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人民公敵》下架：百餘年前的戲劇經典，觸碰了何種當代紅線？

歷史學家穆紅是一個戲劇迷，她研究五四運動、熟識《新青年》雜誌，這本雜誌曾在1918年出版過《易卜生專號》，對國民革命年代的中國青年人影響深遠。也因此，她對易卜生（Henrik Ibsen）的戲劇相當熟悉。

2018年9月6日這天，她聽聞中國國家大劇院正在上演易卜生的《人民公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立刻就買了票前去觀看。穆紅怎麽也不會想到，自己看的這齣戲竟成了「未刪減絕版」。

9月6日，德國柏林邵賓納（Berliner Schaubühne）劇團來到北京巡演，表演的劇目是易卜生於1882年發表的劇作《人民公敵》。邵賓納劇團此次表演，對原著作出了較大改動，他們將故事發生的時間，從1882年調換到了現代。

與此同時，導演把《人民公敵》第四幕，改編成了一個與現場觀眾的互動環節——而正是這個頗為新穎的互動環節，導致了《人民公敵》被下架的命運。

《人民公敵》現場，到底發生了什麼？

穆紅坐在觀眾席上等待第四幕的來臨。

互動一開始，她就聽見翻譯對現場觀眾說，「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言論自由」。話畢，全場觀眾哄堂大笑。緊接着，翻譯又問，「大家對醫生有沒有好感呀？」——在該劇原版中，正是這位發現了溫泉浴場環境問題的斯多克芒醫生，成為了被劇中公眾出於自身利益、而反對批判的「人民公敵」。但弔詭的是，在中國國家大劇院，現場絕大部分觀眾都舉手表示「對醫生有好感」，「人民公敵」意外地被觀眾「愛戴」起來，氣氛異常熱烈。

這次在國家大劇院——一個與全國人民大會堂僅有一街之隔的地方——人們竟然直截了當地說出了對當下中國的不滿。「我當時驚訝得快要從椅子上掉下來了！」

面對觀眾對醫生的好感，翻譯又問「為什麽？」，於是接下來的一切變得不再可控——

觀眾紛紛舉手發表自己的意見——「因為他講真話」，「因為我們的政府一樣不負責任」，「因為中國的媒體也不講真話」，「我們也有環境汙染的問題」。

翻譯接着問道，「我們需不需要言論自由？」穆紅記得，台下所有觀眾，僅有一位回答說「我們需要言論自由，但不能妨礙國家」，而其餘觀眾一邊倒地高呼，「我們希望有言論自由！」

對於當晚的互動，穆紅更多的是驚訝。在她日常獲得的信息裏，中國的言論自由正在急劇收緊，審查也日趨嚴格。簡略回憶起來，就有余英時等人的書籍被列為禁書，甚至連《聖經》也在網購平台上遭遇下架。令她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次在國家大劇院——一個與全國人民大會堂僅有一街之隔的地方——人們竟然直截了當地說出了對當下中國的不滿。「我當時驚訝得快要從椅子上掉下來了！」穆紅告訴端傳媒。

從劇場出來，她開始擔心戲劇接下來的演出可能會受到影響。果然，她的擔心得到了應驗。

首演結束後的當晚，國家大劇院領導立即與邵賓納的執行導演托比亞斯·費特(Tobias Veit)召開商討會議，要求劇團方面能刪除互動環節。而事實上，現代版《人民公敵》改編的亮點正是觀眾互動環節，許多年來，該劇團都是這樣在世界各地巡演——劇團方面不願在中國開此「被審查」的先河，雙方僵持不下。在經歷了漫長的討論後，雙方終於達成了妥協：劇團刪節掉與觀眾互動的環節，劇院立即停止售票，但劇團可以告知觀眾情況。

「只有在這種虛擬的場景中我們才有那麽一次投票的機會……但更悲哀的是，即使是在劇場裏，在一個虛擬的場景中，我們也不允許哪怕是以最虛無的方式，說出『言論自由』四個字。」

首演風波之後，網友林木木和穆紅一樣，也預感到這極有可能是該版《人民公敵》在中國的最後一次演出。於是他立即前去網站購票，希望能看到最後的演出。而彼時，國家大劇院售票渠道已經關閉，所幸他在其他網站淘到了餘票。

於是，在他觀看《人民公敵》的當晚，戲劇中的互動環節已被刪減。但在劇中斯多克芒醫生演講完後，一名演員朝向觀眾表演，「誰贊同這位瘋狂的極端分子的話？」台下觀眾還是幾乎全部舉起了手。

但之後的提問環節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演員的一段陳述，大意為「這裏本來應該有一個觀眾和角色對談的環節，但是現在沒了，我也不知道對你們來說，這是一個好消息還是壞消息。」演員說完後，全場陷入了「尷尬的沈默」。

林木木回想起來，整件事真是一場莫大的諷刺，事後他在其博客中寫道，「只有在這種虛擬的場景中我們才有那麽一次投票的機會……但更悲哀的是，即使是在劇場裏，在一個虛擬的場景中，我們也不允許哪怕是以最虛無的方式，說出『言論自由』四個字。」

觀看了最後演出的林木木終究是幸運的。不久之後，即使是刪節版本的《人民公敵》也未能逃過下架的命運。原定於9月13日、14日於江蘇大劇院上演的《人民公敵》劇目遭遇下架，官方給出的原因是「舞台技術原因」。但這個理由似乎不能說服劇團和觀眾。

費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即使沒有舞台設備，臨時做一些調整也可以演出。」但江蘇劇院官方還是拒絕了劇團的演出。而觀眾，則更加不相信這套說辭，當被問到是否相信「技術問題」時，穆紅說：「『技術問題』當然不相信。」林木木則冷笑道：「呵呵，得有多相信國家相信黨，才會相信這個『技術原因』啊！」。不久前，導演賈樟柯的電影《江湖兒女》在山西點映同樣說是「技術問題」而被取消，在林木木看來，「技術問題」已經是當下審查的最標準托詞。

如一個隱喻般，南京市在取消《人民公敵》演出後，9月10日，該市又召開發布會，稱計劃於10月4-5日，上演中國文革期間的著名樣板戲《紅燈記》。雖然兩處劇目並非在同一個劇院上演，但兩件事一前一後，接踵而至，一個因政治問題遭遇禁演，一個因「政治正確」而備受推崇，也迅速引起中國網友的不滿。一位憤怒的網友評價道，「真不配擁有一點兒好東西。」

百餘年前，易卜生在創作《人民公敵》時不可能知道，這一部劇作會與136年後的中國產生如此強烈的互文與對照。林木木告訴端傳媒，劇中的「幾乎每一個情節，我都覺得是在講中國的當下。」而尤其是在遭到下架之後，這種奇異的互文，變得更加貼切。

「那一幕成為了出口」

1881年，易卜生發表了劇本《群鬼》，在當時，這本著作觸及到了很多社會禁忌，諸如梅毒和亂倫等問題，遭到了當時公眾的猛烈抨擊。謾罵和詛咒充斥着報刊，以至於蕭伯納曾幽默地總結說，如果把這些對易卜生的謾罵記錄下來，可以作為一部《詛咒語言大全》。不少學者認為，正是因此，易卜生才在一年以後寫成了《人民公敵》，他將斯多克芒醫生作為自己的替身，還擊那些辱罵詛咒的輿論。

《人民公敵》這部劇目，大致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主人公斯多克芒是一個小鎮浴場的醫官，他和他的哥哥皮特——也是當地市長，共同發展一個溫泉浴場，浴場逐漸成為當地最重要的經濟來源。但在調查中，他發現溫泉的水遭到汙染，來浴場休養的旅客反而會感染傳染病。於是斯多克芒把相關情況報告給他的哥哥，希望作為市長的他能處理汙染問題。但市長因為處理汙染要花費大筆資金，以及可能會影響小鎮未來的聲譽，因此對斯多克芒的請求置之不理，而當地媒體為了自身利益，也幫着隱瞞消息。

在劇本的第四幕，投訴無門的斯多克芒只得舉辦公民大會，意圖直接將真相告知市民，而諷刺的是，市民因為指望着浴場給其帶來財富，拒絕了斯多克芒的說法，並斥之為瘋子——以及「人民公敵」。到此時為止，無望的斯多克芒說出了最為著名的一句話，「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

「幾乎每一個情節，我都覺得是在講中國的當下。尤其是市長汙名化醫生，然後醫生被人扔水彈的一幕。這簡直就是現在中國，每一個敢於說出真相的人的下場。」

此次邵賓納劇團改變原著，最大的爭議正是來自於第四幕，他們將第四幕中的斯多克芒醫生與劇中市民的互動，改成了與現場觀眾的互動，意圖將觀眾們的反應融入戲劇。

戲劇原著本身的解讀就是多元的，在加入了觀眾互動環節之後，解讀就更加多元。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教授何一梵向端傳媒介紹，在討論這部劇作時，學界主要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斯多克芒醫生是易卜生的代言人，認為劇作是寫實主義/理想主義/個人主義的三位一體的表達；另一派則認為，此部劇作的立意與19世紀末、20世紀的哲學思潮有關。亦即是說，戲劇作為藝術，並非是政治性的，而是多元複雜的。

在中國國家大劇院的官網上，至今還留存了對邵賓納版《人民公敵》藝術總監托馬斯·奧斯特瑪雅（Ostermeier）的採訪。他說，此次劇目呈現了一個利益至上的經濟世界，反思了金錢當道的社會現實與自我存在價值之間的關系。他追問道，「如果一切都以經濟利益為出發點，那麽我們這個時代還會剩下哪些真相？」

「戲劇不是真實發生的東西，但是它會反映現實。台下的觀眾很可能將自己身上曾經發生過的事、他們認同但沒法表達出來的想法，投射到了角色身上」，何一梵說。在巡迴演出的過程中，劇團成員們也留意到，不同國家所反映出的不同的戲劇文化，比如：雅典的觀眾沒有任何討論政治的欲望，土耳其沒有觀眾參與的傳統……

但何一梵沒有想到，這些對戲劇本應擁有的多元解讀，在中國語境中，竟然被壓扁成了單一的呼籲言論自由和反對政府的問題。

「中國人太需要一個可以表達政治意見的空間，也太需要一個可以支持正義的機會了。在現實中，這些聲音都是被淹沒、被和諧、被刪除、被消滅的……醫生那種為了捍衛心中的正義，而不惜與全人類為敵的形象，代表了很多人心中的幻想與衝動。」

當演員面向觀眾席，問出「誰贊同這位瘋狂的極端分子的話？」的台詞時，林木木在當天也舉手了。他告訴端傳媒記者，「幾乎每一個情節，我都覺得是在講中國的當下。尤其是市長汙名化醫生，然後醫生被人扔水彈的一幕。這簡直就是現在中國，每一個敢於說出真相的人的下場。」

近幾年來，中國一系列記者、律師和企業家鋃鐺入獄，有的人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甚至被逼在央視認罪。這些被官方操縱的「真相」，公眾未必買單，只是他們沒有任何出口，將憤怒與不滿表達出來。終於，在《人民公敵》上演這天，觀眾們抓到了這個發洩與表達的機會。

林木木說，「中國人太需要一個可以表達政治意見的空間，也太需要一個可以支持正義的機會了。在現實中，這些聲音都是被淹沒、被和諧、被刪除、被消滅的。我們沒有言論自由，這種無力感是支持醫生的動力，與其說觀眾是支持他，不如說是想通過支持他，來表達對當權者的憤怒。所以醫生說的那些模棱兩可的話，觀眾究竟有沒有懂其實並不重要。醫生那種為了捍衛心中的正義，而不惜與全人類為敵的形象，代表了很多人心中的幻想與衝動。」

游富凱是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後，他曾在北京生活多年，對中國戲劇在近年來的變化多有研究，曾做過中國當代戲劇發展的相關講座。游富凱告訴端傳媒記者，「觀眾們的行為很可能與長期壓抑與沒有表達渠道相關」。

「壓抑不會消失，而是不斷積累，只要得到一個出口跟管道，被壓抑的情緒就會被釋放出來。」當戲劇開始後，劇場大燈熄滅，黑暗中觀眾開始凝神觀看舞台營造的世界，「會營造出一種安全的氣氛，這可能會給觀眾造成一種『玩』的心態，而那一幕，恰巧成了人們發泄憤怒的出口。」

歷史學家穆紅對此次事件也頗為感慨，她對端傳媒說：「那天給我的反應是，社會和國家是兩個東西，社會那麽（需要）自由，當時是在國家大劇院裏面呀！要我說，民智已開。」

不斷出「政治問題」的「易卜生主義」

中國人與劇作家易卜生淵源甚久。

在不少研究評述中，易卜生被看作是對中國新文化運動影響最大的外國人，他的地位之高，甚至以外國人的身份奪走了「中國戲劇之父」的名號。早在魯迅留學日本期間，他就曾撰寫過兩篇論文，稱揚易卜生的個人主義精神。只是文章最初發表在日本，對其時國人影響甚微。

易卜生真正產生影響之時是在1918年，胡適等人在《新青年》雜誌發表了《易卜生專號》。其中胡適的《易卜生主義》，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文化陣營的「易卜生觀」。

他寫道，「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時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儀之幫，明明是贓官汙官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要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娼女盜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旨在他肯說老實話，旨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

易卜生譯介後不久，人們「觀念的水位」很快得到提升。這甚至推動了「問題小說」、「問題戲劇」（The Problem Play）的興盛。這種力量自然也觸動到了當局的神經，自易卜生劇目引進中國以來，禁演、臨時取消等事件就接連不斷。

在胡適看來，易卜生的可貴之處有三，「一是實行寫實主義；二是強調個性獨立；三是主張充分發揮個性。」《易卜生專號》發刊之後，胡適等人也大力將易卜生的劇目推廣到中國，形成了五四時期蔚為可觀的「易卜生熱」現象。

游富凱認為，胡適之所以選擇推出易卜生的劇目，與當時中國的社會狀況密切關聯。告別有清一代，民國草創，戰亂頻仍，當時的中國社會仍有深刻的保守傳統，現代改革難以推行。胡適亦曾希望，找幾位女性排演他當時撰寫的獨幕劇《終身大事》，結果由於劇中的角色田女士自由選擇愛人，諸演員竟然無人敢扮演。面對此種社會狀況，胡適等人希望用易卜生的劇作，去打破桎梏。

果然，易卜生譯介後不久，人們「觀念的水位」很快得到提升。這甚至推動了「問題小說」、「問題戲劇」（The Problem Play）的興盛，諸如歐陽予倩的《潑婦》、冰心的《斯人獨憔悴》等問題劇作、問題小說如雨後春筍般生長出來。他們關心社會問題、家庭問題、倫理問題以及心理問題，成為推動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股強大力量。

這種力量自然也觸動到了當局的神經，自易卜生劇目引進中國以來，禁演、臨時取消等事件就接連不斷。1924年12月，北京念六劇學社再次演出了《娜拉》，並採取了當局禁止的男女合演形式，在演出過程中，警察突然出現干涉，要求終止演出；1927年12月，《人民公敵》準備在南開中學的校慶紀念日演出，但在演出即將到來時，劇名引起了當局警惕，天津軍閥褚玉璞勒令南開中學取消該劇的演出。

而到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文藝界認為「藝術必須直接服從於政治」，而已經成為「新中國敵人」的胡適，他提出的「易卜生主義」被指宣揚個人主義，是「極左」思潮，一時間成了社會的「萬惡之源」。在這之後，中國人對易卜生避之不及，一直持續到文革之後。

事實上，在毛澤東的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後，易卜生劇作因為「政治問題」而遭到冷落，而在2014年10月15日，中國也再次召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發生在中國的「易卜生往事」，皆已過去近100年，但易卜生劇目遭遇禁言的戲碼又再度上演了。

「聽到邵賓納劇團的事，我覺得既難過又諷刺，難過在於僅僅是舉手表達自己看法這樣一種形式，都沒有辦法接受。諷刺在於，好像這個社會沒有在進步」，游富凱說。

劇場鬆動了觀眾的靈魂，一個人有改變的可能

易卜生出生於挪威，被稱為現代戲劇之父。在易卜生之前，戲劇更像是單純的娛樂消遣的行業，並沒有被附帶過多嚴肅的現實社會意義。但在易卜生出現之後，一種新的編劇方式被開創出來，他挑戰傳統舊式觀念，為底層人民發聲，這讓知識分子看到，通過劇本其實可以探索很多美學、社會學和具備深刻現實意義的議題。

挪威人易卜生創作的時代，正是處於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時期，歐洲社會價值整體保守，這種保守的世界觀不只影響歐洲，又隨着英國海外殖民地的建立，在世界各地傳播開來。而易卜生的很多劇本，被認為觸碰到維多利亞式社會價值觀的禁忌，因此他在歐洲引起了很重要的回響。

「硬邦邦的意識形態，深信不疑的價值和信念，一旦受了戲劇的『病毒』的感染，被鬆開了之後，一個人就有發生改變的可能。而透過這種改變，很奇怪，社會反而會進步。」

易卜生寫實主義的編劇方式以及哲學觀念，也深刻影響了其後諸多劇作家、小說家、社會改革者乃至心理學家。在他之後，瑞典劇作家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美國劇作家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等人也登堂入室，在世界範圍內拉開了現代戲劇的帷幕。

易卜生所造成的影響力，不止於現實主義作家。意識流巨著《尤利西斯》（Ulysses）的作者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在其青年時期也曾專程學習挪威文，只為能閱讀易卜生的原著。擔任過喬伊斯秘書的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名劇《等待果陀（戈多）》（En attendant Godot），儘管遠離現實主義題材，但卻在開放式、不提供答案的劇作結構上，延續了易卜生所開創的道路。

「現代文學、現代戲劇有很多重要的作家，他們創造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但如果要追溯他們的原點，都會追到易卜生身上」，何一梵告訴端傳媒記者。他感到悲哀的是，「看到邵賓納的《人民公敵》，很好的劇本，很好的劇團，這個文化交流是應該要繼續推動下去的。這對北京的觀眾，對德國的劇團，都有好處，我真的希望這次事件，不要影響到之後的文化交流。」

對長期致力於戲劇教育的何一梵而言，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不容小覷，它可以讓人們看到世界一流作品的樣子，能夠便於劇團和學者都「站在巨人肩膀上」，更好地發展戲劇；而更多的是，對於普通觀眾而言，他們能夠通過觀看世界一流作品，來滿足審美，提升心靈，「這樣的機會在台灣來說很少，而大陸有財力支撐這樣的活動」。

「拿台灣來說，台灣的現代戲劇是一個傳統底蘊很窄的地方，又有很大的商業壓力，做劇場的都很容易餓死。先天的劇場文化底蘊薄弱，後天受到市場機制的影響，越來越要跟商業妥協，很難有很好水準的作品，但是國外英國、法國、瑞典，他們有很好的文化和戲劇底蘊，他們也有國家劇院贊助，可以讓當代一流導演、編劇、演員合作，可以完成很好的作品。能夠邀請到這樣一流的劇作來，我真的替北京的觀眾感到福氣」，何一梵告訴端傳媒記者。

但邵賓納版《人民公敵》遭到禁演後，人們對整個中國的戲劇文化都開始擔心起來。林木木認為，戲劇本來一直是小圈子的事情，審查比較鬆，此次事件之後，說不定會影響其他外國戲劇在中國大陸的上演。

何一梵則希望能給創作人多一點自由，因為「劇場從來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劇場很容易用氣氛感染觀眾，也可以被拿來跟社會對話，甚至是一種挑釁」。

「戲劇會鬆動觀眾的靈魂，劇場裏面，我們靈魂的武裝是卸下的，所以一部戲劇就像在我們的心裏面埋下一個『病毒』，它會癱瘓掉我們原來固執的想法，價值，意識形態，就像得了感冒的人會癱瘓掉一樣。硬邦邦的意識形態，深信不疑的價值和信念，一旦受了戲劇的『病毒』的感染，被鬆開了之後，一個人就有發生改變的可能。那些平時我們在辯論裏面，最難被說服、最難被鬆動的部分。你用辯論很難去說服他，但是如果你送他去看一齣好戲，他可能會被改變。」

「而透過這種改變，很奇怪，社會反而會進步」，在採訪最後，何一梵告訴端傳媒。

（應受訪者要求，穆紅、林木木為化名）

（李由，記者，自由撰稿人）