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星火於斯飄零：在2018年永別譚蟬雪

編按：本文為紀念譚蟬雪所作。譚蟬雪出生於1934年，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在1960年大饑荒最慘烈的年代，蘭州大學右派學生張春元、顧雁等人決定出版地下刊物《星火》，揭露、批判時政。譚蟬雪及北大學生林昭也捲入其中。《星火》日後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被列為全中國「第四大案」。

譚蟬雪晚年花了十二年時間，遠赴蘭州、天水各地搜集資料，為《星火》雜誌及歷史立傳，完成了《星火: 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一書，為這一段歷史，留下珍貴紀錄。

6月2日，我在紐約，突然得到消息，譚蟬雪阿姨過世了。她是「六一」兒童節這天不在的。當天早上的八點四十分，在離家幾百米的社區託管中心，她走路摔倒了。九點鐘時女兒辛琪接到她，她還能自己拄杖走路，頭腦清醒。辛琪送她到醫院，可能是「溶栓治療」的處置不當，十一點五十分，取藥回來的辛琪，看到母親喊頭疼，痛到流汗。她憤恨大喊着才讓醫生停下來，檢查已發現母親是嚴重的腦出血。這次，當她拿着藥返回時，母親已經不行了。

這是2018年6月1日中午的十二点四十分。辛琪一直在說：我想不通媽媽就這樣離開了我。辛琪和我同歲，1974年出生的。

她的媽媽譚蟬雪，今年85歲。而我媽媽，今年才67歲。

1974年，譚蟬雪已經40歲，才生下唯一的女兒辛琪。前一年，她剛坐滿了14年的牢出來。她是右派，也是甘肅著名的「蘭大星火反革命集團案」當事人。青春年華已逝，她原本挺拔的背已稍有點駝了，瘦瘦弱弱的。酒泉風大，走在路上的她，似乎就能被風吹倒。在老家廣西，父親已死，唯一的哥哥也已不在人世，她無處可去，只能接受「組織」安置，到工廠上班。不久，她結婚了，丈夫是支邊的上海人，也是工廠裏的「刺頭」，算是有前科的。和她一樣。

她對我說，那時不想找知識分子，就想找個文化程度不高，受過處理的，「門當戶對」。廠裏填表時，在「文化程度」一欄，她填了個「小學」。心裏想的是，如果不識字該多好啊。在這個國家，讀書認字，做知識分子，只意味着苦難。

可她終歸是讀書人。在最苦難的日子過去之後，她先是從工廠調到酒泉師範，後來又調到敦煌研究院，做敦煌風俗學的研究，從1982年到1998年退休，10多年間，成績斐然，出了厚厚的幾大冊書。2015年9月，我去上海第一次找她時，那些書就靜靜地立在書架上。

我總共見過她三次。最後一次，是2017年秋雨傾注的十月。

是深秋，我從合肥見完「星火」案的另外一位當事人、最主要的參與者顧雁，按照顧雁給的地址，在上海一家弄堂裏見到他的妹妹顧麋，翻看那些關於老上海、老家族的照片。然後就在雨中拖着行李，去找譚蟬雪。

翟明磊陪着我。他是我見面少，但非常尊敬的朋友。很多年前，他是南方週末的記者，後來，做《民間》雜誌，致力於公民社會培育。他留光頭，敦厚熱忱。

我們在廣粵路上的一家社區託管中心見面。她這一年都住這裏。老伴兒前些年去世，她就和辛琪住。辛琪很孝順，把媽媽照顧的很好。但辛琪有兩個上學的孩子，還要工作，平時不能時刻照顧到媽媽，這段時間白天就送她到社區的託管中心。那裏有很多老人，條件很好，沒事了她和大家說說話，玩玩牌，也開心一些。

我們見到她時，她正樂呵呵地看別人打牌。看到我，她很高興，一直拉着我的手。
她一頭銀髮，穿一件藍底花色的毛衣。面龐依然是娟秀的，皮膚細膩白皙，除了額頭眼角有一兩片老人斑，走路背稍微有一點點彎，她的精神好極了。

我們說着話，背後是鮮豔的牆。在這裏，孩子和老人的託管中心是在一起的，有一種明快甜美的氣息。我坐一張小凳子，是幼兒園小朋友的。她坐在對面一張紅色明麗的沙發上。我請她再講講，講講林昭，講講張春元，講講1959年在大饑荒中的甘肅天水，她的愛情是如何萌生的。講講1970年，她在監獄裏聽到張春元死了的消息，一夜頭髮白了大半。從此知道了，「伍子胥過昭關一夜白頭」不是虛構的故事。

明磊坐在她旁邊。他告訴譚阿姨，他也辦過一份叫《民間》的地下刊物，出版過5000冊，但現在已經不能辦下去了。譚阿姨聽了很感興趣，問這問那。

我們說起那本厚厚的《林昭文集》。那是她這幾年和林昭當年的閨蜜倪競雄整理出來的。倪競雄年齡比她還大，不會用電腦，身體也不好。所以林昭在獄中的血書，大多都是譚蟬雪一字一字整理下來。包括林昭在獄中的小說、頗有爭議的《冥婚記》，也是她整理出來的。「字非常小，眼睛都看壞了。」但書上，並沒有她們的名字。「也多虧有很多朋友幫忙。」她說。

她說自己現在很高興，這兩年，幾件大事她都完成了。其中一件是2017年在依娃的幫助下，又通過香港明鏡出版集團出了一本《星火》，裏面包括了她寫的《張春元傳》。

對84歲的老人來說，兩個小時的談話時間有點太長了。加上我要去趕高鐵，我們不得不走了。

她把我們送到樓梯口，又堅持要送下樓。為了老人們方便，託管中心的樓梯上安裝了可以自動下行的座椅。她坐上去，男護士幫她把腰帶繫緊，她就慢慢地順着扶梯向下滑落。她的面容，是那樣平靜淡定，一副恬淡從容，安心老去的模樣。我從樓梯上走着，回頭看她，覺得她還是很美。

外面下着雨，我不能再讓她出來。轉頭擁抱她，說，我會再來看您的。就匆匆打車走了。

那以後，我再未曾見到她。

那些紙條，全被女醫生交上去了。包括兩三釐米寬的小紙條，後來都作為「反革命集團案」的證據，放在張春元的案卷裏了。一直到2006年。46年過去了，她才第一次看到它們。

2012年夏天最熱的時候，78歲的譚蟬雪在上海接到了一個電話。

打來電話的是王中一。他是張春元最後時刻的獄友。王中一這些年一直在找她，就是為了轉告她那一句張春元託他捎來的遺言。

「這一生，我最大的心願，是不能陪譚蟬雪度過一生。希望她能好好活着。」

這句話，是在1970年3月的甘肅省第一監獄，張春元臨刑的前一天夜裏，專門交代給王中一的。相隔了42年的歲月，這句話才送到了她的耳邊。

她給我講這話時，那被苦難摧殘過的容顏，依然是平靜的。她說，接電話時，她心跳的厲害。她沒有說，當她接完電話，在最快的時間內坐上火車，去常州找王中一，見面細問當年的情景時，她哭了。

張春元對她的心，她一直知道。即使最終沒有接收到這句話，她也知道。

1998年她從敦煌研究院退休，回到上海。從2004年開始，她着手準備寫關於星火的第一本書《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那段時間，她奔波在蘭州、天水一帶，去尋找當時的案卷，要把被塵封的往事寫出來。她到處碰壁。後來還是以給蘭大寫校史的名義，一次次找法院，也給管檔案的人說好話，送給人家從上海帶來的禮物。終於，在一個下午，她走進了武山縣法院保存案卷的地下室。她聽到管檔案的人說，前些年地下室曾漫進過水，但所幸案卷完好無損。

在發黃的案卷裏，她看到了張春元寫給她的一張張紙條。那是1960年7月，她在廣東開平越境被抓後，他心急如焚，南下來營救她時寫的。

作為《星火》的靈魂人物，張春元一貫是膽大心細的。但那次，他顯得有些魯莽。在得知她在廣東被抓後，他化名「高澄清」，拿着假的介紹信，來廣東救她。但他一到廣東，也被扣押了起來。無法見到高牆內的譚蟬雪，他就試着聯繫內線。他把看守所裏的女醫生當成了好人，一次次寫了條子託送進來。

那些條子是這樣的：

「雪：七月半來此被關，已知我們為大學生，此處一切好，我現在單房三號一八，可給弟去信，由我來辦。親朋不可理，一切謠言不可信，安心等着，老實守法，千萬給我一回信！告知近況，前次帶來的衣物收到否，還缺何物……」

「雪：醫生應允幫忙，我們感謝她那善良的願望和好心；你一定要寫幾句話，請託醫生交我，否則我怎麼知道你收到了呢？坐牢我不怕，也不悲傷。而最愁人的是你近來怎麼樣了？身體如何，快給我來信！」

「雪：今天接見請求不允，近在咫尺似天涯，一牆之隔難相見，真沒有辦法！我給你寫了二次字條，收到沒有？望告，切切！」

他不知道，那些紙條，全被女醫生交上去了。包括兩三釐米寬的小紙條，後來都作為「反革命集團案」的證據，放在張春元的案卷裏了。一直到2006年。46年過去了，她才第一次看到它們。

1960年9月，他們分別被押上了從廣州北上的火車。來自甘肅的警察押着他們，一路不忘遊山玩水，於4天之後，到達蘭州。他們被關進了關押省級要犯的貢元巷看守所。

一直到2006年，通過檔案她才知道，早在1960年的4月和5月，一起下放到天水勞動的蘭大「右派」學生中，就有人向當局告密了。

其中一份檔案寫到：「案件的線索來源：1960年四月，蘭大右派分子陳友達向省公安廳反映：蘭大下放在武山及天水等地勞動鍛鍊的右派分子張春元、譚蟬雪、孫和等人經常去蘭州與學校右派互相來往，秘密交談，散布反動言論，行動十分可疑。」另外還有兩個告密者，是他們的同學鄭連生和柴繼德。加上她在廣東偷渡被抓，「星火」同仁就這樣全面暴露了。

在生命的晚年，她已回憶不起這一生和他的最後一面了。到底是哪一次呢？

她拼命地想。說，如果有最後一面，應該是1965年的冬天了。那是在天水體育場的「反革命集團案」公判大會上。但那天，他們都被五花大綁着。在台上，他們被分開的最遠，一個在最東頭，一個在最西頭，她只模糊看到一眼他的身影。

那天天奇冷，陰沉的厲害。會場上，突然有人大喊了一聲「譚蟬雪」！她知道，那是她的獄友葉青，一個因和人打架被抓進來的奇女子。在那樣肅殺的氣氛中，石破天驚一般，葉青喊了一聲，就迅速地逃跑了。全場皆驚，譚蟬雪看見武警端着槍衝下去了。

葉青是她晚年時一直在尋找，但始終沒有找到的人。她晚年想找的人，還有在獄中時為她治療急性胃炎、救了她一命的慈祥老者；還有一位曾表現出試圖幫助她、但很快被撤職的看守所所長。天寒地凍，長夜漫漫，在極端的絕望中，依然有一些帶着人性温暖光芒的故事，安慰了她。

有一次上山打柴，他們看見一堆人圍着一個人，在賣包子。當時那種白麪的包子，真是稀罕，就像「從天上掉下來的星星」。

「阿姨，你和張春元當年是怎麼談戀愛的嘛。」每次見面，我都會問她。她呢，靜靜搖搖頭，微笑着：「那個時候，談什麼呀。」

那是1958年的8月，她和蘭州大學的另外41個右派師生，被下放到我的家鄉天水勞動。張春元因為在上蘭州大學之前，曾上過朝鮮戰場，是汽車兵，所以被安排在北道埠（現為麥積區）的馬跑泉拖拉機站。她則被下放到北道的甘泉公社，臨時住在當地街道上的一座天主教堂裏——至今，天主教堂還在，但早已不是當年的房屋了。

和譚蟬雪一起到甘泉的還有三個同學。其中一位是孫自筠，蘭大中文系的才子。另外兩個人，是數學系的周善有和丁恆武。

丁恆武是陝西人，大個子。1959年，他被餓得實在受不了，就開始在附近的水庫學游泳，說要從湄公河偷渡出去，「留在這裏遲早也是餓死」。有一天，他來向譚蟬雪告別，說他要走了，如果能活下來，一定回來找他們。如果再沒回來，就說明他死了。從那以後，人們再沒有見過他。

孫自筠還活着。我在2016年的冬天，在四川的內江師範學院見到他。他80歲了，對我回憶起譚蟬雪等人，以及「蘭大反右」、大饑荒、1958年的「大躍進」，還有公社讓他們四個大學生，三四天就辦出一個「農業大學」的荒誕事。

早在張春元、顧雁他們醖釀辦《星火》之前，孫自筠就給中共的《紅旗》雜誌寫信，反映當時農村開始饑荒瀰漫的真實情況。但因為他是唯一的黨員，有「紅頂子」，譚蟬雪和其他同學那時都防着他。直到有一天，他被以「反革命」抓走。

那是1959年的春天，大饑荒已開始瀰漫。譚蟬雪每次去食堂打飯，端回來一盆麪糊，清水能當鏡子，照見自己的面容。

她記得，有一次上山打柴，積雪很厚，他們從山上滑下來，看見一堆人圍着一個人，在賣包子。當時那種白麪的包子，真是稀罕，就像「從天上掉下來的星星」。多少錢一個呢？大約等於現在的10塊錢。「我們沒有錢。看一看就揹着柴走了。第二天，就聽到人說，從那包子裏吃出了人的指甲。」

不斷有餓死人，甚至人吃人的消息傳出來。譚蟬雪住的一戶老鄉家，房東老大爺也死了。餓死的。在一個夜裏，她聽到那一家人悽慘的嚎啕聲。

2015年9月，在上海，第一次見到她時，我告訴她，我的爺爺，1960年時48歲，也是餓死的。我爺爺所在的馬跑泉公社（現為鎮），離她那時居住的甘泉公社（現為鎮），相距也就10多里路。

「那時走在路上，經常就看到餓死的人。你沒法無動於衷。」譚蟬雪說。

而事實上，他們作為大學生，條件還是比普通農民好很多。她雖然和家裏沒聯繫，但定期的，有朋友寄糧票來。孫自筠的媽媽省吃儉用，從天津寄糧票給他們。有時，他們會相約去北道的鐵路食堂吃一頓。雖然饑荒瀰漫，但鐵路食堂還是有各種吃的。
環境困厄的讓人絕望。但年輕人終歸是年輕人。大家曾以為美麗的譚蟬雪和英俊的孫自筠是一對兒，但其實，她喜歡的是張春元。

張春元那時住在馬跑泉拖拉機站，和甘泉相距不到20里路。馬跑泉是一個大鎮子，拖拉機站所處的地方算是一個交通要道，上下都要經過，右派同學們也時時來這裏歇腳。如今，這裏已併入了麥積區廣濟醫院的後院，是醫院的太平間所在了。

當年那裏是土崖畔下的一個大院子。顧雁記得，當時的張春元，負責管理着全縣唯一的一台從義大利進口的拖拉機。紅色的，鋥亮，看上去挺神氣。

張春元留她吃飯。那時候大家都餓着，但他的生活條件還可以。因為他曾上過朝鮮戰場，當地的幹部，很多都是部隊轉業的，對他不錯。

愛情是怎麼產生的不知道，她始終沒有說。但在我的尋訪中，顧雁告訴我，有一次，他和張春元一起去甘泉拉煤，他們坐在拖拉機上。天很冷，一說話就呵出白氣。張春元告訴他，自己喜歡譚蟬雪。

他們彼此相愛了。在1959年，那個大饑荒正在越來越慘烈的冬天。從此，他住在她的心裏，整整一生。

2016年冬天，我在河南見到張春元唯一的親人——他的弟弟張春沛。

張春沛說，那一年，大嫂回來，他去機場接的她。「大嫂老了，似乎人都縮小了。」這中間，隔着多麼漫長又沉重的歲月啊。1998年的譚蟬雪，已不再是1960年初和哥哥一起回到河南老家的那個高挑、美麗的大嫂了。「過去的事情就過去吧。」他環抱着大嫂——一個瘦弱的老人。「我帶你好好轉轉吧。」

無處去憑弔。她一直想着給張春元立個碑，取一些蘭州紅山根下、他被殺害的地方的土，建個墳。但弟媳反對，弟弟也做不了主。人死了40多年了，可恐懼還在。我採訪時，張春沛回憶起哥哥，不停地流淚，還是無限的懷念。但說起當年因哥哥的案子，一家人受到牽連。他說：我讓我的孩子們都入黨。

很多年，他一直想證明，自己是好人，對黨是忠誠的。對哥哥，他是那麼愛他。但他至今還是很難理解，哥哥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的一個孫子，是家裏唯一對張春元這個伯爺爺的事情關心的年輕人，一直在旁邊靜靜聆聽着。離開時，我看着小夥子同樣有些困惑的眼睛，對他說：「你爺爺是個好人，一個了不起的英雄。將來的歷史會書寫的。」

「是啊，我那時已經去了廣東。」事實上，當第一期「星火」面世時，她看都沒看到。一直是在40多年後，她才在武山縣法院的檔案裏，看到那一些凝聚了他們的思考、承載了那個時代最前沿、最勇敢、最深刻思考的文字。

2017年10月，我在上海，輾轉找到了顧雁家位於浦東鄉下黑橋的老房子。那是顧雁從小生活，並度過了1960年9月「星火案」爆發前那段平靜日子的地方。

在周圍的一片高樓映襯中，這座位於河流和田野中間的老宅第，已無可避免地衰敗了。是一處江南常見的傳統庭院，已被拆掉了半邊，但從精雕細鏤的門窗，依稀能看到往日的典雅。我去的時候，院子裏的一株桔樹，正恣意地結滿金色的橘子。

1960年，在第一期「星火」印出來後，顧雁就以回家看病的理由，離開了甘肅天水，回到上海，就住在這裏。也是這次回來，他開始和林昭交往。大約是1960年初夏的那段時間，張春元和譚蟬雪也來了，並在這裏短暫地住過幾天。

幾天後，譚蟬雪去了廣東，打算偷渡出境。據顧雁講，後來，譚在偷渡之前，給張春元寫信，讓張去廣東。張春元特地到上海告知他，他因為和張春元對「偷渡」這事看法不同，有點不歡而散。再過了一段時間，譚蟬雪在廣東被抓，張春元南下營救，也被抓。至此，「星火」全部暴露。

1960年9月，在甘肅天水，「星火」的參與者、蘭大右派學生向承鑑、苗慶久等人被捕。10月，顧雁在上海被抓，林昭也隨即被逮捕。直接原因是她在「星火」第一期中發表的長詩——《普羅米修士的受難一日》，她也被當作「星火案」的當事人。

在甘肅那邊，被抓捕的除了蘭大的右派大學生，還有武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以及當地的一些幹部和農民。這起當年轟動一時的「反革命集團」案，直接原因是張春元、顧雁挑頭辦起的「星火」雜誌。第一期只有內部的30多人看到。第二期才在醖釀之中。

1962年和1965年，「星火案」當事人被分別判刑。其中張春元被判處無期徒刑，譚蟬雪被判處14年。顧雁被判處17年。另外還有向承鑑、苗慶久、杜映華等人，共逮捕了43人，判刑25人。

1970年的「一打三反」，大規模的殺戮又開始了。這次，張春元沒有逃過劫難。他和杜映華在蘭州被槍殺於紅山根下。此前的1968年，顧雁在青海，接到林昭被槍決的消息。

「張春元在星火中間是一個什麼角色？」

「他是說幹就幹，特別有行動力的這麼一個人。而且他對當時的現實，頭腦裏已經非常明確，而且出路是什麼，也很清楚。」

「他認為出路應該是以南共綱領草案為主。他那時說要起個名稱出來，讓老百姓也能接受，通俗些，不要太奧妙……」

「當時為什麼起名叫星火呢？」

「那是顧雁提的，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

「商議辦星火時，你其實已離開甘肅了？」

「是啊，我那時已經去了廣東。」事實上，當第一期「星火」面世時，她看都沒看到。一直是在40多年後，她才在武山縣法院的檔案裏，看到那一些凝聚了他們的思考、承載了那個時代最前沿、最勇敢、最深刻思考的文字。

這是2017年10月，在上海的這家社區託管中心，我最後一次見到譚蟬雪，又問起50年前的往事。她一點一點地回憶着，說着。她84歲了，記憶力已不如以前，說話的速度也比兩年前慢了。

「我該幹的已經幹了。林昭文集出來了，星火一本兩本也都出來了。所以，我沒有什麼遺憾的。也可以告慰他。就算我去陰間見了他，也可以有個交代了。」

我不死心，再次問起她和張春元的愛情。她還是一句話帶過去了。愛情，在她心中，是一輩子的承諾，也意味着更大的責任。 「我做這些，不只是為了張春元。星火這段事不弄出來，歷史沒法交代。」她說。

2017年，依娃幫她聯繫了明鏡出版集團，《星火》出版了電子版，除了她原來那本書的內容，也包含了張春元的生平，以及他生前的一些文章。依娃很早就去了美國，她的母親是天水人，父親是陝西人。因為一份對故土的情懷，她曾多次到甘肅天水一帶，做大饑荒年代的口述史，2015年出版了《尋找人吃人見證》一書。多年來，她一直關注着「星火」的老人家們。

在這本書的末尾，譚蟬雪寫到：「有一種思念因你而存在，有一種沉默不是遺忘。」對她來說，這是很少有的文字中的感情流露。

「在他還沒被處決之前，我做夢夢見他穿一個軍大衣，走過去了。別人說，夢見穿大衣，可能是大難。大衣就是大難。」她說着，慢慢浸入回憶。

她想起來，當他們同時被關在一所監獄時，有時，放風上廁所時，經過他的窗戶底下，她能聽到他的聲音。那是他故意大聲和別人說話，讓她知道。到後來，他被轉走了，聲音就再也聽不到了。

她記得在是在甘肅省第三監獄。有一天，抬飯的人來了，悄悄對她說，張春元從別的地方轉到這兒來了。再去打飯時，她對那個人說：「你告訴他，他永遠活在我心上。」但後來她才知道，消息有誤，張春元並沒有轉到這所監獄來。她的話，還是沒有送給他。

1970年3月，他死了。可她連眼淚都不敢流。每天進進出出，殺人的布告就專門貼在她路過的地方，天天出門都能看見，躲也躲不過。

「想起這一生，會有後悔嗎？」我問她。

「不後悔。我覺得起碼我們對得起自己，對得起當地的農民。雖然現在想起來，那時思想上的認識，還是很不成熟。」她說。

「星火前輩當年對時局的批判那樣激烈而深刻。那您怎麼看待今天呢？」我又問。

「我估計我真看不到（我們那時追求的）了。我想，如果我能活到2020年，或許還能看看，能否如願以償，還是很難說。」她說。依然是淡淡的笑容。

「我該幹的已經幹了。林昭文集出來了，星火一本兩本也都出來了。所以，我沒有什麼遺憾的。也可以告慰他。就算我去陰間見了他，也可以有個交代了。」她說。

「就是給依娃帶來了一些麻煩。」她有些抱歉。

「沒事，年輕一代也應該做他們應該的。」我對她說。是為自己說，也是在替依娃說。

她說的麻煩，是指2016年，美國的劉賓雁良知獎評選委員會給她頒發了當年的「劉賓雁良知寫作獎」。獎金她輾轉拿到了，獎盃的故事則充滿離奇色彩。

她年紀大了，沒法出國去領獎。又擔心各種「被敏感」，朋友把獎盃捎給了在西安的妹妹。本想着辛琪到西安旅遊時，把獎盃帶回家交給母親。結果，人還沒到，警察上門了，搜走了獎盃。一直到她離世，這個劉賓雁良知寫作獎的獎盃，還是沒有到譚蟬雪的手裏。

我也不知道，她生前得到的那個「良知寫作獎」的獎盃，躺在這個世界的哪個角落裏。而扣押這個獎盃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

其實，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她一直感受着這種奇怪的氛圍。這一切，常常讓她想起六十年前的那場「反右」，想起生命中曾經歷過的那些往事。

2007年，「反右50週年研討會」，香港方面邀請。她被阻攔，最終沒有去成。

2013年，獨立導演胡杰拍攝完成了紀錄片《星火》，她去了香港參加放映。回來後，居委會的人就找上門來了。問她為什麼去香港？她反問：我沒有人身自由？對方打哈哈：哪裏哪裏，只希望以後你出門能說一聲。

前兩年，她整理好了《林昭文集》。有一天，約好了人，正要出門去印，居委會主任上門來了。說，正在外面請人吃飯，上頭電話來，只好來問。要求她不能出門，也不能再去印書。「你年齡這麼大了，就交給年輕人去做吧。」主任這樣勸她。

《林昭文集》至今無法出版。她說，是因為林昭的妹妹彭令範不同意。但她還是把書印了出來，送給那些關心林昭、關心歷史的年輕人。那是厚厚的一大本書稿，簡易地釘在一起，有488頁。第一次見面時，她送給了我一本。

2015年9月，我第一次見到她。她剛被女兒帶出去遊玩回來，回來後就腰痛，檢查是一支腰骨骨折，醫生囑她，或者躺三個月，或者微創手術。「我哪裏能躺住！」她說，就選擇了微創手術。還戴着腰託，就開始在電腦上寫作。她當時正在寫《張春元傳》，要作為他罹難45週年的紀念。

2016年4月，我打電話給她，才知道，她已寫好了，熱情的王中一表示願意承擔印刷工作，在常州當地找了印刷廠，已經開始印刷了。但某一日，當地的文化稽查大隊突然來查，說是非法出版，把已印好的500本書全部沒收了。不久，處理結果下來，印刷廠被罰款5萬元，她自己則損失了8000元的印刷費。

到了2017年，她身邊的氣氛，似乎越來越緊張了。大約和她獲得「劉賓雁良知寫作獎」有關。有時女兒去取快遞，也會被詢問。10月，我最後一次訪問完她後，從上海回來，就接到辛琪的電話，說有人在調查，那天是誰去了社區託管中心訪問譚蟬雪。

「請不要再給我媽媽打電話了，也不要再聯繫她了吧。」辛琪說。

我後悔，沒有再堅持。就這樣，我錯過了再次和她說話、再次見到她的機會。

我也不知道，她生前得到的那個「良知寫作獎」的獎盃，躺在這個世界的哪個角落裏。而扣押這個獎盃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

辛琪在今年的10月去了意大利旅遊。她希望時間能安慰她失去母親的憂傷。辛琪長的很漂亮，但不知道是不是遺傳了母親，她的頭髮過早地白了。

在母親「七七」的那天，她請人為母親做了佛教的超度法事。她相信母親已經身在天國，或者是極樂世界。

我也相信。不管人世的坎坷如何，不管別人的評價如何。譚蟬雪在這一生，做了她想做的事情。

我也記起，她說過她早年的學生生涯。1949年，在廣西，她看到解放軍進城，聽說以後上學不要錢，而歡天喜地。她說，那時她很「革命」，是學校的積極分子，上了廣西革命大學，下鄉宣傳，演白毛女。

「那時非常年輕，稀裏糊塗，沒有自己的觀念。一直到1955年考上蘭州大學，學校裏有裴多菲俱樂部，在年輕人熱烈的討論中，思想才開始發生變化。」她說。

1956年，她上大二，在廣西做郵政小官員的父親去世了。她回家奔喪，回來在座談中說，老百姓都議論，「國民黨貪污，共產黨貪功。」一年後，她被打成了「右派」。

當年受張春元之託，託給她捎口信的王中一，如今也70多歲了。很多年，他在任何公開的資料裏沒有看到譚蟬雪的名字，為了找到她，費勁周折。一直到2012年的一天，他在書店裏翻書，看到關於敦煌的一套叢書，偶然看到譚蟬雪的名字，這才終於聯繫到她。

而我，當記者多年，一直在關注外面的世界，一直到2015年，才知道《星火》，才知道《星火》就誕生在我的家鄉——甘肅天水，張春元他們當年就在我家鄉的鎮子上生活、思考，最終走上為自由、為真理獻身的道路。

當我要尋找譚蟬雪時，是在香港的媒體工作者張潔平，告訴了我她的電話。在撥通她電話的剎那，我，一個後輩，終於和我家鄉那段苦難的歷史取得了聯繫。

歷史就這樣在人為的屏蔽中支離破碎着。那些故事，原本應該有最重要的篇幅書寫，如今，只是在殘存的片段裏。到今天，星火的故事並不為人所知。胡杰導演的紀錄片《星火》，在內地依然是被屏蔽的。而我，寫下這些文字，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在最為黑暗的年代，一些最勇敢的人，是如何去試圖「活在真實中」，並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附帶紀錄：

2016年劉賓雁良知寫作獎致辭：

「她是《星火》受難英靈遺願的託命人。她奔波求索，孜孜取證，為《星火》先驅招魂；使先賢的生命再起於歷史的灰燼之中。」

「她是被冷藏的《星火》思想在當代中國的代言人。《星火》群體在中國最黑暗年代的正直與犀利的思索，是點燃中國思想界的火種。」

「她是《星火》先賢精神的守護者。在那個暴虐、饑饉的暗無天日時代，《星火》群體挺身而出的殉道精神，是對中國先賢捨身取義之道的偉大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