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函：中國強制垃圾分類能否倒逼文明的「大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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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什麼垃圾？」大概是目前中國人之間最流行的一句話。上海自從2019年7月1日實行嚴格的垃圾分類以來，關於垃圾如何分類的話題引發了人們的熱烈討論。由於乾、濕垃圾很難區分，有網友重新改編了老歌《上海灘》來教大家辨別乾、濕垃圾，就連百度總裁被人潑水後，也有腦洞大開的網友拿來討論乾、濕垃圾。這次上海人對垃圾分類如此認真，主要還是因為相關的罰則，根據當地規定：「個人沒有將垃圾分類投放最高罰款200元人民幣，單位混裝混運最高罰款5萬元人民幣。」

早在2000年，中國就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開始了垃圾分類試點工作，十多年來主要側重宣傳，並沒有采取相關強制措施，一直收效甚微。上海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國民素質在中國具有指標意義，這次嚴格實行垃圾分類工作，不僅讓外界對中國國民的文明素養充滿期待，也是對中國近些年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一次考驗。

百年得的病，朝夕能改否？

在筆者老家，形容一個人很難改掉身上的壞毛病，會來一句「百年得的病，一世不會改」。 這句話不僅是戲謔，也是無奈。

中國向來以「禮儀之邦」聞名於世，儒家的傳統文化一直告誡人們「君子慎獨」、「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但是到了近代，積貧積弱的古老文明被西方列強打開大門後，中國人沒有意識到的那些不文明行為也漸漸展露於世。

以吐痰為例，中國人習以為常，在家裏會備有痰盂，而到了外面公共場合，不管達官貴人還是販夫走卒，隨地吐痰可謂司空見慣。
在當時的租界裏，西方洋人對華人隨地吐痰的行為很反感，甚至將華人和臟亂差劃上了等號，早期租界裏的華人和洋人實行分居，還能相安無事。後來隨著華洋雜處，以及防治肺結核等公共衞生的需要，治理隨地吐痰也漸漸放在了枱面上。

隨地吐痰不只是華人的專利，當時租借裏的印度人也有此陋習，甚至一貫以文明先進著稱的西洋人，早先也有此惡習。19世紀末，紐約市衞生局發起了反吐痰運動。20世紀初，香港、上海的租界也發起了類似的運動。二者的差別在於：美國要求人們杜絕吐痰的陋習，而中國卻鼓勵人們吐痰入盂，在公共場合廣設痰盂。【1】

兩種不同的做法也產生了不同的影響，美國從源頭解決了吐痰的惡習，而中國卻在為吐痰除罪化，還提供各種便利條件，如果在公共場合找不到痰盂，隨地吐痰甚至變成一些人理直氣壯的藉口。

時至今日，中國依然沒有解決人民隨地吐痰的陋習。2008年北京奧運會召開前，北京市也在為中國人有損國家形象的隨地吐痰行為頭疼，盡管禁止吐痰的宣傳口號街頭隨處可見，盡管不止一次地進行過50元人民幣的強制性罰款，但隨地吐痰的人還是比比皆是。

除了吐痰，中國人還有隨地大小便、吐口香糖、扔煙頭，亂闖紅燈等諸多陋習，它們幾乎都未在中國絕跡。盡管中國的發展日新月異，人均國民所得不斷提高，但是國民素質依然沒有大幅進步，這次大張旗鼓開展的強制垃圾分類運動，能否形成長效的機制，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運動式的社會治理幾時休？

近代以來的中國政府，處理社會問題，總是習慣了用思想動員和政治動員的運動式社會治理模式，最後到實踐階段總是難以形成持之以恆的長效機制。

早在國民黨在大陸執政的1934年，蔣介石為了教導人們講「禮義廉恥」，改掉生活中隨地吐痰、亂扔垃圾等陋習，發動了著名的「新生活運動」。當在南昌還開展了10萬人的動員大會，各種宣傳標語和歌曲傳遍大江南北。

期間還有一段有趣的插曲：

抗戰期間，宋美齡接受美國《時代》週刊一位女記者採訪，採訪結束和請記者在重慶一家餐館吃飯。吃飯時，宋美齡從挎包裏拿起駱駝牌香煙，問記者：「你抽不抽煙？」記者回答：「不抽煙。」

宋美齡聽罷，便很自然地自己抽了起來。女記者說：「不好意思，我本來是抽煙的。但我我看到牆上有標語，『請勿吸煙』。標語裏還說，愛國的中國人不吸煙，耕地要為抗戰生產糧食。所以，就不好意思抽煙。」宋美齡笑了，說：「這標語都是給老百姓看的。」【2】

中共建政後不久，在全國開展了「愛國衞生運動」，旨在預防和減少疾病，保護人民健康。將本來屬於公共事務的衞生上升到了愛國這樣的政治高度，可謂前所未見。隨後，愛國衞生運動的內涵也因應社會形勢的發展不斷豐富，從早期的「除四害」，到文革時期的「兩管五改」，八十年代「五講四美」，九十年代「門前三包」，乃至去年發動的「廁所革命」，都在這個口袋裏。

這些運動式的治理基本上都擺脱不了剛開始大張旗鼓，不久又偃旗息鼓的命運。以去年的廁所革命為例，各地為了響應習近平號召，爭先恐後地興建氣派豪華的廁所。如今沒有領導的重視，再去各地的廁所看看，管理不善和人民素質沒有顯著提高而造成的臟亂差現象依舊比比皆是。

90年代，「全國愛衞辦」還開展了「國家衞生城市」評選活動，截至2018年12月，全國愛衞會共命名93個國家衞生城市，約佔全國城市總數的六分之一。此外，還有國家文明城市、園林城市、雙擁模範城等各種評比。

各地的城市為了爭取這些榮譽稱號，可謂鉚足了勁兒，也因此滋生了很多啼笑皆非的鬧劇。在接受上級領導檢查前，當地創建辦要進行持續數月的各項整治行動，為了應付檢查組的暗訪，還會要求市民背誦一些可能被問到的問題,有些城市甚至給出租車司機印製了正確接待外地口音人士的指南。為了城市的面子，有時還要強制關閉一些容易臟亂差的小吃街和夜市數天，街上到處有綁著紅袖章的大媽檢查隨地吐痰、亂扔垃圾的不文明行為。

等到檢查完成，地方政府的緊張神經也獲得了解放，以前不文明、不衞生的現象繼續回潮。

而中國的執法機關在在執法過程中，執法不嚴、以罰代管、選擇性執法的現象非常普遍。曾經有一個城市對隨便扔煙頭的行為進行罰款，規定每扔一個煙頭罰款10元，有一個人隨地扔了一根，被巡查員發現要求罰款，他從口袋裏掏出20元紙幣，巡查員找不開，他說：「我再扔一根，你就不用找錢了。」

每到歲末，中國的公安、食品、安監等執法部門還會開展嚴打運動，那些平時有不法行為的商家和個人也會有所收斂，不幸被抓住小辮子，要被當作典型來處理。風聲一過，執法機關開始打迷糊，執法的對象也放鬆警惕，雙方心照不宣。

這次中國強制實行垃圾分類無疑是利國利民的好事，但是它是否會繼續重走以前運動式社會治理的老路，令人充滿了疑慮。

當垃圾分類插上高科技的翅膀

中國在治理棘手的社會問題上並不是一無是處，比如汽車遵守交通規則方面做得就很好，當然這得益於交規的嚴格執行和電子監控設備的輔助。

近些年，中國正在憑借其在人工智能、大數據方面的優勢地位，建立起一個規模空前宏大的國家監控系統。截至2017年11月中國已有1.7億個監控鏡頭，據分析人士估計，到2020年，中國將安裝近三億個攝像頭。與此同時，中國還開發了天網人臉識別系統，讓任何可疑人士無所遁形。最近，中國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發布全球首個步態識別系統，能彌補監視器中人臉模糊難以識別的缺點。

這次上海實行強制垃圾分類，一些垃圾投放點也安裝了監控攝像頭，有些地方還有街道社區的志願者在一旁協助分類，如果未來接入天網系統和步態識別系統，追溯起來會更加方便，這會讓人們在扔垃圾時更有約束感，就像司機在路上開車因為擔心被攝像頭監拍和測速器監控而更加遵守交通規則。

近些年，中國為了構建誠信社會，建立起了社會信用系統，每個公民都被根據有關其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數據得出相應社會信用評分。中國官方的思路是：「讓守信之人暢行無阻，讓失信之人寸步難行。」中國最高法出台了規定，限制失信被執行人進行乘坐高鐵、飛機等高消費行為，還規定了可以在各種媒介上公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如果將那些拒不繳納罰款或屢次亂扔垃圾的人也納入這樣的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無疑會形成寒蟬效應。

未來垃圾分類如果插上了這些高科技的翅膀，無疑可以在短時間內倒逼人們遵守規則，但是這也會引發外界對個人隱私和基本人權保障的爭議。總之，養成持之以恆地垃圾分類習慣，關鍵還在於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

參考文獻

【1】雷祥麟，以公共痰盂為傲? 香港、紐約與上海的反吐痰運動，《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 第九十八期

【2】鳳凰歷史，《宋美齡美麗聰明 唯有一個不良習慣令蔣介石大發雷霆》，鳳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