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觀察：中美之外，世界如何討論「中國責任論」

從武漢開始爆發的2019冠狀病毒，成為全球大流行病，造成全球至今約四百七十萬人感染，三十餘萬人死亡，對世界各國的公共健康、經濟和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甚至正在重寫國際關係和世界秩序。這其中，不僅有中、美兩個超級大國所謂「新冷戰」的角力與紛爭，世界各個國家也因為這場危機重新審視其與中國的關係，並在疫情的教訓和經驗之上籌劃未來。

關於中國和美國各自怎樣報導疫情並大打「口水仗」，端傳媒在此前的報導中已多有描述。此次，端傳媒邀請熟悉不同國家媒體的撰稿人，從中美以外的視角，跨過語言的障礙，向讀者介紹世界各地媒體如何討論疫情與中國。它們中有的主張就「病毒陰謀論」進行調查，有的認為應該向中國追責，有的在解釋世界秩序的變化以及該如何重新確定立場，有的認為中國將取代美國統治世界，有的因與中國的紐帶關係而自行節制言論……

歐洲：討論中美對抗，準備「圍觀」新冷戰？

與美國強硬態度不同的是，歐洲面對中國時表現出「緊張」和小心。

在英國，媒體不乏傳出認為中國隱瞞信息導致疫情全球擴散並應該追責的聲音。《泰晤士報》一篇評論文章指出，中國政府應當為大流行危機負責，人們不應當接受它將自己塑造成世界英雄的公關敘事。《每日電訊報》也刊登一篇相似主題的評論文章，認為中國在此次疫情爆發後，並沒有像SARS時一樣與世界衞生組織展開有效合作，而是以謊言和否認來應對危機。西方世界需要讓中國為疫情的擴散付出相應責任。

但更多的觀點並不認為英國是追責的「局內人」，相反，英國，以及歐洲大陸，更像是一場大國角力的「旁觀者」。

BBC在一篇新聞報導中總結了關於疫情源頭調查的多方反應。一位在倫敦的中國外交官員認為國際調查無疑是政治驅動，只會轉移注意力，因此，中方不會同意任何國際調查。與美國強硬態度不同的是，歐洲面對中國時則表現出「緊張」和小心。造成緊張的部分原因在於歐洲仍依賴從中國進口醫療物資，並希望相關信息交流渠道仍能夠保持通暢。儘管如此，歐盟的一份報告仍然指俄羅斯與中國正在疫情相關問題上展開宣傳戰。

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Peter Frankopan在《衞報》撰寫評論文章，指出中國在引領世界應對這次危機的集體行動中還做得太少。他指西方眾多的民主國家在應對疫情中出現諸多失誤，歐洲國家之間更缺少團結協作。與此對比，中國的抗疫表現和參與的國際援助都顯得更為突出。但是其他國家並非不了解中國在格外用心地塑造抗疫敘事，這樣的宣傳不會被照單全收。

《衞報》另一篇評論文章則認為特朗普對中國的指責是為自己的失誤與濫用權力尋找替罪羊，從而回避自己的責任，削弱了全球合作，並帶來新冷戰的危險。中國在面對特朗普充滿敵意的言辭時，也放棄了一貫的「和平崛起」路線。「戰狼」式發言人以宣傳語言、謊言和新的陰謀論作為回應，中國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情緒放任增長。文章指中美雙方的尖鋭對抗正在扼殺兩大國合作的可能，在此背景下，很難進行獨立的國際調查來追溯全球大流行的成因，而未來的國家合作也註定蒙上陰影。

在法國，疫情開始時，主流媒體如《世界報》普遍將武漢地方官員隱瞞疫情背後的機制和近五年中國政治發展趨勢聯繫在一起，認為地方政府報喜不報憂，控制輿論，專家話語權遭官員壓制成為武漢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而李文亮醫生則被視為體現體制缺陷的關鍵悲劇人物。 4月以來，隨着疫情向全球的擴散，特別是歐美疫情的集中爆發，法國媒體對於中國疫情責任的探討更為深入。

首先是對陷入特朗普陰謀論的武漢中科院病毒研究所P4生物安全實驗室的調查，《世界報》、《費加羅報》，《新觀察家》先後在4月底5月初推出專題文章，這個實驗室是2003年SARS疫情後希拉克（席哈克）政府在爭議中啟動的中法合作重大項目，因此被法媒特別關注。在法方眼中，武漢P4實驗室本應是法國科研軟實力對華輸出的碩果，但中國卻將其視為展現自身獨立科技能力的標誌，因此實驗室的建設和使用逐漸脱離最初的協議和法方控制。儘管法國媒體認為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實疫情和實驗室泄露有關，但認為中方在此類敏感科研設施的建設和運行中缺乏透明度，加上中國近年科研競爭加劇導致科研人員急功近利，如果武漢P4實驗室捲入疫情，會對未來中法和中歐的科技合作和技術轉移投下陰影。

在世界衞生組織的責任問題上，《觀點》（le Point）雜誌在5月6日的文章中強調譚德賽只是「沒有指揮棒的指揮家」，特朗普單邊主義外交政策減少或拖延對國際組織的撥款，導致經費不足的問題更加突出，在原本權限不足又遭到削弱的情況下，WHO面對強勢成員國只能讓步。通過慷慨捐款以及和發展中國家的聯盟讓中國影響力越來越大。於是面對疫情蔓延，WHO除了和中國合作別無他法。

在死亡數字問題上，4月17日《觀點》雜誌和《世界報》刊發了中國訂正肺炎死者人數的評論文章，認為中國死者的計算方式和國際方式有很大差異，因為不計併發症而亡，導致中國數字事實上被極大縮小了，這導致中國公布的疫情數字掩蓋了疫情嚴重程度和傳染性，造成了世界應對不及。

對於來自一些國家民間提出的通過司法途徑向中國索賠的聲音，4月30日的回聲報（les échos）文章認為國家享有國際法上的主權豁免地位，但是成員國有責任第一時間通知世界衞生組織疫情真實情況。司法追責無法成功，但會給中國帶來輿論壓力。而鉅額索賠請求更多是起訴方用以轉移國內政治社會矛盾的政治手段，難以成功，反而有可能刺激中國民眾近代國恥的回憶而鞏固中國體制。法國也有索賠的聲音，比如費加羅報4月24日的專欄評論文章認為美歐應當強迫中國為其疫情責任賠償全世界15萬億歐元，但此類觀點非常邊緣，其可行性和正當性在網站評論中備受質疑。

至於疫情對中歐關係的影響，法語媒體大多從2月份的北京的「切爾諾貝利（車諾比利）時刻」轉向了新的「中國威脅論」，這點在財經媒體上尤其突出。比利時法語雜誌《趨勢》（Tendances）和法國雜誌《挑戰》（Challenges）在5月7日不約而同都推出了後疫情時代中國經濟和科技專題，而且都認為中國正在從疫情中獲益。美歐應對疫情的混亂，及中國強大的工業，再加上疫情週期的提前讓中國有底氣面對西方的壓力。對於此次疫情引發的全球產業鏈調整問題，法國和比利時這兩家雜誌都認為只會微調，中國製造業中心地位難以動搖，歐洲再工業化依然舉步維艱，且在中美關係緊張，科技戰加劇的大背景下，中國加速科技自主化，未來歐洲面臨的不僅是中國製造的競爭，還有中國科技的競爭。

總的來說，法國媒體對中國疫情責任的報導，主要集中在幾家老牌中左和右翼主流媒體。法國媒體尤其關心武漢P4實驗室合作問題和中國在WHO的角色。而世界衞生組織，對法國這樣支持多邊主義世界秩序的國家來說至關重要。

經過此次疫情，法媒對中歐有關多邊主義的共識也產生了懷疑，認為更像雙方自說自話，理念本質上相差甚遠。另一方面，法媒在疫情責任追訴和索賠上的評論和分析顯得更為温和，這和中法官方關係相對穩固，法國政客對華言論相比英美更為低調温和是一致的。

德國媒體對疫情的關注，則經歷了波動。以武漢封城作為第一節點，主流嚴肅媒體如《南德意志報》等開始了多日多版面報導，其中包括了對湖北嚴格的全省封閉措施的人權質疑。

在德國疫情爆發後，發行量最大的通俗報刊《圖片報》於4月15日的文章中，指責中國應就疫情給各國造成的損失買單，並列出一份價值千億歐元的「賬單」。中國駐德使館對此「強烈不滿和憤慨」，認為此索賠報導「用心險惡……逾越了審慎、公正等最起碼的新聞報導底線」。較出乎意料的是，面對大使館態度強硬的致函，《圖片報》迅速以「中國危害全世界」的視頻挑釁回應。視頻中，其主編Julian Reichelt直接將矛頭指向中國國家主席主席習近平，列出了中國政府的「四大問題」，並罕見配上了中文字幕，其簡單化且煽動意味濃郁的講述風格則迎合了《圖片報》的慣常受眾。

曾因其「Corona-Virus Made in China」封面引起巨大「辱華」風波的《明鏡週刊》，在其最新一期中，以「在武漢發生了什麼，誰應對這場疫情負責」為封面討論相關話題。在一篇對中國駐德大使吳墾的採訪中，記者較為直接地詢問了疫情以來的諸多爭議焦點，如「李文亮醫生被沉默」，「中國拒絕獨立調查」、「病毒由美軍帶入中國理論」、「中國是否應對世界範圍內疫情的傳播負責任」等。緊隨其旁的是一篇題為 「北京是否應為疫情損失提供賠償」的社論，而這篇文章也幾乎折射了明鏡在疫情期間對中美紛爭一直秉持的立場。

一方面，《明鏡週刊》認為雖然難以通過國際法定義中國的責任，但後者無疑在十二月及一月期間隱瞞了疫情的嚴重性和威脅性，並爆料稱據德國聯邦情報局的調查，中國曾於1月21日致電WHO請求其延遲發布「大流行病」警告，導致他國損失至少幾周的寶貴防疫時間。就政府立場出發，明鏡認為德國需警惕中國藉機進行政治宣傳，但亦承認德國政府並不會在此時公開批評中國，因為後者正為其提供大量醫療物資。另一方面，特朗普的一系列防疫措施被置於批判審視之下，對美國的「武漢實驗室病毒泄漏理論」，《明鏡》除表達質疑立場外，也將特朗普接受採訪時提及的 「（證據）不能透露」，與美國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 ）面對詢問伊拉克化學武器證據時「我不能把我們知道的所有東西和您透露」的回應對比。

在意大利，4月21日，聚焦於移民問題的非盈利組織「歐洲一體」（Oneurope）率先發起了向中國政府索償的集體訴訟聯署。該集體訴訟官方頁面援引了英國智庫亨利傑克遜學會（Henry Jackson Society）公布的法律報告，以及美國密蘇里州共和黨議員Josh Hawley提起的訴訟賠償作為支撐論據，意圖在意大利司法機關和國際法院面前起訴中國政府，主要聚焦在中國信息不透明及疫情通報方面失職，認為若中國政府及時遵守世界衞生組織的信息義務及相關國際健康規約，本可避免或限制病毒的全球傳播。

意大利官方則在多邊關係角力中暫時沉默。北約和歐盟是意大利舊有盟友與安全支柱，然而歐盟夥伴在物資援助和經濟政策方面的種種分歧和不團結，使得意大利人對歐盟信心前所未有下跌。與此同時，隨着「一帶一路」的簽署和對意大利援助的宣傳，中國呈現為新的機遇與新的夥伴關係。新聞報（La Stampa）的一篇評論認為，中方在利用這些援助宣傳扭轉輿論，並掩蓋其在疫情傳播中的責任。但民意調查顯示，與2019年相比，認同中國是意大利友邦的民眾從10%大幅上升至52%，為第一位；俄羅斯同樣攀升17%至第二位，第三位則是美國，下跌12%。德法英則牢牢佔據了意大利「敵人」 席的前三位。

意大利的選邊站成了複雜的地緣政治考量與多重黨派角力。晚郵報的一篇評論指出，意大利在對中態度上有着太多的曖昧不明：一方面，迪·馬約領導下的五星運動與中國交好，十分忌憚公開譴責會破壞現有合作關係，而執政聯盟另一方中左翼政黨民主黨更偏向國際主義精神，黨內要員包括黨首津加雷蒂（Zingaretti）在內，疫情初期積極參與了反種族歧視活動；另一方面，評論認為在美國索賠戰打得如火如荼之時，意大利的沉默面臨站到盟友對立面的壓力，尤其是已在5G問題上與美國多有分歧、並在冠狀債券（coronabond）上與歐洲北方國家撕裂嚴重的現狀下，意大利無法不擔憂站隊不力對經濟的波及。

極右傾向的在野黨及倫巴第大區第一大黨聯盟黨（Lega）率先打破了沉默。其領導人薩爾維尼（Salvini）在接受新聞報（La Stampa）採訪時稱：「如果歐盟真的是各民族的聯盟，就應該團結起來向北京要錢」。在他之後，聯盟黨倫巴第大區書記Paolo Grimoldi宣布，聯盟黨將在下一次大區議會會議中提出議案，向中國大使館索賠200億歐元，以彌補倫巴第在疫情中的損失，然而至今他並未將此議案呈交議會。 批評聲音認為這只是聯盟黨的另一場作秀，是黨派矛盾的轉移和又一個攻擊中央政府的藉口。支持者如晚郵報所發表的社論則認為，意大利需要向歐洲和北約兄弟們表明立場，向北京施壓，而不是又一次「在慣常的、眾所周知的曖昧態度中尋求庇護。

（特約撰稿人 金雲深 顧椒華 博馬舍 陶里亞 發自 倫敦 巴黎 拉文納）

中東到非洲：對中國和歐美都情感複雜，非洲有聲音要求勾銷債務

考慮到非洲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與先前中非之間政府層面的關係，疫情帶來抨擊中國的聲音，不容北京小視。

伊朗在這次肺炎中可謂中東重災區。由於美伊關係在過去幾年內冷若寒冬，伊朗不得以與中國進一步加強關係。在肺炎疫情中，這包括了物資援助以及相互加油打氣。另外由中國與伊朗學生自主成立的「中伊防疫互助小組」，翻譯中國的相關防疫衞生教育信息給伊朗民眾，還受到了央視等官媒的報導。

中國與伊朗的關係緊密也體現在「外交甩鍋」上的爭論選邊站。比如，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3月22日的推文當中遙相呼應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提出的陰謀論，指涉美國才是病毒源頭，並說美國的醫療援助提議包藏禍心。革命衞隊也在轄下的媒體宣傳病毒是美國與以色列的生化武器。這些言論其實並非附和中國的說法，更多的是伊朗領導階層一貫的宣傳口徑，將責任與民怨推到敵人身上。而中國外交部的懷疑論恰巧提供給伊朗政府宣傳題材。

中伊關係雖然在這次疫情中加強，但還是有幾個小插曲。第一個是旅居海外的知名伊朗饒舌歌手 hichkas 於 4 月初在中國駐伊朗大使常華（Chang Hua）的推文底下留下了一張小熊維尼像，遭到大使封鎖（意即hichkas再也無法看到大使的推文）。該事件受到相當多伊朗人關注，在推文下面不乏有人放上影射中國就是病毒來源的圖片，顯見，最高領袖的陰謀論對伊朗網民的說服力並不是那麼強。另外，曾經報導過香港雨傘運動的伊朗海外異議媒體 Iranwire 對這次中國與伊朗的抗疫合作有諸多報導，並訪問了流亡於美國的異議人士楊建利，還邀請他撰文一篇指稱習近平如何隱瞞疫情，不過訪問與這篇評論都尚未被翻譯成波斯文。

第二個事件是伊朗衞生部發言人 Kianoush Jahanpour 在四月初的記者會上與推特上質疑中國防疫成果。他表示中國的疫情數據是個「笑話」，並且影射中國對外給予的疫情信息不可靠。該發言引來常華的批評，指中國衞生部門每天都舉辦記者會，建議 Kianoush 仔細關注記者會內容。隨後 Kianoush 也為此澄清，表示要尊重「外交原則」。常華大使於 5月16日在伊朗官方媒體發表署名文章呼籲進一步合作，伊朗則贈與他一套「抗疫紀念郵票」。

阿拉伯語世界則在「中國該對疫情負什麼責任」上辯論甚多，尤為集中於卡塔爾（卡達）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其餘如埃及百年老報《金字塔報》（Al-Ahram），除了報導中國疫情信息外，便是刊載中國對埃及的物資援助；或像沙地（沙烏地）阿拉伯親官方的《今日報》（Al Yaum）、以煽情著稱的《歐卡茲報》（Okaz）等，若非轉載外媒信息稿，便是把火力集中在聲討土耳其與伊朗上，唯有零星幾篇文章提到了「若要防止悲劇重演，中國就該開放接受調查病毒來源」的觀點。

相較之下，《半島電視台》的豐富度一枝獨秀。其博客專欄自3月開始便陸續刊有探討中國角色的深度專文。在「中國是否該為疫情負責」上，《半島》專文的立場大致相同，即認為這是西方遮掩自身政府無能、防疫不力的推諉說辭，其中又以對美國的批評最為激烈，許多作者皆認為特朗普將這場危機當作造勢工具，只顧連任而無大局。比如蘇丹研究員艾哈邁德·卡戴許（Ahmed Kardash）認為如今美國對中國的攻訐，正如當年栽贓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般，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政治操作。

而在「中國未來將在世界秩序中扮演何種角色」上，《半島》專文的立場便有所分歧，有些作者認為「中國巨龍」即將崛起，「吞噬以美國為首的腐敗資本主義世界」；然而也有作者提出中國仍要依靠西方市場與購買力，才能撐起自己的一帶一路計劃，故短期內中國無法取代美國。也有作者別樹一格，提出中國將以「人道大國」之姿崛起，填補亞洲懸空已久的「精神空白」。

而在半島電視台的節目訪談上，針對中國的防疫主題多有辯論。例如在4月14日的《中國真在處理疫情上大勝歐美嗎？還是這個勝利不過是謊言？》專題中，兩位來賓便激烈交鋒，其中一方認為中國政府造假數據、放任國民全球散播病毒，事後還想以大外宣的方式為自己洗白；另一方則反駁稱中國其實出台許多積極的防疫政策，反倒是特朗普缺乏危機處理能力，故而屢屢攻擊中國。5月7日的《特朗普為何指責中國散播病毒》裏，來賓則大致認同這是出於選舉考量的政治操作。

阿語世界對中國和疫情的討論，既牽涉自身對西方的複雜情感，也投射了多重的中國形象。

至於非洲國家，則和許多其他地方——尤其是歐美，有着不同的語境。

許多非洲國家，如尼日利亞（奈及利亞）的媒體，對中國疫情關注的出發點源於廣州非洲人遭受到的不公平對待，以及非洲面臨疫情時中國是否能夠在債務等方面予以減免。

比如，前世界銀行副行長，尼日利亞政治家Obiageli Ezekwesili就在寫給《華盛頓郵報》的一篇評論中要求中國賠償。她認為中國「這個富有而強大的國家沒有透明而有效地應對這場全球災難」，從而會導致非洲GDP縮減4.5%，超過2000萬人失業（據非盟預測）。全文花了大篇幅描述非洲在瘟疫面前的困境，提到「中國應該立刻勾銷他們的政府、銀行和合同方在2000年和2017年之間擴展到非洲的超過1400億美元的債務……作為補償的一部分。」這篇評論文章還認為中國應該接受對疫情問題的獨立調查，並且和全部G20國家一道向非洲提供援助。尼日利亞議員Ben Igbakpa其後則在國會發起動議，要求調查中國在尼投資並獲得通過，不過其後續如何操作仍是未知數。

非洲關於「中國責任論」的討論出發點多來自非洲國家自身的困境，但形式上呼應了美國的關注。在東非的肯尼亞也有類似聲音，肯尼亞最大的英文媒體《Standard》就在四月中刊出一篇評論文章，討論法律層面上是否可以向中國追責。

擔心債務問題和經濟問題，希望更多援助和債務減免，並對廣州的防疫舉措不滿，使得非洲媒體上呈現出了不少對中國追責的聲音。儘管相比對非洲內部疫情和政治的報導，這些聲音在媒體上並不算是主要議題。但考慮到非洲對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與先前中非之間在政府層面較為融洽的關係，疫情帶來的抨擊中國的聲音不容北京小視。

（特約撰稿人 張育軒 孫迦陵 端傳媒記者 布犁 發自台北、香港）

拉美：從中巴口水戰，到令人擔憂的「冷戰式地緣政治」

巴西為疫情責任歸屬和醫療物資短缺向中國發起社交媒體戰，阿根廷則成為了中國「抗疫外交」的成功範例。

在拉美，巴西已經變成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總統博索納羅（Jair Messias Bolsonaro）領導的中央政府堅持對病毒採取「虛無化」態度，反對實施任何居家隔離或社交距離措施。截至發稿日，巴西已有超過15000人病亡，高居拉美第一。

抗疫不力導致的驚人統計數字並不是執政黨在此次疫情中引發的唯一爭議。在美國之外，巴西是「中國病毒」、中國責任論的說法較為流行的地方，這和國家政要們的取態是分不開的。

3月18日，博索納羅之子、巴西聯邦眾議員愛德華多·博索納羅（Eduardo Bolsonaro）在推特發文，將2019冠狀病毒比作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將中國政府比作蘇聯政府，指責「獨裁政府掩蓋事實，使無數人喪命」，並稱中國應對疫情負全部責任。推文隨後受到中國駐巴西大使館反擊。後者在官方推特中稱愛德華多「最近去了趟邁阿密，帶回了思想病毒」，「缺乏國際視野，對中國無知，對世界無知，對歷史無知」，「不要爭當美國在巴的代言人，否則會栽大跟頭」。中國駐巴西大使楊萬明還一度轉發巴西社運領袖聖地亞哥（Raull Santiago）的推文，文中稱博索納羅家族為巴西「國家之毒」，但很快將其刪除。巴西外長阿勞約（Ernesto Araújo）次日公開指責楊萬明反應過度，並表示他已向楊萬明轉達了巴西政府對其行為的不滿。「愛德華多·博索納羅對中國的批評不代表巴西政府的立場。但值得指出，他從未冒犯過中國國家元首。」阿勞約在自己的推特寫道，要求楊萬明就其轉發的推特道歉。

4月5日，教育部長温特勞布（Abraham Weintraub）在社交網絡發言，稱中國通過疫情獲利，暗指病毒全球大流行是中國「稱霸世界計劃」的一部分。温特勞布還故意在推文中將字母「R」統統寫成「L」，藉此諷刺中國人的口音，因為大多數中國人發不出葡萄牙語的喉音。

在巴西為疫情責任歸屬和醫療物資短缺向中國接連發起社交媒體戰之時，阿根廷則成為了中國「抗疫外交」的成功範例。阿外交部長索拉（Felipe Solá）在社交媒體發文感謝中國，文中引用了中方印在物資包裝箱上的贈言「兄弟之道是團結同心」。出自阿根廷詩人何塞·埃爾南德斯的長篇敘事詩《馬丁·菲耶羅》。

即將履任阿根廷駐華副大使的中國專家瓦卡·納爾瓦哈（Sabino Vaca Narvaja）在《世界外交論衡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撰文分析稱。面對全球大流行，中國「作為新的世界領袖已經崛起」，具體表現在其對80多個國家的援助，「和特朗普領導下美國孤獨的垂死掙扎形成對比。」

當前執政的左翼貝隆主義政府一貫和中國關係良好。不過，阿根廷的主流媒體大多持反對派立場或受反對派影響，被貝隆主義政府視作「親美勢力」的喉舌，他們對中國崛起論並不買帳。比如，《側影日報》（Diario Perfil）國際版編輯評論就將中國對阿根廷的援助稱為「口罩外交」，對巴西採取的強硬立場稱為「槍彈外交」——「冠狀病毒加強並擴大了中國的全球影響力：一方面，中國通過提供人道主義援助部署了複雜的軟實力戰略；另一方面，中國也懲罰了那些膽敢質疑它的人。」評論指出，中美爭端如今不僅是地緣政治、技術和經濟的比拼，也是「敘事」的比拼。在這場災難中，究竟誰要為疫情大爆發負責、誰能夠更好地對抗病毒並協助其他國家，都將影響該國的聲望和國際輿論。與此同時，「槍彈外交」和中國外交官近年來不斷「戰狼」化的語言風格也引人注目。評論特別提到了中國駐瑞典大使桂從友「朋友來了有好酒，豺狼來了有獵槍」的言論作結，憂慮之情溢於言表。

其他媒體則顯示出支持「中國責任論」的傾向。前阿根廷駐泰國大使、阿根廷國際關係理事會顧問弗里德曼（Felipe Frydman）在《Infobae》發表題為《放大鏡下的中國責任》的評論文章，認為中國和世界衞生組織「出於政治原因而延誤向全世界通報疫情可能造成的災難」。《民族報》（La Nación）則刊登了法學教授斯佩特爾（Ezequiel Spector）和衞生法學者康斯坦丁（Andrés Constantin）合撰的文章，分析向中國追討疫情損失的法律問題。兩位法學家的結論是「初步看來，有理由嚴重懷疑中國沒有遵守其國際義務」，儘管現行國際法下實際追討損失的程序和標準有待商榷。

《號角報》國際政治版主編坎特爾密（Marcelo Cantelmi）認為，大流行非但沒有中斷、反而加劇了中美之間的對峙，全球領導地位的爭奪戰正在逐漸顯示出「冷戰式的地緣政治策略」。中美兩國初期因漠視疫情而犯下的錯誤是類似的，但雙方其後陷入接連的互相指責和詬病，包括毫無根據的美軍傳入病毒論，體現出對抗邏輯的根深蒂固。關於疫情責任的爭論、應對措施的成效和病毒起源的調查早已超越了這些說法本身，而成為了地緣政治的一部分，將會更深遠地影響兩國各自的內政和國際政治格局。

「從各方面來說，這都是一場令人不安的演變。在疫情災難發生前，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發展就已相當可觀。這場疫情將進一步引發思考：在一個成功的威權主義政權面前，西方價值觀將如何自處？」坎特爾密寫道。

（特約撰稿人 連大可 發自布宜諾斯艾利斯）

新馬：對中國態度折射族群緊張關係

馬來西亞民間各方輿論爭論不休。但官方政策上波瀾不驚。

對於2019冠狀病毒的來源，在馬來西亞並沒有太大爭議。就算是當地的中文媒體，一開始也在報導中使用「武漢肺炎」的稱呼。在2月12日世界衞生組織宣布正式命名病毒為COVID-19，而中國政府也呼籲將肺炎正名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後，馬來西亞中文媒體上出現了一輪爭執。部分被當地輿論劃分為「大中華膠」的親中派華人，每日在各式新聞下嚴厲抨擊使用「武漢肺炎」一詞的媒體；同時有另一派持不同立場、認為以地名指涉病毒來源並無不妥的華人群體，在新聞下和前述網民發生激烈言語交戰。後來，中國大使館連續幾篇社論呼籲正名，或許也對媒體造成壓力；於是大部分中文媒體陸續將措辭改成「新冠肺炎」。唯一仍沿用「武漢肺炎」的《中國報》，幾個星期之後也將疫情繫列報導劃分在「全球大流行」之下。

2月中旬以後，中國對外宣傳強調「抗疫外交」，面對對國內初期隱瞞疫情的抨擊，以更激烈口吻回應反駁，更有如新聞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那樣，以半官方姿態引導人認為病毒來自美國，重寫病毒發源地和大傳播路徑敘事。這一套說辭在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獲得許多支持。另一邊則有人嘲諷這一些親中華人是「叛國賊」，更有人把相關言論翻譯成馬來文，轉帖到馬來社群，試圖以族群矛盾和愛國情操來遏制華人中「親中勢力」的發展。這和4月初開始，中國船隻頻頻出現在有主權爭議的南海，逼近馬來西亞海域有關。

於是，病毒變得更像是馬來西亞不同族群彼此攻擊的武器。3月初，一場「大城堡清真寺萬人集會」之後，馬來西亞疫情大爆發。穆斯林族群在華裔族群的輿論中被視為「無視群聚風險」的主要傳播禍源。馬來穆斯林族群也有所反擊，聲稱病毒來自中國，因此本該怪罪中國，而本土華人或才是一開始的病毒傳播根源；部分右翼馬來人，更依循所謂「華人/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的口徑，用歧視性言論再度指稱華人該揹負其中原罪。

英文第一大報《星報》一向被視為親中與親商派，與中國大使館關係密切。該報現任集團編輯和公司事務顧問黃振威，也在5月10日的一篇專欄文章中為中國辯護，並點名美國率先挑起爭端。

馬來西亞民間各方輿論爭論不休。但反映到官方政策上，算得上波瀾不驚。

中美角力日漸白熱化。馬來西亞沒有展現站隊哪方的苗頭。雖然，馬來西亞國內的馬來政黨常常以「共產黨」標籤、來攻擊政敵行動黨，但中國已經連續10年成為馬國最大貿易伙伴。馬國政府態度務實，一向不在外交上與中國正面槓上。官方或在野黨成員，從未如澳洲或美國般責問中國，更遑論發展到要求中國問罪、要求賠償的地步。中國派出醫療專家援助、贈送醫療物資的舉動，更是得到馬國政府的公開致謝。

新加坡的官方立場，更是中美兩邊都不沾，保持一貫的低調與中立態度。而主流媒體中也鮮見任何「中國責任論」的相關報導；「2019冠狀病毒」正名論一出，新加坡媒體也快速配合改名。該國媒體如《聯合早報》的臉書留言區，時常可見華人挺中國的言論，儘管近一個月來也有越來越多網民質疑是否有「中國五毛」混進來偽裝成新加坡公民。

比起華文圈子，新加坡英語圈對中國的批判會更嚴厲，但評論的力道也是不愠不火，輿論意見也較為分散。或者說，新加坡人其實並不在意最後歷史故事會把病毒起源歸屬於誰。目前看來，馬新兩國主流輿論都更關注本國的情況，都對在國際政治中圍剿中國毫無興趣。

（特約撰稿人 奕君 發自吉隆坡）

加拿大與澳洲：輿論對中國憤怒，但「中等強權」也充滿尷尬

同樣是過去數年中和北京關係惡化的國家，中國此次對澳洲的姿態，卻比對待加拿大強硬得多。

加拿大自中美貿易戰以來，因為華為孟晚舟事件，成為北京針對的焦點國家。2018年末開始，中國拘捕了多名加拿大公民，並對其中數人控以從事間諜活動等罪名。從此，中國和加拿大之間的關係極度降温，最新的民調數據顯示，疫情發生後，受訪的成年加拿大人對中國抱有正面態度的比例相比六個月前下降了一半，跌至歷史低點的14%。

在病毒襲擊加拿大的時刻，對中國是否要為全球疫情失控負責的討論也紛紛登上媒體。許多加拿大媒體刊發文章或評論，呼籲特魯多政府對北京採取更加強硬態度。偏保守派的媒體《National Post》刊出評論人文章《中國證明了人質外交對加拿大有用》，作者主張加拿大除了要追查中國在香港、西藏、新疆的人權問題，還不應該和中國合作開發疫苗。評論認為特魯多過於軟弱，「渥太華至今沒有膽量對華為說不，也沒有膽量加入美國、歐盟、日本、澳洲、紐西蘭和英國的大膽嘗試——你知道的，可能需要一個針對該死的全球大流行起源的獨立調查」。同樣持較保守派立場的《Postmedia News》更發表社論《加拿大人向特魯多發出了覺醒面對中國的信號》，其中提到加拿大人對中國的支持「首先在他們任意逮捕加拿大人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斯帕福（Michael Spavor）作為人質之後大跌，然後更是在中國因為他們的保密、糟糕的溝通和其他行為導致的冠狀病毒疫情全球惡化傳播之後繼續下跌」。文章最後聲稱，如果特魯多不「改變態度並和中國脱鈎（decouple）」，那麼加拿大人就應該換一個總理。

此前，多家不同立場的加拿大媒體都陸續報導中國在加拿大的統戰活動，認為中國控制和影響部分海外華人。不過，和特朗普主張的中國責任論不同，加拿大主流媒體對中國的批評，往往附帶強調中國政府和華人不能劃上等號。這在年初加拿大保守派議員 Derek Sloan 攻擊香港出生的加拿大首席衞生官譚詠詩（Theresa Tam）時就已經引起一系列圍繞種族歧視的討論。

多少是因為各方面壓力，特魯多也在多個場合模糊表態。5月13日，他對記者表示對中國的防疫情況存有疑問，但與此同時強調要和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協同防疫。加拿大在世界衞生組織中則與美國、澳洲、德國、法國、紐西蘭、英國和日本一起，對世衞組織將台灣排除在外表達了遺憾，並認為台灣加入WHO會加強世界衞生合作。同樣在近日，加拿大媒體亦報導稱一貫被認為對北京友善的加拿大駐中國大使鮑達明（Dominic Barton）對北京展開批評，在加國內屬於中間派的《環球郵報》報導稱鮑達明批評北京施展了「負軟實力」（negative soft power），並支持嚴格調查疫情擴散和世衞組織角色。但中國外交部指該報導「不實」，稱「希望有關媒體摘下有色眼鏡，客觀報導中國和中加關係，停止發表不實言論。」

較為持中或偏向自由派的媒體亦同樣批評中國，但對特魯多的對華政策則偏向贊成。比如《Macleans》就刊發評論，認為特魯多的一系列對華表態「終於表現了一些骨氣」。常報導渥太華的政治內情的《國會山莊時報》（The Hill Times）就在讚揚台北，批評北京的同時刊登評論，認為加拿大的保守主義者正試圖利用特朗普式的追責政治打擊自由派政府。

不過，對加拿大媒體來說，中國在疫情中究竟要不要承擔責任，要承擔什麼責任的話題，並不是目前最重要的關注點——遠沒有達到孟晚舟事件時的關注度。現時加拿大正面臨瘟疫帶來的經濟大震盪，而加拿大在中國的經濟利益，仍是特魯多政府需要面對的議題。

與加拿大類似，澳洲也面臨和北京之間不愉快的關係。但放諸此次疫情，中國對澳洲的姿態卻比對待加拿大強硬得多。在全球，澳洲第一個提出對包括中國初期應對在內的大流行起源進行獨立調查並希望調查在WHO框架外進行。隨後，北京稱將考慮對澳洲燕麥徵收高額反傾銷關税並將四家澳洲牛肉出口商列入黑名單。此後的澳洲媒體上充斥着各類焦慮的討論。一方認為，應該進一步對中國強硬，乃至和更多國家組建對華戰略同盟，另一方則舉出數據，指澳洲經濟中無論是農業、礦業還是教育產業都高度依賴對中國出口，對北京關係應該更加謹慎。

無論是澳洲，還是加拿大，都對「中等強權」（middle power）概念有所青睞，試圖在更靈活的位置上團結類似的國家，和中美交換利益。但「中等強權」這個概念從提出至今已然接近一個世紀，現實政治中卻似乎施展不開。

（特約撰稿人 Emily Wong 端傳媒記者 布犁 發自渥太華 香港）

印度：右翼擁抱中國責任論，左翼媒體則自顧不暇

在印度，由美國推動的COVID-19疫情「中國責任論」出現在各大媒體。據印度報業托拉斯5月15日報導，美國參議員 Thom Tillis 就「中國責任論」公布了一項18點計劃，強調要從中國轉移製造鏈，其中專門提到印度，表示美國應該加深與印度在內的多國的軍事戰略聯繫。

偏向中產階級自由派的《印度斯坦時報》5月5日刊登評論稱，中國如果堅稱自己在疫情信息上公開透明，就不應該拒絕對病毒起源進行獨立的國際調查。評論要求中國對大流行造成的人員死亡和經濟損失負責的全球呼聲「越來越高」，中國只有接受獨立的國際調查才能挽回聲譽，否則「世界將與中國保持距離」。

據印媒《今日商業》報導，兩個印度民間組織——國際法學家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Jurists，ICJ）與全印度律師協會（All India Bar Association）於4月3日將中國政府告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指控中方造成疫情大流行，要求中國賠償超過萬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協會雖然有「國際」和「全國」的頭銜，但印度存在大量類似的同業協會。印度政府其後則稱這一控告不代表政府立場。

據中間偏右翼的印度媒體 《The Print》4月6日發布的調查，有67％的印度受訪者將疫情歸咎於中國，50%認為「中國病毒」的用詞不是種族主義。該線上調查由同樣帶有偏右背景的塔克沙希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發起，共有1299名受訪者（1156名印度人）。有18%受訪者認為2019冠狀病毒可能是中國製造的生物武器。《印度斯坦時報》則跟進報導稱，5月14日，印度聯邦道路運輸和高速公路部長尼丁·加德卡里（Nitin Gadkari）公開表示2019冠狀病毒不是自然產物，而是一種「人工病毒」。印度受眾最廣泛的印地語電視頻道之一的《今日》（Aaj Tak）也製作視頻節目稱，「大家知道病毒最早在武漢的市場出現，但也有可能這是一種實驗室研發的武器」。

與此同時，印度左翼媒體則較少關注中國與疫情責任的追究。對印度左派來說，莫迪政府的民族主義、族群政治是關注的重中之重。此前，印度政府通過全國封鎖，順帶壓制了反對國民身份法（CAA）修正案的抗議。而全國範圍內工人失業、流離失所的情況，正引發媒體對印度政府的討論和批評。

（特約撰稿人 夏蘭揚 發自上海）

日本：陸續出現追責中國聲音，但基調仍是觀望中美論戰

日媒關注中美的隔空嘴仗，也關中國內地輿論和疫情中出現的人權和言論自由議題——《財新》被刪的調查報導、失蹤的公民、方方日記、網民接力的《發哨子的人》⋯⋯

比起追究全球疫情責任，日本媒體總體上更關注安倍政府的防疫表現。對於中國疫情，除了幾家例如《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等有駐中國記者的新聞機構，日媒多引用官方，只轉不評，以政府動作和疫情基本情況的事實性報導為主。有駐地記者的新聞機構會發回更貼地詳盡的報導，並綜合《財新》等內地媒體和香港媒體的消息。

日本的國營媒體 NHK類似英國的BBC，需秉持「中立」原則，這暗合日本政府的作法，疫情在中國爆發後，首相安倍晉三多次講話支持中國採取措施應對瘟疫，日本政府積極向中國提供物資，「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等詞句還在內地社交媒體中流行了一把。

1月27日，NHK報導立憲民主黨前國會對策委員長安住淳建言要求安倍政府督促中國政府透明公開疫情信息的新聞，算是為數不多的指責中國政府的信息。安住表示，正是在安倍希望習近平照常訪日的這個時候，更需要中國政府提供確切的疫情情報。此時日媒的關注焦點大多在習近平原訂於4月以國賓身分訪日的計劃是否會推遲上，此次會議建基於中日修好的大背景，被外界認為將「昭示中日關係進入新階段」。

2月12日，NHK刊登了以「新型肺炎是對中國指揮部的試煉」為題的時評，總結了病毒在中國急速擴散的三個原因——飲食文化，大規模人口移動，和政治上的隱蔽性，配上三隻猴子不聽、不看、不說的插畫。文章對習近平發出重要指示後確診人數才以「幾何級數」增長表示質疑，又援引《中國新聞週刊》對李文亮的專訪和武漢市長周先旺在記者會上表示「地方政府只有一定權限」，以及許章潤教授的評論，總結說這是一個中央集權體制下對言論自由管制造成弊害的故事。

《朝日》和《讀賣新聞》對中國內地輿論和疫情中出現的人權和言論自由議題十分關注。一直被認為是「親中」的左派媒體《朝日新聞》在報導疫情時，對《財新》迅速被刪的調查報導、許志永和陳秋實的失蹤、方方日記、湖北公務員起訴武漢政府到報導網民接力用不同版本發出《人物》對艾芬醫生的專訪《發哨子的人》等話題均有涉及。

但《朝日新聞》的論點至多停留在反思中國體制，也會專門提及中國援助日本的醫療物資。相比之下，立場偏右的《讀賣新聞》等媒體則會走前一步，要求追究中國政府對全球疫情的責任。有意思的是，《朝日新聞》中文版能在牆內穩定打開，但《讀賣新聞》英文版會被屏蔽。

3月中開始，中國疫情緩解，日本則病例激增，日本輿論中要求追究中國責任的呼聲也在變高。國寶級搞笑藝人志村健因患COVID-19去世的消息令日本民眾十分悲痛，成為了情緒的爆發點，許多網民開始在日本政府記者發布會的Youtube直播和推特上要求中國對志村的死負責。此時日媒也出現了明確要求追究中國政府造成日本或全球疫情大爆發的評論文章。

比如，3月24日，DIAMOND 週刊刊登了立命館大學政策科學系上久保誠人的評論文章「為了埋葬中國的謊言，日本絕對不能輸給新型肺炎的理由」，文章認為中國在全世界在應對新型肺炎而疲憊不堪的時候，炫耀威權體制的重要性，憂慮會有更多人擁護威權主義，提出日本並沒有採取強權手段控制疫情，表示「在西方逐漸崩壞的今天，日本或許成為自由民主主義陣營最後的壁壘」。文章指「全球肺炎擴散的責任在於中國政府」，又批評WHO為了中國給予的利益，延遲發布緊急事態，造成全球大流行。又比如，4月12日，《讀賣新聞》中國總局長竹內誠一郎發布了一篇評論文章「不會道歉的黨的作繭自縛」，認為中國體制是造成疫情擴散全球的「人禍」。這一論點引發中國駐日大使館在網站上發文抨擊，指《讀賣新聞》的文章是「公然詆譭中國共產黨，污衊中國政治體制」，希望日本有關媒體「客觀看待中國對全球公共衞生安全發揮的作用」。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則表示該文章「充斥對中國的無知、偏見和傲慢」，「違背新聞職業道德」，又強調中國為抗擊疫情付出巨大犧牲，「為其他國家抗擊疫情爭取了時間、積累了經驗」。

自從中美就病毒起源不斷論戰，NHK等日媒的國際板塊也就開始大篇幅關注雙方對此事的來回交鋒，中美雙方的聲明和回應，日媒均有報導。總體而言，日本輿論仍以一個十分熱切關注的旁觀者的角度，報導和評論中美兩國對於病毒起源和疫情責任的隔空嘴仗。

（特約撰稿人 陳一朵 發自香港）

俄羅斯：官方和反對派都沒有動力討論中國

俄羅斯的官方媒體和自由派媒體在報導和評論中國責任論時，達成了罕見的一致，都認為這是一個被政治化了的議題。

中國應對全球大流行負責的說法，在俄羅斯官方層面受到強烈抵制。

俄羅斯外交部多次表達對這一論調的反對態度。俄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在4月14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向中國索賠的觀點「突破一切底線和體面」，而如果中國拒絕支付就扣押其海外資產的言論，則讓他覺得「毛骨悚然」，因為「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4月23日，俄外交部發言人瑪利亞·扎哈羅娃（Mariya Zakharova）稱部分國家對中國和世衞組織「虛誇而無根據的」攻擊，以及將病毒危機的「全部責任」轉嫁給他們的企圖是「極為不合時宜」的。不過，4月29日拉夫羅夫接受塔斯社採訪時，先是聲明瞭美、歐部分人士要求中國賠償的做法令人「悲傷」，也指出疫情結束後必須對病毒源頭進行調查，只不過這位外交部長強調，調查的目的是為了將來更好地應對病毒捲土重來，而非為了「服務選舉政治」。

5月8日，習近平與普京通電話。根據中方通報，普京表示「俄方反對個別勢力借疫情指責中國，將同中方堅定站在一起」，而俄方通報中對這一問題的陳述比較簡略，只說雙方將繼續協作防止疫情的政治化。

支持國際調查的則有杜馬議員、前國家首席健保醫師根納季·奧尼先科（Gennadiy Onishchenko）。他在接受俄新社採訪時稱，應該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指導下成立國際調查組，並且可以「出於好意」邀請美國人加入，在「不帶政治」的前提下研究病毒起源以及中國的早期應對問題。不過，這位醫生議員很快將火力轉向美國。他聲稱北卡大學教堂山分校曾與武漢病毒研究所共同研究過冠狀病毒，說明美國明知這項研究的風險卻不及時制止；美國也沒有向國際社會報告2001年的炭疽疫情；正是因為美國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導致針對這次疫情無法組建國際調查組……而對於疫情爆發初期中國不願與俄羅斯共享毒株的指責，奧尼先科認為，如果換作美國，他們也不會樂意共享。這些說法，和俄羅斯媒體上流行的病毒起源於美國的陰謀論頗有重合。

俄羅斯的官方媒體和自由派媒體在報導和評論「中國是否需要負責」的話題時，達成了罕見的一致，都認為這是一個被政治化了的議題，而最被強調的兩個動機則分別是特朗普試圖轉移視線應對選戰，以及中美關係持續惡化的大趨勢。區別在於，反對派媒體並不否認中國在疫情早期應對過程中暴露出的種種問題，但仍會強調這一議題背後的政治目的大於科學。而官方媒體，尤其是受到嚴格管控的國營電視台在報導中通常明顯傾向中方，提到美方的指控時往往語帶嘲諷和批評，在嘉賓發言時，則會滾動播放美國在瘟疫掃蕩下的悲慘鏡頭和中國復工復產秩序井然的畫面。

目前，俄羅斯媒體中尚沒有出現要求中國為俄國疫情負責的聲音——儘管俄羅斯的疫情相當嚴重。這一方面這是因為俄羅斯疫情爆發主要是從歐洲度假歸國的俄羅斯公民所致，另一方面，類似觀點既不符合官媒的親北京立場，也不符合反對派媒體對俄當局應對不力的側重關注。

（特約撰稿人 龔珏 發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