被官僚機器阻擋，停滯不前。

對當時如日中天的民盟，作為歷史學家的丹敏烏在書中憂心忡忡。他知道軍方一直不滿，而緬甸經濟也陷在瘋狂的資本逐利中。毒品氾濫、貧窮和奴工問題如火燎原。在全書最後，他不樂觀地警告：「緬甸政局兩個最易引發燎原大火的元素依舊是種族和貧富不均。如今，又有不成熟的民主機構、盲信自由市場的心態，數十億美元不正當產業，武器氾濫的山地，加入發威。亞洲心臟地帶說不定會出現一個失敗國家。」

身份與愛恨

阿米塔夫·高希記載過一個1990年代的傳說，據說泰國王室當時很擔心緬甸會不會變成下一個巴爾幹半島，被族群衝突和仇殺所席捲。

這擔心並非無中生有。在緬甸民主化最被外界期待的2010年代，羅興亞人危機就讓許多人對緬甸的未來憂慮乃至失望。這次緬甸政變後，網上有不少評論，說緬人支持軍政府清洗羅興亞人，如今多少有些「報應」的味道。也有媒體開始報導緬族年輕人對自身大緬族主義的反思。

不過，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轉化，在歷史上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儘管羅興亞危機已經暫時「退居二線」，但羅興亞人問題集中體現了緬甸的複雜和困境。

《緬甸的佛-穆衝突》

《緬甸的佛-穆衝突》

原作者：John Holt

出版社：夏威夷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

如今看來，羅興亞危機，也是今天緬甸人遭遇的處境的一次提前預演，又或者它是緬甸一直以來沒有進展的各種危機的其中一次露面。

媒體上的羅興亞危機似乎很簡單：緬甸人數最多的民族——緬族，想要將國家變成一個信仰佛教的，緬族主導的國家，因此多數信仰伊斯蘭、說孟加拉語方言的羅興亞人就被標榜成「異族」，剝奪公民權，向外驅逐，乃至被軍隊鎮壓、清洗，數百萬人流離失所。

但歷史和現實如果只是如此，反而就簡單了。它恰恰要來得更糾結。羅興亞人問題不是兩群人的問題，是三群人——緬人、羅興亞人，還有若開邦地區的阿拉幹人。若開曾經是輝煌一時的獨立王國，阿拉幹人的民族主義情感也旺盛。與此同時，百年來在孟加拉灣南北，佛教僧侶的遊走、串聯，讓激進化的佛教民族主義在緬甸、錫蘭和泰國之間衝撞、傳播。更耐人尋味的是，在軍政府最殘酷的時代裏，佛教寺院是許多緬甸人在高壓下的心靈寄託，寺廟庇護抗議人士，僧侶幫助學生，佛教經典和冥想修行則安撫心靈。宗教、民主、主權、傳統、外敵，恐懼，團結與熱愛，這一切都被歷史時空濃縮，摺疊，前後連接。

研究佛教民族主義的學者John Holt的《緬甸的佛-穆衝突》因此值得一讀。他採訪了衝突中重要的緬民族主義者、阿拉幹民族主義者和羅興亞人。呈現出羅興亞危機複雜而難解的種種層次。如今看來，羅興亞危機，也是今天緬甸人遭遇的處境的一次提前預演，又或者它是緬甸一直以來沒有進展的各種危機的其中一次露面：如丹敏烏所感慨的，改革只是把一切往前帶了一小步，許多緬甸人——從政治家到普通人，無比期待一次性地、徹底地解決百年來的痛苦，但緬甸的特殊現實卻又是那麼需要耐心和經驗。也無怪於此，很多人就這樣放棄了等待。

感謝王令齊對本文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