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蘭卡「戰地」手記：跟他打招呼的鄰居，變成了自殺炸彈襲擊者

「命最重要！」結束了在斯里蘭卡五天的採訪，回到印度新德里的第一晚，我顯然還是睡得不好，半夢半醒，半虛半實，一部分的我還留在斯里蘭卡的首都科倫坡（Colombo），還身處恐怖襲擊的威脅壓力之下，這句囈語顯然嚇著了我的枕邊人，卻是我曾實實在在說出的話。

「命最重要！」是我4月26號離開斯里蘭卡當晚，叮囑一個中國年輕記者的話。

當時，斯里蘭卡東部發現製作自殺炸彈背心的工廠，裏面有「伊斯蘭國」的旗幟、爆炸物和空拍機，斯里蘭卡軍警在現場與一群武裝份子爆發交火。這個年輕記者發訊息來：「要去東部嗎？剛看完妳的電話連線。」這個年輕記者，在斯里蘭卡連環爆炸恐攻的第九次爆炸發生時，也恰好在現場採訪，幸運地沒有受傷，我一邊收拾著行李準備撤退，一邊回她：「別去！命最重要！」

時間回到2019年4月21號上午，斯里蘭卡發生六起連環爆炸。當時，我正在印度南方城市海得拉巴（Hyderabad），才結束了印度大選的南方選情報導，準備飛回新德里。「現在派妳去斯里蘭卡，妳敢去嗎？」香港主管打了電話來，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敢。」「還有體力嗎？」「有，我可以去。」嘴巴回答得快，心臟也跳得飛快。

黑影

當時，科倫坡局勢緊張，機場運作並不如常，就在我著手前往的同時，又發生了第七起和第八起爆炸，我只得從海得拉巴飛回新德里再轉往科倫坡，期間不斷地聯繫當地的華人、合作的國際通訊社與朋友介紹的當地旅遊業者，當然還緊急地下載了VPN工具——為了防止假消息擴散，斯里蘭卡當局封鎖了YouTube、Instagram、Twitter、Facebook以及WhatsApp等主要社群網站。當時斯里蘭卡軍方正在緊急拆除科倫坡班達拉奈克國際機場發現的大型鋼管炸彈。

4月22號，我從新德里搭機前往科倫坡。飛機上沒有坐滿，乘客大多數都是常駐新德里的國際記者：前面一排是荷蘭報社記者，和我同一排的則是法新社攝影記者和日本通訊社的記者，後面則有一些歐洲面孔。我們不斷翻看著報紙並討論著下機之後可以往哪個方向移動。我旁邊的記者則翻看著「地球步方」旅遊手冊。他沒有拿到記者簽證，正在排練如何偽裝成觀光客通過海關，他還認真地圈上了幾個科倫坡的觀光景點，不知道為什麼，在這樣的緊張時刻，偽裝觀光客這件事給了我一種異常的幽默感。

落地機場，過了海關檢查，還有安全部隊的隨機抽檢，機場的電視螢幕放著當地媒體的播報，又傳來另一起爆炸的消息，斯里蘭卡反恐精英部隊在聖安東尼教堂（St. Anthony’s Shrine）附近追緝載有爆炸物的車輛，爆炸物在軍警手動引爆之前，突然爆炸。我衝出機場，首先面對的卻是漫天要價的掮客，交出了八千斯里蘭卡盧比，我才跳上計程車。

「去聖安東尼教堂！」英文不好的司機一臉詫異，只能用單字與我溝通：「炸彈！炸彈！炸彈！」接著又說：「危險！旅館！」我比手畫腳地解釋，我知道那裏剛剛發生爆炸，也知道不久後宵禁就要開始，但我不能去旅館。「聖安東尼教堂！」司機理解之後，突然拿起方向盤前的聖經說：「我的聖經！聖經，沒問題。」在斯里蘭卡三座教堂遭到恐攻之時，他的信仰卻令我安心，接著他罵了起來：「他們居然跟妳要八千！可惡！只要兩千五！」他恨透了剛剛那些趁機賺災難財的掮客，但我們無可奈何，只能安靜地在大雨滂沱中，開往聖安東尼教堂。

距離聖安東尼教堂約100公尺外，我被大批的民眾攔了下來，他們是住在教堂外那條大馬路上的居民，在軍警人力不足，對於政府安全情報能力不信任的情況下，只能自己充當安全衛隊。週日和週一這裡連續經歷了兩場爆炸，像我這樣一個陌生臉孔的外國人，背著一個大背包還拉著一個黑色的大行李箱，難怪把他們嚇得猶如驚弓之鳥。在他們腦中，我的行李箱可能就是個炸彈。黑漆漆的大街上，只有幾盞路燈，我看不清這些人的面龐，只感覺到重重黑影壓在我的身上，他們對我心存恐懼，我對他們也備感害怕，我不知道他們下一步會對我做出什麼舉動。

「停下！打開！」四名武裝警察打開我的行李箱，二三十名民眾包圍著我，用刺眼的手機閃光燈照著我的行李，把我的衣服還有隨身物品，全部都拉出來翻過了ㄧ遍，確定沒有威脅之後，這些充滿肅殺之氣的人，突然開始向我鞠躬道歉：「對不起，打擾妳的工作了，沒問題了！」這是我熟悉的斯里蘭卡人，和善、親切又有禮，是我2014年第一次到科倫坡的美好記憶。但是，連續爆炸卻讓這個有「印度洋上的珍珠」美稱的島國，變得緊張、焦慮、恐懼，我難過得很。

自殺炸彈襲擊者

聖安東尼教堂外，是我做直播連線的衛星點，天色漸暗，宵禁開始，民眾大門深鎖，只剩下高掛在馬路上，一絲一絲的黑白布條在夜空中飄著，那是當地居民對爆炸遇難的死者所表示的哀悼之意。正門路口轉角的費爾南多眼鏡行主人拉開了一點鐵門，為我們這群來自台灣、美國、馬來西亞和瑞士的國際記者，提供一個休息的地方。住家外面連續兩次遭遇爆炸攻擊，我問了眼鏡行媽媽當時的情況，她只短短地說：「很危險，爆炸很大…」接著就不說話，轉身拿了雞肉香飯讓我多吃幾口，我和她一起坐著看新聞台的即時資訊，我們口中的雞肉香飯怎麼也香不起來。

結束衛星直播，我們一行國際記者拿著一張媒體宵禁通行證搭車，寂靜的馬路上只有我們一台車，沿途荷槍實彈的安全部隊嚴格盤查，恐怖份子仍在逃，還有下一波的爆炸威脅。

21號發生的連續爆炸攻擊，在國際恐怖組織滲透、國內極端份子發動、國內政治內鬥、安全情報疏漏以及歷史上的宗教族群衝突等複雜因素作用之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衝擊著斯里蘭卡。這個10年前才結束30年內戰的國家，經濟正在崛起，旅遊業也蓬勃發展，卻一夜之間成為恐怖主義的新戰場。4月23日，「伊斯蘭國」宣稱對此次攻擊負責。斯里蘭卡官方則稱，初步調查認為這次連環爆炸攻擊是為了報復3月15號發生在紐西蘭基督城的清真寺恐攻。然而直至目前為止，仍有諸多謎團需要進一步地解開。

「女士，我村子裡的人是炸彈客，是炸彈客…」我在科倫坡聘請的司機庫馬拉（Kumara）痛苦而不解。載著我往爆炸地點、清真寺、天主教堂、斯里蘭卡國家醫院、中國大使館以及科倫坡市中心跑新聞的庫馬拉，難以相信炸彈客就和自己住在同一個村子裡，就住在距離自己兩條街道的距離。我想，斯里蘭卡很多人都和他一樣，很難相信發動這一連串爆炸攻擊的是「自己人」。

我來到了科倫坡的郊區德馬塔戈達（Dematagoda），這是當地穆斯林聚居的高級住宅區，一棟三層樓高的白色豪宅，外面停著一輛白色的BMW豪車。現場圍起了黃色的封鎖線，上頭寫著「犯罪現場，禁止進入」。這是科倫坡著名的香料大亨穆罕默德·易卜拉欣（Mohamed Ibrahim）的家，他的兩個兒子伊爾哈姆·易卜拉欣（Ilham Ibrahim）和因沙夫·易卜拉欣（Inshaf Ibrahim），是在肉桂大酒店和香格里拉酒店發動攻擊的自殺炸彈襲擊者。

白色豪宅的窗戶玻璃破碎，在警方攻堅時，伊爾哈姆的太太法蒂瑪（Fatima）在三個孩子的面前引爆炸彈，根據警方表示，法蒂瑪可能還懷有身孕，三名警官也在爆炸中死亡。

住在易卜拉欣家族隔壁的鄰居聚爾卡爾（Zukar）依然驚魂未甫。聚爾卡爾是進口貿易商人，穿著T恤衫，下身裹著一條藍色格紋棉布，看起來已經幾天沒睡，非常疲憊。街區裡的其他住戶，不是大門深鎖，就是一看見我們的攝影機就趕緊把門掩上，嘴裡直喊著：「不！不！不！我不知道。」聚爾卡爾是現場唯一願意和我們對話的鄰居，我到現場的時候，他正靠在鐵門旁邊，已經有兩三家媒體在採訪他，我好奇地跟了上去。「我們不能說些什麼，我們也很震驚，我們從沒有想過我們的鄰居會做這種事。」聚爾卡爾雖然和易卜拉欣家族稱不上親密，卻也是見到面都會打聲招呼彼此問候的鄰居，世居於這個街區的他正在考慮搬家，「在這樣的情況下，待在這裏非常艱難。我們覺得我們必須要休息一下，我們想要先待在別的地方。」

受過高等教育的富家子弟，為何會走向極端的道路，仍是問號。

主麻日

25號上午，訪問完聚爾卡爾準備回飯店剪接的路上，又傳來了一次爆炸，雖然爆炸地點是一處空地，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卻不是在軍警鎖定控制中的炸彈。在車上，司機庫馬拉播放著廣播，廣播裏不斷的呼籲著：「請大家保持冷靜不要恐慌！」庫馬拉眼中充滿了警戒，加快車速想趕忙把我們送回安全部隊進駐的飯店，一切的不確定性讓所有人都很難保持冷靜。

斯里蘭卡當地的伊斯蘭極端組織全國認主歸一運動（National Thowheeth Jama’ath, NTJ），被點名是此次連環爆炸攻擊的主謀，這也讓當地的穆斯林陷入尷尬處境。在科倫坡的清真寺外，拉起了一條又一條的橫幅，上頭寫著「堅決反對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我們和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站在一起」以及「禁止所有極端組織」。這些都透露出穆斯林社群的擔憂，深怕這一連串的事件激化宗教衝突。

「身為一名穆斯林。對我來說，現在見到基督教徒是感到非常羞愧的，這讓我們感覺到非常有罪惡感。」25號下午，我拜訪了斯里蘭卡穆斯林協會（Muslim Council of Sri Lanka）主席札魯克（M. B. M. Zarook）的辦公室，他很訝異國際媒體找上門來。或許在這起連環爆炸攻擊發生之前，這個位處住宅區裏的協會，並未獲得這麼多的媒體關注。

札魯克告訴我，他剛和沙烏地阿拉伯的部長層級的朋友通過電話，討論境外恐怖勢力在斯里蘭卡的活動與影響，他沒有透露太多私下的談話內容，但強調斯里蘭卡的本土組織無法策劃這樣大規模的恐怖攻擊。這是斯里蘭卡結十年前結束內戰以來，死傷最嚴重的攻擊事件，過往令人憂心的主要是佛教激進主義，這次伊斯蘭極端份子針對天主教、基督教徒的攻擊，兩個在斯里蘭卡都是少數族群的「弱弱相殘」，依舊令人不解。另一個看法則是，攻擊目標選定五星級飯店與教堂，是為了「對外」釋放訊息，這也就代表國際恐怖主義勢力扮演了重要角色。這起連環爆炸案，對斯里蘭卡、區域以及全球都是指標性的事件。

札魯克當時（25號）也正在為隔天的穆斯林主麻日做相關安排。「我們需要族群之間的相互和解，這是非常重要的，一直以來斯里蘭卡都是一個多元族群與文化並存的國家。」札魯克坦言，斯里蘭卡還需要更多的時間修復，他和其他的穆斯林領袖也正在奔走，希望能為受害的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提供幫助。「或許還需要再過一些日子，現在人們都還在憤怒當中，我們也不適合現在就去接觸他們，但我們知道這樣的和解，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必須去做。」

我收到了美聯社的攝影師拉維（Ravi）的訊息，他在科倫坡北邊的尼甘布（Negombo）拍攝正在避難的穆斯林，他們遭到暴民的惡意攻擊而躲到了當地的清真寺裏，斯里蘭卡當地傳出越來越多穆斯林逃難的消息。

26號是斯里蘭卡遭到連環爆炸攻擊後的第一個星期五——穆斯林一週當中最重要的主麻日禱告。前一天晚上，斯里蘭卡政府公布了五位涉入連環爆炸攻擊的在逃嫌犯照片，他們身上或許還有炸彈，有消息指，蘇菲派（Sufi）的清真寺可能是攻擊的目標。為了防範炸彈攻擊與可能的衝突，斯里蘭卡政府呼籲取消當天的聚禮。

我來到科倫坡市中心的達瓦塔噶哈清真寺（Dawatagaha Jumma Mosque）拍攝主麻日禱告，那裏也是遭到威脅的蘇菲派清真寺之一，外頭佈滿了武裝警察與炸彈拆除小組。清真寺裏的人員告訴我，平日會有1200到2000人來參加主麻日禱告，但當天在攻擊威脅下，只有數十人前來。

身為女性，我不能進入清真寺的內部，但坐在外面聆聽古蘭經經文唱誦，莊嚴的禱告聲迴盪在清真寺時，有一股強烈的電流穿透了我的身體，在害怕攻擊、全身緊繃的同時，卻有種異常的平和與安穩，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感受到信仰的力量，但我知道，在這裏頭禱告的穆斯林，不應被和恐怖份子劃上等號。

緊急狀態

達瓦塔噶哈清真寺的信託委員會主席薩利（M. Rayyaz S. Salley）在主麻日禱告結束後，領著穆斯林們在清真寺外拉起布條，除了對基督徒和天主教徒表示支持外，薩利說自己之前就已經向相關單位提報有極端化傾向的可疑人物，當局卻沒有採取適當的預防動作。

慢半拍的斯里蘭卡政府，在連環爆炸案發生的十天之前，就曾經收到國際情報警告會有針對酒店、教堂以及印度駐斯里蘭卡高級專員公署的攻擊，印度甚至在爆炸發生的前兩個小時，又再次警告斯里蘭卡，但都卻沒有獲得重視。事發之後，斯里蘭卡總理維克勒馬辛哈（Ranil Shriyan Wickremasinghe）指責總統西里塞納（Maithripala Sirisena）怠忽職守，才讓可以預防的恐怖攻擊演變成失去控制的連環爆炸。西里塞納則堅稱自己未獲得情報，撤換軍隊、警察與情報安全單位的領導層並進行改組。去年，西里塞納硬要將維克勒馬辛哈拉下總理大位，爆發斯里蘭卡的憲政危機，顯然影響了斯里蘭卡的國防安全機制運作，更蔓延成了連環爆炸攻擊之後的政治內鬥，對於身陷危機的斯里蘭卡而言，又是一大打擊。

薩利抨擊，政府不對極端份子採取預防措施，也放任當地恐怖組織的活動，「不只是發動此次攻擊的全國認主歸一運動應該被完全禁止，所有的極端組織，包括所有佛教的、天主教的，所有任何宗教的極端組織都應該要立刻禁止。」

達瓦塔噶哈清真寺的穆斯林也私下對我說，斯里蘭卡當局將矛頭指向全國認主歸一運動，像是在找代罪羔羊一樣，其他仍在斯里蘭卡境內活動的恐怖組織活動若不禁止，未來恐怕還有更多的威脅。

主麻日結束後不久，我接到消息，斯里蘭卡軍警與恐怖份子在東部交火，發生爆炸。伊斯蘭國的藏匿與活動曝光，讓原本漸趨穩定的局勢又再次躁動了起來。「要去東部嗎？」那位年輕的中國記者傳來訊息，我焦急地回：「命最重要」，許多媒體都和我同天離開，但仍有其他媒體留守，包括這名年輕記者。我的腦袋中出現了香港主管與印度製作人的聲音，「安全第一，沒有什麼新聞值得妳用生命去換。」這句話是她們在我出發前與報導期間不斷重複的交代，但在當地報導的我們，某種程度上，或許也已經在賭些什麼。

26號深夜，從飯店到科倫坡國際機場再到登機櫃台，我經過了十幾道的嚴格檢查，由於斯里蘭卡東部發現的伊斯蘭國藏匿地點與交火，檢查遠比我22號抵達時還要更加嚴格，所有車輛在進入機場之前，都需要打開車門、引擎蓋以及後車廂，警察拿起強力手電筒照得我們睜不開眼，情勢非但不能放鬆，反而是越來越緊繃。「我覺得現在身為一個穆斯林好難。」載我到機場的司機薩法（Safa）說，接下來他們要面對的是所有人的異樣眼光。我想起在拍攝時，我的印度攝影師拉傑什（Rajesh），因為刻意留的落腮鬍被攔下來了好幾次。甚至在我們住宿的飯店，他都被三名荷槍實彈的軍警給圍起來加強盤查。而他只不過是一個留著鬍子耍帥，被誤認為穆斯林的印度教徒。

我可以離開，但他們不能。炸彈的引爆即使結束了，還有其他別的什麼正在引爆，而那樣的傷害恐怕是數字無法計算的。凌晨三點，我終於搭上飛往新德里的班機。再見了科倫坡，願下次見你，是我記憶中那蔚藍的「海的天堂」。

（印度尤，常駐印度的中文媒體記者，此次參與了斯里蘭卡現場的電視新聞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