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丈夫，出走者的工會：印度家政女工故事

從出生起，雷努卡（Renuka）就是一個沒有「身份」的人。她說不上自己的年齡和生日，沒有去過一天學校，寫不出自己的名字。直到三年前，她才擁有了第一張身份證件。她只說得出，丈夫年近花甲，大兒子今年二十二歲，小女兒剛年滿十八。

見到雷努卡這天是十勝節。它是印度教的重要節日。雷努卡一頭黑髮紮在腦後，眉間的吉祥紅點更加顯眼，她穿着一身彩色的紗麗，是上次回村時鄰居送的。「來班加羅爾時，我就只有一身紗麗，到現在，我也從來沒給自己花過一盧比。」她指着手鐲、鼻釘、耳環和脖間的鏈子，說自己身上所有的東西都是僱主和村民的饋贈，連印度教中象徵已婚女性身份的項鍊也不例外。

薩媞雅（Sathiya）認識雷努卡十五年了，她是雷努卡來班加羅爾的第二個僱主，在過去的十五年裏，雷努卡為她照料家務，兩人也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她估計，雷努卡的年齡應該在35歲左右，大兒子出生那年，她大約只有13歲。

20多年前，童婚在印度農村算不上新鮮事。雷努卡出生在卡納塔克邦北部的Adavisomapura村，氣候乾旱炎熱，多產甘蔗和高粱。雷努卡是家裏唯一的女孩，哥哥和弟弟去學校讀書，她從小就在家裏幫忙料理家務。10歲出頭，她被父母送去磚廠做童工，每天賺25盧比。

結婚也是稀裏糊塗的。11歲那年，有人叫她去寺廟圍觀典禮，去了之後，她被領着坐在廟裏，儀式結束後，她就跟着媽媽回家了。她聽到了別人說「婚禮」，但並不知道它意味着什麼。直到一年多以後，她月經初潮，媽媽讓他去丈夫家裏住。「我問為什麼，她才告訴我我已經結婚了。」雷努卡臉一紅，不好意思地笑了。

丈夫是遠房親戚，當時已經三十歲出頭，沒有工作，還是個酒鬼。雷努卡家裏也拿不出嫁妆，就把她打發給了這家人。三個孩子出生後，雷努卡來到班加羅爾，靠做家政女工養活了一家人，將兩個兒子一個女兒撫養成人。

雷努卡的前半生

童婚只是雷努卡噩夢的開端。住到夫家後，孩子們就接二連三地出生了，但丈夫沒有絲毫改變，成天打牌、喝酒，毫無來由地動手打她。一家七張嘴等着吃飯，負擔全落在了雷努卡身上。她在村裏打零工，一天到頭掙50盧比，「我每天買一公斤米，10盧比的油，回家做好飯，丈夫、孩子和公婆先吃，有剩下的我就可以吃兩口，不然就直接睡覺。」她說。身心的雙重煎熬，讓她動了自殺的念頭。她去過兩次村裏的火車鐵軌，想一死了之。

熬着熬着，日子又有了轉機。村裏的一家人要搬去班加羅爾，想帶她一起去。20出頭的她心一橫，扔下了三個孩子。雷努卡不是沒有背井離鄉的恐懼，但求生的本能說服了她，「就算是死，我也可以先吃飽了再死。」

她住在僱主家裏，照顧他們一家三口的生活起居。僱主待她很好，提供食宿之外每月給她6000盧比。一年後，僱主又建議她為其他家庭兼職，給她漲了工資，讓她自己住。雷努卡花400盧比租了一間六七平米的房子，開始找其他僱主，這時候，她遇到了剛剛生完女兒的薩媞雅。

疫情前，她為八個家庭工作，每天工作九個小時，從清晨五點到下午兩點。她記不住名字，就用約定的時間來代表僱主。早上，她在「七點的房子」幹完活吃早飯，洗碗和清潔房間是基礎活計，有的家裏也要做飯或者洗衣，做完六家，又在「一點的房子」那裏吃午餐。幹完活回到家，自己家的家務是她當天的第九份工，只不過她做了三十多年，一直都是無償的。

不僅無償，她辛勞工作的收入也全部投入了這個家。雷努卡每月能賺兩萬盧比，約合2000人民幣出頭，養活夫家七口人，也不時幫襯孃家。到班加羅爾後，她把大兒子也接到了公立學校讀書，又通過僱主給哥哥介紹了工作，侄子也跟着來了，在一家英語教學的公立學校讀書，雷努卡給他付學費。

但直到現在，她甚至沒有一張屬於自己的銀行卡。三年前，憑着和哥哥的親屬關係，她才有了第一張身份證件——Aadhar卡（印度政府的虹膜身份認證系統）。但她不會寫自己的名字，銀行拒絕給她開卡。每個月僱主發了薪水，她也不會計數，就把一沓現金交給哥哥，由他管錢。

但雷努卡會提前抽出幾張鈔票，以備不時之需，她知道錢一旦給出去，就不可能再要回來了。「沒有銀行卡也好，這樣他們就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少錢。」雷努卡擔心，如果家人知道知道了她的確切收入，就會向她索取更多。在班加羅爾做建築工的兒子就找她要過手錶，讓她從僱主那裏預支薪水，再每月償還。

雷努卡遇到的僱主大多好心，給她舊衣穿，也會借錢給她救急。但麻煩事也難免。疫情封城後，她去一家打掃，僱主不在家，她邊打掃、邊打電話找人借錢。有個上了年紀的鄰居聽到了這番話，暗示雷努卡陪自己睡覺，就借給她錢。雷努卡主動從這家請了辭。還有幾位僱主住在封閉社區，封城後，小區物業不允許家政工進入，她也丟了工作，工錢也沒結清。一直到十月，她只剩下了三位僱主。

班加羅爾大約有40萬名家政工，基本上都是女性。21世紀初，班加羅爾的軟件外包業逐漸成型，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來到這裏，追逐中產夢。隨之而來的還有農民工，他們在城郊的貧民窟落腳，想法設法在城市裏謀一份差事。從小就照料家事的女性，逐漸在附近的公寓和公司做起了家政工，補貼家用。

疫情和封城徹底改變了經濟社會的運轉邏輯，也改變了這座新興城市裏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居家工作和社交隔離成了新常態，處於經濟和風險考量，很多人選擇不再僱傭家政工。

屋漏偏逢連夜雨。四個月前，老家的婆婆病了，為了給婆婆治病，她從僱主那裏預支了5萬盧比的工資。女兒也到了婚嫁的年紀，45萬盧比的嫁妝也落在了雷努卡的頭上。她算來算去，怎麼也不可能湊夠這筆錢。找不到新僱主，她甚至想到去打掃廁所。

封城期間，她建議家人快點給女兒找人家，婚禮有人數限制，還能少花點錢。但家人不同意，想辦得體面些，女兒想要全套的嫁妝，算下來大概要45萬盧比。借債是她唯一的選擇，這個想法壓得雷努卡喘不過氣，「每天睡覺都在想怎麼能還上這些錢。」自殺的念頭又冒了出來。

「隱形」的家政工

在過去四十年裏，社會活動家吉塔·梅農（Geeta Menon）見過無數的「雷努卡」。她為保護和賦權家政工奔走疾呼，童工、家暴、性騷擾，是她們故事裏的常見情節。突如其來的疫情，更是將她們推向了絕望邊緣，「這是一場針對她們的戰爭。」吉塔說。

家政工人權利工會2020年6月在班加羅爾進行的調查顯示，受調查的2396名家政工裏，有87%在封城後失業，有91%的人自此斷了收入。報告認為，除了僱主對經濟因素的考量外，針對家政工的種姓歧視也是重要原因，她們往往因為出身低種姓，而被認為是「不潔的」。

雖然家政工隨處可見，但確切數字卻沒有共識，官方預估的數字是四百多萬，但吉塔估計這個數字有大約五千萬。與印度政府統計的約八千萬正式女性就業人口相比，這一數字也相當可觀。

最早，吉塔的工作對象是住在城市貧民窟裏的女性，幫助她們解決住房、飲用水和教育等問題。2000年後，隨着城市化和全球化進程加快，她發現，這些女性經歷了身份轉換，從全職的家庭主婦變成了兼職的女工，其中絕大多數是家政工。「當我開始聚焦在她們身上時，我發現沒有一個群體像她們這樣脆弱和隱形。」吉塔說。

「隱形女工」的身份，讓家政工遭遇了家庭之外的第二重剝削和傷害。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童工，吉塔估計，有30%的家政工是14歲以下的童工。她接觸的女工中，有很多都是從十歲左右就開始做幫傭，早上幹完活再去學校，成年後也繼續從事家政職業。和雷努卡一樣來自卡納塔克邦北部的沙拉達瑪（Sharadhamma）今年50歲，她十三四歲時結了婚，隨後跟着丈夫來了班加羅爾，已經做了快四十年的家政工，早年丈夫去世，她獨自撫養了三個孩子。

與童工問題如影隨形的，是兒童販運和強迫勞動。中介機構在貧困村落物色人選，跟她們簽訂合法或非法的協議，培訓後將女孩「派遣」到僱主家裏，從僱主處收取薪水，扣除佣金後再給她。但女孩們的命運卻全掌握在僱主手裏，吉塔見過拿着微薄薪水卻全年無休的女孩，被限制自由和社交、甚至遺忘了母語的女孩，有的女孩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卻無人負責。

Shwetha（化名）來自阿薩姆邦的一個偏遠村莊。她16歲時，中介把她送到了班加羅爾，在僱主家做全職幫傭。為了讓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點兒，中介還給她注射了藥物。

不幸的是，她從九層的公寓意外墜樓身亡。起初，僱主稱她是個孤兒，直到吉塔聽聞後介入，才打聽到她的父母。得知消息後，父親非常震驚，他甚至不知道女兒在班加羅爾，也沒有錢坐火車來處理後事。吉塔為他出了路費，父親來到班加羅爾，警察才立了案，對僱主和中介對進行了調查，但因為證據太弱，案子至今懸而未決。

多年來，吉塔在班加羅爾建立了一個的家政女工的網絡，她們聽聞鄰里間有女工求助，就通知吉塔。64歲的她，仍然每天都奔波在路上。三月底，她送了兩個從賈坎德邦來的女孩回家，她們被送到班加羅爾，封城後再也聯繫不上中介，也不知如何回家。

童工之外，被控盜竊、任意解僱對家政工來說也是家常便飯，但最棘手的還是性騷擾。在吉塔處理過的性騷擾案件中，如果施害者是「外人」，僱主和社區願意配合處理。有一個案子的施害者是來家裏維修的水管工，吉塔找僱主和業主協會聯合調查，最後施害者被處理，他丟了工作，女工也得到了補償。

但更多的情況下，施害人是僱主，在這種情況下，推動解決幾乎是寸步難行。一個案例中，女孩去媽媽的僱主家幫忙，被僱主騷擾，吉塔介入後，業主協會拒絕介入調查，吉塔無奈之下報了警，一個月後，僱主才被拘留，但也很快被釋放，案子也無疾而終。媽媽仍然選擇了在那家繼續工作，只是女孩不再去了。

讓吉塔氣憤的是，僱主不僅拒不承認，還在小區業主的WhatsApp群裏發信息，詆譭和污衊女孩。「很多受害者都因為恐懼不敢說，她說出來了，卻在警察和僱主那裏受到了如此糟糕的對待，幾乎得不到任何救濟。」她說。

在她過往的經驗裏，事情發生後，如果受害者舉報，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失去工作機會，「那就不要僱傭她了，誰讓她是『麻煩製造者』。」

「消失」的丈夫

即使是幸運地遇到了好心的僱主，家政工總得回家，她們仍然無法從父權陰影中逃離。雷努卡的講述中，有四位男性頻繁出現：父親、丈夫、哥哥和兒子。

說到自己的婚約時，她提到了父親。婚事是媽媽幫她定的，爸爸當時在果阿打工，也是在婚禮前一天才得知消息。雷努卡認為，「如果我爸爸在家的話，他肯定會再等幾年，花點錢給我找個好人家。」但父親給她留下的傷疤也揮之不去，童年時在田裏幹活手被草割傷，父親把她送到公立醫院後離開，留她一個人在醫院過了一個半月。拆線那天，父親喝醉了，她用手比劃出剪刀的樣子，平靜地說，「我就自己用剪刀剪掉了，流了好多好多血。」

另一處傷疤來自哥哥。她的右耳耳垂上有一處明顯的殘缺，是有次哥哥動手打她留下的。「耳朵掉了。」她用右手比劃着流血。雷努卡現在和兒子、哥哥住在一起，照料他們的生活起居，但要是她生了病，男人們就去外面吃，沒人管她。

而遠在400多公里之外的丈夫，除了這些年找她要錢之外，幾乎從她的生命裏消失了。「你想過離婚嗎？」雷努卡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只說，「村裏人不會接受的。」沉默片刻，又補充說，「離的話我早就該離了。」

聽了雷努卡的故事，吉塔歎了口氣。雷努卡的困境很典型，「有些女工長期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父權制已經很嚴重內化在她腦子裏，不是一朝一夕會消失的。」她說。

二十年前，她剛開始組建家政工人組織時，很多女性完全沒有「勞工」的概念，她們認為自己不過是做家務，也沒有掙多少錢。她解釋道，家政工這個職業的歷史來自於抵債奴工，她們的勞動從來就是不被尊重的，這種思想仍然殘留到了現在，很多家政工人仍然認為自己是僕人，對僱主的善意心存感激，甚至有童工被送回家時，還在想，「那今天夫人（僱主）吃什麼？」

「我不斷地告訴她們，『你其實是在工廠工作，你在出賣自己的勞力』。只有這樣看，她們才會開始要求加班工資、假期和獎金。」吉塔說。

在吉塔建立家政工人工會早期，總工會對是否將家政工人納入管轄仍存有疑慮。但隨着無組織工人在勞動經濟中所佔比例越來越大，總工會才慢慢考慮將她們納入議程。「以前工會靠有組織工人就足夠了，但現在無組織工人所佔比例越來越大，它的力量就被削弱了。」吉塔說。

總工會態度的轉變也與政治圖景息息相關。吉塔解釋道，傳統上工人們是親左翼政黨的，但左翼政黨在種姓問題上無所作為，所以工人們的社會認同上逐漸轉向右翼的執政黨。「在這個維度上，工會本來的會員越來越少，所以逐漸轉向無組織領域。」她說。

10月28日下午，班加羅爾南部曼朱納斯貧民窟的家政工聚在一起開會，這樣的會議每個月一次，結束之後，各貧民窟的代表再和吉塔碰面。下午四點，20多名女工陸陸續續地來了，有人帶着還在學步的小孩，女工們在巷子裏席地而坐，孩子就在一邊踉蹌地走來走去。

65歲的潘卡瑪（Pankjamma）是這個區域的女工代表。三十年多前，她和丈夫帶着三個孩子，從泰米爾納德邦搬到班加羅爾，為了養活孩子，她在小兒子不到一歲時就開始做家政工，留大女兒在家照顧他。那時起，她就加入了女工組織，後來慢慢成了社區的領導。會上，她聽說大多數女工的勞工卡還沒發放，建議大家一起去勞工部抗議。「我很願意組織大家、傳遞一些信息，這些抗爭對我裏說可能是沒用的，但說不定會惠及以後的女工。」潘卡瑪告訴我。

吉塔觀察到，當女性走入職場和社交場合，家庭做出經濟貢獻，在一定程度上確實讓家庭內部的權力結構向女性傾斜。她發現，很多家政工參加了工會後，慢慢變得擅表達、更敢於做決定，且很堅定地讓孩子接受教育。「很多男性的權力只是外在的，在家裏其實他談不上什麼權力，都是女性做主，因為男性其實沒做什麼貢獻。」

但這種家庭內部權力結構的傾斜，往往伴隨着責任的轉移。吉塔告訴我，「當男性讓渡了權力時，也放棄了自己在家庭裏的責任。」她講到了女工羅尼（Ronnie）的故事，她的兩個孩子都患有肌營養不良症，只能癱瘓在床，羅尼外出工作時，只能把他們用繩子綁在床上，她回到家要照顧小孩、料理家事，丈夫完全撒手不管，連坐車買藥也只能羅尼自己去。見到吉塔時，她說着說着就哭了，「她為這個家承擔了太多的麻煩和負擔，但丈夫卻好像完全不在乎。」

「她們的這種『權力』並不是丈夫甘心賦予的，而是因為丈夫無用，她們被迫承擔起了雙重責任。」吉塔說。

女性出走的力量

這種被內化的困境，到底有沒有出口？在吉塔看來，女性需要一個「觸發點到無法回頭」的臨界點，就會選擇出走。

幾年前，她遇到過一個女工，獨自住在貧民窟的棚子裏，一天晚上，她的門開着，有四個青年闖了進來，意圖侵犯她，幸好她尖叫制止了對方。吉塔帶她去報警，警察也不願受理，說找不到那四個人，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又過了兩年，她再遇到那個女孩，她已經結婚了。吉塔問她，「你開心嗎？」女孩說，丈夫的佔有慾很強，不願意讓她工作，有時候也對她施以暴力。吉塔說，你是個很勇敢的女孩，為什麼不離開他呢？女孩答道，「我還在忍受他的原因，就是每天早上有男人離開我的家去工作，我會更安全。」

「這個社會讓你覺得，為了安全起見，你需要一個男人。」吉塔歎息，她看到女孩眼裏的光變得黯淡，女孩不得已屈服於社會壓力，讓她覺得難過。她認為，到了某一個臨界點，這些女性才會有足夠的力量去考慮，「我是要為自己而活，還是為社會而活」，她也見過沒有任何資源的婦女，在飽受折磨後終於打定主意，帶着孩子離開了家。

2010年，吉塔也結束了自己的婚姻。這段婚姻不因她的意願開始，持續了三十年後，所幸因她的意願而結束。

吉塔出生在孟買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和母親都來自喀拉拉邦，父親在一家制藥公司找到了工作，母親擁有經濟學的學位，在當時非常少見，但在父親的堅持下，母親婚後就留在了家裏。「要是我媽媽去工作的話，我敢肯定她會進入印度央行。」吉塔笑着說。

在這種強勢的父權陰影下長大的吉塔，一直不是個「聽話」的孩子。青春期開始，父親就禁止她在外面玩板球，她看到外面自由奔跑的弟弟，覺得非常不公平。一次她偷偷跑出去和男生們玩板球，父親當着所有人的面把她跩回了家。灑紅節和弟弟溜出家到海邊玩，被發現了捱打的也是她。「那個年紀你沒想到自己還會捱打，我感覺到非常強烈的屈辱。」她說。

吉塔成年後，父親已經升任跨國醫藥公司的副總裁，她與父親的對抗也愈演愈烈。本科畢業後，父親想讓她選擇一個好就業的專業，從來沒問過她的意願。她被塔塔科學院的社會科學碩士錄取，在那裏，她接觸到了社會發展的理論，卻始終覺得，理論無法解釋她在孟買看到的強烈貧富差距。直到她開始在貧民窟工作，她的視野才開始逐漸清晰。

1979年轟動一時的馬圖拉（Mathura）強姦案判決是吉塔投身社會運動的開端。1972年，當時年僅15歲左右的部落女孩馬圖拉被兩名警察強姦，7年後，印度最高法院判決嫌疑人無罪，稱馬圖拉可能「引誘喝醉的警察與其發生性關係」。

當時的印度才剛剛從緊急狀態中復甦，社會氣氛還很緊張，但這並未阻擋憤怒的人們走上街頭抗議，引發了英迪拉·甘地夫人時期之後最早的一波女權主義運動，並促使印度在1983年修訂了強姦法。

當時吉塔還未畢業，聯合幾位記者、律師和社會活動家一起創立了Stree Jagruti Samiti（婦女意識協會），當時就確定為無組織的、邊緣的、脆弱的女性服務。畢業後，她不顧父親的反對，決定繼續為貧民窟的婦女工作。馬圖拉強姦案後，印度又爆發了幾樁轟動一時的嫁妝案，一邊參與這幾次運動，吉塔也一邊接觸其他左派理論。「得到理論的支持後，我就被徹底說服了。然後就沒有回頭路了，沒有其他事情可以讓你開心。」她自此成為了一名女權社會活動家。

一心投入在女權事業的吉塔，曾告訴父親，自己希望在25歲後結婚。但23歲碩士畢業後，父親就給她安排好了婚姻，她極力反抗，換來父親對她施以身體和情感的雙重暴力，連弟弟也指責她「不考慮父母感受」。一年後，她屈服了，嫁給了在高端酒店行業工作的丈夫。

吉塔說，丈夫與她是完全相反的兩個人。雖然早在婚前，她就說好自己還會繼續為貧民窟的婦女工作，丈夫也答應了，但事實證明這行不通。丈夫需要打造自己的社會形象，吉塔也不肯放棄自己的事業，婚姻中也免不了有暴力發生。兩個女兒成年後，吉塔與丈夫分開了。

「婚姻讓我意識到，暴力和剝削不止是理論，你如何對抗它並一步步成長，它讓我更堅強，事實上也讓我的女兒更堅強。」她說，兩個女兒現在都自由戀愛進去了跨宗教婚姻，她很自豪。

「她們也在你家工作，不是嗎？」

1984年，吉塔從孟買搬到了班加羅爾，兩年後，她在班加羅爾啟動了SJS，繼續為貧民窟的婦女工作。2009年，她創立了卡納塔克邦家政工人工會，現在有近7000名成員，班加羅爾之外，還在曼加羅爾和貝爾高姆（Belgaum）有分支。

早期她和總工會接觸時，工會的人對家政工仍然心存疑問，「它算是工作嗎？」因為家政工人沒有固定的工作場所、也沒有傳統的勞工關係，且幾乎都是女性從事，做着和自己家裏一樣的事情。直到非正式經濟佔比不斷增長，工會才開始把目光放在了家政工在內的無組織工人身上。

2011年，國際勞工組織起草了《家政工人公約》，印度目前還未批准。當年，卡納塔克邦無組織工人社會保障委員會在討論是否將家政工人包括在內時，勞工部長向吉塔提問，「她們做什麼？工作幾個小時？」吉塔反問，「她們也在你家工作，不是嗎？」

這樣的瞬間不斷提醒着吉塔，勞工系統和工會也是被父權制主導的體系。

在2009到2011年間，她曾是卡邦無組織工人社會保障委員會的委員，除她之外，幾乎再看不到女性的面孔。在這些會議上，話語總是被男性主導，「他們不接受你說的任何話，也不會把你的話當回事。」吉塔說，「他們有那種忽略你的權力。」面對官僚體系，她要等很久才能見上部長一面；甚至在和極少數男性家政工打交道時，她也發現比起自己，他們更願意和男性社工交談。

2011年家政工人被納入委員會後，SJS開始着手組織家政工人登記，為女工申請勞工卡，經政府認證後，就可以享受醫保等待遇。SJS提交了五千多工人的數據，目前只拿到了五百多張卡。但即使是這五百多人，也只是紙面工程，疫情發生後，持卡的建築工人每人收到了五千盧比（約合500人民幣）的補貼，家政工卻享受不到。

因為疫情限制，頻繁組織大規模的抗議不太現實，吉塔面臨的問題是：怎樣讓工會存活下去？「自然地，女性比較福利驅使，我們又沒有能力為她們直接提供補貼。」她進退兩難。但每月的例會還是不能省，聚不到一起，就線上開會。她說，「我們聆聽彼此的煩惱，就是要把這種精神保持下去。知道你不是一個人。」

吉塔告訴我，SJS成立初期，她們在公園裏開了好幾年的會，後來租了辦公室，每一兩年就要被迫換一個地方，到現在已經換了八次。因為組織貧民窟婦女開會，鄰里們都不願意。

疫情期間，SJS還組織了給六個貧民窟的孩子上課。他們大多來自北印和卡邦周邊農村，母親做家政工，父親做建築工或保安。10月是26日，在班加羅爾南部GD Mara貧民窟的一間十平米見方的小屋裏，滿滿當當地坐了15個孩子。因為場地有限，志願者們把孩子們分成了兩批，教他們英語、數學、社會等課程。孩子們年齡不等，有個男孩已經讀到了九年級。

為了慶祝兒童節，志願者組織孩子們排練戲劇。願意出演的女孩子比較少，有一個叫桑傑的小男孩自願出現女性角色，吉塔表揚他，「你很棒！男生也可以扮演女性角色！」

在回家的三輪車上，吉塔對我說，「我很喜歡孩子，但這是一個非常悲傷的實驗。」她說，疫情對女工的孩子來說就像一條死胡同，學校無限期停課，他們沒條件上網，通過這種方式，至少讓和讀寫、表達保持聯繫。

在疫情常態化和新勞工法出爐的背景下，吉塔認為，短期內女工權利的前景會更加不容樂觀。她們受剝削、出走、逃離，但最終還是躲不開那個問題：何以為家？

我問雷努卡，如果以後年紀大了，沒辦法再做家政工的時候，她作何打算？「我不知道……我沒有為我的家人貢獻什麼，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都指望不上他們照顧我。」她沉默了。

在她看來，家人的寥寥善意，赤裸裸地和金錢掛着鈎。封城後因為收入減少，她沒再往家裏寄錢，幾個月前，她又借錢買了一些東西，回了趟老家。「剛開始兩三天，婆婆對我很客氣，因為我買了很多東西。」但很快，婆婆以為她失業了，要在家裏住下去，就當着村裏人的嘲諷她，「不管狗走到哪裏，它最終還是要回家。」雷努卡心裏憋屈，跑去孃家哭了一場，就回了班加羅爾。說起這事，一直在笑的雷努卡幾度哽咽。

沉默中，坐在一旁的小女孩睿雅開玩笑說，「她會和我媽私奔。」雷努卡在薩媞雅家裏工作了十五年，看着睿雅長大了。幾個月前，睿雅給她化了個妝，還把媽媽的首飾戴在她身上，給她拍照。「我這輩子就連結婚時也沒經歷過。」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